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和谐社会 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民网评论部策划 编辑：黄维
5月17日，作家韩毓海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以“用‘天下观’解‘民心’”为题，纵论天下，以历史、地理、政治、哲学的眼界谈天下兴亡的契机。我有话说韩毓海：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持人】新书为什么取名叫做《天下》？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韩毓海】“天下”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方面：“天下”是指天底下所有的土地，是一个地理的意思，也可以说很大气，也会有人提出来说这个不够专业化，可以说它是历史地理著作，现在很多人把它划为历史地理著作，但也有人说它到底属于哪个专业，我觉得在我们研究历史，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研究当前的问题，研究应该以当前的问题为基础。所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研究榜样就是马克思，他写过经济学的著作、社会学的著作、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以一个批判的角度出现的，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回应19世纪中后期世界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天下》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但是他是一部问题史的著作，是以现实的问题为基础的著作，采用分析史的办法，不是编年史的办法。
第二方面，我觉得“天下”是指天和地之间，天和地之间就是人。特别是中国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既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呼声，也是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一种表达。
第三方面，“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概念，同时又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的一个支持。一个王朝到底是有没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它武力的强大与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体现了文化上的普遍意义，是否获得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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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天下》既是一本非常清新刚健的散文著作，更是一本融合了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的学术著作，您是如何达到这两者的兼顾？
【韩毓海】谢谢你的表扬。这只能说是我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学术研究应该以现实的问题为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90年代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过于专业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评职称。还有一个就是比较脱离基层、脱离现实。这样的话，既使学术研究丧失了活力和动力以及对读者的吸引力，就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思想理论学术成果，比如说“三农”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包括历史观的问题，这些问题最有建设性的成果，主要不是由知识界提出来的，而由一大批在第一线从事实践工作的人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80年代很不同的一个现象。
80年代的时候，我们起码还可以知道那些重要的问题，是由知识界哪些人提出来的，今天呢？就不是这样了。所以，由于长期的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基层的基本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学者写不出象样的、无愧于我们巨大变革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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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香巴拉的鹰】我想问一下韩老师近现代史观的问题，近来国人关于这个讨论有些争论和分歧，您怎么看？
【韩毓海】近代史观的问题是当前许多问题、许多论争的背景。因为我们既有的解释历史的模式，现在看来遇到了一些挑战，特别体现在近现代史中。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的分歧比较突出：
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是不是单一的、传统的自然经济。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化，这是中国近代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是现在历史学界很多的研究，说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国的市场化的水平和商品化的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棉袄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粮棉的交易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否则不可能棉布普及量那么大。所以说问题不在于近代中国没有产生商品经济，没有进行市场化，而是说近代中国由于人口的压力，由于国家能力的衰退，这两个原因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不高，相对于市场化、商品化的时候，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直是不高的。我在书当中举了问题，就是在1830年（鸦片战争前十年），根据国际上都承认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大清的GDP的水平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很低，劳动生产率不高，资源的付出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到2020年，中国的GDP一般来说会达到世界的第二或者第三，但是，我们单位创造GDP的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会有很大的差距。单位创造GDP和每个人创造GDP的能力，这需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国家在技术方面的投入，甚至也包括环境方面的投入才能达到。所以清朝由盛而衰的转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国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没有做好，而不是在市场化和商品化方面不够。为什么没有做好呢？就是清朝中期以后，政府缺钱了，财政有了问题，财政遇到问题的原因是清朝的社会制度原因。到了清朝太平天国以后，国家同时有两支军队（一支满军，一支汉军），贵族的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国家的财政紧张了，在那个时候，只能用提高市场化，提高商品化的方式来维持这样一个高度的GDP。但是实际上，人均的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第二个问题：过去，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由盛而衰，还有一个原因是闭关自守，没有扩大海外贸易。这些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这个结论是不对的。我这个书中《白银之死》主要分析了广东行商在19世纪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具有的领导地位。根据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19世纪的世界首富，是一个叫伍秉鉴的中国人，他是美国铁路的最大投资者。现在，国内对于晋商、江苏盐商都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中国商人的最高峰是广东行商，研究非常少。所以在《白银之死》中，我大致列了1830年以前中西贸易的情况。这说明中国不是简单的闭关自守，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程度的增加，国家对于货币，特别是进口白银的依赖程度增加了。所以，鸦片战争所签订的《南京条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赔偿商欠，而不单纯是鸦片。
第三个问题是最近以来，近现代史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研究，比如会馆，比如行会，比如书院。这个研究本身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用一个理论的术语来说，是出现了“公民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组织。但是，问题在于“公民社会”和“民主权利”不是一回事，我在关于上海的研究当中指出，上海近代以来是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组织，但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却没有因为这些社会组织的出现而扩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要重新回到马克思和毛泽东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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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我说行就行】一般读者对于辽代的历史不是很熟悉，您书中谈到的述律平的故事是真实的吗？
【韩毓海】也不能说完全不熟悉。起码通俗小说中关于萧太后的故事，老百姓应该是熟悉的。不过，通俗文学主要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叙述，很多是不真实的。
辽代的契丹人其实只有耶律和萧两个姓氏，这很特殊，萧是辽的母姓，其中又以述律氏影响辽最巨。而述律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辽的开国皇后述律平。
述律氏不是纯粹的契丹人，是契丹与回鹘——也就是西域的维吾尔族混血，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但有胡人汉化，也有回鹘人蒙古化，总之，北方民族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在北方的舞台上，也绝大多数时间不是汉族唱主角的，所以仅仅以汉族为中心叙述，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我在书中一直强调的。
述律平断腕的故事当然是真实的，我特别重视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牵扯到皇位的继承形式这个大问题，中国皇位的继承一般是长子、长孙的自然延续，这样的好处是有利于权力的稳定交接，但是坏处是即使在最高权力内部也缺乏监控和竞争，导致的结果是即使长子长孙是痴呆，也必然是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所以这样的弊端又是很大的。
述律平的功绩主要是在于她制订的皇位承继原则：在诸皇子中采用唯才是举，而且在皇子与皇孙之间同样采取这样的原则，这样就把一个竞争和监控的机制引进到皇位继承制度中，最高统治权是由长子长孙自然获得，还是在诸皇子之间采取唯才是举的选拔？我觉得提出这样的制度改革的就是述律平，这个问题不仅仅贯串于整个辽代，而且贯串于整个皇权时代。否则你不能解释围绕着皇位继承有那么多的竞争，而且历史证明，那些通过“竞争上岗”的皇子往往是很有能力和气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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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在《自远方》一文中说辽代是“一国两制”的开创者，这一点为清朝所继承，而且对今天仍有重要启发意义，能进一步谈谈吗？
【韩毓海】除了书中谈的，我补充一点就是，金之所以在南下过程中多次出现反复，是与金的统治者强迫女真人采用他们不擅长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女真人是渔猎民族，耕种不是他们所擅长的。金朝将大批原居东北的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让他们采用中原汉族的生产方式与汉族竞争，但是金片面推行单一化的“先进生产方式”，其结果却使得不善农耕的女真人陷入贫困，又使得汉族人不满，最终的结果就是完颜亮迁都的失败。
清朝后来就是发扬了辽的传统，而汲取了金的教训，那就是提倡保留女真人的生活、生产和文化语言方式，在东北和中原分别实行游牧、渔猎和农耕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片面地与单一的先进生产力接轨，因地制宜，容纳多元的生产方式，它建成一个大帝国，能保持多种生产方式互补，是它成功的主要原因。
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刚刚制订的“十一五规划”最为了不起和制度创新之处在哪里？———就在按照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生产方式，把全国划成几个区域，规定了有些区域是要加强开发的，有些区域则是已经开发的，有些则是要保护的，不能乱开发的。这就摆脱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按照GDP水平来衡量，一律与单一的所谓先进生产方式接轨的模式。让陕甘宁、内蒙古与上海竞争GDP，那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让内陆省分采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政策，那就是荒谬的，弄不好，就是经济没有上去，自然资源破坏殆尽。所以“十一五”的这个决策，是非常重大的，其核心就是多元的生产方式的互补，这就是区域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要害，其蕴涵的智慧就是一个多制，多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互补。
所以，我们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以现实课题为基础，为出发点。
韩毓海:和谐社会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
【网友强国仰泳】能否谈一下中国和外国的对比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韩毓海】我觉得外国的说法太普遍化了一点，要看与哪些国家比较。中国是地大物博，实际上我们国家的人均耕地和淡水的拥有量在世界上都是不高的。世界上人均耕地比较大的国家比如巴西、美国，他们的人均耕地拥有量差不多都是300--400公顷，我们中国呢？只有十位数以下。所以跟这些国家比较起来，特别是美国，我感觉美国是在森林里修路，我们确实是在沙漠上种树。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差别很大。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好的经验，比如相对于巴西，甚至相对于印度，起码中国的农业是比较成功的。比较成功的原因我觉得是由于我们农村的基本组织条件比印度要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资源的损耗很大。
我在日本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我自己一个比较突出的感觉，就是日本不承认它的侵略历史，这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日本在战后实行的经济高度增长，但是这个增长没有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大量的人口在冬季奥运会前后涌入东京，日本的主要人口在东京，在大量的人口进入东京的过程中，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交通问题、城市化的问题，比如像印度、巴西都会存在的大规模的城市边缘的平民区的问题。日本都没有。
相对来说，日本战后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是建立在对于自然的破坏和整个社会关系的瓦解上，所以你会感到日本并不是一个完全利益化的市场社会。而且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农业和农民的补助是世界上可能是最高的，就是每个农民每年补贴8千多亩，为什么这样补贴？我们都知道，粮食是益效比较低的一个产业，农业是绝不可以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马上就没有人种粮食了，所以加强对于农村的补贴。我觉得这是一个差距。
日本有一个很强大的农民合作组织，就是“农协”。“农协”不但负责给农村提供信息，组织农产品的销售，而且它承担17%的银行功能，它可以经营银行，可以获利，国家让出一部分金融用于农村的培训。“农协”的组织是日本和韩国经营非常有效的农村组织。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次WTO在香港谈判，那么多韩国农民去，就是“农协”。从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当然日本政府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坏的政府，从日本内部来说及把原子弹放在老百姓的头上，它还不是坏的政府吗？但是日本政府的合法性是很强的，日本的农民支持它，我觉得这是和它的措施有关系的。很多人出去以后，就是看高楼大厦，看美元、日元，实际上我们国家今年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如果不出很大的意外，我们2050年，GDP肯定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我们的差距，比如在农村、环境，在一个单位创造GDP的劳动生产率的能力。当然这和科技教育水平是有关系的。这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发展中国家中，我们是做得最好的，比起巴西、印度、阿根廷，他们条件都比我们好，但是他们没有做过我们。
还有，我在日本的一个很鲜明的体会，就是日本只有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个城市是在搞“经济”，日本最著名的城市像京都、北海道、九州，京都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这些地方并没有按照GDP来排队，要是按照GDP来排，那京都就在日本排不上了。但是东京虽然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但是日本的招牌是京都。日本出任何宣传材料，日本只要推出来的照片肯定是京都的。所以从日本来看，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比较多元。如果我们一切按照GDP一刀切，那京都就被破坏了。四中全会以后，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家划成几个区域，这个区域有点像《天下》里面划的区域，东北、中原地区（进一步开发的区域）、西南、西北都是要保护起来，不要开发的区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是真正的借鉴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说到底我们现在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在美元上，也不是在外贸上，因为现在外贸依存度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就是中国了（60%），日本和美国都只有20%。主要在于城乡差距，自然的资源，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谐社会，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现在包括知识界完全没有认识到，今天提出来关于和谐社会的想法，它的意义是绝对不会低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第二次的思想解放、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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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怎么看待历史上的农民失地问题？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和农业市场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策略，您怎么看？
【韩毓海】首先，我坚决地、旗帜鲜明地、也是一如既往地反对例如张五常等人提出的土地私有化。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最终的社会保障，正是由于有一块土地，所以农民才有最后的退路和生活保障体系。才会有民工的冬去春来。而在当前的情况下，一旦放开土地私有化，那么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卖地，结果就是流民遍地，最终不可收拾。
农业不能完全市场化，相反应该加强补贴和投入，因为粮食生产比较效益最低，全面市场化，马上就没有人种粮食了。大力进行农业投入和补贴，是发达国家一致采取的政策，16届4中全会以来，就主要是加强投入和补贴。
因为这是有数不清的历史教训的。最典型的例如魏晋时代天下大乱，原因就是一方面国家徭役过重，豪强又大肆圈地，造成大批农民脱离国家户籍，转而依附豪强地主，魏晋以降，天下大乱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除非国家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否则豪强崛起，战乱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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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云淡水暖】在《卢舍那》这一篇中你非常强调佛教对于中古时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影响，为什么？
【韩毓海】一个是因为从中国角度进行研究的少，另外一个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例如，开始于魏的屯田制，就是从僧田制中获得灵感的——屯户从国家承包土地生产，借鉴的是僧祗户从寺院承包土地的模式，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如果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早历史源头，就可以推到中古的僧官、僧户承包制度。
对于佛教的研究非常重要，50年代毛主席专门就这个问题接见过任继愈先生，还专门就这个问题给总理批示，知识研究世界三大宗教，毛主席说，要把宗教研究与我国的外交工作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毛主席还专门谈到伊斯兰教。中国当前最优秀的伊斯兰文明研究者之一是张承志，他的新书《文明的入门》非常值得读。我认为他是当代中国最有创造力、最有将来性的作家，恰恰因为他不仅仅是作家，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历史学者、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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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很多读者反映《大雨落幽燕》这一章很感人，其中有些观点也非常尖锐，我特别注到您在这一章中批评了黄仁宇先生对明代的研究，您对黄的批评有什么依据？
【韩毓海】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无疑在大陆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因此也流布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成问题的观点。比如，他把明朝衰亡的原因归结为吏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缺乏规范化、合理化、数目字化，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简单照搬了马克斯 韦伯对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假定，而用于观察和诊断明代的情况恰恰是完全本末倒置的。
简单说，明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因为管理吏治和人事制度方面的高度规范化、合理化、程式化，从而完全违背了以人才为本，唯才是举的原则。人才的选拔完全依赖正轨教育考试途径，结果由于教育普及造成的人才过剩和吏治的暮气沉沉形成对照，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好比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一样。
中国古代的人事管理的程式化、规范化，就是到明代达到了高峰，比如，明代有资、级、年、次十分复杂的官员选拔机制，所谓资是指出身学历，级是说官有九品，正负18级，年是指工龄，次是指一个位置下面候补委员的次序。再比如，明代举人多如牛毛，正如今天所谓博士如狗满街走，举人升到进士的机会渺茫，就是进士，还要按照资、级、年、次再次排队，所以造成许许多多有才能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对这套体制不满，你知道牛金星是举人，李岩也是举人，而李自成一个重要的举措是高度重视举人，所以他才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可以说，明代很大程度上是被举人给推翻的。
真正看到这种高度程式化、合理化管理弊端的，恰恰是黄仁宇所菲薄的海瑞，他说：“今吏部只是一个资格，这资格格了许多贤士，使之不得出头，这资格格了许多不贤者，使之不得淘汰。”这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明代衰亡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经济没搞好，税收不够数目字化，明代的经济搞得很好，也非常开放，税收更是高度数目字化，但是政府在治理自然灾害，修理河道水利和赈济灾民方面，则完全失效——这就是《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揭示的明亡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与《甲申三百年祭》比，《万历十五年》对于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诊断，当然是错误的，那样的结论对于执政的误导也是明显的，有黄仁宇这样的谋士，国民党要想不打败仗，不丢江山那也很难，至于“国民党建成了中国的上层结构，共产党建成了下层结构”，那更是不知从何说起。共产党是讲平等、讲民主，是讲90％的人的利益的，要造成的是平等的世界，而国民党总迷信个金字塔结构，这完全是两种逻辑。对明代的研究很重要，毛主席也一直很重视。毛泽东对明史很熟悉，也有很多精辟论述。其中重要的包括批评明在用人方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包括只讲资格、讲级别、讲出身，而不讲能力和贡献的诠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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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墨白】毛泽东是历史学家吗？有人认为毛泽东读历史加强了他的帝王思想。我喜欢你的文章的见解，但对你如此推崇毛泽东，很不解，这恐怕也会影响你的书的销路吧？
【韩毓海】毛泽东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1500年以降，亚洲就从来没有打败过西方，或者说，500年的历史就是西方征服史。1840年以降，列强打败中国，简直就是一条历史规律。500年来，唯一的打败过西方列强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就是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了。哪个帝王作到了？一个也没有。说毛泽东学历史上的帝王，这种认识不如吴祖光的父亲吴赢那句话：秦皇汉武皆旧事，领意表新毛泽东！
19世纪以来，不但世界是被西方列强主宰的，历史叙述也是被他们主宰的，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历史。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后，他们立即为这种统治寻找知识和历史的合法性，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化的历史观，以及与此搭配的门类齐全的社会科学专业化知识，其核心就是英美道路是一种普遍道路模式，这不外两个要点，一，英美享受的好处是他们自己挣来的，二，其他人要享受这些必须仿效英美。——我们今天的主流知识、主流历史观不就是这样吗？
现代历史上，毛泽东是唯一的一个提出了中国的历史观和中国的世界观的伟人，在他看来英美霸权不过是利用了世界局势变化，因此，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必须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历史不是一条普遍道路，而是时势之变——我认为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区分历史学家伟大与否的关键。毛泽东代表的是崭新的历史——人民革命的历史。而且，与您说的正相反，《天下》一书之所以有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基层老百姓的读者，就是因为老百姓心里有自己的历史，就是基层的普通老百姓想念“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再不客气地说，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划分当今少数精英势力与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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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这本书中，您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您是如何诠释天下观中的“民生”和“民心”的观念？如此看重百姓的力量，试图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韩毓海】首先，“民心”是处理社会危机的重要资源，所以荀子说“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我记得邓小平先生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过一句话就是：13亿人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他说的其实就是人心的力量。
民心的问题为什么总是与民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民生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社会保护，或者说是对弱势的保护。为什么我在书中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资源的限制和国际环境的条件之外，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东西之间、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呢？因为它潜在地瓦解着世道人心，瓦解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我非常钦佩的美国学者彭幕兰（《大分流》和《腹地的构建》的）有一个观察中国在迅速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差距拉大的观点，他说：“问题不是一些地区现代化了，而其他地区则没有，而是一个地区的飞速发展可能造成其他区域的停滞和恶化，当现代国家为了富国强兵把主要精力用于沿海地区的时候，它对于西部和中部内地这些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的忽视乃至歧视，实际上就在所难免。”
其实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谈论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明代在税收和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其“亡天下”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其在中西部地区的防灾、赈灾、保护环境（特别是水利建设）方面的失效。今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郭沫若的著作，为的乃是加深对于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政府职能转化的认识。
今天我们观察政府是不是成功、乃至是不是民主，既不是单纯地看GDP，也不是看是不是实行了一人一票。而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是否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存放在首位——而这才是公意和民主的实质，这当然不等于简单地把制度的合法性交给一次性投票选举，中国制度合法性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不在那个形式，而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从事社会保护、特别是保护弱势群体和弱势的区域。与之相对，西方的民主，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利益，同时又把其他民族和市民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当作肥料开除出去，进一步说，卡尔 施密特——也许是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这样指出：西方的民主本质就是“对内（市民社会）民主，对外霸权”。用刚刚去世的罗尔斯的话说：民主的原则不能扩展到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对那些国家不能采用民主而应该采用武力。
而所谓中国的“天下观”乃是“无外”的，所谓“无外”，也就是把所有的人——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农民工，也作为有欲望、要生存的人，而不是外部、肥料考虑在内的一种政治伦理。这就是所谓“天下无外”的最主要含义。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责任编辑：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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