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
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话说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是10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陈云同志说明。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的，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1个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1个月。实际问题，在那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约3天到5天就够了。27号不够就开到28号，至迟28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3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3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搞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1960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的，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苏联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武装斗争的胜利，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出现了阿联、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他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1千万人口，法国80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毛泽东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盛行”和康生递上来的这一张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笔者为了说清楚这一公案的历史根源，曾特意在本传第四卷中详细地交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为了说明上述公案的来龙去脉、是是非非，如今又不得不在此和本章末多费一点笔墨了。
原来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泽东为此召见了康生。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且说毛泽东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少奇点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接下来，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了说明。
陈伯达谈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产生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
“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
“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说：
“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说：
“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陈伯达谈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插话说：
“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1959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1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插话说：
“1961年比较196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2000亿公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正规。”
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毛泽东插话说：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3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43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43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毛泽东插话说：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9月25日，李先念在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此后，董必武作了发言，毛泽东在插话中重提7月17日邓子恢向他陈述“包产到户”意见时的情形，他说：
“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1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1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继董必武发言之后，薄一波、朱德相继发了言。
9月2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泽东插话说：
“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少奇说：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泽东又插话说：
“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少奇接着说：
“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泽东补充说：
“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9月27日是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等10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7 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干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彭德怀因为6月22日的申诉信，被认为是要翻案，被全会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
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全会的公报中。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持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又被高度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说来也巧，蒋介石好像很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也就是在1962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集团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
中共中央立即做了必要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陆上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求东南沿海军民做好一切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掉。
后来一直到1965年春，蒋介石集团先后组织了5次对大陆的进犯，这无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蒋介石集团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很大的影响和震动，阶级斗争的气氛骤然增加了。
再说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的某一天，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等。
原来早在4月间，江青在养病期间遵照医生的意见，参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结果，她发现文艺界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则很少有他们的形象地位。同时，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的那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也引起了她的关注。作为毛泽东在文艺战线上的“流动哨兵”，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的乱象，尔后，便奉命与陆定一等人谈话，她说：
“深刻理解了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很严重。”
江青提出：要批鬼戏，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李慧娘》。她还问文化部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问：
“你知道《有鬼无害论》繁星是谁吗？”
4位正副部长竟然都说不清楚，江青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江青知道这4个正副部长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接着又试探道：
“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
陆定一反驳说：
“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从事为好。”
1962年10月2日，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他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
原来，早在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之间，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竟然多达17次，他们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1961年9月，印军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命令印军要“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于是，印军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62年9月17日，周恩来得到报告说：60名印度士兵从3面向克节朗河2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印度军官却命令他们的士兵举着步枪和机枪对准中国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士兵轰走。因而双方发生了冲突，两名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说：
“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他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面带愠色“喔”了一声，望着菊香书屋外边，皱着眉头，抽了一口烟，说道：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生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成了950万、930万，我无法向6亿人民交代。”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道：
“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毛泽东是想听听国际上的动向。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助印度建立起来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经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联驻印度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40架图-12运输机。”
毛泽东闻言，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说：
“古有明训，生意不成礼仪在么！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仪喽！”
周恩来拿出一张《真理报》，指着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他说：
“赫鲁晓夫竟然对我们大讲谈判的好处，简直与西方别有用心的观察家一个腔调。”
毛泽东问：
“肯尼迪怎么说？”
周恩来说：
“美国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给尼赫鲁打气说：‘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与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经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已经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他声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恩来又分析说：
“印度反华完全是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喽！”
他最后叮嘱周恩来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10月5日，周恩来接到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日报道，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最近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3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印度军队“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
10月17日凌晨，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军进行猛烈炮击。
10月17日，毛泽东立即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人。
毛泽东要求乔冠华和雷英夫向与会者报告一下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应。于是，乔冠华就先报告了国际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雷英夫接着汇报了中印边界前线情况和总参谋部制定的反击方案。周恩来说：
“从各个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我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一开始不主张打，他见大家如此坚决要打，便说：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说罢，他转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问道：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很坚定地回答说：
“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
“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与会者都说，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
“我们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会议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西藏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由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留在拉萨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也成立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指挥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中国西藏、新疆南疆边防部队奉命立即反击，拉开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中国边防军右翼主攻部队在克节朗地区发起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全部清除了入侵印军在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地的据点。与此同时，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防军，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发起反攻，不到一小时，就成功地拔掉了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据点。
10月22日，周恩来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从北京打电话报告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他说：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指示说：
“暂时不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20公里。”
10月24日，中国政府在边防军全线胜利的形势下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3项建议，呼吁双方各自后退20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行两国总理会谈。
同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3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
这一天，印度当局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反而要求中印边界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状态，也就是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
10月28日，印度领导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决心同中国长期作战。
10月29日，中国边防部队经过9天的作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侵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86%的据点；在东段驱逐了入侵克节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印军，并歼其一部。首战全线告捷。总参谋部遵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对入侵印军的反击。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指挥中印边界反击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八届十中全会在9月27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读者诸君看明白了吧，八届十中全会是干什么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上述《决定》等文件，将农业集体化“是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写入党的决议之中，以此来巩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迫使那些走资派暂时退却的这一阶段性胜利的成果。
另：本章中说到的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来龙去脉，读者诸君已经有了了解。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后却又出现了两次反复。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和小说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这就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便是在毛泽东身后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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