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结构畸形化，构建和谐社会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3月03日 10:15:23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我想谈一个问题：要想成功地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畸形化的障碍。过去在社会学界的会议曾谈过这个问题。虽然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着不少社会问题。在如何归纳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方面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注意到，人们在归纳重大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是特别注意基尼系数过高、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固然十分重要，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是否应当再进一步地看一下，这些现象、这些外在的指标背后是什么问题。其的背后是中国在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构建和谐社会将成为空话。
我们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谨防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
从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来看，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初步获得了平等，但同时却丧失了自由；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人们初步获得了自由，但同时却丧失了平等。而缺少自由的平等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缺少平等的自由不可能是完整的自由。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社会通过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实现了大面积的平等：以往阶级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被消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占人口二分之一的女性获得了解放，大众教育迅速普及。这种平等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作为个体人的自由，同时也使平等逐渐地丧失应有之义。具体来说，这造成了一个十分有害的结果，这就是严重的人身依附性和隶属性。当时，国家对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全方位的控制，个体人必须依附于某个单位或公社，而不可能拥有自我选择的空间，甚至不具有自主流动的权利。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以及市场经济因素的出现，中国民众原有的人身依附性开始瓦解，社会成员的自由程度开始大幅度地提高，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人民正是通过基于自由的创造，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的处境之所以大为改观，就是因为其人身同以往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自由。
同时还应看到，这一时期人们所得到的自由只是一种初级的自由，远远不是制度化了的自由。这是因为，真正的自由是以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为前提条件的。应当承认的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样，平等规则的阙失就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出现严重的问题，使整个社会陷入某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同时也会使自由出现变形走样的情形，即：一部分人的自由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这时，缺乏资源优势和基本权利保障的社会群体必然会面临着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其基本利益往往会受到严重的侵害。而在另一方，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则和约束，处在强势位置的某些群体和社会成员往往可以凭借着资源的优势和无序的“竞争”，使自己原本“基于自由创造”的行为变成一种“基于自由的为所欲为的扩张”的有害行为，使市场经济丧失起码的平等性，甚至会造成少数人的资源得到极大的、超常规扩张的情形。中国社会当中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2、阻止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
从基础阶层层面上看，现在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一个日益突出的重要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其成员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弱势化趋向。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处在十分窘迫的生活困境之中。
第二，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
第三，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
第四，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
第五，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在弱势化的同时，也逐步边缘化了，他们的社会及政治地位在逐步下降。现在，工人农民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大为降低，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十分有限，难以充分反映和有效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比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中，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工人代表的比例从27%降至11%，农民代表的比例从21%迅速降到了8%。工会组织的实际地位在降低，其功能在萎缩，发言权在削弱，在不少地方成为可有可无、有名无实的摆设。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声音越来越弱，对于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3、要高度警惕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
从社会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上看，现在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迹象，这就是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这里只强调几点。一点是现代社会的复杂多样性，使社会的运行和管理离不开精英群体。第二点是，精英群体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界限，相互之间不能串通，否则很容易形成利益结盟的现象，而损害了公众的利益。比较典型的是“金权政治”现象。再比如，中国现在有些知识分子自己控制着一些上市公司，同时却又参与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这样就容易使证券法失掉起码的公平性，很容易成为有利于大股东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东西。第三点是，中国现在的精英群体就总体而言还比较正常，但是也开始出现了某些利益结盟的苗头，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第四点是，精英群体的主要危害在于使公共管理群体失去了公共性，同时又使市场失掉了起码的公平性。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
4、防止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
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这一问题也很重要，它反映了在急剧转型时期也就是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国家层面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换句话来说，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出现了严重缺位的现象。
对于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安排来说，基本的民生需要问题属于最终重要和最基础性的事情，应当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但是，就中国现在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很不正常。
第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事情是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是小得可怜。
第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是世界各国当中最高的。每年全国只是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3000亿元之巨。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的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12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30000公里左右的高速公路，准备投入2800亿元打造新北京、新奥运，各地拟斥资2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上海准备投入4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世博会，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扶贫解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
上面所谈论的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话，那么，中国的发展前景将是很不乐观的。至于对策，限于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谈。谢谢！
（责任编辑: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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