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打出来的大军事家。这个从未做过方面军正式主帅又有着“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历史痕迹，被毛泽东钦点为攻台总指挥和抗美援朝志愿军统帅第一人选又被广大军事研究者和爱好者誉为战神，创造过“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的最高认证又掀动新世纪最热军事历史争议的史诗级人物，显然不是用一个职务上的谦让、品质上的谦虚就能够完整诠释的，只有走出尘封的卷牍，走进历史的原形，才能找到粟裕百战不殆的原始密码和盛极而衰的沉浮轨迹。
一、属于历史的军事家
与其他领域一样，军事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可以外延到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层级，内涵到军队建设、军事指挥、军事理论、军事后勤、军事情报等各个方面。从岁月的演进和沉淀来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军事家，主要包括军队建设、军事指挥、军事理论三个方面的建树，其中军事指挥是提纲挈领的主旋律，能战者，方具建军、论道、备勤、识秘之能，而理论家不一定能带兵，情报家不一定能打仗，后勤家不一定能用兵如物。
以军队建设传世的军事家很少，通常只存在于时效不长的现实状态，或者内涵于军事指挥家之中，比如人民战争中的罗荣恒、贺龙等。贺龙带出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起义失败再回乡创建第二方面军主力,罗荣恒把山东八路军发展到十数倍的规模，也是东野百万扩军的重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堪为当代军事家，但人民子弟兵的灵魂是毛泽东赋予的，罗、贺这些长于军队建设的将帅虽然与拉军队起家的张作霖、阎锡山、陈济棠等军阀有着本质的区别，要挤身未来军事家的历史行列同样是有难度的。
以军事理论名世的军事家也不多，并且为了区别或突出其理论方面的建树，通常冠之以军事理论家或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以《战争论》蜚声中外，但这个高级幕僚独立统兵打仗是不是纸上谈兵，不得而知；孙子以兵法立世，其挂帅出征依然是战场名将，单一个军事理论家有欠完整；毛泽东写出了一系列俯瞰天下的军事巨制，亲自指挥三次反围剿、三大战役、四渡赤水等永恒经典，更是创建人民子弟兵第一人、用根据地解决子弟兵后勤第一人、用公开发行的报纸指挥打胜仗第一人，谓之军事理论家、战略家都太过单薄，他是无庸置疑的人类军事第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今后的世界再也不可能提供那样足够的战争智力平台。近年来，为了打压毛泽东抗日持久战等理论，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把蒋百里也奉为军事家，浑然不知聊一聊、议一议持久战者在当时的中国不下成百上千，而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说实者唯毛泽东一人也，蒋百里、赵括、马谡这些人顶齐天算得上军事学者。
军队后勤是战争、战役、战斗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军事后勤并非简单、静止的物资供应，乃是军事主帅对供应数量、品种、时效、路径以及极限损耗、备选空间、部队耐力等各个复杂方面的综合评估和把握，是军事指挥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专司其职的后勤部、联勤部和后方保障大员往往是军事后勤的执行者，所以历史上鲜有疏于后勤指挥而成功的军事主帅，更没有专于后勤保障而成名的军事家，“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样的以偏概全揭示不了战争的本质。抗美援朝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极其紧促的劣势下打败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后勤保障能力远远超过对手的优势下依然一败涂地，就是关于战争与后勤辩证法的最好诠释。
至于康生、李克农、潘汉年这些情报家，基本角色当为军事助手。军事情报本身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但其主要价值同样取决于军事指挥员的分析、甄别和运用。毛泽东能够捕捉报纸信息指挥红军打胜仗，中央苏区后期和长征前期的博古、周恩来、李德等面对同样的情报系统被对手打得一败涂地，粟裕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弃用来自敌方国防部的核心情报而成功截围杜聿明集团等等，就是对近年来居心叵测的情报决定论的有力驳斥。
历史证明，真正的军事家，经得起大浪淘沙的军事家，必然是以军事指挥及其战场建树为主要支撑的。说得通俗一些，就是以能不能打胜仗、打了多少胜仗、打过多大规模和技术含量的胜仗为主要标准，这是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历史地而不仅仅是现实地评价军事人物的基本前提和导向，也是研究和评论粟裕的一条准则。历史告诉我们，老百姓才是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公共事物的唯一合法评论主体，近年来一些所谓专业和权威对粟裕资历、指挥等等的利益化解读，对现实或许还有那么一些影响，但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淘汰，今天还有谁置疑霍去病、韩信这些军事家的资历？还有谁把演义和自诩当历史，弄出鲁肃孔明指挥赤壁大战这样的千古笑话？
毫无疑义，粟裕在二十余载以弱击强、以少胜多的宏大战场上，以黄桥、车桥、天目山、高邮、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一系列战役，奠定了属于粟裕不可替代的现实和难以逾越的历史，令一切战争实践者、研究者高山仰止。这些战役中的任其一例，已足以使粟裕如孙子之于柏举、尼米兹之于中途岛、孙膑之于马陵道、曼施坦因之于阿登森林一样名冠军史，何况十数计经典战役乎！一百年以后，一千年以后，一万年以后，一切被利益者解构的所谓历史争议都将毫无悬念地烟消云散，最后剩下的就只有这些高耸入云的传奇战例及其沉雄深邃的韬谋、严谨练达的运筹、奇峻无痕的用兵和酣畅淋漓的指挥。是的，粟裕是为战争而生的人，是属于历史的大军事家和军事大家。战争史不灭，粟裕不死。
二、谭家桥之悟
谭家桥战役是粟裕作为一个成熟军事家的启承点。在此之前，粟裕还是中革军委、方面军眼皮底下一个战术单元或战术集团的执行者，而此后的粟裕，已然是独当一面、具有深刻战争哲学和独特指挥风格的赫赫战将了。1978年，粟裕又一次来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谭家桥战场，扶挽流逝的硝烟，缅怀牺牲的战友。他留下遗嘱，百年之后要把骨灰撒在这片血火浸涅的土地上（粟裕墓如今静卧于此），可见小小谭家桥对经历过无数战阵的粟裕影响有多深。
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战役及其后撤退怀玉山几近全军覆灭，成就的远远不止粟裕独立带出几百人的部队，留下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火种的显著功绩，而是由此凝成了影响他戎马一生的最深刻启示：
第一，战役策划的第一要务是领导班子团结。红十军团即败亡于班子倾轧，这个根子在组编红七军团时就已经埋下。寻淮洲是当时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从士兵摸爬滚打到主将，非常英勇善战，但军政大权实际掌控在政委乐少华和中央代表曾洪易手中，尤其是留苏的乐少华，握有当时政委奉行不二的最终决定权，与寻淮洲经常发生冲突。据政治部主任刘英回忆，红七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到闽浙赣苏区与新红 10 军会师，这支部队就没有成功开过一次完整的会议，不是谁缺席就是彼此争吵，甚至在会上大打出手。两军会师后，寻淮洲被降为师长，军团长刘畴西不擅运动战，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多数时候也处于被架空状态，实权还是在中央代表等人手里，山头掣肘、军政脱节造成指挥上矛盾重重、犹豫不决。粟裕身陷其中，深受其害，在其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领导班子团结作为战役策划之首要，留下了很多处心积虑、殚精竭虑的历史痕迹。
第二、服从上级而不盲从上级。追根溯源，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班子内耗首在王明集团的微操。红七军团的前身是闽浙赣苏区方志敏领导的原红 10 军，第四次反围剿调入中央苏区改编为红七军团过程中，为防止山头，对干部队伍进行大换血，同时派曾洪易、万永诚、倪树宝等到闽浙赣苏区架空方志敏等原班人马，其实就是王明集团把持的中央不准别人搞山头而自己搞山头，硬生生地把红七军团、新红10军和两军整编后的红十军团搞得四分五裂，而最高层级的战略指挥更是不问实际、顾此失彼，无视战役集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合理机动空间。这些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与红岩烈士《狱中八条意见》“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等认知有着共同的土壤，这是粟裕在以后的军事生涯中，一贯敢于“斗胆直陈”的思想源起，而在敌强我弱的长期困局中，上级和同事对生存、胜利的渴望有可能改善一些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而接受更为切合实际的意见，则是粟裕善于改变上级决策的实践基础。
第三、用兵之道在于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慈不掌兵谬在小慈而非大仁，为战之大忌。粟裕从南昌起义、三合坝阻击、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一路走来，在毛泽东统帅下无往不胜，跟随其他掌舵人打过的败仗也多以溃散和中小战术单元被歼为主，而红十军团及闽浙赣红军累计2万余人马至怀玉山全军消号，乃是中央红军战史上继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和湘江突围之前最大的惨败，是中央红军军团级成建制被消灭的首例，这样的生死存亡对于粟裕的震撼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原本，依托闽浙赣根据地的红十军团有多次绝处逢生之机：在红七军团北上途中，面对十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采纳粟裕和寻淮洲机断独行、轻装避敌、寻机歼敌等主张，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央利用红七军团粘住强敌、减轻主力红军突围压力的战略意图，也可以避免半数减员的损失；在谭家桥战役中，按照寻淮洲提出的打法，并使用比较擅长运动战、阵地战的红十军团19师替换长期游击战且刚刚组建的20师担负主攻任务，鹿死谁手也未可知；在怀玉山撤退中，军团长刘畴西顾虑部队太过饥饿疲劳，两次拒绝粟裕和方志敏连夜闯过南华山和常山、平乐一带封锁线的正确意见，小慈酿大祸，两次夜宿彻底葬送了红十军团成千上万生命。粟裕领军之后，养成了用兵果决、运动迅捷的指挥风格，非常贴合华中华东战场以少打多、以弱打强、孤军图存的环境特点和平原丘陵地区大兵团作战的战场实际，为日后席卷华东、横扫中原奠定了深厚的团队基因，也节减了难以数计的战争成本，而这一切与谭家桥、怀玉山是密不可分的。人们只言一将功成万骨枯，岂知一将功成万骨生！
三、粟裕的指挥位置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和抗战时期，粟裕先后主军挺进师、闽浙军区和新四军第二支队、先遣支队、江南苏北指挥部、第一师、第六师、苏中军区、苏浙军区等华中战略区各部，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指挥了包括斋郎大捷、王村口突袭战、“七保三仓”、“五保丰利”在内的多批次根据地反围剿和韦岗、横山、官陡门、车桥、南坎、黄桥、天目山、高邮（陇海线徐海段）等一系列抗日反顽战斗战役，获得过华中战略区一把手刘少奇“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等总结评语。1942年底，从新四军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不吝对粟裕的褒赏，并向毛泽东推荐其兼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同时指挥两个主力师作战，但也正是这样的器重和推崇，开始埋下粟裕后半生命运多舛的种子。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粟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还是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均居于部队的主要军事指挥位置。这样说的依据当然不是活人写的死资料，而是比文献和回忆录等更具真相的逻辑结论。粟裕打仗如毛泽东写诗著文，每一篇每一首都刻有非毛泽东莫属的特殊符号，其他人画虎画皮难画骨。纵观新四军第二支队、江南苏北指挥部等经历的主要战斗战役，无一不印刻着粟裕独一无二的指挥风格，不仅第二支队张鼎丞司令员、罗忠毅参谋长和江南苏北指挥部主将陈毅没有这样的指挥风格，包括人民军队的所有将帅，无一具有如此非粟裕莫属的指挥风格。比如黄桥战役这种级别的险仗恶仗，大概只有毛泽东、粟裕、韩先楚等极少数人敢下决心，其他将帅当然也可能打得赢，但要赢得如此干净利落，估计只有从敌人堆里爬出来的顶级战术大师，并对手里的部队了如指掌的粟裕才能办到。至少，陈毅是绝对指挥不了这样的险仗的，他后来在山东战场独立经营的几仗已足以佐证。
解放战争是粟裕长期战争积累的井喷期，其间天马行空的指挥艺术，变幻莫测的用兵道法，放进古今中外的任何战争史，都堪称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粟裕的战争积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包括苏、皖、浙、鲁、闽、豫等在内的苏中、华中、华东以及整个大中原区域的地理熟悉程度。据粟夫人楚青和鞠开、秦叔谨等身边工作人员交差印证，粟裕不仅痴迷本战区地图，也大量研究比邻战区和更大范围的各类地图，对大比例尺战术地图特别敏感，不仅能准确背出河道、树林、桥梁、山陵乃至等高线，而且对战地实况明察秋毫，哪里多了一座桥，哪里少了一条路，往往先于专业测绘人员进行修正，堪称军中神话。二是对华中、华东部队大兵团运动战素质的养成。这些部队长期处于国民党和侵华日军统帅部卧榻之侧，面对敌人之多、敌军之强、敌情之复杂、攻守之频繁、补给之困难、生存之险恶，粟裕从创造“敌进我进”等游击战术入局，以歼灭战为主旋律，探索出一整套“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的养战原则，“反其之道而行”的攻防原则，“兜圈子”“8字形”等运动原则，“多半选择小村庄”等宿营原则，磨砺出华东部队远超对手和兄弟部队的运动战速度、攻坚战韧度和大兵团机动敏捷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粟裕正是基于对战场、对部队超乎寻常的了解，入微其中而超乎其上，才能胸有成竹、当仁不让地手握苏中战场、华中战场、山东战场、华东战场、淮海决战和渡江战役的军事指挥中枢，与毛泽东联袂导演出中原、东南战略区气贯长虹的人民革命战争史诗，而华东中原战场上的刘陈邓和其他任何将帅均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底蕴和自信。据一些未经实证的资料显示，华野“七月分兵”打了南麻、临朐等战役后，陈毅、谭震林等颇有微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明了粟裕的实际指挥位置，不能说打了平局、打了败仗算到粟裕头上，打了胜仗就是陈毅压阵有力、统缆有方，天下没这个道理。
在三年解放战争此消彼长的华东中原战场上，华中分局、华中局、中原局、华东局、淮海总前委乃至华北局等党政军各方面都对战争进程做出了不逊于粟裕的巨大贡献，但包括刘伯承在内的饶漱石、谭震林、陈毅、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等党政军首长的贡献都不是战役主要军事指挥位置上的，不是军事指挥上的主要方面。人民子弟兵打的是人民战争而非单纯的军事仗，没有专门的武器弹药生产，没有专门的辎重运输、工程兵等辅助军种，兵员补充也是动员制而非拉壮丁，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可以决定战争成败，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极其庞大的组织指挥和落实，粟裕在这些庞大的组织落实中又反过来不起主要作用，不是贡献的主要方面，这就叫辩证法，也叫客观的集体英雄主义而非主观的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说，这些庞大的决定性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些差异的话，那就是华东中原战场上的其他工作载体应该有一定的替代性，而粟裕对华东部队的了解、地理人文的熟稔程度和大兵团指挥艺术则是不可替代的。没有粟裕对华中、山东部队的组织指挥，就不可能打出苏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那样的神仙仗，没有粟裕对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如履薄冰的居中运筹，淮海战役的前敌预判和阶段转承就不可能那样着着抢先、招招入位、开合自如、一气呵成，华野中野60万野战大军的运动、追击、阻截、钳制、包围、歼灭等战役动作就不可能那样变幻如风、凌厉如电、席卷如潮，南线60：80万机动主力决战就不可能打成那样的逆天之局。粟裕打过的仗，说得不客气一点，能看懂已算有本事，硬要说你指挥的就是自取其辱了。
对于淮海战役特别是颇有争议的第二阶段，粟裕曾讲：“华野第二阶段作战任务的变换，并不意味着任务减轻。我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而淮海最紧张的是第二阶段。我曾经连续七个昼夜没有睡觉，后来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带病指挥。”。宿北战役紧张好理解，华中、山东野战军合并第一仗，首战必胜才能打出团结、打出士气、打出威信，但粟裕对刚刚接手的山东部队有些心中无数；豫东战役紧张也不意外，国共战史上首次成建制大兵团猬集，首开一次性歼灭近10万人的大兵团，但这一仗既没有苏中战役那样逐次攻击的腾挪空间，也没有孟良崮战役那样围住一个战术集团打的专注余地，大兵团硬碰硬来不得半点闪失。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按现有文献和所谓研究共识，是中野主打，华野配合，如此偏军之将的粟裕有什么可“最”紧张的？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溯和甄别其战役指挥繁芜而冗长的过程，只简单罗列一下兵力部署就足以真相大白：至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野总兵力为16个纵队，其中先后用于围攻黄维兵团的华野部队为3、6、13纵和苏北兵团11纵、鲁中南纵队等5个步兵纵队及特纵大部，总兵力超过12万，火炮及步兵重武器火力超过黄维兵团，这还未算上长期配属华野并一手将之从地方部队打磨成野战劲旅的中野11纵，双堆集战场谁主谁辅一目了然。此外，担负南线监视和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华野部队加预备队为3个纵队，担负北线徐州东南方向先看、后阻、再追、又围杜聿明集团的华野部队先后为10个纵队，这些阻援打援兵力都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华野总兵力透支达到16-（6+3+10）=-3。换一种说法，粟裕要在确保双堆集战场上刘陈邓手中握有超过黄维1倍兵力和足够火力以形成全歼黄维兵团优势的同时，用华野部队堵住南北两个方向最小可能2个救援兵团、最大可能5个救援兵团的两面对进和夹击，并在黄维兵团尚未覆灭之前（华野6个增援纵队无法收回之前），形成对至少一个阻援方向、2个以上兵团的包围态势，即粟裕必须通过对华野剩余10个纵队丝丝入扣的时差调度，精准卡住三战一体的时空节点，凭空生出3个以上机动纵队（加预备队则为4个），才能同时而不同步地实现歼灭黄百韬、围住黄维、锁定杜聿明这三个战场的战役转承意图，把国民党长江以北最大最强的重兵集团分三个阶段就地歼灭（如果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没有便捷的逃跑通道还有第四个阶段），那么，这个“最紧张”和“连续七个昼夜没有睡觉”就不会有0.01%的虚妄之言和抢功之虞。另一头，刘陈邓手中攥着自转出大别山以来首次超过24万的精锐兵力和强大火力，第二次总攻反而少了总前委常委的格局，居然计较起围歼黄维的主攻位置，不愿意交予咄咄逼人的陈士榘，但陈集中攻击能力强的华野部队从南集团一举突破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刘陈邓睡没睡觉不知道，但眼皮底下的主攻战场都难插上手了却是难言的事实。
同时，以第二阶段为核心，提领淮海战役三个阶段转承的另外两个战场秘密和事实，也水退石见、鱼烂刺出了：
第一，粟裕首战黄伯韬兵团17天中，只亲自参加了前半时段，完成包围并进行前两轮密集村落坚固设防攻尖战探索，总结出近迫作业和“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等战术之后，即将指挥权移交给谭震林王建安。战役主帅脱离主要战场和主力部队，是战之大忌，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败在马谡代其前敌指挥而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显然，粟裕已经捕捉到了比负隅顽抗的黄伯韬更大的险情和战机：一是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沿徐蚌线北上并有可能得到宋希濂兵团2个军沿长江水运加强，二是邱清泉、李弥兵团连续猛攻徐东方向，三是黄维兵团已进入战场敏感地带，此间战役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打掉瓮中之鳖的黄伯韬兵团，而是转移到了对第二阶段歼敌对象的无缝衔接上。下一步打哪一路？邱、李兵团可以根据黄伯韬的处境于徐州外围伸缩自如，如华野主力下一步攻击徐州坚城加邱、李、孙3个兵团，则只能抽出少量部队加中野全军阻援东进、北上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3个兵团，相当不稳当，打徐州这一大垞显然还不到火候；中野华野部队只控制了徐蚌线宿县及以北地区，南端还是畅通无阻，李、刘兵团同样可以随时缩回蚌埠，进可援退可守，也很难打到。也就是说，今天的文献资料连篇累牍地突出刘陈邓与军委讨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打哪一路，要么是子虚乌有，要么是故弄玄虚，实际情况就是除了打黄维，没有第二个选择，而此时此刻的粟裕，早已进入第二阶段主要指挥位置盯着黄维N多天了，所谓讨论对于他无非是逢场作戏式的尊重和团结罢了。
第二，打黄维慢不得，打黄伯韬快不得，这绝对不是为华野耗时17天才打掉黄伯韬找借口。粟裕原计划3～5天歼灭黄伯韬，但打着打着发现这是块硬骨头，比预计的难打得多；另一方面，又发现打慢一点反而是战役转承所必须的，打快了，把黄伯韬给打没了，黄维未进至中野设围地带必然折返或向蚌埠方向寻求会合，中野7个纵队在追击运动状态下很难围住这个庞大的重装兵团，另两路援军在无对象可救的情况下收缩更快，淮海战役分段歼敌构想刚刚开锣就得泡汤，打成“小淮海”了。最佳战机选择，只能是刘伯承从豫西尾追的2个纵队追到有条件堵住黄维的后路，与前面陈邓设围的5个纵队有“夹”住黄维之势时，王建安谭震林才能“吃”掉黄伯韬，粟裕也才能够在“看”住邱清泉李弥、李延年刘汝明两路的同时，争取在杜聿明举棋不定之中逼出徐州3个兵团，完成对战役第三阶段歼敌目标的转承衔接，这就叫走一步看三步。再说透一点，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杜聿明集团并非完全是自己从徐州撤出来的，很大程度是被逼出来和调出来的：粟裕把瓮中之鳖的黄伯韬和困兽犹斗的黄维做成一个指向杜聿明的连环局，杜聿明在守徐州等死、走海路找死、东南撤退送死、兵行西南再向蚌埠方向求生的四个选项中，必须选择粟裕为其安排的最后一项，即先出西南再迂回南下，无论黄维救与不救，杜聿明集团都要走徐州西南这一条求生通道。这一点，才是粟裕敢于无视军委敌情通报，判断杜聿明集团绝不会向其他方向进行军事投机的客观逻辑，也是粟裕同时对中央军委和杜聿明瞒天过海，打着围歼黄百韬和阻击救援的旗号预先向北线徐州东南方向陆续增调4个机动纵队的先手棋。粟裕的自信，在于用敌人的逻辑打自己的仗，外行看叫赌博，内行看叫规律。
所以，在粟裕对整个淮海战役无可辩驳的主要军事指挥位置上，所谓总前委常委刘陈邓是加不进去的，与粟裕近在咫尺的谭震林等同样加不进去，这些搭档都是战术性、局部性的，都属于按照粟裕的排兵布阵各自完成任务的执行性质，唯有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无论从战略战术层面还是道器层面，均可以在主要指挥位置上分一杯羹。毛粟联袂指挥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才是历史事实和逻辑结论的唯一归宿。
第一，从道器层面说，粟裕手中之“器”，皆为毛泽东原版提供，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后勤、人民情报等等无一不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产物，粟裕无非在毛泽东原创之上，赋予了部队一些大兵团素养等华东特色，使之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人民战争的每一场局部胜利总结之中加一句“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领导下”，看似套话，实非虚言。粟裕敢在蒙阴地区两倍于已的精锐集团中剜出整编74师予以围歼，敢在莱芜战役中赌20多万部队和民工长驱几百公里而不被发现，敢在徐东平原上以轻步兵血肉之躯挡住邱清泉兵团的钢铁洪流，绝非单靠指挥和战术就可以办到。再延伸一下，林彪在辽沈战役指挥围歼寥耀湘兵团过程中，敢行“越乱越好”之险，也是其深谙毛泽东的兵越乱越有优势的用兵之道，懵懵懂懂几十个散兵闯到胡家窝棚就把寥兵团司令部给端掉了，而蒋介石的兵则是缺乏这种政治自觉、没有这种主人翁文化的文盲和兵油子，闲时吃喝嫖赌，战时出工不出力，换粟裕、林彪、陈赓、韩先楚、陈士榘这些常胜将军去指挥同样无济于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四十年，垄断宣传舆论的文人骚客们，精心炮制了一个人民子弟兵是没有文化的泥腿子兵，蒋介石的兵才是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现代精英的拙劣历史悖论，他们不懂或装着不懂，一支行军路上都背着书本唱着战歌，每战必利用战斗间隙层层总结经验教训，每遇困局必层层召开“诸葛亮会”讨论战略战术，具有最大政治军事民主和最浓学习氛围的人民子弟兵，恰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文化、最有知识、最有学问、最有智慧的军队，人民军队本质上就是用毛泽东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打败1000万国民党和殖民军队的；而风靡现代军史的所谓黄埔军校，实质就是一个以师生、裙带关系为核心的腐败政治集团，充其量也就算一个中短期军政培训班，从里面走出来的以所谓情商和投机取巧为主要标签的饭桶多如牛毛，真正能打仗的多数集中在共产党这一边，那也是人民战争实践的佼佼者，绝非从一年半载的黄埔培训班学得出来的。
第二，再从战场角度说，毛泽东不仅通过征求粟裕意见、赋予粟裕战役指挥权等多种方式深度嵌入了华中、山东、华东、中原地区战略和战役指挥系统，以数百计的密集电报直接参与了宿北、莱芜、豫东、济南等一系列重大战役指挥，尤以直接指挥决战中原的淮海战役为最。毛泽东从“小淮海”升级到“大淮海”，从首歼黄伯韬到抢占宿县，从逼出徐州杜聿明集团到围而不打等等，每一步都如临战场、拿捏精准，其大本营最高统帅与战区前敌指挥的默契程度在人民战争史上再无二例，在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这一点，才是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胜利之魂！而事实上，毛泽东与粟裕的师生默契，远不止于淮海，一部解放战争史，毛泽东的战略构思主要就是以粟裕部队为坐标拾级而上的：粟裕打了苏中战役，毛泽东说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可以打败；粟裕首开孟良崮全歼1个王牌师，毛泽东说自己和蒋介石两人没想到；粟裕打了南麻、临朐战役等不胜即败的平局之后，毛泽东说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最擅长集中兵力的毛泽东，最明白亲自导演华野“七月分兵”的全局性意义，又岂是失利、败仗这样妄自菲薄的视力可堪诠释的！）；粟裕首开全歼一个兵团的豫东战役，毛泽东说解放战争翻过山坳了；粟裕打完济南战役，毛泽东说任何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大城市都可攻克；粟裕再创歼灭国民党最大最强重兵集团的淮海战役，毛泽东说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这个“第一功”，当为语言大师、政治大师、军事大师毛泽东最令人玩味的点评：第一功，是首歼黄伯韬兵团吗？不象，那歼灭更大的杜聿明集团的第三功和实际指挥两个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二功怎么算；这个第一功是总前委成员中的第一功吗？也不象，粟裕只是五成员之一，连常委都不是，钦定第一功会得罪整整一茬大佬，绝非最讲团结、最善团结的毛泽东风格；是整个解放战争的第一功吗？还是不象，林罗组军100万，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其中以辽沈战役完胜的关键前奏拿到了解放军横扫全中国的战略主动权，这个功也是数一数二吧！那么，就只能从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是我们湖南人”这样的貌似闲谈中透视真相，这个解题路径比书虫们奉若神明的文献考据准头大得多。
四、经营华中团结
解放战争初期，华中作为一个战略区保留下来并打出解放战争第一开局，粟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抗战结束，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山东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抢占东北，华中新四军北上填补山东空缺,如此一来，粟裕指挥的苏浙军区部队就形单影只了，中央认为苏中难以坚持，准备进一步梯度北移部队，把该地区变为游击区。为此，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向中央力陈，苏中有长期经营的根据地，主力部队经历了充分锻炼，有许多有利于同敌人决战的条件。在中央接受粟裕意见决定组建新的党政军经营华中时，粟裕又以力呈张鼎丞任军区司令员为契机，引发邓子恢建议谭震林或张鼎丞为分局书记、张鼎丞建议粟裕为军区司令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华中新领导班子团结和藉此打出苏中七战七捷等辉煌战绩攒足了丰厚的政治资源。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正确判断的另一面是，政治一旦完成对战争的工具性和目的性赋能之后，战争在具体流程上又反过来对包括政治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形成反向整合和引流，毛泽东和粟裕就是特别擅长这种反引流的军政大师。毛泽东是政治文化建军的首创者和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特别善于直接抓野战军这个战争年代的重中之重，以枪支撑党，以党指挥枪，比如在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至遵义会议前一系列惨重失败后，毛泽东并不急于清算王明集团的政治路线，而是着力搞掉“三人团”军事指挥，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只有从机会主义者手里夺回军权，发挥战时主导作用，才能为人民军队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提供赖以存在的条件，这就是抓军权的高尚与卑俗之分；粟裕从红军时期一路历练到解放战争初期，对党中央、华中局、华中分局的导航定向体会深切，对华中野战军之于华中军区、华中分局的反向引流作用悟之更透，在蒋介石卧榻之侧打不了胜仗，首先面临生存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而主力野战军才是牵引龙头。为此，自1945年10月新的华中区建置伊始，粟裕就特别注意把政治资源当作野战军的首要保障要素来经营，主动置于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之下，用以反向调动华中领导集体对野战军全心全意的支持。这个“主动置于”和“组织置于”在效果上是截然不同的。1946年7月底，在苏中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之前，面对李默庵7个旅的穷追不舍，华中野战军需要放弃苏中地区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海安，以换取保存自己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腾挪空间，如此明晰、紧急的情势和正确的判断，前敌指挥员本可以当机立断，其后再以1:15的巨大战果向华中同僚作强有力的说明，但谦谦粟裕，竟于战役打响之前，以摩托车、人力车、自行车日夜兼程150余公里水网地区专程向华中分局汇报的方式，竭尽了粟裕式的尊重和真诚，电视剧《粟裕大将》比较生动地演绎了这一真实历史过程和场景。正是这样极富自觉和自信的低调，彻底赢得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豪华团队，为野战军提供了地方部队、后勤、情报、民力等各方面最及时最有力的配合，保障华中野战军连续作战15天，打出了教课书级的7战7捷，也为华中成为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独立战略区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有为才有位，这个“为”首在粟裕对华中团结的深耕细作，而粟裕的名誉上司陈毅之所以把山东的仗打得怨声四起，除了其他可循之因外，与饶漱石、黎玉等人的貌合神离当密不可分。
战争年代不比和平时期，每个人的本事直观而具体，滥竽充数者很难经得起生死考绩的淘汰。邓子恢、张鼎丞是闽西苏区的主要创建者，曾山很早就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东南分局副书记，要得到这班军政兼能的大员认同是一件非常烧脑子的事。粟裕之成在于争是不争、不争是争，他仅仅把自己对主力野战军的实际指挥位置及其主要作战意图，作为自己战争年代的立足点，凡不影响其打大仗打胜仗的，任何人都能体验到粟裕式的豁达、包容和谦逊,只有危及自己的关键博弈点时，才偶尔露峥嵘，以避免对抗性矛盾为原则，让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悍将枭雄最终接受粟裕式的坚韧执着，以至1958年，老搭档陈毅批判粟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时，送了他一个沉甸甸的“阴”字。能发现别人之“阴”者，必有自己之“阴”。粟裕到底阴不阴呢？当有阴的一面，更有阳的一面，否则他就不可能在波诡云谲的战争年代聚集起那么强大的人缘和气场，手握团结这个最大的本钱，打赢一场又一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奇战役。
一个军人不追求军功也是不正常的。粟裕之“阴”的伟岸之处，在于把自己对军功的追求，与打大仗、打胜仗统一起来，与人民战争的运行规律和客观进程统一起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战机，并以常人难以理解的自信加以实践印证，这样的阴之于阳，乃光明磊落的动机决定光明磊落的手段，是为光明磊落的阳谋，所以才深得志同道合的同僚尤其是心有灵犀的上级欣赏和支持。1945年10月，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坚持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而在华中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时，毛泽东比刘更不忌讳，打破常规直接授予副司令员以军事主帅才拥有的战役指挥权，可见战争年代对胜利的渴望，不仅可以是同僚团结的纽带，亦是领袖之间消弥分歧实现团结的基础，粟裕其实是看透和利用了这一点。粟裕接受毛泽东授予的战役指挥权而拒绝刘少奇的军区司令员任命，并非对某个人的庸俗政治取舍，而是一个彼时彼地的军事视角超越政治视角的哲学取舍。得罪陈毅和打大仗打胜仗的选择相比，对粟裕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后来，粟裕笨拙地上演了一出辞让华野司令员政委的补偿，只能说明他经营团结用功如此，已是黔驴技穷了。而实际上，粟裕在整个华野三野的军政威望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威望远超陈毅，“陈不离粟”是战争使然，“粟不离陈”则是后世研究者的一厢情愿。陈毅不长于军事，固然可以在司令员位置上大度为怀，乐于政务勤务和吟诗布棋，对粟裕履行实际指挥权有好处，起码比在乐少华、刘畴西手下好很多，但根本问题在于，只要陈司令员、陈政委还杵在哪儿，对善打大仗、险仗、恶仗的粟裕的消极影响就避免不了，战机稍纵即逝，不尊重主帅不行，尊重多了更不行，这才是陈毅关键时候被调离华野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毅到中原与刘邓搭档，有利于发挥陈毅的政治和交际长处，有利于中野刘邓团结和与华野的沟通，这同样是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打胜仗的毛泽东的不二选择。
同一个道理，就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与获得华中区更有力的战争资源配置相比，对粟裕也是不言而喻的。不错，军区司令员可以兼任下属野战军司令员，其他战略区都是这样的配制，其好处是可以统筹战区资源减少掣肘，坏处是兼管部队和政务勤务等容易分散精力不利于突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粟裕在华中野战军的指挥位置是不可替代的，他也不想让人替代，而粟裕对华中军区的统筹位置则是可以替代的，不仅可以替代，以张鼎丞的履历，主持根据地武装建设和后勤工作等，完全能够比粟裕做得更好，为打大仗、打胜仗提供更强有力的资源保障，这种有取有舍的多赢之局和团结之道，才是粟裕在解放战争中出彩出位的武功秘笈，一些远比与粟裕更有优势的同时期战将，比如陈光、周士第等，就失于取舍和团结。周士第是南昌起义主力师长，起步势头远远盖过后来的很多将帅，其人生厚度大减，即首误于三河坝不知取舍，放弃所带的部队跑路，成全了朱德陈毅；陈光则先失于115师代师长的近乎私相授受（八路军仅3个师，其首长无论任命还是代理，只可先军委后总部而不可相反），其后再失于在山东、东满、东野等一路不知团结和建国后公器私用培植个人势力。
用团结这个包涵于军事资源的深刻逻辑，不仅有助于破解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横空出世，甚至可以推绎出粟裕军事生涯的一些虚拟延长部分，包括近年来关于粟裕如果打台海和挂帅抗美援朝等许多话题。历史当然没有假设，但历史有逻辑。
如果没有朝鲜内战引发的美蒋重媾，根据三野登陆金门岛、四野登陆海南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对台战役一再升级的战前准备等种种历史脉络，粟裕指挥强渡台海必以胜利告终，不确定的仅仅是胜利的成色。彼时，面对40万失魂落魄的国民党溃军，粟裕手头有超过60万千锤百炼、气势如虹的正义之师，有沿海解放区可征集的大量船只和购置一定机帆船的空间，有大量潜伏于台湾党政军的地下人员，有苏联对新中国海空军的初步支援等等，最根本的一条，粟裕拥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开国大团结，必穷尽一切可用资源于台海一役，如若开打，那定然是万舸竞发、千帆殒落、百师汹涌的宏大登陆场面，定然是现代战争史上远远超过诺曼底登陆的人民战争创举，也是粟裕指挥史上浓墨重彩的全新圭臬。实际上，象二战末期诺曼底登陆、攻克太平洋岛屿那样实力碾压对手十几倍、几十倍的较量，并无什么特别之处，NBA球队打中学生，理所当然的胜利而已，只有象登陆海南岛和打台湾那样，其装备和军种代差以世纪计的战例，才称得上真正的教课书。
抗美援朝战争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粟裕当然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但粟裕仍然是粟裕，只有从历史走进现实，才可能推绎出比较客观的未来标向。粟裕入朝，有高岗、肖劲光、韩先楚、黄永胜、肖华、洪学智等合衷共济，应该比林彪打得好，比彭德怀打得更好，但不可能好很多，绝对不可能重复苏中战役那样连战连捷和淮海战役那样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故事。
第一，团结效应大打折扣。朝鲜半岛资源贫乏，民力不丰，本土资源只适应打一场低烈度内战，无法保障大规模、大烈度的大国战争博弈，无论是粟裕还是其他将帅，均不可能实现就地取材和以战养战。志愿军出国作战，一无大规模地方部队就近配合，二无解放区后勤及时保障，三无广大民众无孔不入的情报覆盖，一句话，人民战争的成功模式在朝鲜局限性很大，创新性不多，单凭李奇微戳破志愿军“礼拜攻势”一项就捆住了很多手脚。粟裕无论把自己擅长的团结做得多么好、多么深，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尤其是志愿军南推到远离本土的半岛纵深地区后，粟裕的指挥效能必然受到很大的束缚。
第二，对战场的熟悉程度大打折扣。粟裕是战将不是战神，他打过的神仙仗，是建立在长期征战华东，对华东中原地区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的基础上的，离开华东这块土地，粟裕当然还能打胜仗，但绝对打不了华东那么好、那么神，这就叫唯物主义。朝鲜地域狭窄，纵深浅，机动空间小，易于优势海空军封锁，加上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朝鲜人民军很难提供准确详尽的大比例战术地图，初来乍到的粟裕同样不可能超越现实，有一个跟彭德怀、林彪等任何将帅一样对战场、对部队、对民情的了解适应过程。
可资粟裕运作的战争可塑性，大致有五点：
第一，首战即决战的巨大战机。这个战机首先来自于麦克阿瑟的狂妄。1950年10月19日，“联合国军”自仁川登陆分东西两线攻占咸兴、平壤后，麦克阿瑟改变原来两线部队东西对进、会合北上的计划，命令东西两线20万部队以师甚至以团、营为战术单位，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急进，以兑现对全世界夸下的海口，其东西线之间敞开80余公里缺口，兵力分散程度完全无视兵家常识。麦克阿瑟是二战风靡全球军界的所谓“19颗星”之一，从二战初期全面溃败菲律宾，到大肆炒作以若干倍军力碾压对手的太平洋岛屿“蛙跳战术”，再到被炒面加步枪的志愿军打得威风扫地，其戎马生涯几无可圈点之役，整个一个金玉其外的职业贵族，为抗美援朝开局送上的大礼即是又一明证。
第二，首批入朝部队有加强空间。彭德怀是志愿军入朝前才从西北风尘仆仆赶赴北京受命的，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而粟裕早在1950年7月7日已领衔志愿军前身——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至7月14日到青岛养病，短短7天时间，粟裕做了五件事：一是以华东军区司令部为班底，选配参谋和通讯人员组建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准备接收指挥权。二是启动华东空军对美国空军实力和作战特点等全方位调研。三是从战略和战术层面思考抗美援朝主要战场与次要战场、持久战与速决战关系和怎样对付原子弹。四是主持三野作战会议，系统评估抗美援朝战争。五是提议宋时轮9兵团为东北边防军预备队。如此敏捷、沉远、严谨的节奏，至少可以明晰一点：以粟裕对美军实力的充分判断和比彭德怀充分得多的准备时间，入朝第一批部队至少是黄永胜、宋时轮2个兵团，或者黄永胜兵团（邓华的绵密稳沉与彭德怀性格互补，黄永胜则更宜于粟裕指挥风格，不会临阵换将）加另外一支战、勤两用的野战备勤保障劲旅，多至2～3兵团首批入朝也完全合符粟裕的军事素养和带兵风格，这就极有可能保证抓住麦克阿瑟巨大破绽的足够兵力。粟裕指点叶飞兵团打金门，“三不打”招招点在命门上，粟裕谋划打台湾，兵力调配从起初30万、到45万、再到60万，足见其沉稳之力与用险之智。面对更加强大的美军和两个多月的运谋时间，粟裕绝不可能只带一个兵团入朝，连起码的成建制后勤保障部队都没有。而且，粟裕统帅的首批或头两批入朝部队也不会有彭德怀那样的御寒或粮弹窘迫，因为，抗美援朝一、二次战役发生的冬装供给等后勤悲剧，并非完全是调兵仓促和美军轰炸造成的，三易司令员政委，缺乏军政主帅对包括后勤在内的强有力统筹，亦是原因之一。
第三，战场准备可以更加深入。粟裕挂帅志愿军有三同三异。一是部队入朝时间没有选择。志愿军入朝始于1950年10月19日，这个时间是根据新中国保持朝鲜半岛现状和美军越过38线这两条战略底限决定的，联军越限后向中朝边境冒进，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必须出兵，早了晚了都不利；二是同样会在龟城、秦川、球场、德川、五老里一线组织向南防御，以稳住局势，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休整和伺机反击；三是同样会深入南方刺探情报，及时掌握联军动态。三点不同：一是粟裕在龟城至五老里的防线会略有后退，以进一步诱敌深入又不至于把志愿军压缩到无战场可用为取舍；二是东西两线取攻、守错位，其中一线至少集中2：1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三是有别于彭德怀轻车简从仓促入朝，跟随粟裕先期入朝的一定是一个集侦察、气象、作战、后勤等指挥功能为一体的精干班子，象吴瑞林那样的侦察小组会更多、更细、更全，且粟裕接触朝鲜人民军的第一件事主要不是协商指挥权，而是获取友军所能掌握的详尽情报，先打好自己的第一仗掌握主动权，再做团结协作的大文章。千万不可小觑这些战役准备阶段的小差异，人之能在1%的差距，事之成在1%的功夫。如此，对于同样背靠祖国、士气旺盛、粮弹充足且慎重首战的志愿军统帅，粟裕深度掌握联军动态的概率就比彭德怀高许多，继而乘强敌深远运动之机，在朝鲜半岛最宽大机动地区和秋冬之交组织一场迂回穿插、各个歼灭的大规模运动战的概率同样大许多。
第四，前两次战役之间的可用转换空间。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志愿军入朝还是准备不足或运气不好，没能及时掌握联军动态，把第一次战役打成了彭德怀一样的战略侦察。那么粟裕的第二次战役大概率会在清川江以北地区，小概率在清川江地区，完全在清川江以南地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为西线，东线战场应该在长津湖靠北区域。依据是，抗美援朝的战略目标是把美军赶回38线以南，既不是单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也不是单纯攻城掠地，而是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守住38线，守住38线必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灵魂。对于前敌总指挥，志愿军大量歼敌的最佳战场只能在中朝边境浅纵深地区，越往北后勤保障、部队加强越有利于志愿军，反之越有利于敌人，这是人人皆知的军事常识。粟裕必然会利用敌人尚未明晰志愿军大规模入朝的有限窗口期腾挪出更多战役预备空间，重点解决好阻滞敌人于有利地区、又不能让其过度推进到中朝边境使志愿军身陷囹圄这一对突出矛盾，以首战即决战为最大决心，其次才是隐蔽兵力完成战役转换，争取从容打第二仗的问题，这是粟裕战争哲学屡试不爽的一贯原理，不可能在更加艰险的环境反而丢了杀手锏。也就是说，如果粟裕首战朝鲜打成战略侦察，第二仗必然在西线清川江、东线长津湖以北地区有一场大捷，志愿军歼敌数至少在二次战役3倍以上，包括成建制歼灭美军1个师的奇迹大概率会发生；第二种情况是，粟裕以战役突然性、战术陌生性和山区环境等可以抵消一部分武器装备代差的有利条件，成功抓住了麦克阿瑟圣诞节攻势的软肋，一举完成抗美援朝首战大捷，震惊国内外，联军全线溃退回清川江、大同江以南平壤、元山一线平原丘陵地带，后面再针对美军主力打战略性歼灭战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麦克阿瑟继续履职可能还有机会，换上李奇微这样的顶流军事家，志愿军“礼拜攻势”“月圆攻势”对阵联军“磁性战术”，基本上就是上甘岭战役前后那样的敌我对熬模式，粟裕擅长的战术性积累有助于改善一些局部战役态势，比如避免180师全军覆灭，与韩先楚合作打掉砥平里1～2美军建制团等等，但绝对不可能颠覆战略性天秤，这个时候无论谁挂帅志愿军都好不到哪里去，也差不到哪里去，毛泽东才是中美斗法的灵魂人物。
第五、战术组合还有潜力可挖。在此仅以长津湖战役为例，剔除粟裕入朝若干充分条件，完全遵循历史原形：其一，仍然是宋时轮兵团20军、27军对长津湖地区美军实施东西两线穿插分割的排兵布阵；其二，仍然是沿下碣里至兴南“长隘路”，对溃败的美陆1师及第7步兵师围追堵截的正确战术；其三，仍然是26军作为战役预备队伺机出击。唯一的变化是，粟裕会亲自督令战役预备队于预设战场一翼实施梯次配置，至少从26军抽出1个主力师，前出至下碣里附近相应位置待机，形成预备队主力的机动部队，这是长津湖战役最为关键的一着，跟淮海战役在双堆集东侧预置兼有协同支援、监视阻击和预备队功能的机动部队一样，其作用不仅在于相机袭扰或占领美军唯一的前线补给基地下碣里，也不仅在于美军可能溃退时担负拦追主力或辅助，重点在于预防20军、27军分割兜击美军不支时，配合预备队主力从侧背解围或顺利时锦上添花，一主两辅，一箭三雕，再造孟良崮战役王必成纵队堵住垛庄的神来之笔，如此配置、转换和使用预备队的倍增作用才是粟裕式的，才合符粟裕战争哲学和指挥逻辑，绝非事后诸葛亮的假设。如此，全歼美陆1师几无悬念，重创甚至歼灭美步兵第7师的概率也不小。道理很简单，早早加持一个志愿军主力师于“长隘路”预设战场结合部侧翼，不仅极有可能相机俘获下碣里两个美军排守卫的大量后勤物资，而且会极大地迟滞美军溃退速度，最后纠缠到水门桥也断然不至于让美军畅通无阻，熬到26军主力赶到，志愿军3个军全线围追堵截，无论水门桥炸与不炸，至少陆1师插翅难逃。此中要害，在于中美两军在零下30多度的极寒天气中对熬，美国老爷兵是无论如何也熬不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志愿军将士的。大概率战况是，在几十公里长的“长隘路”山间窄道，中美两军20多万人狭路相逢、漫山遍野，那就是另一场围歼寥耀湘兵团式的混战，也正是人民子弟兵的强项。冰雕连那样的严重减员主要发生在较长时间的战场潜伏阶段，而志愿军在运动状态下的短兵相接，冻伤减员会大大减少，双方厮杀伤亡会大大增加，最终结局不排除伟大的志愿军第9兵团减员约一半，美军1～2个建制师全军覆灭。
五、经营淮海团结
对粟裕而言，“小淮海”和“大淮海”各有利弊，前者是中野战略配合分步歼灭中原蒋军，后者是中野加入战役协同推快进程。从华野之前刚刚结束的豫东、济南战役和战后进一步增长的实力算，华东中原地区6～8个蒋军野战兵团，平均每轮歼灭1个以上，打残1～2个，两轮可扫除徐州外围机动主力。第三轮可能是长春，可能是陈官庄，也可能是交媾第一轮或第二轮的增强版围点打援，最后可能也要跑掉1～2个兵团，结果与淮海一战定乾坤八九不离十，区别在于时间上多那么三五个月，是一个问题但问题不大；如果拉中野以战役协同身份加入，无论中野顾全大局还是赶鸭子上架，则与陈邓弥合难度大，政治经营成本高，也有成事不足的战场风险。所以济南战役硝烟未散，粟裕即把“小淮海”摆上了毛泽东案头，这里面或多或少都有点私心，但对于粟裕个人和华野全军乃至全国大局，这是公私统一，最为稳妥最有把握的办法。果然此路不通，再转而按军委的意图与中野协同，亦至今未留下为人诟病的的运作痕迹。粟裕统军一贯如此，宽处能走马，窄处不透风，其中的利弊转换总是处理得天衣无缝。
另一面，我们再捋一捋陈邓在淮海战役酝酿阶段的演变线索。实际上，中野主力既心动眼热华野攻城掠地，频频歼灭区寿年兵团和王耀武集团的大手笔，又十二个不情愿被华野捆绑，所以刘陈邓前前后后都在向撮合两军战役协同以打开更大局面的毛泽东争取尽可能长一点的适应期和磨合期，以求在两军协同中保留一点老大哥部队的主动权。这一点，刘邓转出大别山之后就有所显露，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前后更加明显。之前，陈邓攻下郑州后与军委几经周折，自己定下直出徐蚌线、配合华野歼灭孙元良兵团一部或大部等方案，中央军委分别以10月11日、22日、25日、28日电予以确认，但中野主力雷声大雨点小，调动孙元良邱清泉兵团，求歼孙元良或刘汝明兵团大部或一部等任务都建树有限，这里面有敌情变化等因素但影响不大。可总前委一成立，陈邓虽有“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的明显托词，但中野敢在平原地区以对等兵力包围美械重装的黄维兵团，并于12月5日发起誓言3天解决黄维的第一次总攻，入局心态与行动决心已然判若两人。对于今天的坐而论道者，也许可以奢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至少从豫西赶回淮海战场的刘伯承不这么认为，包围黄维已是中野超实力发挥，求歼黄维断不可以单干，必须求得华野部队大力加强才是上策，刘伯承就是这样想的和争取的。而粟裕被毛泽东推搡到“大淮海”，就不仅要打好华野自己的仗，还得扛起顾全大局并让中野出成绩的政治重托，所做的战役预案和部署绝对是站在淮海第二阶段总指挥视野上的：一是面对杜聿明集团或救援或撤离的两难选择，粟裕对之以或阻援或追击两手准备，不断打乱北线攻击、阻援部队以迷惑敌人，到军委通报杜聿明集团东南撤退时，已前后向军委要求的相反方向即徐州西南方向增调4个纵队，这是实现淮海战役第二、三阶段转换的重要伏笔；二是在预设好北线暗道机关的同时，于徐州以南徐蚌线两侧机动布置华野3个纵队和特纵一部，同样与北线攻击黄百韬和南线监视李延年刘汝明的华野部队实施宽大正面机动和纵深佯动，若即若离，待机而应，就等着刘陈邓说话。粟裕很清楚，无论毛泽东发不发话，华野主动增兵加入围歼黄维兵团的第一次总攻不行，不为中野准备第一次总攻可能失利后足够的支援部队不行，准备了支援部队没有中野的请求或总前委“命令”同样不行，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粟裕的指挥逻辑和另一处睡不着觉的难言之隐。淮海战役这样惊心动魄的大仗险仗恶仗，一半可能是千古骂名，一半可能是千古荣勋，前者只有毛泽东和粟裕回避不了，后者却是各路诸侯梦寐以求特别是战后立足立身不可或缺的资本，职业军人特质的粟裕、刘伯承不能免俗，陈邓更不可能客气，不然就不会有1987年“毛主席亲口对我说的，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这样迟到近40年的乌龙球，以及“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样所答非所问的外交词令。这些后话，道出了陈邓的心思，反证了淮海的真相。
西柏坡大帐里的毛泽东，对中原猎户和其他各路诸侯的小九九知之甚远,早在豫东、济南战役前后就已经着手包括中原在内的三大战区的战略运筹，其中尤其善于发挥政委在矫枉不必过正中的政治阀门作用。辽沈战区的布局重心是封闭东北境内的蒋军主力，不使其加入任何关内战场，而不是东野100万打卫立煌50万毫无悬念的单纯打赢，“战锦方为大问题”，罗荣恒发挥了关键作用；平津战区的技术含量同样不在华北军区加上东野入关形成的压倒性优势，而在于“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以及调动和歼灭郭景云35军的战术指挥，旨在滞疑傅作义不走和安定徐州集团，并努力保护古都北京，“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瑞卿发挥了拦截35军的重要作用。中原，在全国各战略区中最富挑战性，其他地区都是一支主力野战军，其中平津的两支野战军共同作战也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以及充分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融合条件，唯有中原战场的两支野战军，其中一部分底子自中央苏区后期即完全分离，另一部分底子从来就不是一个山头，中野政治资源富足而部队弱，华野部队强大而政治上难成强势，情况相当复杂。
中原野战军的前身的是八路军129师发展起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度拥有很强的根据地和野战部队，在解放战争初期边谈边打的摩擦阶段表现得最为抢眼。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用半年时间出色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战场重点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以扭转根据地资源枯竭的被动局面、率先揭开战略进攻序幕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至1948年初转出大别山时，该部已从12万大军锐减至5万多人，进攻型重装备丧失殆尽，这是孤军前出、无后方作战的必然代价，换其他任何部队都好不到哪里去（粟裕几个月后力谏不过江，留在中原打大仗，应有此影响）。其后半年多，中野虽经陈谢兵团、11纵等成建制补充或归建，至淮海战役开打前总兵力恢复到12万人，但由于缺少大规模歼灭战才可以改善的重武器和弹药补充，威威中野，实际上已丧失逐鹿中原的方面军体能，甚至连一个进攻型主力兵团也勉为其难。但是，中野作为解放战争最困难时期最顾全大局的方面军，为全国战略转变作出了最大牺牲和巨大贡献，无论从正在进行中的大反攻特别是日后必然藉此建构的政局来看，还是从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一路走来的历史逻辑来看，中野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席的,包括被动参加或参加比重太少亦不利于即将到来的政治军事大局。
因此，毛泽东唯一的选择是成全粟裕和华野鼎定中原的巨大战功，而牺牲粟裕和华野与其巨大战功相匹配的一些政治安排，各取所长，各施所欲，兼而驭之，否则，中原战场的两支野战军无论战略配合还是战役协同，一定会心思重重，在军事上烧熟中原决战这锅“夹生饭”就差那么一把火—中野战役兵团功能，政治后遗症更多。再往后推，如果中原的仗打不好，华野中野多打一年半载本在五年解决蒋介石的规划之中，影响华北战区的兵力对比、战术结构、战役进程等横竖也是时间长一点的问题，但如果长江以北运筹失据从中原、华北跑掉6～8个蒋系主力兵团回防江南，解放战争的格局和进程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包括划江而治这样苏、美压制和怂恿的党内折衷主义也会蠢蠢欲动。毕竟，在长江后勤阻隔、无根据地作战和蒋军以逸待劳等不利条件下，面对国民党150万以上的机动主力存量和至少150万的扩军增量，很难想象已经被历史定格的渡江战役及其后的摧枯拉朽。1948年5月，毛泽东“稳渡长江遣粟郞”，部署华野外线兵团打过长江、嵌入江南，被粟裕“斗胆直陈”和随后的豫东大捷所迟滞，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更加高明和远见。华野精锐不过江是拦腰的办法，必须万无一失才能争得过江后的主动；向江南嵌入战略楔子是锁喉的办法，只要华野过江部队拿到经略江南的通道和地缘，即使百密一疏，日后进攻江南的政治军事也全盘皆活。
作为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恪守职业军人的角色，打更大的仗，打更大的胜仗，是其压倒一切的追求；作为华野代政委的粟裕，第一次被赋予主政一方的政治家角色，而出色的军事家必然是出色的政治家，区别仅仅在于有所为还是有所不为，粟裕是无志于政治而非无能于政治，这一点陈毅、邓小平比林彪看得透得多，这也是粟裕命运多舛又平安一生的奥秘。换一个视角，也就是华野政委陈毅被调走了，宋任穷副政委能量到不了位，饶粟谭的团结只能保障华野的其他资源而无力保障两个野战军协同的政治资源，粟邓两个政委谁都难以驾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粟裕只好请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来做中原战场的政委，纾解邓陈的心结，释放华野的格局，从而为自己自下而上运作“兄弟好”和毛泽东自上而下撮合“将相和”两场大戏提供契机，这一着，才是粟裕作为政治家潜质的嶙峋一见。其后，一系列与蒋介石战场微操有着天壤之别的战略微操，抽丝剥茧，点石成金，生成了破译中原两支野战军协同作战的原始密码，为包括决战淮海在内的整个长江南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奠定了顺畅的基础。
第一，毛泽东自上而下成全刘邓扩大中原局、中原军区覆盖范围的阴阳局，这是淮海团结之“启”。中原局从1938年始，根据战争进程前后设立了三次，到1947年5月16日第三次设立中原局时，北有中央就近提领的华北、晋绥，南有强大而厚实的华中战略区，并无扩大中原局中原军区覆盖范围的必要性。但中央和军委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刘邓的提议，于1948年5月9日作出决定，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区域外，凡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直至1949年6月7日新的华中局成立，这个除东北、内蒙、西北之外几乎囊括了半个北中国的庞大区域才转由西北局、华北局、中南局、华中局及其对应的军政分割节制。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刘邓赤裸裸争来的庞大管辖区域其实是个空架子，中原局党政军影响不了军队和解放区实力比之强大几倍的华中局党政军，对陇海路西端广大地区也鞭长莫及。刘邓的根本目的，当然不是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压缩华东的政治空间，这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和另一个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刘少奇所排斥的，但后者对战略区首长根据一线情况提出来又被毛泽东认可的意见有口说不出。对于刘少奇，新中国第一届政府副主席高岗推出过一个“白区党”概念，其实这个五分真相五分整人的招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真相，即刘上位后始终都在谋求将新四军和华东历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其重心就是项英牺牲后，最能代表华野、三野军事政治的粟裕和饶漱石，陈毅代表性不足，恰恰不在其内。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游击部队大多天各一方，各自为政，陈粟实际差别不大，新四军前期陈粟分任支队正副职的军中影响也各有千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前期主帅是刘少奇、后期主帅是饶漱石，新四军主力编成华野后的军事主帅是粟裕，陈毅甚至只在华野呆过11个月，所以无论从历史底蕴还是实际权威看，刘少奇争取粟裕和饶漱石都比陈毅明智得多。
1943年3月，刘少奇上位书记处和军委副主席后，逐步形成毛、周、刘三足鼎立之势，刘有留苏和所谓白区党这两个山头，他还需要一个军队方面的依托。作过政治部主任的红三军团，作过书记的北方局部队，履历成分变动复杂，毛泽东、彭德怀等影响大，唯有项英牺牲后渊源相对独立的华东是一个潜力股，而这恰恰是屁股坐稳不久的毛泽东最讳忌的：一边是从留法团队、黄埔军校、特科、南昌起义、中央分局、三人团一路走来的左膀，一边是背靠留苏团队、白区党、华野三野的右臂，往后的局面就不那么好驾驭了。所以，刘越是拉扯粟裕，粟裕的日子就越不好过；邓小平越压缩华东，越往华东渗沙子，就越受毛器重。邓这个实际上一手操纵中野党政军的政治高手，从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根据地主要领导人，跑到瑞金做一个小小县委书记，此中隐情路人皆知，他把复出的宝一路押在毛泽东身上，逆向而动，韬光养晦，很早就拿到了跳出逆境和站到巨人肩上的钥匙，而粟裕这个与毛泽东渊源不浅的警卫连长却在频频抛来的橄榄技面前无所适从。1948年4月，粟裕去城南庄，毛泽东抛出第一支橄榄，只要粟裕痛快答应做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不仅7年后元帅桂冠唾手可得，逐步上行到军界魁首也未可知；其后，攻台总指挥、东北边防军统帅、总参谋长等等一连串倚重，既是粟裕军事才华所至，同样饱含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政治取向。对毛泽东来说，人民革命需要一大批属于工农兵自己的军事家而不是所谓的职业军人，毛泽东希望这个战功赫赫的历史巨人站到工农兵阶级这一边。粟裕志在带兵打仗，形为个人志向，实为政治立场，是为谁带兵、为谁打仗的根本问题，跟专家学者们口口声声只求学术不沾政治是一个原理，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恰恰是依附政治，只是不屑于清汤寡水的人民政治而已。粟裕在建国后受到单纯军事思想和个人主义等方面的批判，毛泽东选择在最后时刻才出手平息，并在有生之年不准任何人动粟裕，根本目的就是对粟裕进行无害化处理。毛泽东以人民战争平台和战役指挥权成就了历史的粟裕，又以军事知己的惺惺相惜安定了现实的粟裕，谓之三生有幸都不足以概括其幸运。粟裕晚年孜孜以求所谓平反并终言“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实属多此一举，静而未止。在新中国极其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粟裕的个人取向之于总参谋部这个政治公器，批一批单纯军事思想和个人主义并无大的冤枉，毛粟联袂指挥淮海战役这一个史实更无需画蛇添足，川渝民谚说：麻雀飞过有影子，淮海战役不仅有影子，还有步子、印子，何需自诩！
第二，粟裕自下而上置身局中，超乎局外，这是淮海团结之“承”。为了把中原局领导班子的重头戏做足，刘邓绕了很大的弯子，于1948年4月27日和5月5日两次上呈一揽子提议，其中包括彭真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邓分任第二第三书记，陈毅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中野司令员、或军区和野战军第二政委、或军区第二政委兼野战军政委等等，尤以其中粟裕任职中原局排名第7的委员和宋任穷兼任华野副政委等弯弯绕，有搅局浑水之嫌，毛泽东除敏锐地否决了粟裕兼任中野副司令员有可能影响其独掌华野一项之外，其余皆一一满足了最有利于刘邓的选项。问题是，刘邓4月27日提出加强中原局领导的理由是“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三部分野战军在20万以上，如粟裕迟出（即不过江），则达30万，军区武装约为20万，亦须统一指挥和供应…”，按照这个逻辑，恰恰应该加强华中局、华中军区才对，人家的根据地、野战军、地方部队都比中原局强大一个量级，结果反倒是把陈毅、邓子恢调任副职，这就成功地把扩大中原局管辖范围的空架子，向经营中原和东南政治资源的真实企图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架子对于毛泽东，是捆绑中原两个野战军打胜仗、布局战后军政大局的战略工具；对于刘陈邓是亦客亦主、反客为主、浑水摸鱼的政治手段；对于粟裕，尽管早在1948年5月初城南庄会议上已被中央和军委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履职整整两个月后的1948年7月2日，又被中原局书面通知重复任职了一次，并以堂堂主力野战军军政主帅之尊，兼任中原军区下属八个二级军区之一的豫晥苏军区司令员，但这样的军政乱伦架子非但没有伤及粟裕对华野的实际掌控，反而为下一步打大仗、打胜仗增添了更多的军事资源：其上，可通过刘邓自己编织的“大局观”和陈毅、邓子恢这些桥梁发挥中野战役兵团作用；其中，可与参沙子的宋任穷合法协调中原相关部队；其下，则可以就近直接指挥中原豫晥苏军区部队加入打大仗打胜仗行列，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这就是站在中原决战历史点位上的真实粟裕及其端坐中军、以静制动的大智慧。只是毛粟邓这一波接一波各取所需的战略微操，憋屈了华东“小饶”，好不容易从刘少奇手中接过华东军政大权，又好不容易通过黄花塘整风编排陈毅树立了威信，现在被一帮反客为主的大姥硬生生地剜去了一茬又一茬唾手可得的未来政治空间，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应该就是陈毅回到华东后失位军政委员会主席而毛泽东不干预的历史溯源，也应该是刘饶分道扬镳和“五马进京”后高饶南北联手的政治原因之一。建国后，华野将士授衔普遍偏低，华野战功被大量蚕食移植，政治空间直到上世纪末物是人非才有所改善，同样是这个重要的政治塑型时期留下的后遗症，饶漱石倒台，陈毅和稀泥，粟裕大将压低了华野门坎且不好说话，爹走娘难管，受些委屈自在情理之中。
第三，粟裕自下而上再送一份大礼，热了总前委忐忑的心，这是淮海团结的“转”。中原局扩充时的粟裕部队，当然远远不止刘邓4月27日电报中所述“…如粟裕迟出，则达30万（30万-刘邓所言三部分野战军20万=10万）…”的区区10万野战军，而是除华东军区10余万地方部队之外，粟裕手头还握有包括华野一兵团（即外线兵团）在内的整整27万主力野战军，到淮海战役电请陈邓统一指挥时，华野已成近40万人的南线绝对主力。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伯韬兵团先后使用了华野5～7个步兵纵队，粟裕手头还有超过8个纵队，一头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东援，另一头监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进等，随时为阻击李刘兵团、监视黄维兵团的5个中野纵队两边兜底。显而易见，粟裕并非淮海战役打响整整10天后才发现“此次战役甚大”，也不是脱离围歼黄伯韬兵团指挥中枢后才发现需要中野挡一挡黄维兵团这一事实，而是从中野主力未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更早更快占领宿县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端倪。此前，中野不紧不慢运动到宿县后，面对国民党148师仅1万守军，从1948年11月12日发起战斗，前前后后打了6天，到11月16日才完成攻取宿县的任务，这样的节奏已经把粟裕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李延年刘汝明越过宿县地区迂回华野侧背，或者就近置换徐州守军争取时间，以徐州3个以上兵团倾巢出动救援黄百韬，华野围点打援的压力就太大了——中野对付西线赴来的黄维如果仍是这样的节奏，华野的兵力极限就有可能被黄维兵团从阻击线溜出几个摩托化师撑破。所以，粟裕选择中野攻占宿县同日“请陈邓统一指挥”，这个时间节点卡得严丝合缝。请早了，有可能弄巧成拙，给陈邓一个假戏真做的干扰空间，淮海战役打起来就事倍功半了；请迟了，对几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姥没个态度，本来不多的积极性激发不出来，影响到双堆集战场的用兵效率就得不偿失了。
时间上选得准，措词上更讲究。请陈邓统一指挥，连已经与陈邓会合的刘伯承都不顺带请一下，就是告诉毛泽东和对中野军事负主要责任的刘伯承：淮海战役眼下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黄维兵团，统一指挥的首要任务是围住黄维，围住黄维才有统一指挥的基础——同时粟裕这个电报也无意中告诉研究军史的书呆子们，之前所谓的中原局中原军区是指挥不了华野和粟裕的，否则岂有仗打到这个份上才由下级提出指挥自己之理！——陈邓回礼是“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一边预订了淮海战役成功后的指挥权，一边又撇开了淮海战役失败后的责任方，这已经是偏师偏将能够挣得的最佳收益了。刘邓初来乍到，一不熟悉淮海地理，二不了解作为战役绝对主力的华野部队，而且就算是“军神”刘伯承，历史上也只带过10多万人的野战军，打过敌我两方加起来二、三十万人的仗，一下子升级到指挥60万野战军加20万地方部队对阵国民党80万重兵集团，是绝对不敢贸然行使指挥权的，而对应的粟裕实际上独立承负着淮海战役的主要指挥责任，更不敢循人情世故之私，放弃对整个战役的指挥权。建国后，粟裕既不融入毛泽东工农兵政治，又不能公开选择刘少奇新民主主义政治，给了各路诸侯打压粟裕的政治空间，陈邓在淮海战役中被粟裕实际指挥的不爽也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此间的粟裕失去了战争年代的土壤，又不愿在政治上破釜沉舟，是断难做出战争年代那样的逆局的。
第四，毛泽东自上而下完成江南政治布局，粟裕统帅解放战争最后最瞩目一役、饶漱石坐镇东南、陈毅身负渗沙子重任、刘邓大军荣归故里，各路诸侯各得其所，这是淮海团结的“合”。淮海战役刚结束，1949年2月，中央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为华东局委员；3月，邓、饶、陈分任华东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陈毅复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饶仍为政委）；5月15日，改由刘邓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饶漱石、谭震林任第二、第三政委；6月，陈毅、饶漱石再复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直至1949年8月15日刘邓最后一次参加华东局会议，转兵西南，形成建国初期东南、中南、西南党政军格局。短短半年时间，华东党政军领导班子变换之频繁和重叠交差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为建党建军以来之最。有专业研究者言，加强华东党政军领导，是为了对付可能的美军干涉，这是现代军史上最早的春秋笔法和历史虚无主义。其时，平津战役期间青岛美军和渡江战役期间紫石英事件后的美军表现，包括美国对李宗仁政府和傅作义等地方军阀的拉拢特别是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的留守，已经相当完整准确地表达了美国亚太战略新走势，至少在可预见的一年半载内，美国没有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大陆本土的任何可能性。再退一步，即使美国实施海空突袭为主的军事干涉，有不有二野区别不大，而陆军大规模登陆，前有强大的三野，后有更加庞大的四野预备队，二野能有多大作为？唯一结论是，无论毛、周给华东添多少堵，还是刘邓进入东南后进一步喧宾夺主，都是呼之欲出的新中国政治布局的需要，如果硬要找一点非政治因素的话，也只能是中野、二野实力太弱，下一步经营西南需要华东方面加强的部队和后勤太庞大，刘邓以半个主人身份自己拿，总比请求真正的主人自觉给方便顺畅一些，共产党反对本位主义，但本位中的一些合理基因是反不掉的，更何况，解放台湾比解决西南残兵败将的份量要重得多，需要的资源保障要多得多。
六、失帅之谜
关于粟裕评帅，各色人等有各色人等的说法，但千种万种说法，抵不过一个最客观、最全面、最权威说法，那就是毛泽东所言：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领元帅衔。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话是在书记处已经确定粟裕为第一大将之后说的，不是之前说的。从此话的逻辑次序看，毛泽东说这个话的前后时差也就几秒钟、几分钟，最多十几分钟，但也就是这个以分秒计的时差，决定了粟裕与元帅失之交臂。时至今日，还有一些粟粉言之凿凿，把评帅归咎于这个部那个部，这个人那个人，并晒出一贴贴真凭实据，但这些人就是不懂重要的事少数人定的人间常识。评帅这种历史性现实性的大事，最终就是五大书记拍板，其中毛泽东至少一半决策权。
1953年开始酝酿的人民军队首次评衔，难在元帅以下的山头、军功平衡，元帅评定恰恰最简单明了。大元帅是毛泽东的，其他元帅是各方面军军政首长和总部首脑的，二一添作五，人头一下子就出来了。加上毛泽东带头拒绝大元帅并提议进入党政系统实职的领导不授衔，十大元帅实际上评无可评。毫无疑义，粟裕必列十大帅，排位不在第六就在第十，其他暂且不论，单就军委各总部综合职能最重要、排位最前的总参谋长一项，按照包括苏联在内的古今中外军界惯例，也不可不授元帅衔。彼时，前任总长是元帅，各主要总部首长如总政治部、总干部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皆为元帅（至于用军委委员单子等同于元帅单子来揣测历史，就更加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了）。由此可溯，粟裕辞帅同样毫无疑义，粟裕位居总参谋长，置身共和国军事中枢，不可能不知晓经年有余的将帅评叙信息和此中讲究，他已战功等身、军威齐寿，从群雄逐鹿的战阵中攫取了无以撼动的历史地位，元不元帅并无大碍，与陈毅争这个元帅桂冠更是弊大于利，他会不辞？
毛泽东把粟裕领帅的四大理由最后摆上了桌，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没摆上，即山头代表性。共产党讲五湖四海，反对山头主义，但承认山头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客观性。华东这个三年游击战争与北方红军遥相呼应、抗日战争与八路军并驾齐驱、解放战争鼎定中原的大山头，比照西北、华北、中原评一个元帅明显亏欠，比照东北评两个元帅理所当然。无论评一个还是两个，粟裕必领华东元帅衔。一论功，以及以军功为主要考绩标准的军事才能，粟裕至少进元帅榜前三；二论历，粟裕以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团领导成员，到实际统帅规模仅次于东北和中南的华野三野，一天都不曾离开过华东，位列第六恰如其分；三论德，粟裕以党的领导和团结为胜利之本，两让司令一让元帅，怎么排都不过分；四论山头代表性，粟裕是打满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和华东解放战争所有重大战役的唯一军事统帅，排在刘伯承贺龙之前也天经地义。
所谓元帅，主军而兼政也，有些人说十大元帅中的罗荣恒是政工元帅，这是相当缺乏历史见识的说法，古今中外从无政工元帅之一说，未来也不可能有，罗荣恒集建军、指挥、统筹之全能，岂可以政工一为视之！陈毅在华东主政资历较深，主军经历较短，不是不可以代表华东军事，而是只要有粟裕在，其代表性就不全面。除了前述的其他一些原因之外，仅在华野打豫东、济南、淮海这些最重大战役时期均不在列一条，已使其代表性大打折扣。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前早已卸任司令员，且美方也未对等派出军界中枢，为什么还要专程前往朝鲜代表志愿军签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彭才是打满志愿军五次重大战役的首任统帅，他才最具代表性。同时，陈毅不领帅还有一条重要界线，他已立位政界，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张鼎丞、程子华、李先念等等都按主席提议免授军衔，陈毅没有理由成为例外。
那为什么天经地义的粟裕元帅成了粟裕大将呢？根本问题，还是出在刘少奇头上。刘自新四军政委任上，对粟裕的政治争取就一直不遗余力，以至建国不久，刘少奇即到上海亲自看望住院的粟裕。战友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探探病本无可厚非，但唯独刘少奇结交粟裕或者饶漱石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讳忌。刘通过新四军和北方局的稳健工作，自党的七大前进入中央书记处，再经过中央工委书记任上独档一面特别是建国后提出新民主主义过渡期等政治主张，深得打天下坐天下的新贵之心，在党、政系统已经羽翼丰满，如果再植入军界实力派的支撑，三驾马车就失去平衡，所以毛周自始至终忌讳刘少奇染指军界，这是公开的历史事实和政治逻辑，并无主观妄议。
显而易见，在评帅这样涉及重大政治生态的场合，各持一张选票的五大书记是各有心思的。十大元帅，个个都雷打不动，谁来代表华东军事也根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政治因果往往是果寻找因，而非因决定果。毛泽东当然明白粟裕是代表华东军事的不二人选，但他绝不会对粟裕先言为主，失去这个政治观察的机会；周恩来明察秋毫，支持粟裕还是陈毅一要看谁提议的，二要看主席的态度；朱德和陈云两位书记的选票份量轻一些，博弈动机也不强，模棱两可。剩下一个刘少奇，大概率会第一个说话，从他敢于亲自探望粟裕可知，他已经不避讳争取华东粟裕的宗派倾向了。刘少奇率先开口，粟裕的元帅衔立马泡汤，这就是政治的深不可测。据有关资料披露，最后定夺粟裕还是陈毅为帅，专门征求过北戴河周恩来的意见，周以苏联布尔加宁元帅为例力挺陈毅，这个细节是真是假，还有书记处到底议了一次、两次、三次才定下来，周恩来参加了其中几次，这些过程已经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刘少奇支持粟裕，周恩来必然支持陈毅，毛泽东必然顺着周恩来就坡下驴，然后毛周必以“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领元帅衔”“大将还是要当的，而且是第一大将”这样的话圆场，朱德和陈云必深以为然，只有刘少奇赤膊上阵又帮了一次粟裕的倒忙，让陈毅拾了一个元帅。当然，陈毅已经贵为副总理兼外长，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对元帅头衔已经取舍无恙了，并非他要争这个元帅，而是毛泽东尤其是周恩来要他当这个元帅。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东西南北大小山头十数个，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最大山头有两个，一个是从工农革命具体实际中走出来的独立自主派，一个是从苏联的政治生态中空降下来的国际接轨派。后者第一个政治代表是王明，第二是刘少奇，第三是周恩来，第四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毛泽东去世后两大山头易位，新民主主义道路最终取代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产生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异化。陈毅起步于法国勤工俭学和南昌起义，兴于井冈山，政治上不得不皈依大智大勇的毛泽东，立场上却始终在周邓派系转圈圈。如果陈毅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必然是改革开放最积极、最得力、最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他的后裔禀承其政治血统，亦是改革开放的明星级支持者和受益者。
跟陈毅一样，粟裕也起步于南昌起义，兴于井冈山，虽无原版派系背景，但其家庭、教育、志识等文化血统更趋于知识军人新贵群体，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易如反掌，走出新民主主义难于登天。建国后天下初定，抗美援朝也打完了，毛泽东再次点将粟裕，其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粟裕的军中威望和中枢地位，为军队干部过好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大关带个好头、作个示范。具体一点，就是不仅不能跟着老搭档们在新民主主义旧辙里留连忘返，还要跟他们斗，斗出无产阶级的初心，斗出社会主义的真理，顺应广大工农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切身要求，这是共产党掌国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和领导人民开创人类大众文明新纪元的唯一途径所在。
主义之争，实为物质利益的社会表达方式，本质上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阶级的身家性命。政客及其文人把这个物质利益的生产分配方式垄断成意识形态，一为隔离老百姓，二为迷惑老百姓。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基于生产社会财富的重要性而言，对于收割社会财富的主体，与《独立宣言》所标谤的“人生而平等”的“人”一样，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按照马克思社会阶段划分，奴隶社会的人和民就是奴隶主，封建社会的人和民就是地主，资本社会的人和民就是资本家，只有社会主义词典里的人民，才对应最广大的老百姓，同时也包括改邪归正的地富反坏右，这是社会主义永远颠覆不了的合法性和先进性所在。中国老百姓并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也不太明白什么叫社会主义，老百姓是在亲身体验皇帝老儿、军阀混战、国民党政权和新中国之后才拥护社会主义的。同理，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反社会主义者，所谓的精英们也是在认清新中国等对人类文明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之后，才对社会主义惧之如虎、恨之入骨的。所谓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和买办新贵团结起来，向清王朝和旧军阀这一拨老的既得利益者争权夺利；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接受了现代民主思想、不甘于国家和个人现状的成长型群体团结起来，向资本买办新贵这一拨新的既得利益者争权夺利。这两个主义的组织者都是少数人，都必须利用无产阶级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都要象历次造反者一样向广大工农兵作出自己的利益承诺，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者不仅作出承诺而且初步兑现了承诺，比如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区土改、资本全民所有制等等，由此调动了比国民党所依仗的地主资本家买办势力强大十倍百倍的力量，摧枯拉朽地扫除了国民党刚刚建立的新政权。但是，这个初步兑现对于共同奋斗的广大工农兵，到底是暂时的激励手段还是革命的本质，检验标准就不仅是根据地、解放区和建国初期那一时半会，关键还要看可持续的政权性质。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者，必须经历两次革命才能完成，第一次革敌人的命，第二次革自己的命，并且第二次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要比第一次革别人的命痛苦得多，艰难得多，也长期得多；同理，真正的人民解放也必须经历两次争权夺利才能实现，第一次向敌人争权夺利，第二次向自己人争权夺利，这个自己人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老百姓所对应的，曾经在一个锅里吃饭、一个战壕里打仗的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也叫代议者。只有完成后一个争权夺利并潜移默化到文化的层面，形成对立于传统旧文化的新社会主体和新价值主体，才能实现新民主主义所奋斗的天下一人、公权共利、按劳分配、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民主，从此终结几千年造反者打天下坐天下的历史周期率。
所以，新中国27年社会主义自我革命虽然是和平状态下进行的，但其复杂性、隐匿性、激烈性要远远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国共之间的敌我斗争深刻得多：
第一、投机集团性质有异化。共产党初创时期，全国范围内有100多个各类党派和更多的军阀、买办、道行、教会、门阀等势力，共产党是其中起步最迟、力量最弱、扩张最快和空间最大的政治势力，因而在容纳了最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同时，也容纳了最多的非无产阶级投机家、冒险者和赌徒。在革命进程中，艰苦的战争生活和渺茫的前景淘汰了一部分投机者，持续的肃反整风清理掉了一部分，但仍然有相当多数的投机分子滞留混杂在革命队伍中，并且以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所谓情商，占居了绝大多数的领导管理岗位。他们缺乏自成力量的社会基础和革命勇气，在面临生死抉择的进程中不得不选择毛泽东和依附其所领导的工农兵阶级，因此不能够象过往的农民起义那样轻易从中途窃取最高权力和改变革命性质，而一旦立国建政，他们就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地不安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他们要的是改变政权性质、夺取最高权力等等根本政治利益，要的是百年老店和贵族身价，走的是一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曲线建政之路，与过去农民起义被刘邦、朱元璋们中途异化后单纯的内部争权夺利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遗老遗少心术有变化。为了平衡和稳定社会，任何新生政权都会吸纳一定旧势力人员，区别在于过去的封建政权、资本政权是带着顺从的遗老遗少们一起过人上人的日子，至少让他们享用残汤剩水并保留锦衣玉食的提升空间，所以他们恢复旧秩序的反抗意识很快被消蚀、被同化；而新中国所建立的人民政权，虽然给予了他们远远超越社会平均水平的待遇，但对于这些养尊处优的遗老遗少而言，三年五载过渡一下尚能忍耐，被挟裹进新政权长期艰苦奋斗那是绝对扛不住的，由此决定了他们始终与工农兵面和心不和，各有一本账，只要新中国政权性质不蜕变，他们及他们的子子孙孙所导演的各种形式的地下攻击、颠覆、渗透、演变就不可能停止。
第三，工农干部角色有同化。历朝历代的老百姓造反，都始于活不下去，成于等贵贱均贫富，终于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几千年封建统治浸淫的文化惯性，远远不是体制内的所谓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舆论监督等等就可以轻易约束的,非人民大众的主体参与和日常监督不得改善。在新旧政权更迭中，那些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的功臣逐步上位为新贵，一大批中低层工农干部则在唾手可得的体制利益中迅速皈依新贵集团，与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初心不改的少数革命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尖锐对立的内部矛盾。这些曾经纯朴善良的造反者担当了两个新角色：一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自发反对者，二是被投机集团和前朝余孽利用为反对新政权的枪手，从而空前地加大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毛泽东之所以不惜最后一搏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设想七八年来一次，就是从反反复复的实践中彻底认识到，人民政权没有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这根定海神针不行，大众文明不从文化建设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根儿入手不行，否则永远搞不过投机者、蜕变者、旧余孽和殖民者四流合股的修正主义势力。
第四、无产阶级成色有误化。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在革命和建设中爆发出了世所罕见的磅薄伟力，这个力量吓坏了人民的敌人，也误导了无产阶级自己。一方面，把最高领袖引领和庇护下的暂时觉悟和团结，误认为是自己本来的阶级组织状态；另一方面，用斗争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斗争，没有利用最高领袖庇护的有限历史时机，把重心放在无产阶级独立的思想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面，重蹈了一个早上力拔千均、一个晚上一盘散沙的历史悲剧。事实反复证明，无产阶级如果继续把自身解放寄托于精英代言及精英组织的上层建筑模式，没有自下而上的阶级觉醒特别是根植于民间的强大的自治组织，比如足以对抗和制约各级体制异化的独立的党代会、人代会、士兵委员会、工会、农协等等，那么一盘散沙的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一个理论概念，永远谈不上政治层面的阶级价值和阶级力量。
第五、经济基础归属被虚化。被没收被赎买的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基础被消灭的证据，这些资本并没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所谓代议者手里，但这些从业上层建筑的代议者的性质并不取决他们自己，也不取决于授权人看似数量庞大的个人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授权主体的阶级整体力量：无产阶级具有压迫性的阶级组织和阶级力量，代议者就是人民公仆，否则代议者就是一个早上即可以回归特权阶级的不断更新的敌人。原苏联和当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从人民公仆到人民公敌的蜕变，就是这个逻辑的必然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摆在新中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刘邓等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过渡期。这是代议者的政治理想，与先富带后富的悖论一样，代议者一旦过渡到执政者，断无再从执政者过渡回服务者的道理，必然重蹈二十二年前国共合作完成北伐之后敌我分离重组的覆辙；另一条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开局之路，其核心就是把代议者约束和改造成为人民大众的服务者，工农兵作为执政主体从此入主共和国政治舞台。这是新中国27年能够迅速凝聚站起来的劳动大众，迅速建成全世界最文明最进步的第一大国和初步建成世界级富国、强国的根本动力和保障，也是毛泽东继青年时代创立武装割据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胜利道路，把早期共产党从一个新知识分子沙龙改造成为具有工农革命性质的政党从而创建了真正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之后，从思想到实践的第二次重大飞越，由此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三大支柱中的基本条件和实践路径，而毛泽东思想的压舱石，则是人民领袖经过二十余载的执政探索和总结，在生命最后一息，先于全球资本集团弹冠相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全军覆灭之前，再一次拨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航向，从根本上发现并推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千古真理，找到了从文化革命这个根子入手，而不仅仅局限和停滞于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现实层面坚守社会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为深陷历史周期率困惑的无产阶级找到了一条建立人民民主、坚守人民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的可操作性路径。这是毛泽东站在更高的人类文明层面完成的比推翻国民党买办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伟大的中国实践，是毛泽东为中华民族重开社会主义举行的隆重奠基礼，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对人类文明正本清源的创世纪贡献，也是瑟瑟发抖的中外反人民反文明势力极尽污化毛泽东和文革之能事的根本所在。中国工农兵虽然经历了比其他民族更多的现代政治锻炼，但大多数老百姓被眼前生计和利益所困，仍然看不透历史的真相和未来的走向，他们检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切领袖、一切代议者的标准非常简单：主席去世四十多年，这个持续近30年的中国第一家庭至今家无资本、人无半官，与曾经的战友们形成天悬地殊的剧烈反差，这才是毛泽东热经久不息、越压越热的根源所在。而原本，毛泽东才应该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最大动机者，当年的开国领袖威播中外，正值壮年，他完全可以自己导演或利用新民主主义逻辑和改革开放生态，构建属于自己的极尽尊贵与庞大的家庭和家族，财富齐天，家权盖地，在战友和文人们对新中国分而食之和众星捧月中再造一个千古一帝，这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发现的事实，也是最朴素、最通透、最具检验力的事实。人，中青年时代只是手段，老年和死亡才是本质；国家，打天下仅仅是渠道，政权性质才是底牌。
毛泽东放弃荣华富贵继续为人民争权夺利，就是选择了孤家寡人和粉身碎骨，他除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向红墙之外以紧握他的人民，还迫切渴望战友特别是具有军界根基和威望的战友提供强有力支持，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主席把粟裕放在路线斗争的重要支点位置上，就是希望和要求粟裕把人民子弟兵带成一支社会主义的政治警卫队、文化宣传队、经济建设队而不仅仅是国防武装队，在抑制修正主义膨胀和具体的“三支两军”中发挥人民军队中流砥柱的政治作用。毛泽东要的兵，也绝不是单纯以服从军事命令为天职的打手，而是象孙玉国、黄继光、欧阳海、雷锋那样以执行党和人民的政治命令为天职的人民子弟兵，有利于人民没有命令也要干，有害于人民下了命令也不能干，否则所谓军队和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过是现实的或潜在的人民之敌。粟裕在几年总长任上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单纯军事思想，不仅被投机者用作政治挤压手段，实际上也为人民领袖毛泽东所不容。任何权力，不为老百姓所用，必为老百姓的敌人所用，这里面永远没有什么职业军人之选!
粟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戎马半生，指挥了一系列定格于为人民解放而战的伟大战役，为人类军事史增添了无以伦比的大兵团作战艺术，但自始至终都没有完成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转变，在求同存异的夺权过程中与工农兵同一条战壕，在建政立权后新旧力量的斗争中已然分道扬镳，与韩信、白起、朱可夫、尼米兹这些古今中外大军事家殊途同归。这个“伟大”与“大”的区别在于，只有彻底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为老百姓争权夺利，不惜为人民利益而粉身碎骨者，才配得上伟大一词，圈子内的互封互捧是不着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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