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 

张如贤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典范，也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因此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可歌可泣的“一二·九”运动的忠实的记录下来，并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是一部有益的爱国主义教材。
    鉴此，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访了这位唯一的历史见证者，年已87岁高龄的谷景生老人，并了解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重大经历和光辉业绩，以及“一二·九“运动前后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实。

　　今年的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65周年纪念日。值此，笔者将此拙文发表于世，以期有助于“一二·九”运动史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一)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惊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发动军事进攻。其时，由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很快在短短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从此，我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三千万骨肉同胞和无尽宝藏沦于敌手。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面对这亡国惨祸迫在眉睫的现实，迅速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各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函电，强烈要求政府救亡抗日。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发出最后的吼声”，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就在这一年，年仅十七岁就读于山西太原一中的谷景生，早已在1929年经太原一中图书馆管理员张盘石（地下共产党员）的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在学校的活动中，吸收了许多积极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热血青年。谷景生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党办的《向导》、《生路》等进步刊物，自觉地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这一年，太原一中的读书会在学校的操场上召开过一次纪念“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校园各处张贴了标语“打倒军阀”、“为死难烈士报仇”、“取消辛丑条约”等。面对学生这种爱国热情，校方领导却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公开警告学生们“要回教室好好读书，国家大事，由政府处理，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闹事者要开除党籍的……”。而学生却反问校方：”反动军阀，杀戮无辜，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这如何使我们安心读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犯了哪条王法？”校方对这些质问，只能无可奈何。谷景生在参加读书会这些革命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在这期间，为了扩大民主思想的宣传，团结更多的进步学生，谷景生还向张盘石教师建议，在读书会的领导下，再办一张小报，名叫《一中园地》。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张老师的支持，谷景生还担任了这个刊物“文艺版”的编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主义，是年11月份，太原一中的进步学生又在太原市的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举行了一次抗日救亡的飞行集合。太原的初冬，北风呼啸，十分寒冷。这天，太原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各家店铺口、街道两旁，到处是数不清的人群。人们挥舞旗帜，手举各色标语，高喊“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谷景生也挤在人流当中，与群众一起高呼着口号。这时，广场上已聚集成一片人的海洋。由于人群的骚动激荡，很多旗帜都变成了破碎的纸片，谷景生手中的小红旗早已不知去向。接着，指挥游行示威的人发出游行开始的讯号。太原一中的学生走在队伍最前列。谷景生、王魁金等几个读书会的学生，不畏军警的阻拦，边走边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这时路边的人也继陆加入了游行队伍，人流象潮水一般，冲开前来阻止学生游行的军警，继续向前行进……。这次游行示威引起校方极大的恐慌，也引起国民党太原当局对青年学生的严加查禁。此后，谷景生这位进步青年，逐步得到了共产党员张盘石教师的赏识和器重。张老师心中暗想，这个青年将来会大有作为，一心想把谷景生培养成一名共产党员。

　　　　　　　　　　　　　　　　　　（二）

　　1932年初春，谷景生于太原一中毕业后，结伴了六、七个同学随老师张盘石赴北平参加革命活动。到北平后，为安全起见，谷景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实际上主要是参加地下党组织的一些革命活动。有一天，张盘石按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他们几个同学，秘密到街头张贴散发传单，以造舆论，迫使国民党当局尽快释放已被捕的国际友人牛篮夫妇。这天晚上，谷景生接受任务后，按两人一组将传单分发给几个同学，然后分头到大街小巷散发。他和刘毅同学分在一组，每到一个胡同，刘毅在胡同口放哨，谷景生进胡同里张贴传单。一旦遇有巡警，刘毅就拍两下大腿或晃两下手电筒，谷景生闻讯立即从胡同另一端逃走。就这样，不到一会儿就跑了四五个胡同，几十张传单贴了出去。后来谷景生提议，光贴这些小胡同看的人少，干脆到到大街上去贴，看的人多，影响大。商量定后，两人到灯市口大街，借着昏暗的路灯，躲开巡警，飞快的在墙上贴着传单。这一夜他们跑了三四条大街，把一百多张传单全部贴了出去，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后来谷景生回忆，这次行动是他来北平第一次参加组织交给他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随后，在张盘石的介绍下，谷景生先后参加了北平“左联”、“社联”和反帝大同盟，并担任了党的外围组织办的《旭社》社长。当时参加“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都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爱好文艺，向往未来，怀着满腔热情参加到左翼阵营来，希望能为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一些贡献。谷景生就是怀着这种愿望，积极从事着左翼文化团体活动。那时，谷景生的主要活动是参加读书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写文章宣传爱国抗日思想，参加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等。参加这些活动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国民党当局规定，凡参加游行示威和读书会，传递进步刊物的，一律当作共产党人看待，要判刑甚至杀头。尽管如此，谷景生毅然参加战斗，积极人事左翼文化团体的各项活动。通过这些革命活动的磨炼和火热的斗争生活，谷景生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决心。他在日记中曾写道：“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哲学于每个人，那是生死攸关需要…….我之所以把共产主义当作奋斗目标，是因为中国需要一种进步主义，一个解救中华民族的政党…….。”此后不久，在共产党员牛照曦的介绍下，谷景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转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谷景生受地下党组织委派，担任了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反帝青年》的编辑兼校对。在这期间，谷景生全身心地投入了地下党的工作。他一方面积极写文章，揭露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残害国人的暴行。一方面负责将编辑好《反帝青年》报送到秘密的地下工厂印刷。然后再把印好的《反帝青年》想办法带到平大高中，散发到学校图书馆等地，向青年学生传播爱国抗日思想。就这样，通过谷景生等党员学生的积极工作，当时许多进步青年都主动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不断扩大了爱国抗日的群众性阵线。1932年冬，鲁迅先生到北平作过许多次演讲，谷景生与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一起亲聆了鲁迅的演讲。鲁迅的演讲在北平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鼓舞了青年爱国热情，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谷景生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1933年初，由于校方发现谷景生和彭涛等同学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事，就被平大高中公开宣布开除学籍。面对这一突然事件，谷景生并没有为此而消沉，而是更加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段李大钊烈士的话：“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唯知跃进，唯知雄飞……。”以此激励自己，并把它作为座右铭指导着自己的一切行动。

　　离开平大高中后，地下党组织又安排谷景生担任反帝大同盟机关报《反帝新闻》主编。这时，虽然北平地下党组织经常遭到破坏，但地下党活动并没有停止，许多共产党人、革命积极分子，仍然前仆后继，坚持斗争。时逢，传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　　1932年4月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同时号召：白色统治地区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卫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谷景生从地下党员施繁夫手中行到这一文件后，立即组织地下交通赵贵碧和刘杰，他们三人一起连夜刻钢板，将此文件刊登在《反帝新闻》报上，然后乘深夜到大街小巷散发张贴了出去。此事，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出大批军警进行侦缉。不久，由于内部的泄密，谷景生得知赵贵碧被捕了。他立刻警觉起来，迅速通知刘杰将《反帝新闻》转移到另处，不畏敌人封查，继续开展活动。

　　同年四月，鉴于李大钊于1927年4月遇难后，其灵柩一直停放在北平妙光阁街浙寺，未得安葬。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北平文总、河北省互济会党团负责，发起了为革命先烈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活动。殡仪于22日开始，先在妙光阁街浙寺举行公祭，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等大多数成员都前去灵堂祭奠。这一天，谷景生怀着悲痛的心情，把他连夜写成的一篇祭文，亲自焚化在李大钊奠堂前。他在祭文中最后说：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用您对革命的忠诚和精神，唯知跃进，唯知雄飞……”。

　　第二天，举行公葬。谷景生又随着由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等700余人组成的送葬队伍，高举着挽联、抬着花圈参加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行至西单路祭时，队伍中唱起“国际歌”、高喊“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为李大钊烈士报仇”等口号。有人还站出来演讲李大钊生前事迹，控诉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李大钊的罪行。沿途的群众也不断地自觉加入送葬队伍，形成了一支浩荡的洪流。当队伍继续行至西四准备再次路祭时，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出动大批宪警乘车赶来，以“妨碍治安”为名，开枪拦截，四处追捕学生，送葬队伍终于被冲散了。但仍有少部分队伍向香山万安公墓前进。这时，谷景生机敏地跑到一个中药店，被老板藏了起来。待宪警搜捕过后，他一个人继续追赶队伍到香山万安公墓参加了李大钊烈士的安葬仪式。实际上这次公葬活动，是爱国的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的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也是强烈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反蒋抗日的一次爱国行动。之后，参加公葬活动的人们，继承李大钊遗志，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更加勇敢地战斗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

　　　　　　　　　　　　（三）

　　1933年春，日军出兵进犯察东。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察哈尔，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原西北将军吉鸿昌（共产党员）联络冯玉祥、方振武，共同发起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同盟军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成立后，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旋即，中共北方局决定，要求河北省委派得力干部，前去支持和帮助同盟军抗日。并在察北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柯庆施任书记。一天，谷景生被共产党员施繁夫叫去，向他传达了北平市委决定，派他到察洽尔前委工作。此次到同盟军去的还有彭涛。谷景生受领任务后，立即准备好行装，于次日晨乘火车到达张家口，按接头暗号与组织取得了联系。谷景生到前委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外号中柯大鼻子的柯庆施。柯庆施经过与谷景生简短的交谈之后，安排他在前委主办的机关报《民众日报》任编辑。然后，柯庆施就从抽屉拿出一篇稿子给谷景生说：“这是肺病鬼写的一篇揭露华北停战协议的文章，您看看，发在明天第一版头题。”这以后，谷景生经常看到这位化名“肺病鬼”的文章，但一直不知道他是谁，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肺病鬼”就是陈伯达。

　　谷景生在《民众日报》当编辑时，抗日同盟军提出了许多抗日方案，如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同盟军誓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主张联合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势力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等等。这些宣言均在《民众日报》上作了报导和宣传。同时，为抗击进犯，同盟军还组成了以冯玉袢、方振武、佟麟阁、宣侠父等十一人的军事委员会。旋即，同盟军在张北、清源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先后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并收复了多伦。但是南京国民党却用各种手段，破坏同盟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同年7月，蒋介石与汪精卫电告冯玉祥，“勿擅立军政名义”以警告。同时，国民党调集十六个师计十五万人，与日军勾结，协同进攻同盟军。

　　这时，随着战局的变化，战场的需要，不久谷景生就加入了抗日同盟军，从事军事工作。到同盟军之后，他被分在宣侠父为师长的五师。五师是抗日同盟军的主力，号称“王牌军”.谷景生被任命为该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随后，为了加强第一线部队的政治力量，又任命谷景生为五师第一团政委，也就是张韬团政委，此团又叫“黑马团”。此时，由于同盟军在日、将联合夹击下，处境十分艰难。8月，冯玉祥被迫辞职，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奋战在热河、长城一带。9月底，同盟军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作出先攻密云、怀柔，再克北平的决定，结果在北平外围小汤山一带与日军和国民党军作战中受到重创。在这次战斗中，张韬与谷景生率领黑马团担任先锋，为全军开路。当部队行至潮北河口时，遭遇日军正面阻击和国民党军腹背围攻，张韬和谷景生指挥部队多次冲出突围，企图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但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此次战斗中团长张韬英勇牺牲，谷景生身负重伤，昏迷后不幸被俘。当谷景生醒过来后，才知道被俘的伤员全部关押在一座大庙里。这时，他突然发现身旁还躺着一个全身鲜血、奄奄一息的伤员。仔细辨认，原来是太原一中的同学王魁金。没等谷景生向他说一句话，就听到庙外国民党军又抢杀了一批俘虏。谷景生面对此情景，恕火填膺，但由于伤口的剧痛难忍，又昏迷了过去……。

　　当谷景生再次醒来后，国民党军已撤离，他身边的战友王魁金全身已僵硬，眼睛却睁得很大。他怀着极度的悲愤，用手轻轻将战友的双眼合上，把自己的军帽摘下盖在王魁金的脸上，算是对战友的安葬。这时，大庙里的三十多名伤员全被红十会会收容照顾。大约两天后，柯庆施和另一位前委成员，化妆成老百姓到大庙慰问同盟军的伤病员。当柯庆施走到谷景生面前时，腑耳轻声说：“小谷，明天红十字会拉你们到青龙桥养伤，地下党会派人营救你的……”，随手把十块铜洋悄悄地塞在谷景生的手里。第二天，所有伤员被送到青龙桥红十字会医院治疗。几天后，北平地下党派楚显和另一位同志以亲属名义，将谷景生接出去，送到北平医院。住院期间，开始楚显经常来看望，保持着党的联系。后来又换了一位姓唐的女同志，来过二、三次。突然一天，小唐化妆成一位阔小姐的样子，来到医院悄悄告诉谷景生，她冒充国民党一要员的侄女要到南京执行任务，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再接谷景生出院，却谁知小唐走后，再也没有了音讯。从此之后，谷景生虽经八个月养伤，伤情渐渐痊愈，但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这使他陷入了极大苦闷之中……..

　　　　　　　　　　　　　　　　　（四）

　　1934年冬，谷景生伤愈出院后，化名谷峰。住北平第四中学一个叫周颐的同志住的公寓时。当时，北平已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他从一个进步学生口中得知，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又遭到破坏，中共市委和党的外围组织“左联”“社联”、“文总”的许多负责人被捕了，北平党组织已陷入瘫痪。面对这种险恶局面，谷景生始终没有动摇和放弃追求革命的理想和信念。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着地下党，想尽快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多日来却落空了。一天，他突然想起曾在读书会见过面，在女一中读书的女学生杨彤，她又是《民众日报》主编的表妹。于是谷景生到女一中找到了杨彤。见面时，杨彤还带着另一女学生中郭桂英（现名郭明秋），介绍给了谷景生认识。因为她俩都不是共产党员，这次见面谷景生只了解了一般的情况，并没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之后，谷景生仍抱定决心，继续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几天后，在大街上偶尔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也同时注意了谷景生。两人对面一看，谷景生叫出对方的名字彭涛，彭涛也认出了谷景生，久别相逢的战友见面格外高兴。经两人互相交谈，谷景生知道彭涛也是从小汤山战斗失败后回到北平来的，正在积极找党的组织。随后，通过彭涛又找到共产党员周小舟。他们三人商定，今后要排除一切困难，努力恢复北平地上党组织，积极开展救亡工作。这期间，蒋介石继续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先后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华北利益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整个华北已完全在日军掌握之中。领导广大群众抗日救亡，已经成了党的头等大事。为此，他们三人采用读书掩护身份。谷景生到艺文中学读书，彭涛到辅仁大学学习，周小舟去女中当教员。同时，积极在各大中学校组织读书会等，引导青年学生认清当时的政治形势，振奋民族精神，把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

　　不久，彭涛与地下党员王学明、冷楚取得了联系，周小舟通过一个学生的关系又和河北省委联系上了。这样，1935年6月间，中共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工作委员会。王学明任书记，成员有冷楚、彭涛等。周小舟负责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工作。同时，市工委决定，由谷景生担任北平市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和北平市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党团书记。为了广泛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同年8月5日，北平“左联”又创办了一个刊物《泡沬》社，由谷景生兼任该社社长。《泡沬》是一个文艺周刊，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表文章，更广泛地联系青年，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救亡活动。谷景生在主持《泡沬》社工作期间，团结和发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为社员，有许多青年主动给《泡沬》写稿，积极宣传左翼文化思想。谷景生在读书会，曾见过流亡青年学生刘曼生（现名谷牧）。经过一段观察，就介绍他入党，吸收他为左联一般成员，让他给“泡沬”写稿。他很崇拜谷景生，把谷景生称为他的政治引路人。另一个是文章写得很好的青年碧野。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窑工》，谷景生感到不错，专门约见他交谈意见。后来此人成了新中国文学办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这以后，谷景生在斗争实践中，通过考验，还介绍了在女一中读书的女青年杨彤和郭明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中共北平市委组成后，由彭涛、周小舟和谷景生等一起，于1935年7月间，又组织了一次向何应钦请愿的活动。参加的主要是教会中学学生。何应钦是国民党政府华北行辕主任，卖国的“何梅协定”就是他与日寇签订的。这一天，大批热血青年挥舞标语旗帜，喊着口号，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卖国投降政策，全力和全国人民一抗日。请愿提出了六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议论、集会、结社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缔“华北自治”自治活动。参加请愿的学校有汇文中学、育英中学、北满女子中学等，还有一批大学生。这次请愿可以说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奏。可惜这次行动并没有得到新上任的北平市委书记王学明的、成员冷楚的肯定。相反，他们认为搞这种合法的请愿是“右”倾投降。当时人们送给王学明和冷楚一个外号，一个叫“大布尔什维克”，一个叫“小布尔什维克”。这实际上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思想在白区工作中的反映。但是，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并不认为这是右倾、是错误。接着，他们又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群众性黄河水灾赈济活动，以期发动和团结更广泛的民众投入反蒋抗日斗争中去。1935年夏秋两季，黄河、长江、运河泛滥，大片土地被淹没，灾情漫延到皖、赣、湘、鄂、冀、豫七省，灾民达1900万。一时间，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纷纷涌入北平。面对这一形势，组织领导学生开展赈济灾民，就是北平组织的当务之急。这时，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艺文中学、汇文中学等大中学校纷纷成立了赈济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发表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赈灾宣言》，制定了12项募捐办法。北平党组织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学生到天桥等地慰问灾民，发募捐来的钱物。各学校还派代表到河南、山东等地慰问灾民，赈灾活动中，学生们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而造成的灾荒，以及蒋介石推行卖国投降路线。动员灾民们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组织起来抗日救国。这次活动为进一步开展广大民众和青年学生的救亡运动打下了基础，也为“一二·九”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五）

　　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日军进一步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聚。1935年10月，在日军的策动下，汉奸殷汝耕粉墨登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这样冀北的大片国土，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卵冀下的殖民地。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下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妄图使“华北特殊化”的野心。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北平地下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方以王学明、冷楚为代表，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方针。认为，发动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游行是右倾投降，主张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建立北方苏维埃。一方以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为代表，坚持主张以合法形式与国民党投降主义政策作斗争，积极扩大和发展抗日力量，不断推动民族救亡运动。正当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时，谷景生、彭涛、周小秀他们从莫斯科《工人日报》、《国际工人通讯》上看到，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以及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根据这精神，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意见。认为，目前国家已处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前夜，更应当广泛发动群众，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尽快统一思想，谷景生、彭涛、周小舟三人商量后，推举周小舟去天津，向领导北平党组织的河北省委，汇报了北平党组织内的意见分歧。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并决定改组北平市工委，组成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工委，组成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和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任命谷景生为北平市临委书记、兼共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临委组织部长，周小舟任临委宣传部长。后来，当”一二·九“运动开始时，又派李常青来北平为特派员，代表河北省委领导北平党的工作。

　　中共北平临委组成后，立即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发动学生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壮大抗日统一战线。为实现这一目标，1935年11月，随着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结束，北平市临委研究决定，把各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转成学生会。再以此为基础，在中国大学成立了半公开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共产党员郭明秋为学联主席，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姚克广（现名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学生、共产党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黄华为总交际　。由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组成学联党团，学联党团是学联的党的领导核心。具体分工是，彭涛、周小舟可以参加学联的公开活动，北平市委临委的有关决定要通过彭涛、周小舟向学联其他成员传达。由于地下党员的性质，谷景生作为书记不能公开露面，而是驻机关在幕后指导。此刻，刚刚成立的中共北平市临委获悉，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日军预定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这实际上是实现日寇图谋已久的“华北特殊化”，从而使华北五省全部沦入敌手。在这危急关头，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商讨，果断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学联出面，组织爱国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坚决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为了组织发动这场请愿活动，于12月6日晚，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和彭涛、周小舟一起以学联党团的名义，组织郭明秋、姚依林、陆璀、孙敬文等学联成员，在辟才胡同洋车场里，也就是临委的临时机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首选总结了前几次游行示威的经验教训，重点研究分析了国民党当局可能采取的行动和对付军警阻拦学生的措施。最后，谷景生用在抗日同盟军担任团政委时学到军事知识，以及从党办的《长城》杂志中尝到的游击战术原则，摊开北平市地图，谈了各学校向新华门进发的路线，并提出组织学生自己的交通队和纠察队，布置了如何利用外国记者和他们的车辆与军警周旋的办法。还要求各学校要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灵活方式，巧妙躲过军警的追捕，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整个行动要造成自发的印象，保护好地下各级党组织。谷景生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当时与会人的一致通过。之后，彭涛又向黄敬文交待了在游行时向群众宣读的内容与地点。

　　会后，还决定让清华大学的女同学陆璀通知各学校代表，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七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学校代表会议。这一天，到会的有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会上按照北平市临委的具体要求，又一次布置了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决定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队进城。两支队伍在西直门会合后，沿途再发动那些尚未行动起来的学校。会上，为了进一步鼓舞大家的士气和信心，彭涛再次分析了形势，强调目前北平的形势象布满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还要求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要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到进步力量弱的学校呼口号，动员他们参加。会后，代表们都怀着征战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将12月9日的行动计划带回各自学校，进行具体安排部署。燕京大学代表黄华返回学校，立即将学联的决定传达给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并于8日晚以敲钟为号，召集全体学生大会，落实学联的部署，学生们一致表示赞同。清华大学的代表返回学校后，也召开了学生大会，传达了9日的行动决定，并编制了请愿游行队伍。东北大学的代表郑洪轩、邹鲁风回校后，积极组织大家做好请愿游行的标语、旗帜、自卫用的石灰等具体工作。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学院等学校都以同样的心情，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学联所在地女一中则更紧张，12月8日晚学联又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文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在西单亚北咖啡馆进行对外指挥。总交通孙敬文则负责把请愿游行的决定，通知到那些没有参加学联代表会议的学校……。

此时此刻，北平古城已不再平静。广大爱国学生被长久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一旦喷射就会燃烧起熊熊烈火，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六)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1935年12月9日，沉默无声的北平城怒吼了。

　　这一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警察当局事先听到了学生要请愿的消息，清晨就下了戒严令，派警察堵住了城内外许多学校的大门，并在一些街道要冲布置了岗哨，企图消灭这次运动。学校当局也都奉命把守校门，阻止学生出入。但是，城内外参加请愿游行的学生们，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自黎明起，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按照预定计划积极行动起来，分路奔向新华门。

　　在城内，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的学生。这天清晨，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在军警包围了学校的情况下，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当宣布今天举行请愿的决定后，同学们热泪盈眶，群情激奋，一致表示排除万难，坚决参加请愿游行。接着学生们冲开学校的警卫，向街头奔去。根据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决定，东北大学的校址在西直门内，应首先与从西直门进城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队伍会合，然后直奔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可当时传来清华、燕京的队伍已被阻止于城外，于是东北大学决定单独行动。他们手挽手，高举请愿团的旗帜，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请愿队伍由北向南行进，沿途他们机警地避开了在新街口一带设置的封锁线，从北河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这时，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二、三十名学生，突破军警的阻拦，加入了队伍，使请愿队伍越来越壮大。一路上学生们高呼“争取爱国自由”的口号，不畏军警的棍棒和大刀，与军警开展英勇的博斗。最后学生们冲破一道道封锁线，冲向新华门。与此同时，城内的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学校也都巧妙地摆脱军警的包围，转向西单北大街，向新华门奔去。他们一面喊口号，一面散发中国大学的《告各界同胞书》和学联的《请愿宣言》。

　　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清晨五点多钟就集合点名，向西直门方向行进，当两校的学生队伍冲破军警的阻拦赶到西直门前，警察当局已将西直门关闭，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宪兵，学生们经反复斗争均无效果。这样，清华、燕京等学校的学生队伍被困阻在西直门外。

　　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在新华门前已汇集了几千名学生，而新华门却紧紧关闭着。门前排列着手持刀枪的警察宪兵，各个杀气腾腾，如临大敌。面对这种敌对局面，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他们在新华门广场上挥舞旗帜，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武装保卫华北”、“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为了取得请愿斗争的更大胜利，学生们临时推行了中国大学的学生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学生宋黎，北平师大的学生于刚等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代表们提出了六项请愿要求：（1）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议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但何应钦却避而不见，对学生们的要求不予答复。按北平市临委预告部署的策略，各校代表立即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与此同时，被军警关闭在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校的学生队伍一直坚持抗日宣传，与军警进行着斗争。

　　在整个请愿游行过程中，北平市临委派到第一线公开露面指挥的是彭涛，同时还有学联的主要负责人郭明秋、姚依林等人。谷景生和李常青按地下党的规定，不能公开参加请愿游行指挥，而是由学联随时派交通员向他们两人汇报。当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遇到上百名军警的阻拦和大刀、木棍、枪托的袭击。学生们勇敢地冲破封锁线后，得知西直门附近已布满了军警、宪兵，要以武力驱散学生。彭涛及时派人把这一情况向谷景生和李常青作了汇报，他俩立即指示学联指挥部，为避免牺牲，应改道东行。接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北向南前进，沿途不断有市民和学生加入。队伍抵达王府井大街时中，已经发展到四、五千人。待游行队伍继续进到王府井南口时，又一次遭到军警宪兵的镇压。手持大刀，木棍、皮鞭的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猛击乱打，用消防水龙头冲击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宪兵十几分钟的搏斗后，游行队伍最后被冲散了。此时，在市临委机关的谷景生和李常青得到游行队伍被冲散的消息后，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又通过地下交通员通知在一线指挥的彭涛暂时停止游行，10日起实行全市罢课，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随后，游行队伍按这一决定，怀着强烈的愤怒和坚定的决心，在暮色中分路返回学校。

　　通过“一二·九“这一天的请愿游行，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北平当局妄图成立“冀罕政务委员会的”的图谋，而且使广大的爱国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更加坚定了爱国学生和广大市民将这场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很快传遍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七）

　　“一二·九”之后，各学校爱国学生罢课斗争的热潮，便席卷了整个北平城。北平市临委的谷景生、彭涛、周小秀和李常青在一起，又开始酝酿发更大规模的斗争。

　　从12月10日起，为了使罢课斗争有明确的方向，以学联名义首先发布了一个《宣传大纲》。提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内战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联合全国民众，结成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接着，北平各大中学校也联合发表了罢课宣言，呼吁爱国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一致行动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这样，北平学生的罢课斗争便轰轰烈烈地起来了。

　　在罢课中，北平市临委又指示学联，要积极抓好学生们的组织建设。这是因为在“一二·九”之前，一些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等组织普遍不健全，不少学校的党团组织基本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广大学生还处在散漫无组织状态中。根据学联的要求，“一二·九”之后许多学校都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从而，使各校参加救亡活动的的人数迅速扩大。随着学生的救亡工作的蓬勃开展，各校地下党团组织也在斗争中得到加强和壮大。一些学校建立了党团支部，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这就为下一步举行更大规模的斗争作了准备。当十二月十四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决定在十六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中共北平市临委立即决定，在12月16日这一天再发一次大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把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推向的高潮。旋即，北平学联在临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研究和制定了举行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战斗部署和行动路线。具体是：城内各学校一律早上七时出发，城外各学校相应提前行动，分别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并成立了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和邹鲁风公开负责指挥。十五日，各学校学生接到通知后，立即秘密召开学生大会作传达动员，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吸取“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止于城外的教训，两校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先遣队，于十五日夜时提前进了城，分散住在东北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

　　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十二月十五日晚，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委托彭涛前去联络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姚依林以及北京大学的黄敬文、中国大学的董毓华等人，在王府井长安饭店佯装打牌，再次召开会议，认真检查了示威游行行动计划和行动的准备情况。

　　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古城再次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怒吼。这一次示威游行的规模比上次更大，参加游行的人更广泛，组织的更周密。这天，示威游行的队伍按照北平市临委的部署，分为四个大队：城内第一队由东北大学率领；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第四大队为城外各学校，由清华大学率领；参加的学生总计约一万人。十六日清晨，各学校学生们的采用先化整为零，冲破军警的包围和阻拦，然后再化零为整。有的则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方式越过军警的封锁线，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游行示威中，许多学生遭到军警的皮鞭、棍棒的毒打或水龙头的射击，不少人被捕。但游行队伍已具有了“一二·九“斗争的经验，学生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经过顽强的斗争，终于到了集合地点，在天桥举行了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北大学生黄敬文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方案。会后举行了大示威，学生们手挽手，由天桥向前门进发，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并向道旁市民和行人散发大量传单。市民们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同情，有的自动加入了游击队伍，有的给学生们送来开水和食物。这一天，谷景生和李常青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化妆成老百姓到前门大街观看了怒吼着奋进的游行队伍。

　　当游行队伍到前门时，遇到军警、宪兵的拦截，他们鸣枪威胁，不准队伍入城。在这种情况下，游行指挥部当即决定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卖国外交，不得任意逮捕或屠杀学生等九项议案。大会还决定，要求进城继续示威游行。于是派代表与军警多次交涉，军警只准少部分学生由前门进城。其余大部分则分别从和平门和宣武门进城。可是在学生们到达和平门和宣武门时，城门却已关闭，且有军警持枪把守。到晚上九时许，聚集在宣武门外的学生已饥寒交迫，但仍坚持斗争。突然，埋伏在四周胡同里的军警熄灭路灯，挥舞着皮鞭、棍棒冲向爱国学生，前堵后截，大打出手，又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这一天战斗中，全市学生被捕30余人，殴伤400余名。

　　在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不但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迫使“冀察政务”不得不延期成立。同时，也极大地宣传和发动了北平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士，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八）

　　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结束之后，北平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既恐慌又憎恨，妄图一举扑灭。于是，当局一方面下令学校提前放假，迫使学生各自回家，不能再集中。同时还下令学校派代表到南京“聆训”，企图拉拢部分学生，妄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们的轨道。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断定两次游行示威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策略的，绝不可能是学生自发的活动，一定是有共产党的严密组织领导。决定派出大批特务，再次破坏北平地下党组织。

　　针对这个局势，北平市临委书记谷景生，成员彭涛，省特派员李常青，立即召开了紧急碰头会，研究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如何防止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及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等问题。会后，市临委指示彭涛连夜召开学联成员会议，进一步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第二天，谷景生秘密与学联主席郭明秋在中山公园接头后，听取了学联开会讨论的情况，并向郭明秋交待当前要做的三件事：一是要继续组织学生罢课，反对提前放假，反对派代表对南京“聆训”‘’二是派代表到上海，向各界介绍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以扩大运动的影响，寻求全国的支持；三是收集在游行示威中受伤学生的血衣，举行展览大会。并组织各界同胞慰问受伤学生，以此揭露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之后，在北平市临时委和学联的领导下，爱国学生运动一直方兴未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正如鲁迅先生说的“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然而，北平爱国学生运动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此刻却严峻地提到了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面前。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们开始讨论着、思索着。就在这时，也就是在1935年底，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指出：“学生运动已有了极大发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士兵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同时，中共共青团中央向全国爱国学生也发出号召：“爱国学生们，要使我们的运动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必须要与国内广大民众的斗争相结合，帮助他们，唤醒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这些精神，像灯塔一样给当时的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成员指出了明确的斗争方向。

　　根据这个精神，北平市临委成员及时召开会议决定，北平学联与天津学联联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由董毓华、宋黎、江明（姜文斌）担任总指挥，彭涛为党团书记，带领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唤起民众，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团的学生们到农村后，看到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听到农民血泪控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民众中蕴藏着抗日救亡的巨大力量，许多人由此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宣传团南下后，1936年2月初，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北平市委，市委书记由河北省委派来的李雪峰接任。由于工作的需要，河北省委决定，谷景生继续抓团市委的工作，并继续担任“左联”书记，“文总”书记和《泡沬》社社长。此时，北平当局发出通令，要取缔学联，以弭隐患。派出大量军警宪特抓捕了近万人，谷景生也被捕入狱。北平又处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之中。后来经过曲折巧妙狱内各方人士的斗争，被捕的人逐步放了出来。

　　谷景生通知“左联”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到《泡沬》社开会，研究如何纪念“三一八”血案十周年的事。当他戴着礼帽，穿着长衫走进《泡沬》社后被捕的。一起被捕的还有吕魁龙和清华大学学生王云，《泡沬》也被查禁。接着，军警将他们三人带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后来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在狱中，谷景生受尽严刑毒打，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敌人只知他是艺文中学的学生。这样，在敌人没有查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谷景生得到艺文中学校长查良剑的保释，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继续任北平团市委书记，“左联”书记，“文总”书记。但是，这样功勋卓著，把整个身心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组织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的谷景生将军，竟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叛徒，坐牢八年，被清除出党十二年，受尽摧残折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昭雪平反，已是风华不再之年了。谷老的坎坷历程，使我感慨不已。深深认识到他是我们最可敬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

　　在采访结束时，谷老语重心长地说，我可以总括的向你说几句：“一二·九”运动，自始自终都是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二·九”运动。当时，由我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任省委特派员。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组织领导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运动，并不是我们个人的马列主义水平有多高，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我们顺应和代表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的心声，才能够登高一呼，天下响应，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一二·九”运动所激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当代的青年，应当发扬光大。爱国主义永远是团结和凝聚中华民族的旗帜。“一二·九”运动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放光芒。

　　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二〇〇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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