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理论及相关方法资源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到性别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开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社会再生产问题”，并认为解决社会再生产问题是促进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之一。目前，这一“再兴”的理论逐渐为国内学界关注，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分析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变迁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视角。但是，对于中国情境下使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局限，以及基于中国经验拓展和重构该理论的可能，讨论得还不够透彻。《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联合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共同策划“生育、照料和社会再生产”学术工作坊，特邀5位专家学者基于中国情境的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和经验研究，与该理论进行对话，探讨“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国内兴起的动因、中西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力，以及在中国情境下拓展该理论、处理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可能路径，进而推动中国性别平等事业发展。兹编发如下，以飨读者。
——《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
简介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共和国妇女史、中共妇女工作史。
正文
一、社会再生产危机:为何讨论?如何认知?
这几年《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组织工作坊有一个特点,就是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那么,我一直在想编辑部为什么要组织这次“再生产”的圆桌讨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下女性在再生产领域面临的困境:密集母职;三孩政策下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兼顾问题;生育率下降但女性不生、少生的问题;少子化时代的养老问题;等等。若把视野从女性扩展到全社会,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危机感几乎是全社会的、弥散性的。这几年,一些人口学概念如总和生育率、人口替代率等成为热点名词,表征着社会整体气氛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担忧。前些年老一代的催婚催生、对于家庭延续的深层渴望,这两年不婚少生现象取代房价成为人们日常聊天的谈资,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再生产危机在个体与家庭层面的一种反映。但这种反映经常被理解成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文化冲突,而非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从文化观念出发的对应之策,容易把矛头对准承担着生育功能的女性——怨其不生,把怨气推向倡导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义思潮。这部分助生了对于独立女性与女性主义的污名化,也遮蔽了对于产生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结构性原因的分析。
正因为再生产与女性的密切关联,再生产领域一直都是妇女/性别研究的传统领域。相比于文化视域下的“女性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研究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影响,强调女性家庭内的再生产劳动与生产体系以及社会(自身的)再生产——社会秩序与社会体系自身的再生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性别化分工的理论框架揭示出再生产劳动的女性化,同时赋予女性在再生产领域的活动以“劳动”的性质,从而使女性在私域/家庭内的劳动不再是“爱”的名义下的无价值劳动,而是维持家庭外的生产劳动与社会体系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社会领域,从而使私域的劳动具有了公共性价值。近些年劳动社会学的研究进展,使得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照料劳动、亲密劳动等在“劳动”的视野下被看见。性别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推进,分性别的统计数据使女性在再生产领域投入的时间/贡献得以量化。经验研究、过程性研究使职业女性“双肩挑”的困境以学理的方式客观地被言说,如女性的时间贫困、双重负担、晋升时的“母职惩罚”等都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研究作支撑,并揭示出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再生产劳动的无酬与低酬状态。
学术生产、公共讨论、社会运动使原本遮蔽于私域的个人经验具有了普遍性和结构性的意义。一方面,这些活动促进了在文化和意识层面对于女性在再生产方面贡献的承认;另一方面,对于再生产劳动的公共性和结构性意义的承认,也推动了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改善。同时,最初具有政治动能的知识生产,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使认知定型化甚至“常识化”了。对于再生产问题的成因与对策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与思维定式,以及一个共享的分析框架:性别化的劳动分工。解决问题的方案似乎也有了既成的答案:一是寻求通过国家福利政策改善妇女的处境;二是通过文化运动——解构与建构的双向运动——解构厌女文化、建构性别宽容与性别平等的意识形态。可称之为“承认+再分配”的方案。所谓“承认”,就是在既有社会结构下承认妇女在再生产劳动方面的贡献,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寻求文化层面的变革。“再分配”是指在承认的基础上,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对妇女在再生产方面的贡献或者对因再生产劳动而(在职场)间接受到的伤害与损失进行补偿,当然各国具体的社会政策与福利政策是多样态的。“再分配”实质就是在经济与物质层面的改善。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我们对于再生产问题的思考似乎并没有走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家务劳动有酬化运动所开拓的思考方向。
“承认+再分配”的研究思路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于再生产——当下与历史的——研究(包括对于集体化时期再生产领域的研究)。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研究,或明或隐地带有历史比较视野,有着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隐秘冲动。对当下中国社会再生产领域因市场化带来的个人困境、家庭负担与社会问题的关切,推动着对于集体化时期再生产领域的历史考察,后者或多或少扮演着对国家借古喻今式的政策倡导功能。在对集体化时期的历史想象中,国家/单位承担着再生产的道义责任。在单位制下,单位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单位成员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再生产责任。在农业合作社,也曾探索过托幼、食堂、缝纫组、医疗等再生产领域的实践。所以,对集体化时期再生产领域的历史研究,实则与社会学研究共享着基本分析框架(性别化分工)与对策思路(承认+再分配),二者在基本认知与思考方向上是相通的。换言之,历史研究有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化,这种研究路径很可能是去历史化、理论先行的。所谓的“去历史化”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对于西方第二波女性运动下的再生产/家务劳动有酬化研究缺少历史化的认知,包括对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中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诞生的西方社会经验的历史缺乏足够了解,而把它抽象化为具有普适性的指导理论;第二,对于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研究,同样缺少对于这段历史在地的具体化(纵向长历史+横向各类关系内)的整体理解,容易去历史化地把研究视线聚焦到某一具体的研究对象,比如就托幼谈托幼、追求量化数据的呈现、隐晦地呈现出线性史观下的历史目的论,这也造成了集体化时期再生产研究中一个无法言说的理论困境。据我个人的浅见,这种理论困境的实质是认知困境,是陷入理论迷思后的自我设限。摆脱理论困境,不是用更“前沿”的理论来替换“旧理论”,而是在认知上需要进行调整,摆脱理论先行,尊重在地历史,尊重历史中生活的人,进行重新的历史化。重新历史化,需要在中国长历史的脉络中理解集体化时期的那段历史,具体地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单位、家庭、个体的行动逻辑。在新的制度环境、悠久的文化传统、复杂甚至冲突的伦理处境、个人/家庭的资源状况等具体条件下,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主体的行动选择及其历史化的主体性。
简言之,从认知的角度,要摆脱历史目的论,不是从现在看过去,而是要从过去看现在。历史是从过去一步一步走来的,应进入历史脉络,贴近历史主体的真实处境,回到历史主体的真实生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重建从生活出发的知识。努力从“去历史”的历史研究中拯救历史、重建历史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理论,学术表达不可能离开概念与理论,而是说不要理论先行,应扎根经验实践,从真实生活中寻找有效的表意概念。这一概念既可能只是历史性概念,只有具体时空下的解释力,也可能具有超越具体历史的理论解释力,二者并不冲突。但是,清晰地意识到经验研究(实然)与理论研究(应然)的界线仍是必要的。比如,在再生产领域的研究中,“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是我们熟悉的支配性分析框架,可以说,通用于经验研究与批判理论,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理论先行,可能对研究对象所处的不同历史时空下具体情境的差异缺少足够敏感。当差异在超历史的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统一起来,性别压迫就容易变成抽空了具体生活内容的超历史超时空的理论指责,这反而钝化了理论锐度及其说服力。
二、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多样态:内在于历史的历史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再生产”的理论概念[1](P59),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与劳动异化的分析逻辑运用到家庭领域,发展出“家务劳动”的概念,强调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的“生产者”角色,论证家务劳动的“生产性”的特质。即,家务劳动对于恢复劳动者(丈夫)的劳动力与培养未来劳动力(孩子)的贡献,论证女性从事的再生产劳动对于资本主义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性,从而让女性在家庭领域的再生产劳动得以被看见,家务劳动的无酬性也让女性劳动被剥削的性质得以呈现,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至于剥削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是父权还是资本主义,压迫的根源是一元(资本主义父权制)还是二元(资本主义制度+父权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两个流派的理论分歧所在。笔者不想进入这场理论讨论。但是,充分意识到第二波女性运动社会思潮中对父权制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1](P59),不仅在理论上密切关联,而且具有相同的历史经验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种理论既是对理论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经验反映,问题意识也是受自己的理论关切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经验来源,是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再生产体制,经验层面的西方中心的特点非常明显,特别是再生产领域的家庭主妇化的经验,是父权制批判的经验基础。就理论关切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所以,“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有明显的“生产中心”的理论特征,除了回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经验外,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关注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从历史化视角出发,就存在以下几个需要追问的问题。“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再生产体制是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本质存在,是否是唯一的标准样态?应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批判理论及其分析框架,能否平移挪用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分析?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有效性与有限性?哪些方面的分析是有效的?哪些方面的分析是无效的?在理论范式有效性的基础上,能否发展出多个分析框架?
(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历史类型
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最起码可以分为三种生产—再生产的历史类型[2]:第一种是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第三种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化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家庭主妇化是国家管理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产物。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利用妇女儿童的廉价劳动力,把妇女儿童吸纳进工厂矿场,但同时把再生产留给生产者个人,从而制造了穷人/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这一状况也让资产阶级对于“家庭的毁灭”和无产阶级妇女的“去性别化”产生了道德恐慌。国家管理的福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应对前一历史阶段再生产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的诞生是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背景下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福特主义下的家庭工资制、女权/民权/工运等社会运动对于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进,等等。南希·弗雷泽还特别指出,正是由于核心—边缘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存在,才能使资本主义核心地区对社会再生产的保护成为可能。“男主外,女主内”的现代核心家庭、强化性别差异的意义系统,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处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再生产危机中创造出的一种新体制。福利资本主义缓解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危机后,新的再生产危机又在内部逐渐形成。滞涨、制造业利润率下降等危机,引发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转型,与20世纪60年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解放政治一起,合力推动国家管理的福利资本主义滑向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本土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后工业社会来临,劳工运动式微,国家福利减撤,工人工资相对降低,传统再生产领域的商品化——以前由妇女无偿劳动提供的使用价值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使个人/家庭的消费信贷持续扩大。金融资本主义下个人与家庭在债务制约下,双薪家庭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弹性工作、零工经济、低工资不稳定的非正规经济吸纳了大量的底层妇女劳动力。新自由主义不仅使再生产领域商品化、资本化,不同层级的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存在,妇女内部阶级分化的加剧,进一步形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照料链条和全球层级的照料链条。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个人/家庭依照自己的资源对于生产—再生产进行组合以应对挑战,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并不存在持续的单一模式。对于整体社会而言,不同类型的生产—再生产体制是同时存在的。
南希·弗雷泽历史化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去除认知上的一种固念,“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再生产体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唯一的本质化标配。家庭主妇主导再生产领域、产业工人主导生产领域的状况,只是福特资本主义时代家庭工资制下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再生产体制
中国社会的生产—再生产的组织方式发生过巨大的历史变化。伴随中国的工业化,新中国生产企业的再生产体制经历了从“去家庭化”“单位化”到“私人化/再家庭化”的鲜明的历史阶段。董一格的研究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集体化时期工业企业的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的变迁,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生产—再生产的关系也不是均质化本质化的存在。肖索未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再生产体制历史变迁的研究揭示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接续与断裂,特别是衔接两个历史阶段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社会化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是蕴含着各种历史可能性的阶段。苏熠慧与李洁的研究展示了市场化时期的再生产实践。
先不讨论长历史中中国社会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历史变迁,本文暂时聚焦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问题。回到上文提出的问题,探讨在将诞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语境时,哪些方面是适用的,哪些方面是不适用的。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追求工业化,都建立了大生产体制。以生产为中心的视角、服务于生产的再生产方面的安排,都是为了解决劳动者的劳动力恢复与未来劳动力生产的问题。再生产对于维持生产以及社会生产体制自身的再生产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如果讨论再生产与生产的关系,“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是成立的。在此理论框架指引下,对于集体化时期再生产的研究也往往聚焦于承认和再分配两个方面。从承认政治的角度来看,在集体化时期,国家承认工人家属的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模范家属被表彰,工人家属也被承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从再分配角度来看,工人再生产方面的部分需要是由生产单位制度化提供,比如食堂、澡堂、托幼、医院、文化娱乐等。工人家属也被组织起来在工人社区提供家务互助[4],但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很大程度上仍是无酬的,生产—再生产的性别化分工的情形仍然是显性存在。就此而言,通过呈现女性在再生产领域的劳动贡献,论证妇女(包括家庭妇女)对于社会主义工业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是有效的。
但是,依据“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从“以生产为中心”的视角来考察社会主义生产体制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呈现的是服务生产的同质性,以及解决程度的历史阶段的差异性,识别不出二者的差异。回顾自己的研究,我曾经依据生产—再生产的理论逻辑,把生产与再生产的组织方式的不同理解成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与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本质区别,一度认为资本主义是把生产与再生产进行二元分离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是把生产—再生产统一处理的社会体制。当富士康宿舍体制被揭露出来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本质化的认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历史经验上是简化的。南希·弗雷泽内在于西方社会历史脉络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再生产体制是依据历史条件不断发生变化的,并不存在一种由本质规定的历史类型。
这几年,我不断地对自己的认知进行反思和调整,不断提醒自己不可带着先验理论框架进入历史,尽量避免让先入为主的预设框定自己的认知,以免造成对于历史经验的简单化甚至浪漫化的理解。但是,认识论原则上提“历史化”容易,实操则很困难。在准备这次圆桌讨论的过程中,有一天我领悟到,还是因为不自知的理论先行遮蔽了一个最浅显的历史事实:新中国创建集体化的生活—生产体制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这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指向根本不同之处。如果说批判理论的本质特征是解构,那么,集体化时期的时代特征是建构。我对集体化时期的家庭劳动的国家话语[3]与家属工作[4]进行研究时,虽心存揭示中西差异的努力,如家庭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区别以及在承认政治的层面上揭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异,但坦白地说,当时的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都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引,或聚焦于再生产劳动女性化的特征,或聚焦于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对于生产体系的功能以及对于社会积累的作用,并未超出生产—再生产的理论范式,而是深受其引导。前面已分析过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部分,这里并不是要全然否定过去研究的有效性,而是希望通过调整认知,发现这一理论范式遮蔽的部分,打开新的研究视域,找到新的思考方向。
董一格在报告中提到了集体化时期单位体制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我们都知道,当年生产单位中有工会,还有一名副厂长要抓生活的。当年的研究中,我被话语层面显而易见的生产中心的话语吸引(也符合理论预设),持“以生产中心”的视角,把“生活”只是理解成服务于“生产”的再生产,未能深刻理解“生活—生产”与“生产—再生产”之间的微妙区别。机缘巧合,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接触到延安时期,逐渐认知到“群众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以及“从群众生活出发”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妇女解放运动之间的关系。此处值得强调的是,“从群众生活出发”的提法远远早于集体化时期,是在中共革命的历程中逐渐形成的,苏区、边区的政策中都有所言及与体现。到了延安时期,伴随群众路线的理论化、制度化,“群众生活”已经是一个政治概念。当然,与“群众生活”相通的“民生”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至今,国家要对群众生活负责的观念依然深入民心。所以此处要强调的是,“生活”/“群众生活”在中共革命实践与革命理念中是一个独立的政治概念,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集体化时期“抓生活”的概念远远不是生产—再生产结构中为生产服务的“再生产”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关注重心在于“生产”之外,一个现实原因是在既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体系”的革命性重构的不可能性,所以建设的对象是政治层面的“再分配”与文化层面的“承认”。但对于新中国而言,中国革命是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社会革命,“生产”与“生活”同时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对象,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与过程。所以,当我们的问题意识从“经济”转向“社会”时,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变成:集体化时期的“生产”与“生活”对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什么?生活于其中的具体的人是如何通过生产、生活等具体的生活实践感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把问题从“经济”转向“社会”,一是能拆解“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主义/功利主义的思考方向,把再生产的意义与价值从劳动价值论束缚住的意义中拯救出来。在“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中,再生产的意义与价值是通过其对于“生产”的作用而获得的,对再生产劳动的承认与再分配都是基于此。在此理论逻辑下,与生产无关的再生产,在社会中往往是低价值甚至是无意义的,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中也是低价值甚或不被看见的。以生产为中心的集体化时期,事实上也存在着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等级,以及不同形式再生产劳动的等级,这些都是根据与“生产”的关系来确定的。拆解之后,我们的视线从生产中心解放出来,就可以更多地看到集体化时期日常生活中非生产性部分或者说溢出为生产性服务的那部分对于个人生命与社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即使通过服务于生产而联结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除了服务于生产的功能性部分,还有功利价值之外的溢出部分同样值得我们去细致地理解、体会与整理。二是理解了那些溢出部分,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工人及工人家庭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以及单位制解体之后的复杂情感,同时有助于我们打捞、整理和转化集体化时期“组织生活”的经验,以及对于当下社区建设/社会建设的意义。比如,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故事——工人家属区拆迁、老工人们住进商品楼后,仍怀念当年的老街坊;网络里热烈讨论并引发强烈情感共鸣的工厂大院里的篮球场、照明灯、大礼堂、露天电影、桔汁汽水、筒子楼里的蹭饭互助等。当我们的研究视线从“生产”转向“生活”时,再回到历史场景重构当年工人新村/工人家属区的生活史,研究的意义就不只是怀旧,而是被重新激活的历史经验。
刚才通过反思自己的研究,我逐渐认识到,因为理论先行,集体化时期再生产研究中“建设新社会”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可能被遮蔽了;其间,还有一个反思是,逐渐认识到“家庭”可能也是被遮蔽的另一个显在的历史事实。在“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下,尽管研究焦点关注妇女家庭内的无酬劳动,但隐含的研究对象是“个体妇女”(比如,我自己研究中的“家属”)。前文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经验基础是核心家庭中的“家庭主妇”。当我们挪移这一分析框架时,无意识地把核心家庭与“家庭主妇”的想象平移过来了。此外,家庭有意无意地被理念性地理解成一个空间,而且是阻隔妇女走向公共生活的压迫性空间。研究没有真正地进入真实的家庭生活,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以相互责任与情感为内容的伦理实体。尽管新中国的单位制可以说创生了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单位也制度化地承担了工人部分的再生产,但在物质匮乏的历史条件、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下,工人的再生产很大部分仍然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只是这个“家庭内部”往往会超出核心家庭与性别化分工的范畴,甚至超出工人社区,在更大的社会关系中联结起来。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问题,并非家庭空间与生产空间、男性职工与家庭主妇之间的拉扯,甚至也不只是在“家庭空间”与“生产空间”之间加入一个“家属区”,而是跨越城—乡的扩展式大家庭关系。当把研究视线从制度安排转向工人的日常生活时,我们就能看到工人在安排再生产活动方面的复杂性。比如,同一个工厂中,双职工家庭与单职工家庭(工人+家属)接受的托幼服务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个子女的照料方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多子女家庭并不一定能负担所有子女的入托。各个家庭会根据家庭资源安排子女的养育方式,子女中有入托的(全托或日托)、有寄养到祖辈家庭的、有寄托给邻居的、有农村亲戚(往往是年长女性或是家庭中未上班的年轻女孩)来帮忙带孩子做家务的,等等。每个家庭都是根据各自的资源进行生产—再生产的整合,养育方式并非均质化存在。这里所说的“家庭”并非社会学分类概念上的核心家庭,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家庭,而是中国人伦理认知上的扩展式“家庭”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以生产为中心的视野,其关注焦点多在“两种生命”的生产上,所以,对于托幼(未来劳动力的生产)更为关注,但对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养老相对关注较少。但在我们的研究中,养老与托幼在很多家庭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在中国社会收入相对较高的双职工家庭为什么不能负担所有子女的托幼费用?除多子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赡养负担和帮扶责任。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其再生产方面的支出还包括对遥远家乡(往往是农村地区)的家人的各种支持,而不仅是赡养老人。这就是中国人伦理观念中的“家庭”。这些反思促使笔者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从“生活”出发再思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实践。从生活出发,从妇女与家庭的多维视角出发,更容易理解与解释妇女对于国家政策的积极配合混杂消极应对的复杂性,而非简单地拥抱与抵抗的问题。
综上所述,如果说,第一个“遮蔽”是没有把握住“新”,即集体化时期“何为新”、走向哪里这一问题;那么,第二个“遮蔽”实则是没有把握住“旧”,即集体化时期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所以,需要把“家庭”重新带入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研究中,超越“个人—国家”简化的理论框架,回归在地历史,建立“个人—家庭—单位/社区—国家”复杂统合体,来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再生产。确切地说,是集体化时期的“生活”。
三、找回“生活”: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运用与启示
诞生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以生产为中心的唯物主义分析具有时代的针对性。面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福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妇女的基本处境,女性主义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理论资源,发展出“再生产理论”,同样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基本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处于一个折叠的世界中,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同步存在。工业社会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仍然有效,我们不能否定再生产对于生产的功能性价值与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再生产领域一方面继续保持着家庭私域中的无酬性,另一方面再生产领域的商品化、产业化甚至资本化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已迅速推进。再生产领域已经不是服务于生产、处于辅助功能的依附性的第二部属,而是资本高度感兴趣的独立的“生产性”领域,现在已经出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资本对于再生产/生活领域的侵入。比如,再生产领域的服务行业。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该用“生产”来指代再生产领域的服务性行业。按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家务劳动是因为服务于生产劳动,因而才具有生产性。但在当今时代,再生产领域已然不再是服务于生产领域才具有价值的社会领域,而是一个资本青睐的投资领域和独立的经济领域,如家政、教育、医养等行业。这里使用“生产性”是指这个领域的劳动投入是可以增殖与产生剩余价值的,那么,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批判也适用于产业化资本化的再生产领域。追求照料劳动产业化的过程,是不断提高劳动的职业化和标准化,但同时疏离了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劳动异化的问题。又如,居家办公/经商。这几年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子办公技术的加持,特别是疫情时期推波助澜的居家办公,出现了新的生产与生活重合的形式。如果说工业化时代是把生产—生活空间重合的小农家户经济的形态打碎,创制出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物理性分离,让“生活/再生产”服务“生产”。那么,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的居家办公/经商(比如,生活类直播直接贩卖“生活”,甚至情感与情绪也成为有价值可交易之物),不仅是对生产和生活的物理空间与社会心理空间的多重界线的有意识混淆,而且是“生产”直接侵入“生活”,生活“生产化”。这既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也是剥削加深的表现。再生产领域不仅仅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照护危机也不只是照护资源匮乏的危机,更是对“照护”这一人类关系自身的侵蚀与破坏。
南希·弗雷泽面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照护危机,认为再生产危机应该被理解成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矛盾激化的表现。所以,照护危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嵌在社会秩序中,有深刻的结构性根源:社会再生产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必要条件,而资本无限积累的倾向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稳定性,从而产生再生产危机[2]。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多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部矛盾来讨论资本主义危机,南希·弗雷泽把社会再生产危机视为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一部分,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要的理论补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这一理论洞见也提示我们,再生产领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突围之处。
当然,市场化不等于资本化。在集体化时期,再生产领域也存在着劳动与金钱的各种交换。人与人必要的时间、金钱的交换并不一定会销蚀人与人的关系,但无约束的资本会销蚀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会破坏社会——因为资本的本能是追逐利润。那么,在资本全方位渗入再生产领域的现实境况下,我们还能有其他可选择的生活方式吗?如何找回我们的生活、重建我们的生活?集体化时期“组织生活”的经验还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滋养与教训?
实事求是地讲,在市场化条件下,普通劳动者对于生产过程的参与感与控制感日益薄弱,生产所能提供的意义感也越发稀薄。生命的意义感越发需要在生产之外寻找与建立。伴随近三四十年的住房商品化进程,生产与生活区域的分离是既成的事实。生活社区承担的基本是再生产领域的功能。社会日益原子化的同时,家庭不仅仍旧承载着再生产的部分功能,也日益回归为个人寄托情感与意义的单位。社区是承载个人与家庭的物理与社会的空间。所以,重构再生产领域,社区理应成为重建社会的基点。
后集体化时代,我们实则在重新回归“做生活”的逻辑。“做生活”是我家乡的土话。在我的家乡,“生产”对应的日常用语是“做生活”。这个词很清晰地传达出“生产”在普通人生活中的位置与功能:生产是为生活服务的。“做生活”的说法直接颠覆了“生产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中,对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批评中实则也蕴涵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异化的批判。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围绕利润时,人类的生产不再是为直接生活服务的生产,反之“生活”沦为为资本谋利的生产服务的再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开始。为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之矛直接指向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经济体系。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关注过于聚焦理论的内核,无意识地忽略了理论外围的铺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晰地阐明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P158)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P13)
以上两段马恩经典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论述再生产问题时常引用的经典论述,也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我们也常用“两种生产”理论来概述马恩的再生产理论。重温经典段落,我们可能会发现,当关注聚焦于“生产”时似乎忽略了马恩论述生产的前提:生产首先是为了能够生活,生产的是维持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聚焦生产有其合理性,因为批判之矛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若从解构走向建构,在思考建构的时候,能否从马恩经典论述中找回“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能够生活。在理论构想中,重新把生产回嵌生活,理论视线从生产中心回到生活中心,那么,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许可以用“生活的生产”重新构想生活与生产的关系,站在再生产领域已被资本全面侵入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除了思考把批判之矛指向再生产领域之外,还可思考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重建再生产领域的可能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西方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承认”与“再分配”的两条建设之路。中国社会守望互助的悠久历史和集体化时期组织生活的经验能否为当下的我们提供另一条可能的建设之路:找回生活,重建社区?在当今的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社区可以是地域型社区,即物理空间上可见的各类生活社区,也可以是网络上的各种社群,基于某种共同的关注把人联结起来的松散的关系型社区。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生产”曾经提供了个体独立自主的现代假象,那么,再生产领域所展现的人的基本处境是人的脆弱性与相互依存的必要性(每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但从再生产领域出发的社会理解只能是互助合作的社会,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没有能力构想以“生活”为中心组织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从生活的视角出发,集体化时期工人社区有效组织生活的方式,既有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的安排,也有自下而上工人及家属们自发形成的邻里间的守望互助。比如,经济互助,既有工会组织的制度化的互助储蓄金,也有工人自发的“打会”的金钱互助;家务照护,既有工人社区运动式组织化的家务互助,也有日常生活里无时无处不在的邻里互助[4]。至今中国社会既拥有全覆盖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又有依托线上线下各种组织平台发展出的民间互助组织。从广场舞到基于社区的抱团养娃[7]、抱团养老、疫情期间由“团长”们主动发起的团购及楼群里的邻里互助,还有基于网络的各种互助社群——微信里的日常购物群、妈妈们的各种教育互助群、小红书里聚散自由的各类生活互助群、跨越城乡直接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机联盟,虽然小但充满活力与希望。这些充满创造力的各种联结与互助的形式,有更强的自愿性、互助性,提供着一种资本与国家之外组织生活的可能性。因历史传统,再生产领域至今仍然是妇女占主导的生活领域,所以在再生产领域结群互助的主体(领导者与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女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社区或许应思考如何从集体化时期的社区群众工作中汲取营养,从群众生活出发,团结民间力量,围绕共同关注的养育照料,通过深嵌在日常生活中的协作互助,打造共养共育共建共享的情感空间和生活空间,这既会完成“两种生命”的生产与社会自身的再生产,滋养个人安顿家庭,也将打造一个公共空间,在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真正撑出一个“社会”,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的社会。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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