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证实了上述论断。五四时期的中国，百家竞起，异说争鸣。正是在与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进行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得以崭露锋芒。
1
“问题”与“主义”之争
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发难。他写道“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应该承认，胡适的指责并非全然无的放矢。在新文化运动迅速推进时期，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清谈、空谈之风确有抬头。但胡适锋芒所及远不止此，他于1922年坦承:
“当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进行了猛烈回击：“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们“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还坦言自己的政治态度：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李大钊推崇以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他指出：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日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深深击中了胡适改良主义思想的要害。
李大钊文章发表之后，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37号上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将其原来主张略作修正，强调：“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一步暴露。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可见，胡适真正所指并不在于是否要引进主义，却在于信仰何种主义。
在改造社会的方法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通过根本改变旧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以实现社会整体革新。与此相对，实用主义主张用改良手段达到目标。马克思主义以彻底革命的主张为迷茫的人们提供一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而这恰恰是实用主义所不具备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社会进人转型阶段爆发的第一场理论论争，其实质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双方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方法进行针锋相对的辩驳。纵然实用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但仍消弭不了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
2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
1920年11月，张东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鼓吹罗素的社会改良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张东荪的文章，得到一些响应。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杨端六发表《与罗素的谈话》，与张东荪相互唱和。他们认为，在中国发展实业要靠绅商阶级；社会主义只是“较远的未来的理想，中国工业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而资本主义是“切近的目前”的实际，故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通过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的改良观点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批判。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发表《社会主义批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等多篇反驳文章，极力批判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实业之论。
李大钊称:“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
李达强调：社会主义具有远比资本主义更为远大的发展前景，“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在中国只有采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暴力革命手段，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继“问题与主义”论战后又一次思想大碰撞，实质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用改良主义方法还是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对各种各样的改良以及温和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伪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
3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思潮，早在同盟会时期就已传入中国，后经刘师培等人倡导，其影响迅速扩大。五四运动之后，一批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相继出版，不少人为之所惑。1919年9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首先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发难:“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该文刊发后，朱谦之、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相继发表文章，以表共鸣。
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拉开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序幕。随后，陈独秀陆续撰文对无政府主义展开批判。同时，李达等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批判。李达强调，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净，非得暴力革命、非得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行。施存统则在《我们要怎么办样干社会革命？》中揭示了共产主义者奋斗的目的及其过程：“我们底最终目的，也就是没有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在中国思想界影响重大。二者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否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形态和经济组织。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彻底的革命性、真切的现实性显露出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一大批青年通过此次论战，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脱离了无政府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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