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全文)
2004年01月12日 10:22
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康晓光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
最近这两年来，有一个概念非常盛行，叫做全球化。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我们知道，全球化的政治我们有一个联合国，UN；全球化的经济，我们有一个WTO。那么，在全球化的经济和全球化的政治这样一种态势之下，有没有一个全球化的文化？面对全球化的这样一种经济、政治，甚至是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的，过去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地区应该怎么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有复古主义的，有激进的、后现代的，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者，也有比较强烈的保守主义者，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之中都在进行交锋，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和融合。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人的声音显得很特别，这个人他旗帜鲜明地扛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他的观点引起了大家格外的注意。那么我们今天把很勇敢的，扛这一面旗的学者康晓光先生请到了现场，今天他要给我们大家演讲的标题是“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康晓光 教授
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和“国家与社会关系”。
王鲁湘：好，康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感到很好奇，您作为一个学者，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广西的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做了一个县长，做七品芝麻官。做这个七品芝麻官的时候，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一个关注民生、民权、民族问题的这么一个学者，你在那个地方怎么施政？
康晓光：实际上我做的是科技副县长，是挂职的，说老实话，没什么实权，所以不存在太强烈的施政问题。当时主要是为了帮助县里去实施和落实世行的扶贫项目，是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之所以要去呢，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当时在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再者，我个人主张，当我进行一些社会问题研究的时候，不是做一个置身事外的、所谓的客观的一个旁观者，我更多的愿意参与其中，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验，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去影响和改变这个社会现实。
王鲁湘：您那么关注贫困问题，是不是从小出身于贫困家庭？
康晓光：我们家应该说不算太贫困，因为我父亲是在国家机关工作，我妈妈也在学校里工作。考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也不懂，就是哪一门分数考得高，然后就报考哪个专业。因为那一年碰巧数学考得特别高。1981年我高考，基本快满分了，这样的话就报了数学。后来，我对什么东西一旦变成一种强制的时候就非常反感，基本上，我很喜欢数学，但学完数学，我就再也不想碰数学了，我也很喜欢生态学，学完生态学，我就再也不想碰生态学了。
王鲁湘：就是从您的学术的履历可以看得出来，一方面你的学术研究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从你的学术理想来决定你的某一阶段的学术兴趣。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一旦对这个东西感到厌倦了，或者感觉这个东西对你有一种强制性了，你就马上抛弃它。因此，你的学术履历中间，你看你的年纪并不是很大，可是你的跳跃性就很强，那么这和一般的学者做学问，积累性的那种治学方法好像有点儿不太一样，你是跨学科、跳跃的东西很多。
康晓光：不过，我想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说我本人实际骨子里还是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非常关注的，我始终反对的就是为学术而学术。我不认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当你这个国家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你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孤芳自赏，在象牙塔里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
王鲁湘：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学术立场当中间应该有一个民族本位。
康晓光：不是民族本位，应该有一种社会关怀，应该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说，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作为相对来说比较成功一点的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对社会的改善、对社会的提升或者人民福祉的进一步的提高，应该有所贡献。因此，正是这样，所以当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机会的时候，我就很快地走向了社会科学这个领域。而且你可以看到，我学的东西在变，但是实际上从我从大学校园出来之后，我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这个是没有变的。
王鲁湘：那是不是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使你在最近开始关注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
康晓光：对。
王鲁湘：好。下面就请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康晓光教授给我们做“中国需要文化民族主义”的精彩演讲。
康晓光： 我想用康有为的一段话来开始我的演讲。在这一段话里，康有为就问，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与中国生死与共呢？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是怎么结成的呢？康有为说，首先是绝对不会仅仅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高山大河，不仅仅因为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而是因为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数千年的文明教化，还有无量数的圣哲精英。有了这样一些自然的、血统的，还有这样一些人文和文化的东西，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观可乐，这样的话，当这些中国之魂融入一个人的身心的时候，当一个人缠绵爱慕于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才能跟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才能和中国生死与共。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文化，才能被人所热爱、所留恋，并且为之向往。我想康有为的这段话，他把文化民族主义的精髓阐述得非常精辟，而且充满了激情和感情。
我首先想讲一下文化、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还有就是现代的民族概念，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和整个的工业化，和市场的成长，和全球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在市场扩张，在一个大工业的时代，它会产生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这样的一些概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般来说，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工业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社会。大规模生产的社会要求人员，他在大范围内，在不同的时间之间要进行流动，同时要进行交流。就是说，随便的两个人遇到一起，他能够进行沟通，通过一些语言，一些抽象的东西进行面对面的，在短暂的一些交流中达成一些合作所必须的信息交换，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样的话，就需要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是一种实质的文化，应该可以用白纸黑字来表达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广阔的市场，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生产，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它很多部落、种族、部族这样一些机构，它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所以怎么样形成，在一定的，尽可能大的空间范围内、地域范围内，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呢？这样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这是从工业，就是生产技术本身，衍生出对统一文化的需要。而对文化统一的要求本身衍生出对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要求。因此，现代化的经济，它需要一个统一的文化，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我们中国来说，你要想维持一个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机器，而且小学和初中它还是强制性的义务教育，这个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同时，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的保护。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的话，这样一套机构，这样一套机制，你是根本运转不起来的，钱你都没有，没法儿运转。而且一个国家，它也是垄断了它的文化，就像垄断了暴力一样。在它的地盘内，只许宣扬它喜欢的文化，不许宣扬别人的文化。比如说什么是国语？什么是第一语言？什么是母语？都有强制性的规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往往既有一些民族国家，然后又有一个民族文化，同时它配合一种大规模的现代工业。
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化格局问题，目前存在着三种看法：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这种全球性的文化将普遍适用于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基本上，最强有力的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经济是决定一切的主导性的因素，经济决定论。全球化往往伴随着，首先这种全球性的技术扩张，一种高效率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那么全球会形成一种比较相似的技术体系，甚至基本是完全一致的技术原理，与之相应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所以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这样的一种生产技术的话，很可能决定相应的政治和文化的，一系列的所谓的上层建筑，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相反会激发地方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复兴，这也是一个比较风行的观点。它强调本土性，强调地方性的反应。下面我要讲一下亨廷顿的观点。
还有一种认为，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全球性的文化将会出现，但它只是一种浮在表面的文化，而本土文化还将在深层次支配人民的生活。就是说这样一种全球化，全球共同的经济生活，一种紧密的、频繁的这样一种国际交流的话，它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规则，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所以，这种规则在政治上，可能体现为联合国，在经济上最典型的就是WTO，它建立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范。语言上，可能是英语，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它认为，真正的能够把你，让你生死与共的，对你的情感有强烈冲击的，可能还是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地方里，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化过程中，赋予你的那样一种本土文化，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
现在我想就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亨廷顿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第二种观点，全球化不会带来文化的趋同。亨廷顿把文化和现代化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的现代化，还有一部分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把现代化和西方化分开。他认为在技术的层面、在工具的层面，他把它归结为叫做现代化；在终极层面，在价值的部分里边，叫西化，他把它叫做西方化。
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大概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拒绝主义。比如说我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这样是一个保守的、封闭的、拒绝一切变化的一个社会。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他叫做基马尔主义。基马尔就是土耳其特别著名的一个开国元勋，国父，也是进行改革西化的一个领袖，同时土耳其的改革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就是说他在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他也成功的进行了，完成了终极文化的西方化。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亨廷顿叫改良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是说，一个社会它伴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在初期，它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西方化的过程，但是当现代化达到了相当成功的一个阶段之后，它就开始反过来了，也就是说在初期，它是西方化和现代化并行的，但是当它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当军事和政治的实力逐渐强大的时候，从社会层面的一种自信开始回归，对本土文化的一些自信，一些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膨胀，这个时候它往往开始拒绝西方化，开始更多的从它的本土、传统和历史中去寻找一些在终极价值观、道德规范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改良主义是走过这么一个倒U字的曲线。
他还总结了另一种模式，他说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有一类社会它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它在价值终极文化方面西化的却很彻底。
亨廷顿分析，他认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是走向了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
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文化与全球的经济竞争和全球的政治竞争的关系。首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竞争遍及经济的、政治的、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各个领域的竞争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竞争力依托于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反过来强大的文化也可以有效地提高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球竞争力。所以当大家分析美国的这样一种实力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它的软力量，软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它意识形态的力量，它文化的感召力，还有它所宣扬的一整套的价值，以及它为它的国际行动所寻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托词或者是说法，这些赋予它军事行动和政治行动一种强有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对于全球经济竞争的影响主要在两个层面。一个是通过跨国公司，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有一个是影响区域的经济合作。冷战以后，大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开始不断地涌现，这一点国际政治学家分析得非常清楚，他们会发现那些成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是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咱们地理空间上挨得近，然后咱们几个召集到一块儿开个会，定一些条约，然后我们经济共同体就会发展得很好，不是的。真正发展得好的，都是既是空间上临近，同时文化上又是高度一致的。而且即使空间不临近，只要你文化，还有意识形态等等方面，高度相似的国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是非常密切的。
再者就是说，文化对当前国际政治的格局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冷战之后，亨廷顿发表了他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美国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军事工业，然后在大学里也有一大批高级的研究人员，是为军事工业、航天工业，国防工业服务的，还有大量的思想库，还有很多压力集团，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在冷战之后，当苏联分裂了之后，当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转型的时候，它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美国还有没有敌人？美国的敌人是什么？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与军工综合体相关的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它都要找饭吃嘛，没有敌人的话他也就没饭吃了，也没事干了。所以他们就到处寻找假想敌。当时一种比较乐观的观点就是佛兰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行了，苏联的垮台，中国和东欧的转型、改革等等，就意味着世界上，在未来除了市场经济还有民主政治之外，人类不会有其它的选择和途径。所以，他认为历史已经从根本上，本质的变迁上来说已经终结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就是一个零敲碎打的问题。
那么亨廷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认为不是。他认为在新的世界中，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冷战，这样一种冲突结束了，但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会结束，而且会上升为新的主导性的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冲突，可能不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它很可能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与儒教世界之间的一个冲突，所以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我在这里把它引过来。
他说，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民族，在处理认同危机的时候，所谓认同危机就是我是谁？我是属于哪一伙的？谁跟我是一伙的？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当他要寻找这样一些问题答案的时候，亨廷顿认为，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由于现代化的激励，他认为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限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限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的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所以他构想的未来世界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呢？就所谓的某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比如说，他认为三大最重要的文明，一个是基督教文明即基督教世界，还有伊斯兰世界，还有儒教世界。他认为，在基督教世界里，核心国家就是美国了，在现代来说。其它还有一些周边国家，跟它相似的，但是实力没有这个核心国家强大。再有，就是所谓的散布在外围的那些个人，它的移民，就是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生活的，但是它认同于基督教的这些个人，他认为这样构成了一个基督教的世界。他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都归到儒家文化圈里，毫无疑问，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从一个综合国力来看，中国都是这样一个文化圈的核心国家，再加上周边国家，还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裔，他认为这个构成了儒教世界。他认为未来的冲突就是这样的几大板块之间的冲突。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他的这样一种观点。
现在我们再反观一下，中国文化在100多年中它所经历的命运是什么？
首先，150多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文化走上了持续衰落的这么一个道路。
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来看，随着汉族农耕文明不断地扩张，汉族统治疆域在扩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汉族的汉文化也在逐渐地扩张。
古代中国基本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政府、国家来说，总的来说它还是推行儒家的文化，同时儒家文化也给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不能说儒家，比如跟基督教相比，跟佛教相比，没有那么多庙宇、僧人，专业的那样一些教师等等，我们认为它不是宗教。实际上在中国可以说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儒教的教会，教会既为国家，皇帝实际上就是教皇，所有的官员，还有这些读书人，准备考试、应试，然后学而优则仕的这些人，都是可以把他理解为教士。基本上全民，大体上来说，都是遵奉儒家所宣扬的那样的一些伦理规范，也就是说儒家尽管它是一种精英的理论，它作为一种书面的东西，它主要是和读书人进行交流的，但是它这种书面之外的东西，对民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他对民间处理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儒家的思想，像通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一些载体，它对民间的影响更大。
但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我想发生了第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的士大夫放弃了天下主义，他终于明白了，中国仅仅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在众多民族国家的一个而已，不是说我是天朝，我是天朝帝国，老子是天下第一，我是世界的中心，这个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了。那么进入维新时代之后，第二个巨大的转变发生了。也就是说中国捍卫传统的这些人，基本说放弃了形而下的领域，也就是说认了，技术方面我们不行，甚至一些制度方面也不行，这个时候要改，但是这个时候还坚信，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理想，孔孟之道所宣扬的终极的、形而上的东西还是有用的。所以，他放弃了形而下领域的抵抗，只求在形而上领域去斗争。
等到五四时期，基本上传统文化丧失了最后的阵地，全盘西化成为了一个主导。大家觉得为了富国强兵，我们就要毫不犹豫的彻底地放弃我们的历史，然后向外面去学习，大家不断地找祖宗算账、找文化算账、找传统算账。那么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最黑暗的时代，特别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几乎是登峰造极，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毁灭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
但是在故土之外，在台湾、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等地，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在苟延残喘，还在发展。同时，东亚的经济成功，也助长了儒家文化的复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随着日本的成功，东亚四小龙的经济上的成绩之后，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开始研究东亚现象。为什么在这个地区，可以取得这么好的业绩，而且它不仅仅经济成长，特别成功，而且它在收入分配方面，在社会的稳定方面等等，也是很成功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种假说，儒家资本主义就提出了，过去可能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累赘，是一种包袱、是一种拖累，是阻碍资本主义成长的东西。现在这样的一种理论认为，当这个国家进行了现代的，重建了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之后，当现在的市场经济引进了之后，儒家学说反倒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强有力的一个因素，所以儒家资本主义又开始风行了，大家这回不批判儒家了，说儒家不错，家族主义，勤劳，服从权威，遵守纪律，勤俭、爱储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有利于现代的经济增长的。
十年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我认为最早还是在九十年代的初期，最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是《战略与管理》杂志，当时一些讨论会我也参加了。在九十年代，这样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复苏，它有比较深刻的背景，首先，我想“六·四”之后，就是“八九风波”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内外面临着非常非常巨大的压力。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希望借文化保守主义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入侵，抗拒西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次，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他对欧洲的观察，特别是对俄罗斯的观察，还有对南美洲，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民族化的进程中的观察会发现，改革不仅仅会带来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改革也可能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一个国家的分裂等等，甚至倒退。当看到这种危险的时候，那么认为民族主义是化解这种危机的一种武器。还有，就是中美关系的转变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助长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再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可以比其它的意识形态，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功能，它有利于形成共识，有利于团结。价值真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马列主义不好用了，然后自由民族主义又没有占据一个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我们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灵魂，就是说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一些人生的归宿到哪里去寻找呢？传统文化它可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此这个也是它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
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政治格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逐渐地崛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就是说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如果我们的文化能够得到很好的复兴，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扬和推广，能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特别是，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成长，随着社会政治变革的逐渐地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能我们可以很好地整合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国家、还有个人，形成一个很好的经济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结盟的一个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对于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发展文化民族主义的优势就在于，首先它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字。而且学习汉语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学习起来成本非常高，转换起来比较困难。而且它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使得中华文化很难为其它文化所同化。再一个，庞大的人口数量也赋予天然的一种优势。还有经过数百年的移民，华人也遍布全球，而且很多人他依然忠于自己民族的传统。再者中国是儒家，儒教圈里天然的那样一种核心国家。所以这一切意味着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巨大可能性。亨廷顿他就非常明白地说，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文化和经济现实，并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的现实。
最后一讲，我想跟大家交换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在新世纪我们怎么样复兴我们的文化。
文化复兴的逻辑是什么？首先一点就要肯定，能够被所有华人认同的可能只有中华文化了，在当今世界上。因此，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复兴中华文化，并通过文化的复兴实现全球华人的整合，成就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没有固定的界限，只要信奉这样一种文化的人，走到哪里，它的边界就扩张到哪里。康有为指出，中国的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依。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和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之中，所以复兴文化的根本，我认为是复兴儒家文化。而且我们不能把儒家文化仅仅看作是一个学派，实际上它发挥了一种巨大的教化的功能，而且得到过国家支持的全民宗教。而教化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么一种东西，它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途径，无论是政府、还是法律、还是暴力和强制，都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们如何来复兴儒教。我这里就比较坦率地说了，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继承康有为的事业。我想从当前来看，最紧迫的，当前来看，要采取四项必要的措施。我认为第一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的学校教育体系。不光是中小学，中小学应该把我们的《四书五经》比较系统地读一读。同时我认为，凡是与公共管理有关的课程，大学里的研究生的课程，也应该列入进来；同时我也认为像党校、行政学院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学员也应该系统地学一学这些东西。第二，国家也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我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第三，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第四，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借助遍布全球的华人社团，建设一个文化传播的网络，然后以这一网络为基础建立一个文化中国。这就是我大致的一个想法，先跟朋友们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坦率的交流。谢谢。
王鲁湘：谢谢康教授精彩的演讲，我想康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也好，包括里头涉及到的问题也好，肯定是极具一种冲击力的。其中，我想和康教授进行交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谈到了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一种必要性，是吧？因为是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间维持一种民族核心竞争力，我们过去更多地关注于它的经济的层面、技术的层面，甚至于制度的层面，但是却很少关注它的文化的层面。但是刚才你已经说到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它的软力量，这个软力量其实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文化价值，包括它的制度文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对内有一种凝聚力，对外，它进行对外的一些国际事务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辞。它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居于正义在手的这样一种立场，因此在这一点上看的话，实际上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当前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竞争的时候，很有用的一种软的力量。
那么我想问的一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其实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出过百家争鸣。到了后来佛教传入，而且在我们中国本土又产生了道教的东西，然后隋唐以后出现三教合流。然后到了明末以后，其实基督教文明也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到我们国内里头来，到了后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更是大规模的，可以说是整体地进入到我们中国。经过这么一个漫长的，实际上一个中国文化的与自己的，和国外的几次的这样一种融合、冲突之后，我们中国文化已经变得非常驳杂，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传统，那么在这个中间您为什么独独选择“儒家”文化，而不是锁定在其它的上面？
康晓光：如果我们真要是到源头去找中国文化的话，无论是道家、法家、墨家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生命力、它的影响力和儒家都不可能相提并论。所以，如果从我们本土这些东西去找的话，可能那就是儒家了，而且确实儒家对整个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还有我们回头谈儒家的话，主要并非说要吸收它所有的东西，而是它要与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能够比较融合那些部分。显然我们不会说，女同学都要（遵从）三从四德，这些东西倒是不会了。我觉得这个儒家中它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精神，它强调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关怀和责任感。比如它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一些东西，强调每一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然后强调那种自我的修身，然后逐渐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而且比如说他承诺，所有的人经过你自身的努力，你都可以成就，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成圣”，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这样一些东西它是超越时间的，也超越一些生产方式。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家园，要有一套道德标准来规范和约束你自己的话，除了儒家，你还要到哪里能够找到这些东西呢？会不会有比它根基更深厚、更有生命力、更有用的东西呢？我看找不到了。
王鲁湘：因为您也说到，其实您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继承康有为的事业。因为我记得康有为之所以要提倡孔教的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在游历了整个西方世界，回来以后产生这个思想。他观察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其实很大的，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没有一种固定的宗教生活，而西方人有一种七天一个周期的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他看到西方人这种固定的宗教生活以后，他感到很感动，他认为这恰恰是西方人一种凝聚力的所在，正好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力量的所在。所以他希望我们也以七天为一个周期，然后建立周期性的这样一种宗教生活，他认为这种宗教生活能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说了八个字，第一个“剔其天良”就是老是每天提醒你的良心发现，然后是“养其哉肃”，就是培养你一种非常恭敬的，对待神圣事物的一种毕恭毕敬的感情。这一点的话，我想的的确确是宗教文化所具有的一个特点，为其它的世俗文化所不可具有的。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中国人，和有宗教信仰的、有国教的国家一些民族的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就在八个字上头。
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在座的大学生的意见。假如现在康教授的这个建议，这个构想，在我们中国变成了现实，就是儒家重新被确定为一个国教，而且我们每天要像西方的基督徒一样，过一种比较制度化的宗教生活，你们会有什么看法？
康晓光：我强调一句，这个国教不等于必须（信仰），国教的前提也是信教自由。
王鲁湘：也是信仰自由，因为在西方国教的国家里头信仰也是自由，这是一个前提。
观众：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美丽不在于中国的那种山川的美丽何其美，还在于它的多元化的那种文化。中华文化初步形成于隋唐时期的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文化中，中华文明的博大在于它的包容性。我想我们有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如果像康教授所谓的，儒教主义的那种文化统一下，我们会不会失去我们少数民族或者更多文化的一种存在性？那么失去它，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单一？
康晓光：这个问题是这样，首先信仰是自由的。中国历来宗教非常多元化的，各种宗教在中国并存，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在过去也是如此。所谓的国教与其它宗教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政府应该给予它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税收上的减免，甚至给它提供财政的支持，甚至比如说政府可以购买它的服务，比如说社区的扶贫济困，进行一些社区服务，比如说政府要花钱做的一些事情，我可以给儒教的组织，由它来负责，帮着政府来做，这样的话可以强化它的功能、增加它的吸引力等等。也就是说允许一种多元的竞争，但是政府对自己选择的国教，包括社会和政府给予它一种不平等竞争的条件，给它很多优惠，让它去发展，并不是说不许别人去竞争。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的话，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对外来说你可以是一个国家独立，或者是国际冲突和对抗的一个资源，对内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如果它的民族主义倾向非常严重的话，也会导致中国内部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因此我们更多的强调文化民族主义，不是那种以种族、血缘、血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且这个文化本身它也是一个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兼容并蓄的一个过程。
王鲁湘：好，我想下面请这位女同学来谈一谈她的看法。
观众：康教授，您好！我听了您的讲座以后，我不反对说把儒教当作一种国教来推行，因为我也觉得，从儒家思想上有很多对于人性的一种解释，还有对于我们人生归宿的一种理解，特别对我们现在这种迷惘的状态很有作用，但是我想问一点就是说，就像曹文轩在那个文章里面讲过的一样，儒教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它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样的一种思想，它更多的就是一种内敛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跟我们现在激荡的年代有点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推行这种儒教文化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需要的这种锐意进取，还有创新的精神，跟儒教一种比较内敛之间的一种冲突？
康晓光：我觉得各位对我的看法不必当真，这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看法，一家之见。
你说儒教中有很多内敛的东西，但实际上，我觉得骨子里，儒教中也有很多非常积极的、进取的东西。你比如说他对仁人志士的肯定，他对舍生取义这样一些立场的坚持，像孔子说士志于道，像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那样的一些标准和情怀，我觉得那样的一种东西，它所宣扬的那样一种英雄气概，那种勇于承担，那决不是现代的时髦青年的这点儿冲动能够相提并论的，那种真正深沉的那样一种承担和勇气，那样一种可以为你所信仰的主义和真理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样的一种精神，所谓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些人格上、道德上的追求，我认为还是非常积极的，特别强调一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些道德上的教导，我觉得并不矛盾。
王鲁湘：今天康教授的演讲非常得精彩，我想在这里向教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您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大学生和电视观众，我们现在为什么就迫切地需要文化民族主义？
康晓光：简单地说，第一，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它需要一种凝聚13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的东西，那么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同时，这样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构造一个无所不在的文化中国，而这样一个文化中国，可以为中国的全球经济竞争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国未来的国际政治竞争当中，提供一些非常好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全球背景和中国现实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前提下，我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有价值的选择。
王鲁湘：好，最后对您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考验，只允许用一句话来总结您今天的演讲，一句话，可以想一想。
康晓光：意犹未尽。
王鲁湘：意犹未尽。
王鲁湘：好，感谢康晓光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请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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