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生前的理发员周福明同志（是目前仍在守护中南海故居者之一）主讲《毛主席生前的故事》之二

就说抽烟用的那个小盒子吧。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起眼，可在毛主席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年夏天，主席不是上北戴河，就是上庐山。这两个地方夏天都非常潮湿，甚至潮得连个烟都吸不动。主席吸那个烟哪，是圆筒包装的，一筒装五十支。也不像现在都是有过滤嘴的，他吸的烟没有过滤嘴。那个圆筒打开以后，吸了潮气就软得很，好不容易点着，可根本就吸不动。尤其是主席吸烟，他喜欢拿在手上看文件。这样一来，等他想起来，烟早灭了。

我就想着，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下去太影响主席思考了。偶尔有一次机会，主席床头灯的灯罩角度不对，影响主席看书，我就去把灯罩调整一下。忽然，我的手指头被烫了一下。这好像触发了我的一种感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吧。我回去就琢磨，我想主席这个烟，烤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怎么做呢？我就找我们那儿的工作人员帮着做了一个小木盒子，又找了电工，在盒子里头装上两个灯泡，一插上电，五分钟不到就能驱走潮气，这个烟烤出来就特别好抽。主席点着烟很高兴，他说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我想这个事，你一下给我解决了。

冬天，那个烟放在暖气房里，北方冬季非常干燥。打开包装的纸烟，进了热气以后，就变得很干燥。干到主席用手一捻，直掉烟末子。主席有个习惯，喜欢在抽烟之前，把这个烟哪，拿出来看看，放到手里捻一捻。这么一捻，两头不仅往下掉烟末子，而且抽这个烟还呛人。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给他弄那个油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油菜，它有这么一个长杆儿，我把那个烟拽几根出来，把它塞到里头，那个烟就变软了，就绝对不会掉烟丝，也不会呛人。

主席通常坐在床沿上吃饭，原来用的是一个80公分的小藤桌。可主席的那个床，比我们平常睡的床都要高出10公分。因为主席床上放着大量书籍，不垫的话，主席一翻身，书就全倒在身上了。工作人员就特意把床的外面垫高，靠墙的一面不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斜坡，书就往低处去了。书的问题解决了，可床高起来了，主席坐上去，脚却悬在半空，因为这个藤桌没地方搁脚。不光如此，腹部还要窝在桌沿那儿。主席年纪大了，身体胖了，腹部自然也胖了，窝着太难受了。我陪主席吃饭的时候，是面对面坐着的。我看主席的双脚老是在那儿动来动去，没着没落很难受，时间长了有可能引起浮肿。为了让主席坐得更舒适一些，我就打算重新设计一张饭桌。我趁主席比较高兴的时候，对他说，主席，我给你量一量，给你做一个小桌行不行，就是一个吃饭的桌子。主席说，你还会做桌子？我说我不会，你坐好，我给你量完了以后，我叫木工师傅给你做。当时，我怕师傅做不好，专门做了一个小模型，按我量好的尺寸去做就行了。那个小桌是三面有横的支撑，放在主席的那边没有横支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主席庞大的身躯。同时，根据主席放脚的高度，又做了个放脚的踏板。那个踏板有一个十几度的斜坡，离主席最近的地方最低，往外慢慢升高。这个桌子非常实用，主席如果坐到床边吃饭，饭没来之前，他的脚就可以放在上头休息或者活动。用主席的话说，就是叫擂鼓，这下也有地方可踹了。

对于用惯了的东西，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别人是不能随便更换的。

主席的床上这儿打一块补丁，那儿打一个补丁，个别地方棉花都露出来了。有一次周总理来主席这儿开政治局会议，总理这个人心特别细。开完会，他跟我说，小周啊，你看主席那个床，连棉花都露出来了。是不是主席不在家的时候，你们给主席重新绷一绷啊？我当时看主席挺高兴的，就把总理的想法跟主席说了。我记得是在吃饭之前，我说主席您那个床破了，是不是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给你绷一绷？因为这事，必须要请示老人家同意才能弄。不同意，决不能弄。我想得挺简单，就是弄一块布，新布一包既美观又经济。主席不说话，看了我一眼，我马上晓得这个事情坏了，就是说主席肯定不同意这么做。后来，我找到在一起工作的崔录增，他为主席搞卫生。我事先跟他说好，我说主席的这个床破了，我们得想办法给他补一下，找一块差不多的布，我们自己就可以搞了。在主席出去的时候，比如主席去颐年堂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打补丁。

我们做完了以后，他老人家一看，再看不到棉花露在外面了。他说，你看既不花钱，又解决了实际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晚年的毛泽东身患多种疾病，身上很多部位经常会疼痛难忍。面对病魔，毛泽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

人们通常看到的大多是毛主席高大魁梧的形象，一直到晚年，公开的照片也多是英雄形象。我们在主席身边，知道他晚年身体上有多种疾病。但对于种种肉体上的痛苦，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惧怕，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超常的忍耐力。一开始，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适，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席可能是呼吸上有了问题，导致缺氧，嘴唇发紫，手也都发紫呀。我们一看心里害怕得不行，可他不说，什么也不说。这在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主席有着怎样顽强的毅力。

主席病情好转的时候，大夫就跟他说，主席，你的病都是常见病，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寿命长着呢。主席说，你们哪，不比过去那个御医高明多少。意思是说，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能不知道吗？大夫们多数说的都是奉承话，主席长寿啊，身体怎么好啊之类。主席虽然内心很清楚，但他从来不说出来，或者给医生提一些什么要求，比如我哪里疼啊，你们医生去研究吧。即使痛苦得头上冒汗，他也不会像一般病人那样哼哼啊，或者大声喊出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说，叫喊哪能减轻痛苦嘛，只不过是病人在发泄，没有想到这么做的结果，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了别人。主席面对病魔从始至终都是那么勇敢，他从来不说我这个病怎么办哪，你们大夫必须怎么怎么。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走完了他的一生。三个小时后，周福明给毛泽东理了最后一次发。

我给主席理了那么多年发，就是开头和最后困难。为什么说开头难呢？那是因为不了解主席，比如他习惯理发的时候看书、看文件，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就很困难。

最后一次理发也非常非常困难，并且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实话，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一般去世的人，都是由殡仪馆的人来化妆、理发。我是看主席病重，三个多月没有理发了，满脸病容一头乱发，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此前，护士们把主席耳朵两边过长的头发都剪掉了，头发遮住耳朵太难看了。我当时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说，这个发还是由你给主席理。那个时候主席病重，我也不敢自作主张，万一出什么事，那可不是小事。主席心脏不好嘛，即使弄出一点事就了不得，所以我就没敢弄。这时候呢，主席是躺在那儿，胡子也很长了。躺着理跟过去坐在那儿又不一样了，怎么理，跪在地下？最后，我就平行，跟老人家躺着一个姿势，先把两边理好，再把后头稍微动一下理掉。刮胡子好说，理后面就特别难。我一边理一边流泪。总理是1月份，1月8日吧，去世了。朱总司令7月份也去世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光了。主席病得那么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都不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有一种惧怕，一种手足无措的惧怕。当9月9日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当主席真的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和全国的老百姓一样，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尤其是我们长期在主席身边，不可想象也不愿意相信，老人家怎么也会走了呢？那么多大夫在身边都无法解救，所以这一次给主席理发，心里的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理完了，我就给老人家穿准备好的衣服，这些事先还是有准备的。内衣给主席换上新的，外衣仍然尊重主席的习惯，是旧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留在心头的都是痛苦。

主席逝世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离开主席生活过的地方，我仍像以前一样精心看护着毛主席的故居。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看护下去。我的生命和感情，这一辈子是离不开他老人家了。

人物档案：周福明
　　江苏人，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９年在杭州时美理发室工作。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毛主席在杭州过生日，他被派给主席理发，随后调到主席身边工作。１９７６年分配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退休后，继续担任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管理工作。
　　眼前的周福明，腰板挺直，声音洪亮，提起毛泽东时总是饱含深情：“我生平还有两次难忘的理发。第一次是１９５９年第一次给主席理发，心里又兴奋又战战兢兢的，难度最大。第二次最难过，是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
　　“我现在退休快十年了，还返聘在中南海主席故居工作，天天见物如见人啊！”说着说着，老人拍拍身上的深蓝色西裤说：“这是我１９７１年陪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穿的。这裤子我平日老珍藏着，到现在就穿过三次。那天上午主席还叫我给他理了发，还抹了点油，精神可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