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早年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1906年至1911年间曾到日本学习军事。在这期间，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通过陈的推荐多次会见孙中山。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永丰舰，蒋介石就到永丰舰跟随孙中山左右，得到信任。1923年，孙中山指派他出访苏联，1924年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积极培植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实现其政治野心。凭其军事实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又以政治地位的提高进一步扩充军事实力。
周恩来曾概括地指出蒋介石在革命时期的政治面目。他说：蒋介石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他便反共。1926‘三二O’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总的来说，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开始到1927年春，蒋介石逐渐从一个以‘左派’面目出现的‘中派’演变成既联共又限共、对三大政策既利用又反对的新右派，从新右派发展成为背叛革命的反革命派。”
看到周恩来的概括，人们不由得进一步探究：早期的蒋介石到底是怎样制造类似假象的？又为啥在当时，还要一定程度上去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呢？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打击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和盘踞广东的地方实力派，符合蒋介石的切身利益。
广东商团叛乱之时，黄埔军校危在旦夕，蒋介石为保存军校，不能不主张镇压。而地方势力派刘震自、杨希团把持了广东财政，处处刁难黄埔军校，使黄埔军校经费异常困难。同时，铲除刘、杨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陈炯明自叛变后声名狼藉，消灭陈炯明既能捞取孙中山忠实信徒的政治资本又能扩充自己的实力，抬高自己在军界中的地位。在处理廖仲俗被刺案和声讨西山会议派的过程中，打击在中国国民党处于重要领导地位的右派元老，也为蒋介石取得党政大权扫清了道路。许崇智出走后，蒋介石随即取而代之当上广州卫戍司令后，后又成为东征军总指挥及第一军军长，成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
第二，拥护国共合作，高唱革命口号，是蒋介石扩充势力、抬高地位的一个必要条件。
当时，广东等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推动下，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有利于左派而不利于右派的革命形势，蒋介石便竭力用“左”的词句把自己装扮起来。这时，蒋介石虽羽毛未丰，也亟需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黄埔军校的开办是由于苏俄无条件资助二百万元现款，作为开办费，各种军械也是由苏联无代价地陆续送来的。黄埔军校之所以办得生气勃勃，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共产党人在军校进行了各项工作。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斗争中，蒋介石也正是由于得到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以及工农群众的支持，才取得胜利。
但是，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表现得积极，唱着联俄联共的高调，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在1924年1月他向孙中山提出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复上总理书》、《复廖仲恺书》中，都表明了他对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怀疑和敌视态度。他称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为“俗极之帝国主义”，咒骂中国共产党为“隐患”。蒋介石的思想深处虽然是偏右的，但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口头上还是讲了很多坚决“赞成”“拥护”三大政策的话。他并不是真心拥护和实行三大政策，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这种提防和限制随着他的权力地位增长和个人野心的膨胀日益加紧，这正是他转向右派的思想基础。
看到这里，人们这才明白，这个阶段的蒋介石，表面上似乎很“左”，但其实思想实质一定是偏右的。他只有在左、右两派之间玩弄权术，才能最终达到两面讨好、两面开弓的个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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