第37章
“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
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
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话说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7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 1957年6月8日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谈话，就发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3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4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1957年6月10日
毛泽东又批示道：“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新、藏不发。”
6月12日，毛泽东将5月15日撰写并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了姚文元发表在6月10日《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接着，他对吴冷西谈起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还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他又抑扬顿挫地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诵罢，毛泽东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锽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说着，他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还说：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他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小平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人民日报》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人民日报》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则转发姚文元的文章的新闻导语，和毛泽东撰写的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二者照录如下：
【新华社14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本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
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改，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刊发问世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摘要如下：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3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快，3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丰富。”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地进攻。”“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8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
许志行是在6月21日下午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了前门的招待所里。
许志行在书房里刚坐下不一会儿，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便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他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眼前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在长沙一师附小教过他的老师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6月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先生到了中南海。
冒广生，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字鹤亭，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期间，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勅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建立后，陈毅聘冒广生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他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间，冒广生应陈毅之请，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又采访他，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也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到访，冒舒湮忙迎上去。周恩来握着冒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周恩来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广生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到了与冒广生有交往的六叔父周嵩尧，他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陆军上将，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1920年10月12日夜晚，突然离奇死于督署内——笔者注）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冒广生听周恩来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道：“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周恩来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广生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周恩来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广生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周恩来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说罢，他顺手取过茶几上冒广生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说：“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他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周恩来风趣地说。他还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毛泽东便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冒广生在儿子冒舒湮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话间，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冒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冒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冒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赠送给了毛泽东。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欲知毛泽东在此后的整风中有何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耄耋老人冒广生寄语毛泽东：“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此话堪称至理名言。后来的历史走向竟然不幸被冒老先生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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