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王焕青杜禹新浪聊《我们走在大路上》

新浪娱乐讯

11月14日13时，编剧黄纪苏、导演王焕青及及总制片人杜禹做客新浪聊天室与网友聊下多媒体网络剧(舞台版)《我们走在大路上》。

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就现在北京朝阳文化馆上演的一幕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与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我们现在到场的来嘉宾有这部话剧的编剧黄纪苏和导演王焕青，还有制片人杜禹三位先生。

现在网友提问也很多，我们这样，先让三位嘉宾开始，黄纪苏、王焕青、杜禹，每个人先简短介绍一下自己。

黄纪苏：大家好，我叫黄纪苏，这是部剧的编剧，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从事的一本杂志叫《中国社会科学》。这部戏主要是对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一个反思，简单先说这一点。

王焕青：大家好，我叫王焕青，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员、画家，是这部戏的导演。

杜禹：我叫杜禹，我是漫悟网的制片人，也是多媒体网络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总制片人。

主持人：我现在就开始直接提一些问题，因为这部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北京已经演了好多天了，而且反响很大，很多观众包括关心这部剧的网友都向咱们的编剧和导演，包括制片人提了若干的问题。今天聊天时间是45分钟，时间有限，我把这些问题归纳为几大类，分别向他们三位提出来。

先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问黄纪苏先生，目前党中央提出来建立和谐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你的这部剧的结尾出现了“我们一起走”的这样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有很多人为此潸然泪下，能否说一下你是否已经预期到了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党的政策的提出，你来这样设计这个剧的结尾？

黄纪苏王焕青联手打造 3年前开始创作

黄纪苏：这部剧是从2003年开始写的，大概写了有两年多的时间。我想写这出剧，是要对这30年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些反思。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在这几十年，从新中国开始大概前30年，后来改革开放又是30年。属于套用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中国应该是在第三个阶段，就是合题上。我们总结前两个时期，正反两方面的利弊得失，在第三个阶段上走出一条中华民族更健康的、更和谐的、更平稳的这么一个道路。

写的时候那会儿没太听说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想大家作为中华民族的这些成员，大家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希望我们是在一条船上，大家同舟共济，能够把下一段的里程走得更好。

网友：导演王焕青，因为现在这部剧出来以后，应该说褒贬不一，提出一些批评的意见让你回答。经常看话剧的观众认为这部剧就是诗朗诵，就是不停地在那儿走，然后加上诗朗诵。关于这样的一种批评的声音，有别于传统话剧，或者是有情节的批评声音，你是怎么回应的？

王焕青：我理解这不是批评，这是赞许。我觉得大家是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人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就是当他看到与众不同东西的时候，都有点束手无策，说它是个诗朗诵，我觉得说得非常准确。因为在我眼里面，纪苏的这个剧本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颂诗，尤其是侧重改革开放到今天这30年来的一部颂诗，实际上我们就想把它做成一个颂诗体的一部作品。至于它是不是话剧，可能从开始的时候，纪苏在写剧本的时候没有想到是写剧本。

我因为参与了这个工作，也花了一些心血，我自己如果给它下一个定义，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应该叫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部颂诗非常贴切地有力量的也非常恰当的一个表达形式。

《我们走在大路上》体现互动概念

网友：目前这部戏已经演了有大概十来场了，你投资这部剧，介质到现在挣钱了没有？

杜禹：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剧本以后，第一个给我的感觉是纪苏写完这个剧本，王焕青给我看剧本的时候，我第一个为之里边的内容，以及这些人操作的剧本，有社会责任感我被打动了。所以，我们董事会决定投入这部剧。这部剧实际上我们冠以名字叫“多媒体网络剧”。刚才网友谈到挣钱与没挣钱的问题，现在剧场演出实际上是网络剧的一个舞台版本，或者叫舞台本。它主要是要磨合演员，将来要创造网络剧的一个前期的热身。所以，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要挣多少钱。但是它的社会反响以及在媒体的关注、老百姓的关注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预期效果。我觉得挣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就是既得利益，或者就是眼前利益。一个是中期利益，或者一个长远利益。其实这部戏将来我们要真正做成多媒体网络剧的时候，在网络里进行传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考虑挣钱的问题，或者是挣钱挣多少的问题，现在只是考虑到社会影响，以及我们在前期预热多媒体网络剧的过程。

网友：黄纪苏，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你这部剧对改革开放颇有微词，有一些批评性的语言，你个人认为这样对你下的结论，你觉得对不对？

黄纪苏：这是一个比较片面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们反思改革开放，不是要攻击改革开放，不是否定改革开放。因为大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都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我们改革开放的起点，在起点上我们有非常宏大的颂诗，比如解放的。甚至说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些新树立的社会原则，我们在第三幕的结尾，也对它有理性的理解，非常肯定。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是把它放在1840年以来这160年，中华民族在这160年来的历史任务，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考虑改革开放时代。这样我们对它们都有我们的理解，我们可能有批评的时候，有赞扬的时候。当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是包含着肯定；当我们赞扬的时候，里面也有阴影。

这出剧实际上也表现了一个过来人我们对整个这一段历史过程的思考，我们的确有一些矛盾的东西，有一些感叹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你要说批评，我们当然是要批评，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反思，所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它实际上也是针对的前一段的那些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路线。我想它都是包含了批评的。

当然我们的批评是为了建设，是希望这种改革开放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利益，能为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崛起，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契机。

网友：在这部话剧演到一半多一点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观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有的学者说，看了这部戏，他认为这就是20、30个出租车司机聊天的一个集合，戏剧是很不成功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纪苏：刚才焕青说批评其实应该是一种表扬，我在某种程度上也认为这是一种表扬。其实我们有很多智慧就是在民间的，就是在很地层、很草根的。因为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跟其他非常基层的群众进行交流的时候，发现了他们是有大智慧的。他们能以真正大俗大雅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我也许这个东西还达不到这20个出租车司机。

我想说艺术家、思想者(blog)、知识分子，他们的确有时有一种过于精英主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真的有的时候从知识上、见识上还往往低人一等。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向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的广大普通群众好好学习。我也希望跟这些知识分子、这些精英一道共勉。

网友：王焕青导演，这个剧演出之后还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认为这部戏是你们在装神弄鬼。

主持人：我不知道王焕青导演跟这21个演员，很多演员都是中戏很有经验的演员，应该说借你的口，你了解的情况，这些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对黄纪苏这么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戏，他们大概是怎么看的？

王焕青：我还想接着你第一个问题说，如果是一个认真的观众，他可能留意到纪苏的剧本当中，在颂诗当中有那么几句，我们走过孔子的思想，走过杜甫的诗篇。我们想说的是，一个非常悲悯的充满大爱的诗篇，他在整体的两个半小时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延续一种气息，这种气息在我理解，包括我跟演员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尽量是大家能够共同有一种共识，实际上就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实际上一直有一种不灭的气息，它一定是端正、端庄的和浩然正气有关联的。我在读纪苏的剧本当中，整体当中我觉得他完全是笼罩在这样的气息当中。中间会有一些东西对我们30年过程当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做了批判，但是我觉得这种批判，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一个话题，我自己把它理解成是带有一点点耻辱柱的意思。就是把它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文化现象、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和他们的学说被在这儿实际上用一种稍微幽默，实际上是温婉讽刺的手法把它们表达出来了。这个事情其实是很激怒现在一些走红的文人，包括有人在研讨会上说我们在装神弄鬼，其实当时我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在那个时期的上海，在旧上海当中遭遇到旧文人的围攻和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鲁迅的杂文一不是文化，二不是艺术，三不是学术，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头(blog)在那儿装神弄鬼地骂人。但实际上我又想说《阿Q正传》从它诞生那天起，从报纸上零零散散发表那天起，其实很多文人就开始给自己对号入座，鲁迅可能把他们自己某一个人搁到这个小说当中去了。

这个剧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文化风景，当一些人对自己的说和他们的谈、他们的文章和他们的作品没有承担感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一种批评的时候，他们非常小架子气地跳出来，然后跟自己对号入座，然后把自己给自己激怒了。甚至我不认为是这个戏激怒了什么人，这个戏就是比较客观地带有点讽刺的把他们的言行搁到这里了。

所以，演员在这个戏当中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就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种非常有光芒的一种介质，把诗篇的光泽呈现出来，把该批判的部分非常鲜活、生动地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个戏做得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没有任何政治风险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网友：杜禹制作人，当你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决定投资甚至把这部戏做延伸成动漫的网络剧，你认为没有政治风险吗？

杜禹：看完剧本首先给我第一个感觉，这个剧本整个给我感觉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人才能写出这种剧本。所以，关于政治风险，我觉得没有任何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何在？最后我们的结尾，大家看得非常清清楚楚，大家携起手来，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走向和谐社会。而且我们对于30年的梳理，叫一个总结也好，我们都是恰如其份的，而且提出它在前进当中的一些问题，这应该展示一下，用很幽默、讽刺地再现出来，不会让后人再重蹈覆辙。我们看了以后，觉得这没有任何的政治风险。它只能对社会有积极的一面，没有消极的一面。

再就是现在我们敢于批评自己，这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表现。假定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还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矛盾，这个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也就是说民族现在的自信、自强，是中华民族强大的一种表现。所以，没有什么风险问题。

网友：黄纪苏老师，我很尊重你，我知道你以前写过《爱情蚂蚁》、《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这样非常有名的话剧，接着是《格瓦拉》，另外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黄老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爱情蚂蚁》、《切·格瓦拉》与《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不是一个风格的话剧？

黄纪苏：《爱情蚂蚁》是我翻译的一个东西，导演给换了一个名字。那肯定是跟我在思想内容上、观点上，跟后来的几出戏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它在基本思想走向上，和《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是非常一致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几部戏思想内容上是各有侧重的。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说的是意大利一个事，毕竟是在那么一个叙事框架里，只是谈司法制度。另外我们在戏里也谈到了左翼作家与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东西。《切·格瓦拉》也是在那么一个叙事框架里，说的是拉丁美洲的一个英雄，当然当时主要是围绕着贫富问题在谈，也是在价值观念这个层面上谈的，谈的比较集中，比较极致。

这部戏实际上谈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近30年的历史，当然也说到它的前身，那就是新中国的历史，或有前身的前身，1840年以来这160年中国的历史，是正面回顾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思想内容上有很一致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侧重。在表达方式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的故事、情节、人物这些更接近写实主义的风格，当然我们也不好给它完全定义为写实主义的戏剧。至于《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是诗剧的风格、诗剧的方式更强一些。

导演就像是工地的工头 让每人都能发挥出各自光彩

网友：王焕青导演，因为有观众说当时《切·格瓦拉》这部剧，黄纪苏上一部全部由女演员演的《切·格瓦拉》这部剧，其中一个女演员是被一个很有名的导演选中了，你认为这一版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你作为导演，您认为这21个演员当中，谁会因为这部戏来走红？

　　王焕青：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话题。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作为这个戏的一个施工者，像一个工头，导演其实就是一个工头，我看这21个演员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各个都有光彩，他们在这个戏里都各得其所，每个人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假定我是一个演员，如果我再做什么东西，我首先想到的是这21位非常有才华的演员，至于其他的人，他是不是有眼力，是不是有相同的判断力，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特别相信，他们通过这出戏的演出，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释放，他们在自己平常演剧体系之外又遭遇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形式。他们从开始的抵触到后来的喜欢，到后来自己的沉醉，对自己未来得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主持人：你刚才说那句话很有意思，一开始这些演员对这出戏的抵触，他们当时抵触的是什么呢？

　　王焕青：抵触的其实还是导演。他们之所以来是因为很仰慕纪苏的，因为他们知道之前纪苏的《切·格瓦拉》很有光彩，因为那个剧本照亮了很多演员，照样了很多从事这个戏、参与这个戏的演员，他们是冲着纪苏来的。我没导过戏，当然他们也很怀疑。当我要做一个跟之前不同的剧的时候，他们想这个瘪三为什么能另起炉灶做一个东西。实际上后来也是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意识到这个剧本的与众不同，所以一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形式，并不是我要独出心裁，我也不想搞什么创新，我只是想找到一种演员能够充分地去理解这部诗篇体的作品，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桥梁，让他们能够充分在舞台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导演，每个人都能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才华，我觉得后来大家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共识。

　　主持人：杜禹先生认为在投资这部戏之前，除了刚才你说的网络什么后续延伸的一些产品以外，你认为黄纪苏这个编剧是不是一个造星的编剧？

　　杜禹：这个本子是一个制造群星的编剧。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借此机会非常感谢纪苏这个本子。再就是我也特别想感谢焕青。因为这个剧拿来以后，实际上它的表现形态在这里边非常重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戏剧要出现，或者是一个舞台艺术要出现。怎么样把一个最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呈现给观众，可能这是我后来最担心的一点。当时黄纪苏跟焕青一直策划这个项目，而且一直是选定由焕青做导演。实际上我对焕青的理解比较深，也知道焕青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艺术想象力和结果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舞台剧的呈现，到底什么样最准，实际上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是一直也在磨合。当然焕青非常聪明，随时调整自己的方向，随时吸收各自的优点，包括调动所有的演员。所以，当时演员有很多不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也做了很多工作，觉得导演没有把握住戏，现在大家表演的方式，包括用一种肢体语言来升华语言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尝试过。实际上焕青心里边比较有底的，因为大家在排练场最后看不到合成的效果。实际上大家最终呈现在彩排的第一天的时候，大家突然感觉到这么伟大的导演出现了，这么伟大的剧本出现了，实际上那天彩排之后大家突然有这种感觉，而且就是在那几秒钟之内，之前大家都没有这种预测。但是这个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

　　关于董事会投资，第一大家也比较相信我这个人的艺术感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投资是很成功的，而且后续会更成功，因为将来作为网络剧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是一种更新的表现形式，而且这种表现形式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没有这种模式。这需要什么呢？需要大家探索。需要什么人去探索，需要什么人去开拓，需要什么人去来做这个事呢？需要有才华的有底蕴的人才能做出来。我相信这个事一定能成功。

　　主持人：黄纪苏，我记得当时在讨论会上有一位学者，这位学者十几年前我也认识他。他说听说黄纪苏这部戏是一部中左的戏，但是他看完之后，他说出了结尾之外，这部戏还是极左的戏。黄老师，你认为你用这样一种泛政治化的解读，你是左还是右，还是中左，你有给自己一个定位吗？

　　黄纪苏：实际上有一些政治标签是非常不准确的。比如前些年，弄完《格瓦拉》之后，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新左。弄这个之后，很多人又说是中左了，又是背叛革命之类的，诸如此类。实际上我不认为是这样。当然这些标签有他们的便利之处，比较容易把一些很复杂的事情说得比较简单，有它便利之处。但是同时它又会造成一些很大的误解。弄《格瓦拉》也不是极左的东西，因为它是在价值观的层面上谈一个当时的贫富分化的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最后比如像有些人说的他主张的是暴力革命，我们只是对50、60年代世界革命的那种东西，我们有我们对暴力革命的理解，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但并不一定我们主张今天就是要暴力革命，这是两回事。我们所写的《格瓦拉》，戏剧里面的《格瓦拉》跟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公共符号的《格瓦拉》，那个《格瓦拉》的确具有暴力革命的含义在里头，但这两个《格瓦拉》是有区别的。

　　至于这出戏是不是中左我也不知道。有人说里头有民族主义，有人说里头有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说里头有一些自由主义，我想大概这些因素都有，只不过我们走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回望不同的历史阶段，回顾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想各个因素都是有不同的侧重。

　　《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社会心理史

　　主持人：你给自己的定位是左派吗？

　　黄纪苏：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左、右的话，比较主张社会平等如果就是左派，应该说我从情感上来说，我是一个左派。但是同时也像这个戏里所说的，我们对于一些，比如强者哲学，比如像精英主义，这些东西都给我们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当巨大动力的东西，在一定阶段内，我们从理性上对于它也是有所理解的，这就是我们在第三幕的时候，“夜就是这么熬出来，路就是这么踩出来，铁就是这么打出来，家就是这么发出来，国就是这么强起来”。我们真是找的一个唱诗班把这些东西给唱出来，可见我们就是在理性上对这些东西理解。

　　当然最后我们要说到现在走过正题，走向反题，现在走向合题的时候，我们也处在一种理性上，又在感性上、感情上跟理性上倒获得了统一。精英注意、强者哲学的东西，这种能量经过这么多年基本上已经耗尽了，又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大家应该走一条更和谐的路，用戏里话说，“能以彼此的微笑而微笑，能以共同的行走而行走”，这也是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理性，不仅仅代表我们的情感。

　　主持人：很多看过这部戏的观众，说在看这部戏的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社会的名流，比如电视台的很多著名主持人都看了，还有一些导演或者是一些演员，看这部戏的人给人感觉反而是一种精英的阶层。你是不是在导演这部戏的时候有意地把它做成一种对应这样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是业内人士，做给他们看的呢？

　　王焕青：没有，就像刚才纪苏说的，做这个戏，包括像杜禹对这部戏的评价，实际上是看到了纪苏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感。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等于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在亲近一种理想、一种思想，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能够充分地在舞台上去展示出来。当然我可能在意的是它的感染力，因为我觉得这个感染力是对所有人的，就包括就像那天的研讨会当中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有人可以谩骂这个戏一样，我觉得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是生动的人，有正常的感官的人，实际上在那个时间里，我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它一定是被感染了。

　　我还想说，不喜欢这部戏的人，如果被激怒了的时候，一定不是我们激怒了他，而是他自己由于他的偏狭激怒了他自己。所以，我们不可能为了做一个东西，为了投合某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迎合任何人的。你刚才问到制片人的话题，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如果是做一个商业的行为，我们会采取一个迎合的手段，因为对目前市场的研究大家反正都会略知一二，我们为什么非常果决把它做成了一个真正发言的平台，而不是做成一个传统的戏剧？其实就是想说，在今天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是没有发言的公器的，那么小剧场实际上本来是一个消闲文化的样式，但是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演讲的场所，让一个诗篇淋漓酣畅在两个多小时里传达给每一个走进剧场的人。我自信的一点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不管怎么看待这个戏剧的人，他在这两个小时里一定是被感动的。只是他或许用理性调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他得出任何结论都是他自己的学识和来路所决定的。

　　主持人：时间快到了，我再问三人一人一个问题。黄纪苏现在已经是从翻译的《爱情蚂蚁》，到后代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到《切·格瓦拉》，到《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么几部剧都做下来了。有很多喜欢你戏剧的粉丝问，你下一步剧会是什么样的？

　　黄纪苏：其实我写剧务跟写文章以及跟其它的样式是一样的，是表达我自己生活感受的一种方式而已。我倒没有特别想到以后再弄一个什么戏剧。实际上我在写《切·格瓦拉》的时候没有想再搞一个什么东西，只是有一些朋友提起这个事来，是不是再搞一个什么东西，把30年好好再回顾一下，然后就搞了。这个话当然也不好说以后就一定不搞了，但是现在的确也没有什么计划一定是要再搞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无论是搞不搞，但凡要搞的话，一定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东西，自己怎么想的就是怎么想的。

　　另外，应该是对社会负责的一个东西。就像你刚才问到焕青的问题，我们跟市场、观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当然我们首先要面对这些观众，我们还要对历史负责，我们要为一段历史，为一段社会历史过程，为它造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超越此时此地的或者是具有超越此时此地特点的一种东西。我想假定要做的话，它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真诚的、不为眼下的流行文化所左右的一个东西。

　　主持人：焕青应该说是第一次担任导演。

　　黄纪苏：我解释一下，他不是第一次，演《格瓦拉》的时候，他是导演之一。

　　主持人：应该说是独立地导演第一部话剧，应该说很成功。虽然我整个聊天过程中问的都是很多的负面问题，实际上是因为负面问题太少，整个网络上夸奖这部剧的东西太多，所以可能我问的负面问题更让网友感兴趣。

　　焕青，第一次独立导这么一部话剧，应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面对很多普通的观众还有若干的这个圈子里的名人大腕都来看。作为你一个从事美术的，你的专业是叙述，这部剧会给你的美术专业带来什么样的衍生产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让多种舞台元素互相制衡也互相激发

　　王焕青：其实不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一个画画的人为什么会做戏剧？其实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分的。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想对社会发言，他一定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一定要有见识。因为现在我们在看所谓艺术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文件性、广泛性应该是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实的部分，少之又少。纪苏那会儿拉着我一起做这个戏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知道他想发言的时候，一定是有见识的发言，我希望我的这个劳动和他的劳动会拼合在一起。他转过来其实对我美术的影响，我觉得是思想性的影响，促使我会站在我一个应该亲近的立场上，非常清醒、非常质性地去看待自己的工作，绘画也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它应该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时候，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就应该是非常值得考量的一个问题。就包括现在接下来我可能会在下个月的一个展览当中，我会把这个戏的一些影像部分重新再拍摄、间接，然后做成我和纪苏的一个美术作品，拿到一个美术空间去展览。

　　主持人：哪儿展览呢？

　　王焕青：今日美术馆，在12月16日。

　　主持人：那就是喜欢这个剧的人还可以静态地看《我们走在大路上》。

　　王焕青：影像版的。

　　主持人：在今日美术馆。

　　王焕青：我额外想再增加两句话。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导演，确实说从幼稚到没有经验这方面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不管是杜禹还是纪苏，还是周边的很多朋友，当我们成立了这个剧组，说要去做这部戏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幕后的导演，很多人在后面出谋划策，在提各种各样建设性的意见，在把各自的创造性拿进来，包括演员当中，有很多人已经都变成导演了。只不过说有一点对不住大家，这个名字最终只是落在我王焕青一个人头上，但是最后如果有机会，我会通过文字把每个人的劳动和创造公布给大家。

　　主持人：纪苏还有点补充。

　　黄纪苏：做这出剧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表达一种思想，言说一种话题，表达一种立场，更坦率地说要找投资人，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一点我也非常感谢杜禹先生，他不仅是一个有见识的人，后来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了解，知道他还是一个心很善的人。他的全力倾注，使我们把这件事就干成了。

　　另外我想说说焕青，我们也是认识好几年的老朋友了。有时人家经常问起我，说你对这部戏的导演是怎么看的，说对舞台呈现怎么看。实际上我这个问题并没有太仔细地考虑。但我觉得首先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这导演没干什么、没做什么。我觉得第一他没有把这出剧做成一出闹剧。因为包括很多社会批判、社会讽刺内容的，极容易被做成一种轻喜剧，我们在话剧舞台上已经到了很滥的地步了，甚至说到了臭了一条街的地步了。焕青刚开始接触，之所以找他来，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品格很好的人。另外，艺术境界挺高的一个人。这两点我把它找来，请他到时候来帮忙做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正确的。

　　另外，他做了什么事情，当然做了一些比较细小的事情，我就不在这块儿占用大家时间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这出剧，他本身谈这30年的我们民族的一个历史，我刚才说了要为这个民族造像，应该是有一种历史感的、史诗感的、雕塑画面感的东西。这些我们很难想象它在舞台上怎么呈现。焕青找到了这个东西，找到了这种大风格，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也是非常感激他们的。

　　我就补充这一点。

　　新浪网为独家网络支持 舞台剧即将走进网络

　　主持人：杜禹，我们知道这部戏独家的网络支持是新浪网，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儿聊天的原因。因为知道你这部戏后边要把它变成网络版，很快要推出。你能在这儿给广大的网民，因为咱们有很多外地的网民，包括北京的若干若干的网民，因为咱们剧场有限，很多人不可能亲临现场去看这部剧。但是我想通过互联网今天这个留言，希望大家都能看到，把《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台舞台剧最后搬到网络上，大概是什么样的呈现形式？你能简单介绍一下最后的呈现形式吗？

　　杜禹：我简单说一下时间，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到网络剧的拍摄，由焕青率领着这些摄制人马，包括演员，还包括录音，还有画动画的部分，都奔赴到大兴去拍摄。拍摄期需要几天时间，但是未定，因为这是一个探索的剧，现在没有确定什么时候能够拍完。但是制作出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它带有互动性的网络，将来播出时带有互动性，把演员的一些背景，包括一些写意的背景，还包括动画的一些元素，还包括其它可视性的元素。

　　我在这儿主要想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演出这几场，首先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而且更多的是广泛的观众给予了我们戏的一些关注。我们前前后后大概有5000人观看了这出戏。虽然在网络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但是在舞台上，我们在磨合的过程当中有5000多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受众群。我们从第一场彩排一直到最后的演出，所有的观众都静静地肷着屁股在那儿听，而且最后散场的时候，长达十几分钟都不愿离去，我想说明一点是什么呢？观众对这部戏的厚爱度，还有对这部戏当时的震撼，我觉得我用任何的语言，说什么都不过分。

　　关于这部戏，刚才你也说到这部戏有没有什么风险，我可以用观众长时间的鼓掌来回答，有什么风险？大家只是感激这些编剧，感激这个戏所有的演员，而且他们觉着在这里边是两个小时震撼他们的心灵，而且体现国家以人为本走向和谐社会的希望。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这些观众，而且我特别感谢新浪网。因为我们从网络剧第一天开始，向观众见面的时候，新浪网就给予了直接的关注，而且给予了很多各方面的报道，我在这里边也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和全体摄制组向新浪网表示感谢。

　　再就是我们本身漫悟网，因为将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以漫悟网推出的，漫悟网整个结构，整个总编还是黄老师，总导演是焕青，我想焕青在介绍《我们走在大路上》，也简单把网络上的介绍一下。

　　王焕青：我先做一个广告，这个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演出是照常进行，因为我们整个要做一个舞台版的记录，是以演出在进行，也欢迎所有喜欢这个戏的人、关注这个戏的朋友到现场来看演出。

　　另外，接着刚才杜总的网络剧的形式的话题。网络剧截止到目前还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是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和一些技术环节的准备，接下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以《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舞台本作为基本蓝图变成网络剧的时候，它里头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被展开，比如涉及到某一个话题，可能会专门请有关专家进行讨论的现场的研讨会的网络直播，也可以有数字化的录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某一方面的人，我们也可以做现场的采访，比如对当事人的一些采访。就这样一些内容，再加上比如动画型的室内的搬演型的，这样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构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络剧的基本的结构。

　　主持人：把互联网所有的功能和元素都可以融进来，融进来之后也可能就像咱们聊天一样，但是有可能前面坐的是演员，底下坐的是网民，网民和演员直接可以沟通，网民和导演也可以直接沟通，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剧。

　　现在只有5000多人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虽然是场场爆满，但确实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把网络版《我们走在大路上》推出来，让我们更多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而且喜欢黄纪苏编剧的话剧的观众和网民能够尽快享受到这部话剧，而且参与进来。

　　今天聊天就到此结束，感谢三位嘉宾，谢谢广大的网友踊跃提问。

　　黄纪苏：谢谢大家。

　　王焕青：谢谢。

　　（本次聊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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