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
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
话说1959年9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河北、山东、河南3省视察之行。
9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一个农场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了山东济南。
上午10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准备就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舒同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3人一起走进毛泽东专列的办公室。舒同汇报了封山造林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
“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说：
“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说：
“黄河同别的大河不一样，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泽东说：
“有点泥沙怕什么？上岸来冲一冲就是了。”
历城县东郊公社的一些村庄就在黄河岸边，郑松对黄河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他说：
“黄河中漩涡很多，也很大。”
毛泽东见他们有顾虑，就说：
“漩涡也不怕，你们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泽东横渡黄河的决心这么大，就和杨节、郑松研究了渡河的地点、时间及如何组织人员勘察等等问题。毛泽东说：
“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你们可以先找些人做点准备。”
眼看已经12点了，毛泽东就留舒同3人在专列上吃了午饭。
后来到了196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到山东去，以后横渡黄河的计划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说这天下午１时，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副省长白如冰、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等人陪同下，来到省农科所试验田。车队径直开到试验田边，毛泽东一下车，秦杰副所长激动地迎上前去，毛泽东问道：
“我在哪里见过你？”
秦杰回答说：
“去年８月９日我在这里迎接过主席。”
毛泽东在秦杰等人的引导下，顺着田间小路向南察看棉花试验田。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还好，面积也扩大了。此时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时候，毛泽东看着雪白的棉花，问道：
“平均每棵棉花有多少桃子？”
秦杰说：
“平均每棵有30多个桃子。”
“一亩地多少棵？”
“每亩4000棵。”
毛泽东看到有个品种的棉花长的又高又大，便问：
“那是什么棉花？”
秦杰说：
“那是木棉，这里是不是适合，还得锻炼它。”
毛泽东又继续往田间里边走，沿路还看了蔬菜、多穗高粱、地瓜等农作物。在一块大白菜地，他见大白菜长势很好，便关切地问：
“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秦杰回答：
“亩产6000多斤。”
毛泽东问：
“大白菜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起来的，再多长些时间？”
秦杰说：
“白菜心是自己包的。”
他看到高粱地里的多穗高粱，数了其中一株有６个穗，就问：
“为什么说是多穗高粱？是不是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种高粱从哪里来的？”
秦杰说：
“是的，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个品种是从河北来的。”
看到地瓜丰产田里长的９斤重的大地瓜，毛泽东问：
“种地瓜是否翻蔓？种的什么品种？是否日本品种？”
秦杰回答说：
“不需要翻蔓，现在我们种的有胜利百号，是日本品种，另外还有一窝红、济薯一号、烟薯一号等品种。”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要给农民多培育些好品种。”
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雨，随行人员给毛主席撑起了伞。毛泽东看到在场的人员没有雨伞，都淋在雨中，就说：
“下雨了，走吧！”
他挥手让农科所的干部职工回去，自己上了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看玉米的生长情况，他问郑松：
“这一亩能产多少？”
郑松说：
“这片丰产田可达800斤。”
毛泽东说：
“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9月2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指示中说：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城乡人民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农村集市贸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济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领导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应当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懂得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便于组织短途运输，便于管理市场价格；便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进行商品的交换和调剂；同时也便于为商业部门开辟货源。人民公社、生产队对农村集市贸易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员进行有关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在参加集市贸易当中，作到买卖公平、不抬价、不抢购、不贩运、不弃农经商。
9月2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了道东堡村的“棉花丰产方”。
据亲历者高成在《难忘的记忆——纪念毛主席视察成安县六十周年》一文中记载：1959年9月24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风尘仆仆地来到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棉花丰产方”。当时我有幸以学校少先队员的名誉去欢迎毛主席的到来。虽然已过去了60年，但毛主席视察“棉花丰产方”的情景还依然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道东堡村“棉花丰产方”的棉花长势喜人，雪白雪白的棉花一望无际，如同银海一般，从成安县城到道东堡村的马路，当时虽然没有硬化，但路面整修得平平整整，打扫得干干净净，“棉花丰产方”中间一条小路两旁彩旗在秋风中招展。
上午10点左右，十几辆黑色轿车慢慢地向我们这里驶来。当汽车停稳后，毛主席从第二辆汽车里走下来，他老人家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一双半旧牛皮鞋，站在车门前微笑着向大家招手。大家高兴地向毛主席身边跑去，毛主席一一和大家握手，当时我跑到毛主席身边，用一双小手握住毛主席又大又厚的右手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了一句“毛主席您好！”这时毛主席微笑着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我高兴地说：“十二岁了，上5年级”。
毛主席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对“棉花丰产方”进行了视察，当时我就跟在毛主席的身后，一边追着跑，一边追着看。
毛主席首先来到了当时打机井的木架子前，他抬头看着又高又大的木架子，上边有一个圆圆的木轮子在转运，就问：
“这个木架子怎样打井的啊？”
打井的负责人就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只见毛主席高兴地点了点头。往北走，就是道东堡“棉花丰产方”，小路两边的棉花地里公社社员正在摘棉花，当毛主席来到这里时，社员们纷纷从棉花地里跑出来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
再往北走，毛主席视察了棉花温室大棚，大棚一是培育优质棉花，二是提前栽培，这样可以增加棉花产量。毛主席走进一个温室大棚，看见5、6棵“棉花大王”长得像小树一样，大约有一米多高。据说这几棵棉花在温室大棚里已生长了3年了，每棵约有150多个棉桃。毛主席看见这几棵棉花就问：
“这一棵棉花能收多少棉花呀？”
大棚负责人说：
“大约5斤多棉花”。
毛主席说：
“好！”
他走出大棚，往南来到了一片菜地，那里种了两排“蛇皮豆角”，豆角有一米多长，看上去像一条条青蛇一般，毛主席看到这样长的豆角很好奇，他老人家在一串串豆角前转来转去，看了又看。豆角地南边，有一片冬瓜地，9月的秋天，地里长满了又大又白的大冬瓜。毛主席指着冬瓜说：
“这是什么瓜呀？长得这么大？”
村支书说：
“这是我们村的特产，叫大冬瓜，一个冬瓜有50多斤重”。
毛主席听了后说：
“不错，不错”。
初秋的天气，虽然凉爽了许多，但到中午还是很热，毛主席这时脱下上衣，只身白衬衣，他老人家真像一位公社社员，大家都说：
“毛主席就是咱们社里人”。
12点左右，毛主席在“棉花丰产方”简易平房里同棉花姑娘们进行了座谈，道东堡村用自家特产大西瓜，招待了毛主席。
9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军委由下列21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
中央军委常委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萧向荣为副秘书长。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汇报说，为给这座建筑起名字，他曾征求专家组的意见，大家提出了“人民宫”、“共和宫”、“首都会堂”等多种名称，而结构组组长茅以升则提议叫“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当即决断地说：
“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很好，可用。”
9月27日，毛泽东给来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农垦局文工团代表李艾写了一封信。
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说过，李艾是作为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在1958年和吴凤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垦荒。她这次到京后，给李银桥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厂亲手生产并自费购买的一包白糖托李银桥转送给毛泽东，没想到李银桥很快就给她送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接过那个大大的信封，激动得心里蹦蹦直跳，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笺上写着：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他们好。
毛泽东 9月27日
李艾看罢信，急切地问李银桥：
“我想见见主席，行吗？”
李银桥说：
“好吧，我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在国庆节前夕，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来到了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说：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协议执行。”
此时，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第二次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程思远曾将李宗仁的一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这批文物是12箱字画，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周恩来在接见程思远时说：
“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说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祖国，这是他爱国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9月底，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典。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也匆匆直接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他。赫鲁晓夫神气十足地走下图-114座机，满脸堆笑地大步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握了手。当体态肥胖短粗的赫鲁晓夫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像一名拳击高手一样迅速地闪开了。
毛泽东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则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简短讲话。他说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卫士用茶缸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了麦片粥，就向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谈到了1958年炮打金门前后的情况，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指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上一次会谈——笔者注）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等待着一位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此前，李银桥早就告诉李艾，说今天晚上她可以来看望毛泽东了。可李银桥站在门口左等右等，也不见李艾到来。原来，李艾这天晚上的任务是观摩话剧，看完已经很晚了，便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李银桥见她来了，埋怨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外边的动静，抬头向外张望，一见李艾就说：
“哦，不怕鬼的姑娘来看我了。”
李艾原来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一直戏称她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礼毕，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又问：“您身体好吗？”
“好。”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让她坐下，感慨地说：“长大啰，长大啰！”
李艾听到毛泽东的夸奖，莞尔一笑，又歉疚地说：
“主席，我去观摩话剧，让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东进序曲》。”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点点头说：
“知道了，这是一出好戏，是华东的。”
李艾一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她腾地站起身来，说：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国庆节，您还要上天安门去检阅，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泽东还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国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说：
“我下次再来看你吧。”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建国10周年大庆。这次庆典是建国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60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和其它国家党的首脑出席了庆典。
上午9点55分，毛泽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赫鲁晓夫头戴草帽身着乌克兰式衬衫，和胡志明、金日成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国党政其他领导人及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0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8个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他们一起观看国庆游行活动。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由15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6个空中梯队组成。
空军受阅编队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150米。
此次阅兵的装备数量大大增加，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装甲兵方队，装备了中国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当年定型，当年投产，当年装备部队并参加国庆阅兵。飞过广场上空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
阅兵规模比往年大，但用的时间却只有58分钟，这表明阅兵组织工作比往年更周密、更细致、更成熟。
国防部部长林彪在阅兵总指挥杨勇的陪同下，乘国产阅兵车，检阅了广场上和在东长安街列队的人民解放军海陆空3军。检阅完毕，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加紧训练和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的军事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使每个人都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精通业务，熟练的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装备，以便胜利地履行我们保卫国防防止侵略的光荣职责。”
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曾兼任人民大会堂结构专家组召集人的茅以升及其家人，正好遇见了走向休息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茅以升的3个外孙与毛泽东、赫鲁晓夫握了手，并一起照了相。
赫鲁晓夫在休息室里向毛泽东提出，要撤走帮助中国生产原子弹的专家。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可以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撤回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外国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焰火。尔后，他们又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将军合唱团”的演出。
“将军合唱团”的230名共和国将军们，在人民大会堂登台演唱，由上将李志民指挥。幕布一拉开，满堂生辉，势惊四座。将军们虽然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却也堪称业余歌手。他们的歌声气壮山河，波澜壮阔。指挥“将军合唱团”的李志民，更是引人注目。
接下来，梅兰芳演出了从豫剧中移植过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找梅兰芳谈话，他高兴地说：
“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至于戏中的人物，是否可以将‘安王’改为‘西夏王’？”
梅兰芳连连称是，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会谈，中方出席的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苏美首脑在戴维营会谈的情况，还一个劲儿地鼓吹美国如何好，如何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他还说艾森豪威尔是什么“和平之士”，要建立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没有军队的“三无世界”。毛泽东深沉而冷静地望着得意洋洋的赫鲁晓夫，中肯地说：
“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访问美国只带回这样一些东西？”
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方提出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
“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他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可是，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周恩来则解释说：
“这8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
赫鲁晓夫又说，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大放厥词，早已忍无可忍，就严厉批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也反唇相讥，他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不该和印度为那块不毛之地发生冲突。他指责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愤然反驳道：
“这是原则问题！”
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也反复向赫鲁晓夫说明事实真相：早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推进，侵占了中国东段9万平方公里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并且还要侵占西段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中国边防军作战进入山南边境要地。印军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是他们先开枪，12个小时之后，中国士兵才开枪的。
赫鲁晓夫不顾事实真相和是非，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他说：
“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反驳说：
“西藏印度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毛泽东说：
“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到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周恩来也补充说：
“赫鲁晓夫同志，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侵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毛泽东说：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
彭真接着说：
“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
赫鲁晓夫对着周恩来教训道：
“你是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说：
“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受到如此指责，恼羞成怒，就把一口恶气撒在周恩来身上。他环顾大家一眼，指着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1957年派周恩来去处理匈波事件，他却在莫斯科无端地教训我。”
周恩来见赫鲁晓夫旧事重提，就说：
“我们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你当时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将拳头捶在沙发扶手上，嚷道：“我没有咒骂，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见赫鲁晓夫耍赖，他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站起来说：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与你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
赫鲁晓夫红着脸为自己开脱说：
“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中国炮击金门问题上，说没有与苏联打招呼。陈毅反驳说：
“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冲着陈毅说：
“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说：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说：
“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我才这么几个人？这种会谈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客气地说：
“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向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
“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
“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
“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吃了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后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一天下午用茶时，赫鲁晓夫提出，要见一见彭德怀元帅，并要送给彭德怀一份漂亮的礼物。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尽管他心中非常恼怒，可还是不动声色地转换了话题，谈到了汉语的独特性，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毛泽东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
他又问赫鲁晓夫说：
“你知道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吗？”
毛泽东不等对方回答，就接着说：
“可多啦。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
还没等赫鲁晓夫反应过来，毛泽东又说：
“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7亿。”
10月4日，赫鲁晓夫在离别北京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毛泽东没有发表送别讲话。两人只握了一下手，脸上没有笑容。中苏双方也没有发表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就在这冷冰冰的气氛中踏上了归程。后来在10月6日，赫鲁晓夫到了海参崴，在讲话中攻击中国领导人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后来，毛泽东则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气愤地说道：
“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鸡！”
毛泽东的话语一落，听报告的全体人员立即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毛泽东也笑了。这是嘲弄赫鲁晓夫的非常辛辣、幽默、形象的语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民族精神，他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事，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超过他自己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再说10月4日晚上，李艾在中南海春藕斋周末晚会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她，就招呼说：
“李艾，过来，过来。”
李艾兴奋地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候道：
“主席，您好！”
毛泽东向周围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李艾同志。”
他让李艾坐在自己身边，高兴地说：
“你们远走高飞，长大啰，成为一个劳动者了。前些时候，到北大荒的那个梁小芳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小鬼呀，才这么一点点高的个子，就当了列车长了，好啊!”
毛泽东又打听了到北大荒去的其他人的情况，仔细地了解北大荒的生产情况，他还问李艾：
“你有没有挨饿呀？”
李艾说：
“我们北大荒还行，按定量吃饭。”
“真的吗？”
毛泽东盯着李艾问。正在此时，江青来到了春藕斋，只见她那高挑的身材外罩着一件白色毛料长裙，愈发显得典雅脱俗。毛泽东见江青来了，就叫住了她，笑容满面地介绍说：
“这是北大荒来的李艾同志，你们拉拉手吧！”
江青微微一笑，和李艾轻轻地握了一下手，就走向了自己的座位。此时，乐曲已经奏响了，李艾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请您跳舞。”
“好嘛。”
一曲终了，毛泽东回到座位上，又问李艾：
“你刚才讲那里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情况？”
“主席，粮食是丰收了，大家的生活确实比以前改善了。我们是吃了很多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李艾那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成熟而又坚强的光芒，她又说：“主席，转业后的指战员们处处都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非常吃苦耐劳，每一个都是好样的。”
毛泽东很欣慰地说：
“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你们要爱护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李艾点点头，十分依恋地说：
“主席，我该走了，明天就回北大荒了。”
毛泽东关心地问：
“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吗？”
李艾摇摇头，像一个懂事听话的女儿一样，微微一笑，说：
“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切都很好。”
“长大啰。”
毛泽东喃喃地说。李艾握着他那温暖的大手，说了声：
“主席，再见！”
转身离开了春藕斋。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17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3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在国庆节过后，回到香港的程思远将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了香港。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人员去接回到北京，并指示故宫博物馆进行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有的是真迹，大部分是赝品。按行情计算，价值不过3000美元，与李宗仁所说11万美元相差太大了。
周恩来把字画的事情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为了争取李宗仁回国，准备给他3万美元。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作‘投石问路’”
后来，周恩来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说，他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洲的旅差费，以壮行色。李宗仁得知后喜出望外，连声称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0月7日12时40分，人民解放军地对空导弹兵某部营长岳振华指挥部队，拦截国民党军飞向北京的美制高空侦察机，3发导弹全部命中。飞机残骸坠落于通县东南河西务村附近，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此战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人民解放军这支地对空导弹兵部队，是在1958年秋冬刚刚组建起来的，共分为1、2、3营。
10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薄一波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1、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2、今年每人平均分到30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3、公共食堂59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4、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1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10月9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毛泽东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另外，陈伯达还参考了毛泽东在外事会议上谈及彭德怀的一段话。他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看罢，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他又批示道：
“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10月13日凌晨4点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和他一直谈到7点半。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据任继愈回忆说：“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
据任继愈追记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2.关于哲学问题。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等等。他在谈话记录的最后附注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任继愈公开发表的谈话内容和他儿子任重公开的史料，只是这份谈话记录中的一部分，抄录如次，以飨读者：
毛泽东一见任继愈的面就说：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有没有人研究佛教？”
任继愈回答说：
“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说：
“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
他又说：
“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
毛泽东转对陈伯达说：
“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
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了讲解，接着，又对任继愈说：
“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毛泽东还说：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
任继愈说：
“福音书（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说：
“那可不好。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
任继愈回答说：
“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毛泽东认真地说：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基督教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只有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
“某某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泽东指着陈伯达对任继愈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毛泽东屈起一个手指，说：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他又屈起一个手指，说：
“《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30里，三舍90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接着，他屈着第三个手指说：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在这份谈话记录中，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说：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4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外交要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更稳定的和平环境和更多的国际朋友。”“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的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年至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10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提出：在今年的10月、11月、12月3个月内，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收割、农产品加工、手工编织以及挖矿石等等方面，在切实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扩大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亿5千万元以上的产值，使1959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5%，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各地必须立即抓紧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产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农副业总产值增加15%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只在群众中动员，切实努力去做，埋头苦干，力争实现，没有实现以前不要登报。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的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10月12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5月间就开过3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积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70%增加到90%；动摇的，由原来的20%减少到8.5%；反对的，由原来的10%减少到1.5%。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像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10月16日，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修改稿上批示道：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3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
10月21日，中印双方在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陈伯达在10月21日送审的批判彭德怀的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了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9年10月23日
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又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59年第22期发表。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将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的批语中写道：“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些远见卓识在现在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却难以理解。正如他们后来不理解“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一样，误认为这些警世论断都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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