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过程，已有一定研究。但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立碑决议及通过，奠基碑的相关情形以及纪念碑的碑文、碑名等，还有一些尚待厘清之处。本文拟依据相关档案文献、日记书信、影像资料对有关问题进行考证，以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一、关于纪念碑建碑决议的提出与通过
众所周知，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是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但这只是最终通过决议的法定程序，在此之前必然还有一个酝酿的过程。那么，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是如何提出的，其后又经历了怎样的程序呢？
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说法认为，“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在政协会议的第三天出现”。而查阅政协会议第三天即1949年9月23日的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该日“上午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二会议室举行国旗国都纪年分组讨论”，并未进行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讨论。下午3时，举行全体会议第三天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李济深、黄克诚等18个参会单位的代表作大会发言。查阅各代表的发言记录，也没有任何关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意见。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既要充分掌握材料，用证据说话，还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和相关组织程序进行分析。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他举例说，“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这说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种重大决定，是有其组织程序的。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可以发现，早在1949年7月初，中共中央即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商定，除了举办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外，还要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这些大型活动，尤其是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势必要求大型空间。为此，中共中央“对届时天安门广场的布置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并责成中央办公厅负责实施”，且“相应成立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1949年8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为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决议”。为此，中共中央、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国庆筹备组，责成北平市建设局承担修整广场的任务。市建设局提出了“迎接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工程计划，确定了实施方案。其中，“广场规划主要是选定纪念碑和旗杆位置”。因此，在1949年七八月间筹划开国大典、修整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可能已经涉及建立纪念碑的问题。
1949年9月23日，雕塑家滑田友致信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等人，提出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一个雕塑建筑合组的纪念物”的设想，这被认为是“目前了解到的最早的关于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议”。1949年9月23日至10月初，滑田友与建设局领导有多封信件往来，讨论纪念碑的形式问题。后来，他还担任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副组长，为纪念碑的设计和兴建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按照会议的组织程序，在全体代表参加的大会之外，新政协还有主席团全体会议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主席团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能便是就某些重要问题提出决议草案提交大会通过，或落实、细化大会的决议，有时也会作出一些决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正是在主席团会议上作出的。
据中央档案馆所藏政协会议的相关档案，9月29日晚8时，全体会议第7天大会结束后，主席团又于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等主席团成员共计84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候选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等三项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为：“决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正式决议“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另据《光明日报》1949年10月1日的一份报道，在9月30日下午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全体通过了主席团所提建立烈士纪念碑的建议”。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关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及举行奠基礼的决议是在9月2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作出的，并按组织程序在30日的全体大会上正式表决通过。同时，30日的全体会议还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将纪念碑碑址确定在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还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
二、关于奠基碑的制作及碑文
根据政协会议决议，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为了举行典礼，当时曾专门赶制了一座奠基碑。关于这座奠基碑的具体情况，现在已经鲜为人知。它与后来1958年正式建立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同，属于专为奠基典礼而作。
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藏一份关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办理纪念碑奠基典礼相关事务的珍贵档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是一份手写稿，彭真用钢笔写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大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落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立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毛泽东用铅笔修改了这一文稿，将彭真草拟文字修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图1：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草稿，北京市档案馆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另一则档案，即上述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文稿的排印稿，并有彭真批示：“薛秘书长（即薛子正，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请今晚即找工人按此文刻石，明日下午二时后即举行奠基礼。彭真 九月廿九。”
图2：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排印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两相结合可推知，这两份档案均形成于1949年9月彭真为30日即将举行的纪念碑奠基典礼而布置奠基碑的工作中。第一份档案所示为彭真草拟碑文手稿，落款9月30日为奠基碑碑文落款时间，因为碑文需呈报毛泽东修改，所以彭真实际写下这份手稿的时间应在第二份档案所示的9月29日或之前。在报请毛泽东修改定稿后，碑文正式打印出来，9月29日彭真在打印稿上写下了请薛子正找工人刻石的批示。
在新华社9月30日拍摄的纪念碑奠基礼照片中，有一张记录了毛泽东亲自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瞬间；还有一张为毛泽东宣读碑文的照片，背后为已经奠基的奠基石。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块奠基石为扁长方体，前后两面均无文字，上面有一凹槽，没有安装碑身。那么，为什么没有安上碑身呢？
图3：毛泽东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基于相关资料及上文所述，建立纪念碑及举行纪念碑奠基礼的决定直至9月29日晚才在政协会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而且彭真的两份关于奠基碑的档案也显示，29日奠基碑碑文才经毛泽东修改并找人刻石。30日下午6时奠基礼就举行了，这么短的时间，是很难完成刻石任务的。况且，纪念碑碑文在9月29日晚主席团会议及30日全体会议上又修改为毛泽东撰写的著名的“三个永垂不朽”。因此，即便工人能于9月30日奠基礼前按照彭真29日的布置刻制好碑文，也与大会正式通过的碑文不符，不宜使用，更不可能按最新的“三个永垂不朽”碑文在奠基礼举行之前完成刻石。因此，30日下午6时奠基礼正式举行时，只能使用未安装碑身的奠基石进行奠基。
图4：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碑文，《毛泽东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碑身的制作，目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来自于奠基碑制陈志敬之子陈光铭的回忆。据陈光铭讲述，全国政协的同志于1949年9月23日上门提出让陈志敬赶制奠基碑，“9月25日，全国政协的同志将书写的碑文拿来，碑文内容是后来毛主席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那段文字”。直到9月29日晚，“这个历史意义的奠基石镌刻完成”。9月30日清晨，陈志敬“借了一个街坊的板车，把刻好的碑装进去”。这一说法，与相关档案材料存在诸多冲突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按照现有材料，建立纪念碑的最早个人提议是滑田友于9月23日提出，而政协会议正式通过举行奠基礼的决定则是在29日晚，彭真的刻石批示也是29日，因此陈志敬不可能23日就接到刻石任务。二是，毛泽东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宣读的文字，即“三个永垂不朽”，25日之时并未产生，陈志敬不可能按此碑文刻石。况且，陈光铭1949年时“年仅十岁”，对于事情经过特别是具体时间的记忆难免出现误差，因此笔者认为其说法缺乏证据，相关经过当以档案材料为准。
三、关于纪念碑碑文的形成经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一般认为是毛泽东于1949年9月30日撰写的。比如，《毛泽东文集》第5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均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题收入碑文，内容即人们熟知的“三个永垂不朽”，题注写明“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题下则加括号标明时间为“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思想年编》1949年9月30日条也记载此日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碑文”。那碑文是30日才形成的吗？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掷地有声地说：“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可以算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最初版本。另外，从上文彭真批办纪念碑奠基礼的档案可知，毛泽东将彭真草拟的奠基碑碑文改成了与他在21日会议开幕词中所讲相一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而根据政协会议的会议记录档案，在9月29日晚8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就通过决议：“决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并通过纪念碑的碑文如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和最终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完全一致。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正式通过了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以及“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可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三个永垂不朽”的正式碑文应是29日或之前由毛泽东起草，并于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随后又于30日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的。1949年9月30日，应是碑文正式经大会通过的时间，而非起草撰写时间。
关于碑文的内容，还有一事值得一提。1952年6月8日，黄炎培曾“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文怀疑求教事”致信毛泽东。原来，他应是由于少读了一个“到”字，而误以为“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由新中国成立向前追溯1840年，接近陈胜吴广起义的时代。为此，毛泽东复信加以解释道：“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对于黄炎培的误会，毛泽东表示，上溯到陈胜吴广时代，“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毛泽东的回信，解释了碑文此句所指是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时，明确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观与历史观。
四、关于纪念碑碑名的形成演变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名，从目前材料看，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如前所述，彭真曾将纪念碑名称草拟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大革命烈士纪念碑”。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代表们审议了关于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议。当日会议记录显示：“全体一致通过以大会名义设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亲往奠基。”大会最终通过的决议文本为：“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在随后举行的奠基典礼上的致词中说：“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消息稿中，用引号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括了起来，把“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纪念碑的全名。同日《人民日报》另一则关于纪念碑奠基的消息稿《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昨在首都隆重奠基毛主席宣读碑文》中，也把“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纪念碑之名。1950年6月10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的纪念碑设计讨论会明确指出，“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所通过的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为纪念碑的象征范围，以“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纪念碑的正式全名。
此外，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新闻媒体在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提及纪念碑时，均称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时也简称为“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如1951年国庆，三个纪念碑的模型陈列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奠基点，以公开征求群众意见。其中最大的一个1:5比例的大模型的说明牌上，标明为“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1952年8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讯《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八一”正式兴工》，称“‘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工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兴工。”这是关于纪念碑正式动工的报道，专门用引号将纪念碑名称作了强调。再比如，1953年7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在首都天安门前广场兴建‘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需用的花岗石料石开采工程，正在青岛浮山区进行中”。同年9月7日报道，“‘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料石开采工作完成”。
不过，从1952年4月开始，纪念碑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冠有“首都”二字的名称。1952年4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邀请“中央部、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九个有关单位”召开纪念碑筹建座谈会，经讨论决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等工作。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通过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第一条即明确指出该会之设立，“为兴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此后，在纪念碑兴建过程的有关材料及相关宣传报道中，这一名称多次出现，“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出现得越来越少。如1953年9月，兴建委员会在天安门广场展出第二次征稿后的设计图样及模型，发出的展览通知中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陈列天安门广场本会美术工作室。”1954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工程正在安装碑石。”同日一则访问的标题则作《让英雄们的业绩鼓舞我们前进——访兴建中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1955年11月17日，新华社电讯报道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主席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题了词。”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耸立在天安门前广场上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身工程，在二十六日全部完工。”1957年元旦，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处长、美工组组长刘开渠在《人民日报》发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历史浮雕》一文，介绍8块浮雕的情况。
那么，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新名称呢？
基于当时的历史实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笔者认为，这一名称首先应该是由“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这一组织名称而来。考察“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可以发现，这一委员会由中央及北京市的17家单位组成，其中北京市的机构5家，主任委员为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从前文所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组织实施流程看，这一组织名称冠以首都之名，应该是指纪念碑的设立由中央决定并督促落实，而具体实施则由北京市相关部门具体负责之意。1952年4月决定成立该委员会具体负责建造事宜，此后提及此事，自然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切实际，更为妥当。
当然，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称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即以此说明纪念碑位于我国的政治中心，强调其特殊地位，防止各地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效仿兴建类似纪念设施。1953年1月7日，周恩来曾就山东省政府来电请求拨款修建烈士纪念塔一事致电各地，指出：“各地过早地修建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塔和纪念碑等，将占去国家一定数量的资金，不利于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不妥当的。”因此，决定除在首都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外，全国这类工程“一律停止修建”，“俟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再由政务院视情况决定修建否”。
1958年4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完工。4月18日，《人民日报》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题，报道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立起来了”，不再提“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并且在同时发表的纪念碑图片说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中，也以引号的方式对纪念碑的名称进行强调。4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新华社电讯《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同时也再次发表纪念碑照片，同样用引号的方式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加以强调。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搜索考察，笔者发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建成之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名称已经偶有出现，但基本是作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简称使用，而建成之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便作为正式名称流传开来，“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名基本不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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