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学者眼中的“北京共识”

战略学者眼中的“北京共识”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03-28 14:35:19

　　“北京共识”专题之二
　　
　　本报记者　赵忆宁
　　

乔舒亚·库珀·雷默　IC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中青在线

　　“共识”的冲突
　　
　　“北京共识”更强调的是创新和平等的发展，这两条与“后华盛顿共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识”多了一条“国防的自主”，保证独立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可能。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即：“发展的目标不是，并且也不应该是纯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准的可持续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发展”。
　　
　　社会生活中人们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交圈。今年1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访问了泰国，泰国总理他信告知，凡是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形成同属“Class　of　1997”(1997级)的共识。这所学校名叫“亚洲金融危机”学院，校长是国际金融组织，修业年限始于1997年，毕业日期参差不齐。显然，大多数国家已经渡过金融危机，但是有些国家由于储蓄率极低，正在忙于向IMF还借款，尚没有实质性的超越。
　　无论处境如何，这些饱尝“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影响的“1997级”学生们，在各自承受危机压力与痛苦之后追问：“我们已经感受痛苦，但何时才能收获？”同时开始反思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与资本账户自由流动之弊端。泰国正在寻找公平发展的途径，比如在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建立“人民银行”——在全民范围内推广“小额贷款”，普遍化企业家精神；在马来西亚，停止了资本账户的开放，重新进行控制。很多国家也都在作政策性的调整。
　　“1997级”深受“华盛顿共识”之苦，并完全倒向或者加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批判阵营。在探索下一步发展道路选择时，“北京共识”的载体———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华盛顿共识”的“三剑客”
　　“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只是华盛顿第15街、18街、19街的共识，并非是华盛顿所有人共同的认识，斯蒂格利茨这样说。这三条街分别是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在地，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三剑客”。后期斯蒂格利茨故意将世界银行从“三剑客”的行列拽出，是因为世行加入到对“华盛顿共识”批评者的队伍中。
　　没有人否认美国是“三剑客”的核心，而代表美国政府与IMF、世行打交道的正是美国财政部，美国财政部长才是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总裁”和“行长”的老板。
　　美国在IMF有17.469％的股份，在世界银行有16.858％的股份，而最初成立时达到25％。“由于美国是两个国际金融组织的最大股东，按照其投票决策机制，世行和IMF两个机构作重要决策时，只要美国人反对就几乎无法通过，而美国认可的决策基本就能推行。”前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董办顾问、现财政部官员王冰说。
　　显然，美国财政部是这两大机构作决策的基础。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做首席经济学家任期未满即退出，原因是“受不了”。熟知他的人认为，他的行为方式是典型的学者类型，非常独立又直言不讳，美国财政部不喜欢这种方式。现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任美国财长期间，“假如观点不一致，直截了当打电话把世行行长叫到财政部训斥一顿，从不争论对与错”，斯蒂格利茨说。
　　依据不成文的规矩，通常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事实上，与现实美国和欧洲的分歧相比，整个1990年代华盛顿“三剑客”渡过了长长的蜜月期。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英国出现私有化浪潮，‘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版本，发展观惊人地一致，前所未有地达到共识。”王冰说。正因如此，1990年代在世界银行供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
　　威廉姆森当时为了解决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十条处理危机建议。比如，如果你要发展经济，就要开放经济、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资本自由流动、私有化等等。令威廉姆森没有想到这是，他的政策清单当时竟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不仅成为帮助那些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而且最终变成IMF对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拉美、亚洲、非洲)借款的条件，甚至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
　　通常，一个国家将要或者已经发生危机才向IMF借债。“历史上中国只在1980年代初期向IMF借过一次钱，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率很低，几乎不能满足三个月的进口需求。一般而言，发生危机的国家向IMF借债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很低，但是IMF的药方却很猛，只要借钱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方案改革，谁来借钱都是这张药方，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亚洲或者非洲国家，一方吃遍天下。”王冰说。
　　 
　　“后华盛顿共识”的破与立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严厉批评首先来自于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斯氏还形成了“后华盛顿共识概念”(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前不久，他在清华大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其研究成果，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似乎更像是清算。
　　●在1990年代，所有遵循了“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建议的国家都遭受了经济打击，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也包括东欧的国家。到了2002年、2003年，“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可信性。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通常都“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是一无是处，在这种假定基础上，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何在，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相应提出的政策建议都被反对。
　　●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工具上。例如，技术不断进步，市场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效率，而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其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扮演重大角色，取得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虽然IMF说需要更大的安全网，但它却未正视经济不安全的因素———包括资本市场自由化。长久以来，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现并且经验也证明它不能促进经济增长，但IMF还是继续鼓吹自由化。IMF不去关注“华盛顿共识”的不足，而是一味指责发展中国家的不足。
　　●有人推测说，源于缺乏透明度(他们似乎忘了，世界上透明度最高的北欧国家最近也发生了一系列危机)，软弱的金融机构应受谴责，但若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能发现软弱的金融机构，那么发展中国家还有什么可指望呢？由此看来，美妙的建议是空洞的，事后他们总可以找出出问题并且列出发展中国家应该做什么的长长清单。清单中的观点自然是不错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改善大有裨益———但人们逐渐明白：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分析，才是“华盛顿共识”政策设计背后的关键。
　　斯蒂格利茨的上述观点刚出现，约翰·威廉姆森立即回应：“当严肃的经济学家攻击‘华盛顿共识’时，世界都会普遍解释说这位经济学家应该有其理论依据，以反对教条式的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利用以及贸易自由化。”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依据”恰恰来自于他的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斯蒂格利茨到过许多国家，目睹了发展中国家前前后后的各种失败———尤其是危机，从墨西哥危机，东亚危机，俄罗斯危机，到阿根廷危机。
　　在拉美，遵从“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危机连连，连被IMF评为A＋等级的阿根廷也未幸免于难。总体看，拉美国家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五年的人均收入下降。除此之外，这些国家的问题堆积如山：腐败与私有化纠缠在一起，任垄断力量发展的自然垄断部门价格高居不下。
　　在非洲，轻信市场魔力的代价也同样沉重而真实。例如，IMF强加的政策条件往往过于狭窄地集中在农产品价格自由化这一点上，而政策有效施行的先决条件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比如投入和产出机制、信用可获得性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公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过分坚持导致了“组合谬误”：一个国家扩大出口能获益，但许多国家都增加出口只会导致价格的崩溃；金融部门的改革也过多着眼于让市场决定利率，这其实导致了长期的高利率，但信用可获得性并未得到改善。
　　斯蒂格利茨总结性地说：“实际上，‘华盛顿共识’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基本测试。”他认为，若说华盛顿共识还有成果的话，那至少多数国家的普通公民至今还没能享受到，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华盛顿共识”的早期追随者，这些改革只给国家带来了更多风险，并未同时带来国家迅速恢复的实力。
　　“后华盛顿共识”不仅“破”而且“立”，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即：“发展的目标不是，并且也不应该是纯粹的GDP增加，而是生活水准的可持续提高以及民主、公平的发展”。
　　正是基于此，斯蒂格利茨认为，第一，仅仅局限在“华盛顿公识”的框架内是不会出现成功发展战略的，需要以重要和实质性的方式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讨论；第二，“一刀切”的政策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国家有效的政策用到另外国家未必管用；第三，经济科学尚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以就特定领域的政策达成广泛共识，如果有一种共识正在浮现，那就是———各个国家可以自己试验，自己判断，去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很难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战略，但仍有一些原则和工具可应用于各国。
　　“在探究每个问题时，我希望我们可以尽量避免引用陈词滥调。这些流行观点通常既未扎根于理论也非基于经验，但却长期主导着人们对这些领域的讨论。”他总结性地强调说。
　　
　　中国载体的“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傲慢历史终结的标志，步“后华盛顿共识”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之后，“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引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不同点是，其，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今年38岁的雷默，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以中国的案例描述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正是对“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超越“华盛顿共识”理念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雷默简要地总结了他说解读的“北京共识”的精髓。
　　“北京共识”的智力拼图由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过程中的任何变化，同时制造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改革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你能否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改革中产生的这些问题。
　　第二是公平发展。他说：“所有新的政策，其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对于政策结果的好坏并没有先知先觉的预知可能性。那么就需要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管理这些可能。比如以前只强调GDP的增长，现在则着重强调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增长的质量与公平发展。”
　　第三是国家主权。“华盛顿共识”只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现在放眼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要考虑怎样保护自己，担心其他国家干预自己国家内政。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国家安全有独特而强烈的意识。
　　“北京共识”更强调的是创新和平等的发展，这两条与“后华盛顿共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识”多了一条“国防的自主”，通过非对称战略的国防自主性，保证独立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可能。这正是“北京共识”的贡献。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雷默“北京共识”的三个组成部分逻辑性非常清晰：
　　首先，中国的创新不仅局限在技术创新或者是吸收技术。另外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只有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改革所伴生的问题、矛盾在一定时间内相匹配，改革才能够持续下去。
　　其次，中国的公平发展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因为创新、改革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虽然很多政策是创新，但是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就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扩大，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发展，减少由改革所带来不确定性的后果，公平、可持续的发展必定成为发展战略内在的组成部分。
　　再者，非对称国防，是指即不拖垮经济，又能够有效防御的国防。有国防的保证，又使国防的投入不至于拖垮经济，才能保证前两点的实施。
　　“后华盛顿共识”为全部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发展观，而“北京共识”的载体则是中国，它总结了中国走向成功的发展模式，是客观上中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并不是中国主观上希望改变。3月22日，在财政部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有限公司22日主办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的英国财政部副部长斯特恩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1年至200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之和。巴西驻华大使德卡斯特罗·内维斯也肯定了“中国因素的外部性”。200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零，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的影响，当年巴西经济本来会下降0.8％。　　　　
　　
　　
　　两个“共识”的影子
　　
　　“共识”这个词容易使人望词生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强调说。

　　无论是斯蒂格利茨还是雷默都一致认为，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两个大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做，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
　　中国真的是个例外吗？
　　中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肯定“北京共识”中对中国1997年以来发展模式的描述和下一步的目标，但不同意中国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提法，认为“中国既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内也是例外”，并提出“Two　Shadows”(两个影子)的概念，即“中国既有‘华盛顿共识’的影子，也有‘北京共识’的影子”。
　　
　　两个“共识”的影子
　　尽管一位美国人送给中国一顶“北京共识”的帽子，并希望把他复制送给更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人否定“北京共识”的存在，其理由是中国有“华盛顿共识”的影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确实借鉴了不少‘华盛顿共识’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将“华盛顿共识”概括为三条主要内容，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分析为：
　　第一，宏观稳定。但局限在价格稳定，而忽视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充分就业。
　　第二，贸易自由化。例如，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加速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
　　第三，民营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占经济总量的1／3；此外，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
　　显然，“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一般原则均出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得出结论：假定“华盛顿共识”有问题的话，它的部分问题并非在中国之外，而是在中国之内；“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失败的经验，在中国也存在。
　　如何判断中国？汪晖认为在中国有“两个影子”共存。他说，我们相当多地看到在直接复制和照搬“华盛顿共识”，拉美国家是失败的，俄罗斯改革也是失败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在走“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市场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城乡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腐败、生态危机等等问题，都在社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接着，他又分析到：好像还不完全是“华盛顿共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多的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可能比中国早，市场更健全，但是遇到外部危机就垮掉了。人们总是说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顶住了同样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避免了本国危机。中国顶住的原因是什么？它本身又成为一个十分有争议的命题。
　　他认为，不一定把“北京共识”看成是一个对现实的描绘。“中国既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内也是例外，既在其中，也在其外，这正是它的矛盾性”。汪晖说。
　　
　　“北京共识”的范例
　　倘若严肃讨论“华盛顿共识”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专家们也难于用短篇幅来解释清楚。
　　除了斯蒂格利茨的严厉抨击之外，还有另外两种意见：
　　支持者说，不是“经”错了，是和尚把“经”念歪了，这话很像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负责人杰弗·萨克斯对提供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后所言；
　　另一种声音是，希望再多一点时间想一想，是否“华盛顿共识”真的错了，关键的是，中国提倡市场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也都错了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中国不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外，但中国肯定是“北京共识”成功的范例。
　　正是在“华盛顿共识”的诸多教训中，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灵活的、自主的发展模式。
　　用一个例子说明。以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被西方学者误读。崔之元认为，“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独特探索，比如，国有经济正在市场中逐步健全和发挥着作用。”
　　他说，中国发展民营经济的方向是正确的，首先要解决7.4亿就业人口，而国有经济只能解决百分之十几，最高峰也没有超过20％。各国要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要发展非国有经济不可，这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还在发展，而且有质的飞跃。他批评有些人把“国有”与“民营”变成对立。
　　他以香港为例。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地区，其中税率低是重要因素，假设香港与北欧地区税率一样，对创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有阻碍。“为何香港税率低？”原因在于香港政府有一块公有资产———土地。政府有计划的批租土地，通过市场竞争报价，得到土地公有资产在市场中的收益，这才是税率低的原因。在香港，公有资产和民营的经济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
　　中国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益也是不争的事实。1978年中国的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量只有0.7％，到2004年达到17％，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不仅是参与者，还是最大的受益者、推动者之一。这些成功都不是照搬的结果，中国贸易自由化是根据自己的发展能力，特别是自主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与调整。
　　1980－1990年代，凡是复制或者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失败了，被称为“国家失败”，意指国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导致市场不能发挥作用。而中国领导人应对“华盛顿共识”的负面影响，则提出“新发展观”、“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的新构想，这就显示了“北京共识”的实质性内容。
　　我们看到，现实中国“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正在逐步缩小，“北京共识”正在开始出现，而且“影子”的面积正在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共识的“共识”
　　“共识”这个词容易使人望词生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强调说。
　　虽然相对“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都代表着另一种发展观，但实际上三种“共识”都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共识”。
　　严谨的学者认为，“共识”应该是描述性的，也需要标准化。“华盛顿共识”做到了标准化，但缺乏描述；“北京共识”虽有详细的描述，但缺乏标准化，“如果仅仅是描述性的则很难变成真正的共识，恰恰是对矛盾的总结并提升到一定标准化问题和某一种目标的时候，才可以成为严格意义的共识。”汪晖在评论“北京共识”时说。
　　无论是缺乏现实描述的“华盛顿共识”，还是缺乏标准化的“北京共识”，都不能因为使用了“共识”这个词，而使我们忽视所有的现实矛盾和问题，从而不能真正指出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令人意外的是，在北京，中外专家们却达成了共识的“共识”：每一个国家应该找到自己的独特性、自己的国情，允许在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
　　它是符合逻辑关系的。全球众多国家不可能复制一种发展道路，甚至也没有一致性的发展目标。在全球众多国家中，发展目标不同而发展道路相同，这好像没有先例。“如果有共识，那只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美国老是告诉别人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不要互相妨碍，宽容原本不就是美国的文化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说。
　　“形成共识本身存在独特性的普遍主义。”汪晖这样认为，每一个人和社会都是独特的，由于独特，所以可以形成普遍性。
　　不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而且任何独特性都是在一般意义上的界定，一种共识，才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们对“华盛顿共识”不满意，是因为一个不加限制的私有化或者是市场化，所造成的危机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危机，也是普遍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共识的存在是对相对普遍的危机而言。一定意义上，共识，不等于普遍的共识，也一定会有矛盾和冲突。
　　对此，雷默对没有达成对“北京共识”的“共识”也表示很认同。也许，没有共识的“共识”正是一个新的“共识点”。　　
　　
　　
　　“北京共识”挑战了谁
　　
　　“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
　　
　　中国学者并没有像中国制造产业一样输出“中国知识”和“中国经验”。事实是，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飞速变化，中国学者们正在忙于提出各项政策建议或者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未“腾出空闲”总结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
　　
　　当今世界关乎中国的话题接连不断，“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为两大谈资。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写的《历史的终结》，马上引起诘问：“历史真的终结吗”；1993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又引来“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共存”的辩论。
　　
　　“北京共识”挑战了谁？
　　挑战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特别在美国，面对很多关于中国未来的预言一个一个破灭，中国问题专家奥森伯格发表篇文章说：我们做了几十年的中国问题研究全错了，没有一条是对的。他提出反省：“要问一问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对此，雷默认为：“关于中国的研究常常陷入结论在先的分析陷阱，这并不总是意图不良的错误。相反，这些失误代表着处理一个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变化都快的社会时的智力困难。美国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依赖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迅速变化的国家，关于中国的十几年，甚至五年之前的老论调已变得毫无意义。”
　　“你与中国离得越远，你的思维就越过于简单。”雷默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之所以常常作出错误判断，导致错误的结论，是因为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过于简单，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甚至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看法都不够客观，他们在做分析之前已经有了结论，做的只是用某些有利于结论的事实来反证而已。甚至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1970年代，有些甚至是1940－1950年代。”
　　他举例说，比如“中国垮掉论”、“中国威胁论”等，甚至1999年美国《外交》杂志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重要吗？》的文章，该文竟认真地提出中国与全球毫不相干。中国的崛起，正像因特网当年崛起那样，讨论其可以避开或者说可以接触，是毫无意义的。它是生活的事实，不管最终发生什么情况，中国的崛起本身都足以改变我们世界的现状。
　　雷默还批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非常固执。“他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只是在书斋中做学院式研究的专家。”在他看来，“他们谈论的50％－70％的话题都非常无聊，而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鉴于此，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很小，他说：“在美国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策的是大公司的CEO、政治家和记者。”
　　雷默每年约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并在两年前开始学习汉语。他坚持认为，最好的研究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现在的真正情形，看看各种不同的看法，不要从读者可能考虑的视角随意推测，也不要囿于既有的观念和想法，一切只是基于事实。他批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每年只来中国一两趟，研究中国问题，不在中国生活是很难理解中国情况的。”
　　为什么雷默的研究与众不同？他归结于记者生涯的职业训练。雷默曾担任美国时代公司编辑，1996年加入《时代》杂志并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和外事版主编，负责《时代》杂志的国际报道；另外，他还担任过CNN电视台国际问题分析专家。“记者的职业准则是对事物客观描述，让读者了解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发生和存在，而不是迎合读者，最重要的是客观。”
　　雷默的记者生涯使他看到了拉美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记者生涯结束之后在非洲帮助照顾艾滋病人，一些国家弥漫着的绝望的氛围令他窒息；相反，中国给与他的冲击是强烈的，“人们都有很饱满的感情，整个社会都充满希望，也就是说，坚信明天会更好。”“‘北京共识’是在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引导下的基于事实得出结论的研究”，他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雷默“北京共识”的研究的方法非常独特，不同于数据、书本的研究，他访谈了100位官员、专家学者等。目前正在着手的《The　Beijing　Brand》新的研究，计划采访100位各国政治家、跨国公司CEO和专家学者，目前已经采访到50多位重要人物。他的期盼是，从谈话中识别与了解世界对中国的评价；他的希望是，“有机会看到中国和美国都能成为非常安宁和稳定的国家”；他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也帮助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找到一条顺利的路”。
　　 
　　中国学者面临的尴尬
　　去年4月，当雷默3万多字的“北京共识”中文稿在《参考消息》上连载之后，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到此时他们才知道有这样一篇关于中国的重要文章。各种评论随之纷纷出现。
　　面对一个外国人提出一个关乎中国的命题，在中国引起争论这不是第一次。前有十年前的李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后有五年前的罗斯基(“中国GDP负增长”)，他们曾站在被审台上遭到中国学者的质疑。但是这次则不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居然洋洋洒洒论道中国发展模式，立时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新的挑战者，一种被“替代”的感觉油然而生。
　　雷默在美国是少数派。对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来说，使他们感觉好受一点的是，他们认为中国人自己也对中国发生的一切迷惑不解。
　　这味“安慰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舒服地吞了下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提出：中国学者为什么没有总结出中国发展经验？问题出在哪里？有几种说法。
　　首先，缺乏自信心，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讲了拉美国家知识分子“失败情结”的故事。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到哥伦比亚看望一位朋友，在酒店会见朋友时，提出想见到另外一位学者。于是他请朋友找电话黄页。朋友告知：在我们这样落后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黄页，只有你们美国才有。当赫希曼送走朋友后，在大厅的电话机旁边发现了黄页！赫希曼把这个现象归结为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失败情结”———自认为落后是一定的，落后到连黄页都没有，即便发生的事情也视而不见。
　　“尽管中国没有失败情结，但是我们有落后情节”，崔之元说。
　　第二，狭隘的视角。前不久，前芬兰总理阿霍在北京一次私人会见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学者：“中国专家只往美国跑，不愿意了解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包括芬兰模式。”事实上，中国的学者总是往发达国家“跑”，而发达国家也主要是指美国。相反，对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非洲等国家则知之更少。中国学者在看问题时“往往首先和先进或发达国家相比，于是怨言很多”。王缉思说。
　　第三，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撰写了《美国民主》一书，成为对美国社会描写最经典的书之一，此书并非美国本地专家所撰写，这缘于托克维尔的欧洲眼光观察美国的独到之处。崔之元说：“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社会以及个人，自我认识需要有觉醒的过程，需要外部刺激和启发，这在中外情况都差不多。”
　　第四，方法论问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从方法论及理论框架的限制一言以蔽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的迷信。”他分析认为，按照一定的模式衡量一个如此之复杂、充满着悖论和矛盾的社会时难以把握，结论错了不足为奇。现在的状况是，大部分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在学院里面讨论和理解中国的时候，大部分是在学习一个理论框架作为模式，比如，日本、东亚、美国或者福利国家模式等等，一个一个模式套过来，每一次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如何总结一个特定的历史经验，要在实践当中总结出和实际相联系的理论，有相当多的困难。
　　
　　“中国经验”期待
　　3月17日，东京。面对600位日本听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教授理查德·来斯特讲了他的见解。他的学生有一半是外国学生，他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最近以来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因特网、生物科技、全球化、9.11等不一而足。理查德接下来说：“你们全都错了！答案是———中国使十几亿人口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消除几亿贫困人口，而这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3月22日，北京。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英国财政部副大臣尼古拉斯·斯特恩，给予了中国高度评价。他把几百年来的全球化划分三个阶段，分别是：1914年之前为第一阶段，称之为第一个黄金时期；“二战”—1970年为第二阶段，中间经历了“一战”、“二战”的逆转期；1970年代后期—现在为第三阶段，更大范围的全球化时期。他认为，这一次全球化最重要的不同于前两个时期的显著特征，“第一，是中国和印度重新加入全球化；第二，是ICT(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这两点引起全球化的变化远远超过历次全球化的进程。”他认为，这还仅仅是开始。
　　面对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研究如潮水般涌来，各个国家的大学、非政府组织纷纷建立中国研究中心，或者是中国研究项目，在国际会议上“中国议题”成为不能缺少的内容。同时，美、日、欧洲国家甚至亚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专著、报告正在以批量的速度出版。2002年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花了500万欧元研究《中国与全球经济》，总共800页。但是，与之相比，目前中国专家研究中国经验的专著引起的世界反响，与它应有的影响显得那样不匹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制造品已经占世界总量的1／5。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像中国制造产业一样输出“中国知识”和“中国经验”。事实是，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飞速变化，中国学者们正在忙于提出各项政策建议或者跟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未“腾出空闲”总结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尽管早已有人说过“中国已经到了该总结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了”。
　　中国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最丰富的实践，中国有太多的发展经验教训和创新有待于中国学者去总结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