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
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
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
国民党，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
话说1966年8月4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时说：
“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地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5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想通了没有？”
刘澜涛说：
“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他说：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们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
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刘少奇插话说：
“我在北京，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样怕？”
刘少奇马上顶撞道：
“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
叶剑英插话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时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宣布说：
“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散会后，毛泽东看见了列席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完啦，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8月5日早晨，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宋侃夫向抓全市“文革”运动的市委书记黎智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辛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黎智和辛甫随即又向驻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组作了传达。
8月5日上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及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该文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了一条批注，他写道：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中共中央还下发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角上，写出了一大段文字。后来，秘书徐业夫在两页信纸上用毛笔将这一大段文字誊清后，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还在后面注明了时间：1966年8月7日晨3时。
8月7日上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者们。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1966年8月7日晨3时。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9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50多天里”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经发出，便使刘少奇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文抄录如次：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4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的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办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4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东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就会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8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戚本禹转送的李达在7月19日写给他的求救信。
原来在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遭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顿首7月19日。”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这封信才辗转送到了北京。
毛泽东看完李达的求救信，当即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此时的李达，再次遭到了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送他到医院治疗，却遭到监管人员的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再说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中共中央颁布《十六条》的人民群众。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补选了6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人扩大为11人，他们是：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其中新增加的常委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李富春
会议还正式撤销了“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时，刘少奇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来的第2位降到了第8位。林彪因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由第6位上升到第2位。陶铸也排到了第4位。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前，正在大连养病，他曾经给毛泽东打电报请假。毛泽东在会议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来京参加会议。林彪便在8月6日到会了。这次会议是林彪最开心、最满意的一次会议，他私下对人说：
“这下我由小六变成老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同意由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此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上，还有一个人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就是邓小平。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7位竟上升到了第6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2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再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上，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泽东自1963年迄今4年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公报强调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关于党的‘九大’，恐怕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要讨论。党的八届一次会议到现在已有10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他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外有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他说：
“我觉得，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
“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他说：
“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就在这8月间，邵华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此后，邵华在工作之余，相继发表了为姐姐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撰写《刘谦初传》和为自己的父亲撰写的《陈振亚传》。邵华依然喜欢写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8月15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书记兼职，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泽东 1966年8月15日
接着，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刘少奇把1943年6月28日由刘少奇起草给续范亭的讨论人性、是非、善恶的那封信稿，找出来送给他看。
本传在第四卷中已经详细说过，毛泽东曾在刘少奇的信稿上作了66个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
这一天，刘少奇遵嘱将这一信件送给了毛泽东。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伟大”，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陈伯达讲完话，领头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他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要穿军装。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一级。
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安排有1500名红卫兵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第1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此前，“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新华社通讯方面在现场及时地报道了大会的盛况，播音员激情地广播道：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尔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护卫下，离开人群，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副总理宋任穷之女。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让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个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他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毛泽东微笑着将手一挥，说：
“要武嘛！”
宋彬彬自此改名为宋要武。毛泽东在江青陪同下，又同在城楼上的彭小蒙（又名萧梦，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北大附中红卫兵领袖，“三论造反精神”主笔，“西纠”、“联动”成员）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内容如下：
毛泽东：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小蒙：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泽东：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发展了。
毛泽东：这就对头了。
彭小蒙：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泽东：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
彭小蒙：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泽东：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他作了一个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大会就要开始了，林彪穿着军装，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了大会。他宣布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接着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还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
“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50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整整6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坚持在场。他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看见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与茅以升亲切握手交谈。他又走到程潜面前，拉着程潜的手说：
“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程潜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程潜在301医院住了3个月后，向毛泽东提出要回家住，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好程潜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会见，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戚本禹回忆录》说：“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30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报道中说参加接见百万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董必武 陈毅 贺龙 李先念 谭震林 徐向前 叶剑英 薄一波 李雪峰 谢富治 刘宁一 萧华 杨成武 江青……”
这就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调整后刘少奇被排在第8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国人民面前。
报道中还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一天，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发表了从陈伯达和林彪讲话中归纳出来的口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自8月19日起，红卫兵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了“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封、资、修的东西。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这个时期，康生有一个小故事，在此权作一个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间开展了破四旧运动以后，一度曾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一面又亲自到销毁市场去，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
就这样，康生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他何以如此热心地收藏文物呢？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康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现代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和篆刻家。在书法方面，康生是真、草、隶、篆4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体”，堪称大家。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4大书法家，即：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4条屏。明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证明朝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有人评论说，康生“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笔名落款于画中，这3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多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这就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如果不是发生了“一0六”政变，文革中造就的几千万接班人能不能实现老人家的愿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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