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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的根据及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教授 杨帆
李勇
摘要：目前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实质是汇率水平长期低估应该调整，而不是汇率机制的改革，扩大浮动只能成为水平调整的形式，出现单边浮动升值的情况，而且加剧人民币升值预期。因此首先不能回避的，就是人民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论依据。本文综合运用国内外经济平衡理论，均衡汇率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理论，特别是研究可贸易品和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深入发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同时全面评估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指出重化工业化时期大量进口资源和技术，货币升值首先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缓解通货膨胀，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会打击出口，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提高人民币资产价值。文章指出最大的风险在于升值预期而不在升值本身，果断升值并采取系统对策，可使中国经济接近稳定的国内外平衡。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均衡汇率 可贸易品 非贸易品 实际有效汇率
1994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借并轨时机一次性贬值50%，实际上超额贬值的幅度大约10%，以后就进入一个升值期，但理论界缺乏认识，政府为了促进出口和积累外汇的目标进行干预，不断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收购多余外汇，同时收缩其它货币渠道进行对冲，使外汇占款占到基础货币发行的70---80%，缩小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一种在国家特殊目标下，使用特殊干预方式强制维持的特殊国内外经济平衡，并非唯一政策搭配，也不可能是长期不变的最佳选择。如长期维持贸易与资本双顺差，积累5000亿美元巨额外汇资产存放海外生息，就缺乏远见。如将一部分早日变成国家掌握的人民币实物资产，如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对未来经济发展与安全就可能有利得多。
2004年上半年出现68亿美圆外贸逆差，成为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最有力理由。但如我一再预测，国际收支顺差只增不减，国家外汇储备仍然猛增637亿美圆，到2004年底超过5000亿美圆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外商直接投资猛增的结果（上半年339亿美圆，全年可能达到600亿美圆），也是投机资本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作用下持续进入的结果。政府一再宣布人民币不升值并不能消除升值压力和升值预期，4年以来有500亿美元左右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成为国内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的一个来源。
目前经济宏观调控进入关键时刻，争议越来越大。经济问题的性质是以腐败加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局部畸形过热，加剧能源资源损耗，危害经济安全，酝酿金融危机，必须坚决打击。但控制投资总量和通货膨胀不能依靠提高利率，否则会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投机流入；可考虑通过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品价格控制通胀。我们计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就在9%，目前既控制通胀又保持经济速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3年左右把人民币升值20----30%。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不经认真研究就把这一政策列入禁区？因此首先要判断的就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究竟是不是低估了。
一、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特殊根源
（一） 短期汇率决定理论，主要是国际收支与利率平价理论
汇率作为货币对外价格（对内价格是利率），其短期水平由外汇供求关系所决定，统计上有国际收支平衡表和结售汇表。决定国际收支的基本因素是贸易项目，影响进出口的基本因素是可贸易品平价，汇率，关税和各国经济周期。随着全球资本运动的扩大，资本流动对短期汇率影响越来越大，于是有利率平价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两国之间短期资本流动主要受名义利率影响，两国间利率差等于预期汇率变动率，高利率国家存在汇率贬值预期。贬值预期引起货币超额贬值，然后产生升值预期，使汇率缓慢升值向均衡水平靠拢。因为体制因素,人民币没有完全的交易市场和市场价格，政府进行资本管制，利率平价理论对人民币汇率的解释力不强。但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资本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实际上无法彻底管制资本国际流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率差对人民币汇率影响越来越大。最现实的案例，中国目前经济调控就受制于美国加息。如果中国先行加息，所担心的就是刺激国际资本流入。现在美国开始逐步加息，中国如果随之加息则可避免人民币升值；如不加，则可减少投机资本流入，为人民币升值创造时机，我们希望是第二种选择。因为加息在中国除打击股市以外并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反而进一步刺激投机资本流入，对人民币升值产生更大的压力。
（二）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
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
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以一价定律为基础，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例决定。PPP 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如下；克拉维斯（1994）计算中国当年人均GNP为 4789美元，相当于美国 18.5%。任若恩（1987） 计算购买力平价，1美元等于 1。41元人民币。易纲和范敏（1997），1995年中美两国PPP 为 1∶4.2。至今各种计算仍旧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
许多学者如任若恩否认购买力平价理论对汇率的解释力，所谓“巨无霸指数”不过是个游戏，发展中国家购买力平价与名义汇率存在2—3倍差异是正常的。即使如此，国际通行理论仍旧认为购买力平价有“残存有效性”，可作为汇率决定与变动的参考。这是因为两国货币比价毕竟与国内购买力有联系，而国内物价综合水平，就是货币综合购买力的倒数。根据购买力平价和均衡汇率理论所指示的长期趋势，也根据外汇储备反映的市场供求关系，结论是人民币汇率水平低估，有巨大升值压力和预期，必吸引国际投机资本流入。此时从制度角度奢谈“汇率机制改革”是没有效果的，扩大浮动只会成为升值的形式，连续扩大浮动即连续升值。在升值20--30%接近均衡水平以前不会停止。因此实质问题不是汇率机制改革，而是汇率水平调整，只有在接近均衡水平以后，才能真正浮动起来。
（三） 研究非货币因素所决定的中长期汇率，属于实际汇率范围，有多种均衡汇率理论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以“货币中性”为前提，假设长期货币发行、物价水平和汇率成比例变化。如货币发行量增加100%，物价水平就上升100%，名义汇率相应贬值50%。如名义汇率变动与购买力平价出现偏差，就被归因于非货币因素，用“实际汇率”概念表示。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货币分析与名义汇率关系密切，非货币分析则属于实际汇率范围。许多经济学家应用数理方法对各种长期因素进行测算，得出理论上的实际均衡汇率。
纳克斯1945年将均衡汇率定义为，在贸易与资本流动自由、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情况下，内外经济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汇率。斯旺进一步指出，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潜在产出水平，外部均衡则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之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目前均衡汇率研究方法主要四类: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模型，局部均衡框架下的均衡汇率模型，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均衡汇率模型和简约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协整模型。
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模型是最早使用的均衡汇率模型。香港中文大学的Chou和Shih(1997)利用购买力平价计算过人民币均衡汇率，他们使用的是1997年以前的数据。局部均衡框架下的均衡汇率模型主要是指那些基于进出口贸易方程的均衡汇率估算方法。它是早期计算均衡汇率的主要方法之一，至今仍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经济研究所等诸多国际组织广泛应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均衡汇率模型也被国际组织普遍采用，其步骤是首先建立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定义均衡汇率水平的决定因素和决定机制，然后从一般均衡的框架中计算相应的均衡汇率。这两种方法各有优点和缺陷，目前还没有看到应用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测算。简约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单方程模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均衡汇率模型的最新成果，它得益于经济计量学中协整技术的推广，自诞生以来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支持和采用。许多研究表明，利用单方程模型计算得出的均衡汇率往往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但研究者往往无法判别汇率失调的原因，其政策含义与结构性的均衡汇率模型相比大大降低。张晓朴(1999)、Zhang(2001)、林伯强(2002)、刘亚莉（2002）和张斌（2003）都利用单方程模型测算人民币均衡汇率。
张斌在模型中采用真实变量，结论是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1994- 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升值2.6%，原因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以较快速度提高，和外资持续流入。刘亚莉和任若恩（2002）测算1980年以来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结论是：实际有效汇率始终围绕均衡汇率波动， 亚洲金融危机时没有严重高估，1999年接近均衡水平。林伯强（2002）认为：改革开放后，均衡实际汇率长期处于贬值状况，现实实际汇率长期被低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明显高估；1999年高估缓解，2000年根本性好转，但他们是用均衡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比较，没有与名义汇率比较。
（四） 特殊的实际均衡汇率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和“新贸易理论”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以工业化大国为基础，假定均匀统一完整的市场存在且发达，货币股票外汇商品期货市场互相连通，与国际市场连通，此时货币与汇率变动直接影响价格总水平和贸易条件。传统理论还假定所有产品都可进行国际贸易，实际存在大量不能参加国际交换的“非贸易品”，在发达国家可以被忽略，在发展中国家就不能不考虑。
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非贸易品，研究小开放经济，提出“新贸易理论”，将商品分为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类，一国在资源既定情况下，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有各种组合，有不同的相对价格比，贸易平衡状态是由可贸易品的生产和本国对该贸易品的消费来加以确定的。如果可贸易品在满足本国购买以后还有剩余并全部出口，则该国出现贸易顺差，如果本国对可贸易品的需求大于该产品的生产，则需要进口，于是出现贸易逆差。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如果等于它们的相对价格比，则表明可贸易品的生产刚好满足本国需求，该国贸易收支平衡。当支出增加时，如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不变，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都超过供给，从国外进口可贸易品则出现贸易逆差，为消除逆差货币即贬值，本币贬值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部分资源从非贸易品部门转移到贸易品部门，直到生产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品边际收益相等。本币升值降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国内资源从可贸易品向非贸易品部门流动。消费一部分会转移到相对便宜的可贸易品上。
大国传统模型强调本币贬值的扩张效应，升值的收缩效应，新贸易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和升值同时带来两方面效应，它不仅表现在产品需求方，也表现在供给方。关于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指出，增收关税会减少“消费者剩余”，本币升值因进口价格下降关税收入也下降，增加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及支出，对经济产生扩张作用。升值会减少政府用本币表示的外债，降低中间投入品进口价格，促使国内消费品价格下降抵消通货膨胀压力，使工人实际工资上升等等。
区分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打破了“均匀市场”的假设，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是研究汇率问题的关键。现在让我们回到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对购买力平价假定物价变动决定汇率变动，高通货膨胀率国家的汇率有贬值压力。但许多时候如中国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名义汇率并未贬值。关键问题在于区分物价的双重运动。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价格双重运动有所描述，它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Q（实际汇率）=E（名义汇率）P*/P
(P*为美国的价格，P为国内价格)…………（1）
按购买力平价：E（名义汇率）=Pt/Pt* ……………………………………（2）
P（总价格）=αPt+(1-α)Pn
(α为贸易品比重，Pt为非贸易品价格，Pn为贸易品价格)………（3）
P*=αPt*+(1-α)Pn*………………………………………………………（4）
将（2）（3）（4）式带入（1）式得：
Q（实际汇率）=[α+(1-α)Pn*/Pt*]/[α+(1-α)Pn/Pt]………………（5）
这里有四组价格：中国可贸易品价格，中国非贸易品价格，美国可贸易品价格，美国非贸易品价格。有四种比价关系：国内可贸易品比非贸易品（称为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可贸易品比非贸易品（称为美圆实际汇率），国内可贸易品比美国可贸易品（称为可贸易品平价），国内非贸易品比美国非贸易品（称为非贸易品平价）。这四种比价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实际汇率变动。
一般性谈论相对购买力平价，没有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大多数人误用通货膨胀率，以为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就是相对购买力平价。通货膨胀率的依据是消费物价指数（CPI），以食品、住宅水电服务和各类消费品为主，大部分是不能直接出口的“非贸易品”。通货膨胀率再高，也不是可贸易品价格的反映，不会对汇率产生直接的贬值压力。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
第一， 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
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是如此。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中国原创技术少，但这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可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产生汇率升值压力。
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不象发达国家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可贸易品价格上升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
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汇率变动的确与货币发行量和物价有关，但主要不是消费品价格，而是出口品价格，统计方面应参照工业品出厂价格或出口价格指数来表示，这是对相对购买力平价的修正。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价格双重运动有所描述，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是以可贸易品价格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可以看出，两类商品价格运动的不一致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和货币总量发行没有很大关系，它反映的是不同部门生产效率的变化，是实质经济领域中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个理论及其研究的汇率，属于实际均衡汇率范围，不属于货币数量论的名义汇率范围。两类商品价格运动的不一致性与宏观经济周期和货币总量发行没有很大关系，它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实质经济领域中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个理论及其研究的汇率，属于实际均衡汇率范围，而不属于货币数量论的名义汇率范围。
既然非贸易品相对于可贸易品价格提高较快,而物价上升是两者的结合，又以非贸易品为主，那么当出现总需求拉动的投资膨胀时，首先出现的是出口价格上升和汇率贬值压力，大约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已经是非贸易品价格上升。
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下降，绝对下降也有可能。如果以非贸易品为一，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升值，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这就是说，通货膨胀（在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非贸易品价格上升），一定造成实际汇率升值，而未必出现名义汇率升值或者贬值。
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设已经说明，由于非贸易品和可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发展中国家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提高快，发达国家差异不是很大，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可贸易品劳动生产率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如以下公式（6）所示：
[Pn*/ Pt*]/[Pn/Pt]=Xt*/Xt<1………………………………公式（6）
Xt*是发达国家可贸易品生产率，Xt为发展中国家生产率。
结果导致，发达国家非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价格差异小，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低，即Pn*/Pt*小，而发展中国家非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大，非贸易品相对价格高，即Pn/Pt大，则从（5）式可以得到结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Q小，即实际汇率升值。
非贸易品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可贸易品
图中边际转换率或切线斜率为可贸易品相对价格，即Pt/Pn，发达国家Pn*/Pt*小，则Pt*/ Pt*大，所以贴近纵轴，同理，发展中国家贴近横轴。
日元升值过程可以验证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设。1950～1971年，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固定在360：1，70年代以来不断升值，1995年突破1：80：25年升值两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结构性物价上升，可贸易品生产率上升带来全国工资水平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不得不提高价格。日本以可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比美国上升得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比美国下降得快，最终导致日元升值。理查德·马斯顿仔细研究1973～1983年行业数据，发现美国可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比非贸易品生产率高13%；而日本高73%。美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涨12.4%，日本上涨57%。日本可贸易品价格下降无法抵消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导致日元实际汇率升值。价格因结构性矛盾刚性上升，只有变动名义汇率才能调节通货膨胀率，如果日本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低于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通货膨胀率就高于美国，这正是1950--1971年的情况，日本平均通膨率5.4%，美国3%。当日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通货膨胀率就低于美国，这是1979---1993年的情况，这一时期日本通胀率2.3%，美国是0。7%。升值期所带来的进口原材料和设备价格下降，促使日本企业降低成本，出口持续增加，进一步导致日元升值。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否有现实性，答案是肯定的。1979～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42%以上由生产率提高所致，机械制成品生产力提高最快。可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1999比1978年上升2.47倍，而美国同期只上升0.70倍（裴权中，2004）。1990--2000年,中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指数均高于可贸易品,但中国差距更大。1990～2000年间中国价格总上涨幅度为100%,可贸易品价格指数178,非贸易品价格指数311。中国的Pn/Pt为311/178=1.78，美国可贸易品价格指数从1990年的100上涨到2000年的124,非贸易品价格指数是143,Pn*/Pt*=1.15，小于中国2.7倍（陈志昂，200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实际汇率是升值的。1994年通胀之所以没有引起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因为，高达20%的通货膨胀率主要是粮食等非贸易品价格的上涨。至于1992—1993年投资膨胀所引起的以钢材为中心的生产资料价格猛烈上升50---70%，当年就诱发大量进口并出现贸易逆差，形成人民币贬值压力。就在此时，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将人民币从1：5.7变为1：8.7，贬值幅度达50%。这基本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但这是生产资料价格（与出口价格关系比较大）上升引起的汇率贬值。在此以后，当1994—1995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已是非贸易品价格的上升，许多专家又来鼓吹人民币贬值，就显得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消费品价格篮子：粮食，住宅，水电，医疗，服务费用，或者远远低于国际价格水平，或者极端短缺需要持续提高价格，比如北京市在2004年把水价从每吨2。8元提高到3。7元，到2010年可能提高到10元。出口成本因为引进技术设备，使用进口原材料，发展加工贸易，所产生不断降低的压力，将抵消通胀和工资增加的压力，只要肯定这一长期趋势，人民币升值压力就会长期存在。
既然非贸易品相对于可贸易品价格提高较快,而物价上升是两者的结合，又以非贸易品为主，当总需求拉动投资膨胀时，出口价格首先上升和产生汇率贬值压力，名义汇率如果要贬值，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加提前。大约一年以后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已经是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此时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可能从1：1，变为1：1。2这就是“实际汇率”升值。此时名义汇率没有贬值压力，因为可贸易品与美国可贸易品的比价（称为可贸易品平价）并没有发生变化。
日元升值过程可以验证“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1950——1971年，日元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固定在360∶1，70年代以来不断升值，1995年突破80∶1，25年日元升值两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结构性物价上升，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带来全国工资水平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不得不提高价格。日本以可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比美国上升得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比美国下降得快，最终导致日元升值。理查德·马斯顿仔细研究1973～1983年行业数据，发现美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比非贸易品生产率高13%，而日本高73%；美国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涨12.4%，日本上涨57%。日本可贸易品价格下降无法抵消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导致日元实际汇率升值。价格因结构性矛盾刚性上升，只有变动名义汇率才能调节通货膨胀率。如果日本名义汇率升值幅度低于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通货膨胀率就高于美国，这正是1950—1971年的情况，日本平均通膨率5.4%，美国3%。当日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实际汇率升值幅度，通货膨胀率就低于美国。升值期所带来的进口原材料和设备价格下降，促使日本企业降低成本，出口持续增加，进一步导致日元升值。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否有现实性？答案是肯定的。1979—1994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42%以上由生产率提高所致，机械制成品生产率提高最快。可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劳动生产率，1999比1978年上升2.47倍，而美国同期只上升0.70倍（裴权中，2004）。1990—2000年,中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指数均高于可贸易品价格指数,但中国差距更大。1990—2000年间中国价格总上涨幅度为100%,可贸易品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178,非贸易品价格指数从100上升到311。美国可贸易品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124,非贸易品价格上升到143,上涨差距小于中国2.7倍（陈志昂，2004）。
1992—1993年中国出现投资膨胀，以钢材为中心的生产资料价格猛升70%，当年就诱发大量进口并出现贸易逆差，形成人民币贬值压力。就在此时，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将人民币从1∶5.7变为1∶8.7，贬值幅度达50%。这基本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这是生产资料价格（与可贸易品价格关系比较大）上升引起的汇率贬值。1994——1995年出现“通货膨胀”，是非贸易品价格的上升，此时许多经济学家鼓吹人民币贬值，就显得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五）汇率错位：实际有效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差
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争论，集中于中长期实际均衡汇率，名义汇率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名义汇率预期和利率的关系构成利率平价，左右国际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贸易领域，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有效汇率”。它在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汇率，而不是实际汇率，它是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名义汇率，这个“篮子”，就是东道国主要贸易伙伴汇率的加权平均，权数是各国与东道国贸易额在东道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决定的。按照扣除货币因素的原则，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变动，就成为“实际有效汇率”。如名义汇率与货币篮子挂钩，就接近于或等于有效汇率。
与美元挂钩的名义汇率的缺点是假定美元价值不变，只有不变的东西才能作为价值标准去衡量别人。但美元波动非常剧烈，人民币币值也随美元升降。10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没变是对美元没变，美国人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提出人民币应该对美元升值。中国反驳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升值40%，就是说美元升值40%，人民币随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40%。近几年美元又贬值30%，人民币随之对其他货币贬值30%，中国的国际贸易摩擦就从对美国扩大到其他国家。美元越贬值，人民币有效汇率就越贬值，国际贸易摩擦就越大，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就越大。如果美国提高利率而中国不随之提高，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美元亦随之升值，那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就小一些。
我们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测算，方法是加权平均法②。
即 （1）
这里，n表示本国选择的一组外币的数量，为本国货币对第i种货币的汇率，为第i种外币的权数，这一权数的大小取决于本国与i国的贸易总额的大小，通常的解释是，本国对i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本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
我们计算贸易加权有效汇率，并且主要计算人民币升值贬值的比例，所以进行指数化处理，运用贸易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定义，其公式为：
= （2）
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指数，是指中国在当年的对外贸易总额。是指在选取的一组国家中，当年，中国对i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i国货币对本国货币的汇率。是指i国货币对本国货币的基期汇率。则是指汇率指数。如果设定一个基期标准，并假定基期的是100，那末，如果某一年的大于100，则表明本币相对于基期贬值，小于100，则意味着本币相对于基期升值。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要剔除价格因素。我们运用购买力平价公式，即实际汇率，其中，为名义汇率，代表外国价格水平，代表本国价格水平。
代表性国家的选择：截取1994——2002年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1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国家，中国与它们的贸易额超过超过总贸易额的70%。
名义汇率的选取，根据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列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的货币与IMF特别提款权（SDR）的汇率，即1个SDR折合多少人民币、美元等，然后套算出人民币与这13个国家货币的名义汇率。1999年欧元流通，1欧元=1.95558德国马克=6.55957法国法郎，1999---2002年马克与法郎的SDR汇率是通过当年欧元与SDR的汇率以及欧元与马克法郎的兑换比例套算出来的。
我们使用两套价格体系：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出口物价指数（EPI）。由于EPI数据相当缺乏，用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代替。
用CPI和EPI得出的相关的实际有效汇率见表1和表2。
表一：以CPI计算的中国的相关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时间
消费价格
指数（CPI）
中美名义
汇率
以（CPI）计算的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1994
87.11
861.87
116.78
1995
100
853.07
100.00
1996
106.09
831.42
89.48
1997
106.94
828.98
78.65
1998
104.16
827.91
84.91
1999
101.04
827.83
87.55
2000
99.52
827.84
83.68
2001
99.82
827.70
79.90
2002
98.02
827.70
85.17
表二：以出口价格指数（EPI）得出的相关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标
时间
出口价格指数
（EPI）
中美名义
汇率
以（EPI）计算的
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1994
104.6
861.87
91.67
1995
100
853.07
100
1996
101.9
831.42
92.77
1997
107.9
828.98
74.46
1998
114.8
827.91
68.53
1999
127.1
827.83
61.6
2000
130.4
827.84
56.43
2001
130.4
827.70
52.76
2002
130.4
827.70
54.92
结论是：
用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85.17，以1995年为基期100，到2002年已升值14.83%［即（85.17-100）/100］（见图1），名义汇率应该向实际有效汇率靠近，1995年是1∶8.53，2002年应为1∶7.26［即8.5307（1-14.83%）］，实际是1∶8.27，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12%［即（8.2770-7.2656）/8.2770］。
按出口价格指数计算，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58.33，以1995年为基期100，2002年已升值41.67%（见图2），名义汇率应等于14.9760［即8.5307（1-41.67%）］，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估40%［即（8.2770-4.9760）/8.2770］。
图1：按照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名义汇率指数（1995=100）
∶
说明：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1994----=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趋势。
图2：按照出口价格指数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1995=100）
说明：按照出口价格指数计算，1994----200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趋势。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出口弹性小于一，决定出口数量与金额呈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方向运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金额
“汇率升值必定打击出口”，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最主要理由，有学者竟然进行可怕的描述：人民币升值40%，出口价格提高40%，出口，就业和经济滑坡，中国经济崩溃----不知有何根据？大量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某阶段都经历过货币大幅度升值，出口不降反升。中国大陆1994---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2001年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此间中国对美欧日的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7.3%、14.4%和14.1%；1994---1995年国内通货膨胀率超过20%，1997—1998年亚洲许多国家货币贬值，人民币贬值之声不绝于耳，但人民币不贬反升，出口在90年代翻了一番。可预料人民币升值即使20—30%，我国出口增长率可能有所下降但不会绝对下降，贸易逆差会扩大，但可控制于300亿美圆之下，而且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不是人民币升值，而是国内经济过热。
流行的说法往往发生常识性错误，是因为忽视了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历史时期的特点。所谓“贬值促进出口限制进口，升值促进进口打击出口”，首先是指一般贸易而言，而不是指加工贸易。其次忽视了进出口数量与金额之间的区别，二者同方向变动的其理论前提是：进出口产品价格弹性之和大于一，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小于一，进出口产品的数量和金额之间就会出现反方向的变动，汇率升值反而会使出口额增加，进口额减少，贸易顺差增加。范金（2004）计算我国中长期出口产品价格需求弹性为-0.857932，绝对值小于一，就是说人民币每升值1%，假设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数量就会减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金额反而提高。这本来是大学课本是上的基本常识，但是却被许多研究者所遗忘，他们根本不考虑出口弹性，就在那里盲目地鼓吹“人民币升值打击出口，加大贸易逆差”，造成“升值恐惧症”，说明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策研究仍旧十分肤浅，人云亦云。
（二）中国外贸结构的特殊性即加工贸易的发展，使进口与出口之间呈同方向运动而不是反方向运动，因此汇率升值不会扩大贸易逆差。
第一， 加工贸易是推动贸易增长主要动因，占出口55%，超过一般贸易。
表三 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 份
出口总额
加工贸易出口额
占总出口的比重%
1991
718.4
324.6
45.1
1992
849.4
396.1
46.6
1993
917.6
442.5
48.2
1994
1210.1
569.8
47.1
1995
1487.8
737.0
49.5
1996
1510.5
843.4
55.8
1997
1827.0
996.6
54.5
1998
1837.6
1044.7
56.9
1999
1949.3
1108.8
56.9
2000
2492.0
1377.0
55.3
2001
2661.0
1475.0
55.4
2002
3256.0
1799.4
55.3
2003
4383.7
2418.5
55.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而成
第二，加工贸易“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特点使我国进口呈刚性，出口增加的同时，进口也在增加，进口对出口的弹性为0.8182，即我国进口一个单位商品时，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任永菊，2002）。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40%，1997年达到49%，再考虑到外商机械设备进口和一般贸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表四 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口总额
加工贸易进口额
占总进口的比重
1991
637.9
250.3
39.2
1992
805.9
315.1
39.1
1993
1039.6
363.6
35.0
1994
1156.2
475.7
41.1
1995
1320.8
583.7
44.2
1996
1388.3
622.7
44.9
1997
1423.7
702.1
49.3
1998
1402.4
685.7
48.9
1999
1657.0
735.7
44.4
2000
2250.9
924.8
41.1
2001
2435.5
940.2
38.6
2002
2952.0
1222.2
41.4
2003
4128.4
1629.4
39.5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而成
第三，中国加工贸易的进口依存度，即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中，进口成本比重非常高。 隆国强对565家加工贸易企业调查显示，原材料与零部件的国内采购,32%的企业在10%以下,66%的企业低于50%，在75%以上的只有18%，机器设备的国内采购率只有30%%。
表五 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比率
资料来源：《加工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第170页
第四， 加工贸易净出口是中国外贸顺差主要来源，2003年加工贸易顺差占外贸顺差的比重高达309%。加工贸易出口之所以不受汇率变动影响，是因为全部使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在国内增殖部分只有20%。人民币升值首先降低进口成本。从货币标价角度，既然进口的设备和原材料又复加工出口，进出口都是由美圆标价，那么人民币变与不变就没有影响。
表六 1996——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顺差占外贸顺差的比重
年份
外贸顺差（1）
加工贸易顺差（2）
一般贸易顺差
（2）/（1）*100%
1996
122.2
220.7
-98.5
180.6%
1997
403.3
264.5
165.8
65.6%
1998
435.2
359
76.2
82.5%
1999
292.3
373.1
-80.8
127.6%
2000
241.1
452.2
-211.1
187.6%
2001
225.5
534.8
-309.3
237.2%
2002
304
577.2
- 273.2
189.9%
2003
255.3
789.1
533.8
309.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可能改变进出口结构，减少加工贸易而促使一般贸易技术升级。加工贸易程度不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量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要进口，加工收益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1，增加值低于制造业非来料加工部门。人民币升值可能减小出口对来料加工行业的依赖，增加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采购，延长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价值链，增强上下游企业的关联。
（三）动态考察出口产品成本与汇率变动的关系，适当升值将引起出口成本与结构的相应变化，总体来说有利于出口和贸易收支。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考察汇率变化与出口成本的动态关系。
可以说，所有出口产品成本都有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加工贸易属于外币标价的进口成本100%的特例（不计工资），而完全采购国内设备和原材料的一般贸易属于人民币标价100%的特例。实际上，一般贸易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我们把出口产品按照成本构成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口品超过50%的，包括全部加工贸易和一部分一般贸易；一类是低于50%的一般贸易。两类产品对于本币升值的反应不同。另一个因素是成本变化对于汇率变化的弹性（e）。
假设：
………………………………（1）
并假定该式中涉及所有产品均以外币（美元）计价，人民币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式中：为出口产品的成本，假定其以外币（美元）表示
为工资，假定其为人民币形式
为折旧，假定其为外币（美元）形式
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国内自产中间产品的数量
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国内自产中间产品的价格
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数量
为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
名义汇率
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度2，即单位出口产品中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比重
……………………………………………………（2）
对（1）式进行全微分，可得3：
………………（3）
令： ………………………………………………………………………（4）
当人民币升值时，进口中间产品的外币价格下降，使成本构成发生变化，降低成本的对外依存度，降低成本水平。企业进口原材料越多，这个效果越显著。假设一个汽车加工装配企业，进口全部零部件装配出口，成本为100亿美圆，在国内加工增殖20%，20亿美圆相当于200亿人民币（按照1：10汇率）出口成本中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例是200亿人民币：100亿美圆（1000亿人民币），1：5。总成本是1200亿人民币，或者是120亿美圆。
如人民币升值20%为1：8，进口成本100亿美圆，折算为800亿人民币，国内200亿人民币支出不变，成本中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例会变成200亿人民币：800亿人民币，现在的比例是1：4。总成本是1000亿人民币，按照人民币计算降低了20%，可以抵消出口价格的上升，因此企业可以不涨价，出口不会减少。注意，这种选择是以不扩大投资，没有技术进步为前提的。
但是，企业也可以选择扩大投资，提高技术水平，提高出口价格的办法。因为人民币升值20%，使得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价格全部降低了20%。企业可以不再进口零部件，而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集中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把自己的组装企业变成加工企业，以获得更多的增殖收入。此时企业成本中间，外汇的比例还会降低，因为国内增值部分是人民币。但是总的进口可能增加，因为随着技术进步，生产规模往往扩大。
一般贸易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假设出口成本中间进口品不到50%，那么人民币升值会鼓励企业直接扩大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代替国内采购以降低成本，必然提高成本中外汇的比例。总体来说，人民币升值会扩大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扩大贸易逆差，但长期来看只要进口的技术含量高于原来（一般来说新投资总是具备更高的技术含量），就会提高出口能力，这样的逆差是暂时的，并不可怕。
人民币升值使得成本中人民币比例自动提高，也会促进加工贸易向进口替代的加工工业升级，有一个含义就是国内工资会提高。但是工资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凭空的，与扩大投资和进口相似，一定是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会有大幅度提高，企业会加强工人的技术培训等等。
（四）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
1978---1994年，中国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了550%，在80年代中期即出现通货膨胀与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这种依靠贬值增加出口的战略必将恶化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越来越低，而进口价格指数越来越高，国民财富外流，国际经济学上称为“外贸贫困增长”。 1993年-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 ，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与人民币汇率低估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有关。据宋国清（2003）计算，人民币汇率升值5%，贸易条件将得到改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和国民福利增加。
贸易条件的改善首先是出口产品价格在理论上随汇率升值成比例提高，比如3年之内人民币升值30%，出口价格即提高30%，说不会打击出口无人相信。问题在于第一，由于J曲线效应，出口的下降将在1年以后；第二，加工贸易部分基本不受影响；第三，一般贸易出口产品成本中，进口部分也在60%以上；第四，
工资不会随汇率升值有很大提高；第五，进口价格下降会促使其它更多地使用外国原材料和设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上原因使企业能够消化大部分升值因素，出口价格并不会随名义汇率的升值而成比例提高，比如人民币升值30%，一般贸易品的出口价格可能只提高15%。
人们最担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提高，其实是有好处的。一条裤子在美国卖50美圆，现在提高到60美圆，没有理由认为美国消费者就会不卖裤子，或者转向墨西哥购买。即使如此，我国减少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数量而提高售价，也不会降低出口金额，同时可以减少国际贸易摩擦。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路是升级换代。规范的宏观经济分析是短期分析，假定没有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这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正处在加速技术引进和体制改革时期。对于汇率升值对于企业的影响，必须进行动态分析。一台普通25寸彩电在美国卖200美圆，价格提高到230美圆，可以转向中国农村降价销售。企业应引进先进技术，生产新型大屏幕，多媒体彩电在美国销售，价格还可以大大提高。机电产品本来就是要持续快速地升级换代的，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企业进口新设备和原材料的成本，正可促进这一过程。国家必须支持出口产品升级，但是不能使用货币汇率政策，而应使用财政政策如出口退税，加速折旧等。货币政策解决总量问题，财政政策解决结构问题，不能混淆。为保持人民币不升值而降低出口退税率，以降低技术进步速度来消化外汇储备压力，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出口25年以来从95亿美圆增加到4000亿美圆，但贸易条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恶化，贸易结构有“一高一低”的特点。“一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高,占出口总值70%,其中纺织品与服装占出口23%。“一低”是指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低,占32%,低于主要发达国家47%的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42%的水平。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持续25年，已难以为继。国际对华反倾销直线上升，2003年上半年中国受到12起反倾销起诉，在WTO成员中排名第一位。美国商务部裁定中国电视机生产向美国倾销，四川长虹倾销幅度为45.87%，TCL和康佳分别为31.35%和27.94%，厦华为31.35%。为缓解反倾销的势头，中国也应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而人民币升值是符合这一战略的。
范金（2004）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技术，从一般均衡分析角度，以2005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为冲击对象，就人民币分别升值3%、5%、10%、20%和30%对我国的进出口所受影响进行情景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民币升值3%会促进出口增加0.43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升值幅度的增加，出口增加的幅度也在上涨。当人民币大幅度升值30%后，出口会增加4.26个百分点。这表明人民币不论是温和升值还是大幅度迅速升值，都不会损害中国的出口，反而有利于出口的增加。第二、人民币升值对进口具有促进作用，人民币升值3%可以促进进口增加0.32个百分点，并且随着升值幅度的增加，进口增加的幅度也在上涨，但速度慢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增加；当人民币大幅度升值30%后，进口会增加2.32个百分点。总之，人民币升值会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升值从3%升值到30%，出口增长速度始终大于进口，一方面，说明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自1999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现状。
表九 中国进出口增长率变化统计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增长率
15.7
18.2
8.0
31.9
22.9
1.5
进口增长率
19.6
26.3
28.9
11.3
14.2
5.1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出口增长率
20.9
0.5
6.1
27.8
6.8
22.3
进口增长率
2.5
-1.5
18.2
35.8
8.2
21.2
（资料来源：1991—2001年源自《中国经济年鉴2002》；2002年数值源自商务部统计资料）
（五）汇率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财政货币政策共同起作用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总需求扩张及其他原因，而非汇率升值。
范金计算的进口弹性绝对值略大于一，为-1.077378，就是说人民币每升值1%，进口价格会降低1%，进口数量则增加1.08%，进口数量的增加基本被价格的下降所抵消,所以进口金额只是略有增加。进出口弹性之和为1.93531，大于1，基本符合马歇尔一勒纳条件，说明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扩大贸易逆差，但马歇尔——勒纳条件只是汇率变动影响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弹性理论是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贸易收支还受到其他因素制约,如收入水平、贸易管制程度及管制效率等，焦军普（2004）的回归分析证明了，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相关性不强。谢建国、陈漓高(2002)对1978-2000年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关系的经验分析,汇率变动仅能解释3%。我们认为，90年代的外贸体制改革，出口鼓励措施包括外汇留成、出口补贴与退税、信贷优惠，以及工资成本低廉，控制通货膨胀，都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因素。1998年以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有贬值预期但没有贬值，政府提高了出口退税率2.56个百分点, 在1999年下达出口退税指标570亿元的基础上,又追加65.85亿，保证了出口增长。
2004年中国连续5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并没有变动。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是出口退税率平均下降3%，每出口1美元增加成本0.25元人民币，促使企业由国内采购转为进口原材料；原因之二是世界价格水平普遍提高；之三是国内以房地产泡沫为中心的局部经济过热，导致进口急剧增加。1984，1993年贸易逆差也都是投资过热引起，与汇率无关。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是必然的，但汇率升值肯定不是主要原因，防止国内经济过热才是控制贸易逆差的根本措施。未来时期贸易逆差只要控制在每年200---300亿美圆就没有大问题。因为进口统计中每年有500亿美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设备进口，国内没有支付外汇。这种“贸易逆差”是假的。引进设备最终汇出利润的真实记录，是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项目的“非贸易收支”中，贷记“利润汇出”，现在每年大约200亿美圆，并且每年增加数十亿美圆。可以把贸易收支逆差每年200亿美圆，经常项目逆差每年500亿美圆，作为政策调整的临界点，2008---2010年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进出口呈同方向变化，不大可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表七 2004年1――6月中国进出口
单位：亿美元
月份
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减%
出口额
同比增减%
进口额
同比增减%
进出口差额
同比增减
1月
714.5
17.5
357.2
19.8
357.4
15.2
-0.2
-98.1
2月
761.9
57.9
341.6
39.5
420.3
77.0
－78.7
－
3月
922.4
42.8
458.5
42.9
463.9
42.8
－5.4
32.0
4月
965.0
37.6
471.2
32.4
493.8
42.9
－22.6
－
5月
876.3
34.1
448.7
32.8
427.7
35.4
21.0
－4.8
6月
991.5
39.1
505.0
46.5
486.5
50.5
-18.4
13.7
1－6月
5229.7
39.1
2580.8
35.7
2649.0
42.6
-68.2
－
（根据海关各月数据整理而成）
、
表八 2004——2008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预测
单位：亿美元
项目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一、经常项目差额
（一）贸易项目差额
88
-147
-466
-893
-1455
1 出口总额
5042
5798
6668
7668
8818
2 进口总额
4954
5945
7134
8561
10273
（二）非贸易往来项目
利润汇出（投资收益）
-170
-204
-245
-294
- 353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
外商直接投资
589
647
712
783
862
其中：外商人民币利润再投资
136
163
196
235
282
在上表中，假设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为10%，投资收益（利润汇出）在1994—2003均值的基础上年增20%,利润再投资比例为80%。进口按年增20%，出口按年增15%。外商人民币利润再投资占其全部投资收益可能汇出值的80%。
（五）能源资源和技术大量进口时期货币升值的积极意义
20世纪60年代，C.L.Barker提出“有效保护率”概念，指出国家可以对中间产品的进口减免关税，提高对国内产业的实际保护程度。据海关统计，2003年我国最重要的进口商品是：
机电产品2249.9亿美元，同比增长44.6％；
高新技术产品1193亿美元，同比增长44％；
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411亿美元，同比增长60.3％；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228.9亿美元，同比增长43.7％；
钢材3717万吨，进口额199亿美元，同比增长61.1％；
原油9112万吨，进口额198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讯设备的零附件进口额72亿美元，同比增长75.4％；汽车零件6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9.1％；
成品油2848万吨，进口额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4.3％；
大豆2074万吨，进口额54.2亿美元，同比增长118.2％；
铁矿砂及精矿14813万吨，进口额48.6亿美元，同比增长75.4％；
小轿车进口额30.8亿美元，同比增长91.0％。
可以看出，我国的进口商品主要是中间产品，汇率升值和减免这类产品的关税，都可以起到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的作用。
我国在经历了轻工业高速发展之后，正进入重化工时期，典型特点是对于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3年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资源大量进口和能源消耗系数上升。中国GNP占世界1/30，但钢铁消费却占世界的1/4，煤炭占1/3，水泥占1/5。经济增长率9%，而电力增长15.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16.6%;钢2.22亿吨,增长了22%；钢材2.41亿吨,增长了25.3%；一次能源生产总量16亿吨标准煤，增长11%;发电量19108亿千瓦小时，增长15.5%；原煤16.67亿吨，增长1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22.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18%，能源原材料消耗弹性系数大幅度上升。以民间和外资为主体的投资高潮刚刚兴起，就加速损耗能源，究竟是为什么？或者是经济增长率远不止9%，或者是民间投资的能源使用效率比国家投资还要低。无可避免的是：重化工业时期高耗能源资源的特点开始显现。中国的资本与劳动双过剩，凸现资源短缺。基本资源的不足，资源使用效率的低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巨大浪费，进口不稳定不安全，构成资源危机四大内容。
少部分人已先富，能带动多数人共同富裕吗？第一个共同富裕大群体是城市中等收入的4亿人，人均住房要达到40平方米才能满足，每家一辆车就是1亿辆。我国汽车的家庭拥有率只有0.4%，而发达国家已达到70%。所谓“中产阶级”的车和房是要钢铁石油电力喂养，吃鸡肉喝啤酒是要8倍粮食转化的，周围花草树木，洗汽车泡温泉打高尔夫球，要消耗大量的水，一个高尔夫球场一年耗费的水相当于5000户居民的消耗。第二个共同富裕更大群体是10亿农民，城市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是1200万农民进城，需300万套住宅，每套拉动20万需求是6000亿，相当于GDP的4%。但城市单元房生活用水是农村的25倍，自来水，抽水马桶，洗衣机，淋浴，种树种草养化养鱼都需要水，至少在北方，水从何来？
2015年中国人口14.5亿，要达到小康社会，需要多少资源？
------城市化占地人均1.23亩，2015增加3亿城市人口，占耕地2.5亿亩。我国19亿亩耕地，平原只有12%，优质耕地不多。
------粮食1.5亿吨，全世界粮食贸易是2亿吨。
------钢铁14亿吨，年进口铁矿砂10亿吨。目前世界产量是7亿吨。
------石油7亿吨。发达国家每年人均消费石油1吨，美国4吨，日本2吨。中国的7亿吨是按照每人每年0.5吨安排的，进口50%就是3.5亿吨，目前世界石油贸易是每年16亿吨（王建，2004）。中国的小康社会需要进口大量国际资源，并影响到国际资源价格和汇率的变化。
在主流经济学中资源危机并不存在，空气和水不属于稀缺资源所以没有价格。各国可依据相对比较利益进行资源的交换，这种理论以没有垄断和国家战略利益为前提。实际上维持资源进口需要强大国防力量，以为有外汇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未必天真。海湾战争时突然感到石油储备不足。当我们计划建立石油储备时，国际油价已从28美元涨到40美元一桶。
这就提出了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中心进行战略调整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其出发点不是理性人即资本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其核心不是企业短期利润最大化而是国家长期利益最大化。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核心内容是：水资源开发，高科技，石油外贸运输线的保障。前者需要组织上亿农民进行国土整治，挖掘湖泊与全国水渠网，这是解决劳动力就业、资源环境、城市化、贫困和三农问题的基础。后者需要发展国防力量和国家战略产业。在经济安全战略下考虑汇率问题，应该是在大量进口技术和资源时期果断升值，降低进口价格，控制奢侈品进口，集中外汇进口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
（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到中国投资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吸引，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潜在市场。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吗？联合国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说，美国1998年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出口产品的成本中不过10%，而发达国家在40%左右。发达国家工资优势的丧失，绝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工会垄断的结果。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作为流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无法变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组织工会，无法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劳动垄断，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作为弱势群体长期难以改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中，中国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已成为国际社会反倾销的借口。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人民币升值之类的国家政策会大幅度提高工资、从而影响出口这种天方夜谭式的信口开河（这包含了对中国劳动者的漠视和轻蔑），而是劳动者待遇很难提上来，影响社会稳定，降低国家和企业整体竞争力。从根本上讲，工资的提高要依靠工会强大和技术进步，技术工人的工资将首先提高，因为有生产率提高为基础，单位产品工资成本只会降低不会增加。如果人民币升值真会提高工资，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可以改善工人生活，增加学习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提高企业竞争力。
吸引FDI 是为了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管理。但中国储蓄长期大于投资，属于净资本外流的资本输出国。外汇储备只能存放海外，并购买大量美国国库券，收益率3%。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平均利润率是13%。如果不是外资含有更高的技术，商业渠道和管理含量，这样的资本循环对中国是完全没有效益的。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吸引FDI 到2008年会达到临界点：外商汇回利润每年达到500亿美元，与每年外资进入额持平；在总量上达到5000亿美元，与国家外汇储备总量持平。因此外资进入不是越多越好。何况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中性的，一方面增加外商投资成本，一方面提高利润汇出比例。
2000年以来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估计为了数年可能由每年500亿美圆上升到600亿美圆，主要是看中中国未来的市场，与汇率无关。
（七）对股票和房地产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或货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在升值前如把外币换成本币，一旦本币升值，投资者便能获得与升值幅度相应的收益（把本币兑成外币即可兑现该收益），这促使投资者追逐该国资产，最有吸引力的是股票和房地产，投资者不但获得升值收益，还能获得股票房地产本身增值收益。巨额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促使股价房价上涨，进一步吸引资金，促使股价房价进一步上涨，从而出现泡沫经济。
台币在1983年开始升值，从1∶40到1986年的37.84，4年升值5%；到1992年为25.47，平均每年升6%，1996年为27.5，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则突然贬值10%。 货币升值引起股市大涨，股价指数从1985年7月的600点上升至1986年9月的2505点，1987年升至4600点。全球股市风暴使指数跌到2298点，稍作整理再度上涨，1988年9月26日达到8870点，到1990年股市13608点，5年时间股市上涨23倍。随后下降，到1990年2565点，1997年10,200点，比1985年仍上涨17倍。
1985年日元从1∶250开始升值，至1995年的1∶78，10年平均每年升值12.4%。至今维持在1∶110左右。股市从1985年12月的13113点升至1987年9月26000点，1989年12月29日达到历史最高点38915点。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猛增至2660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26520亿美元。1989年4月官方利率上调引发股市下跌，1992年8月降到14309点。东京等六大城市的地价，从1960——1990年上涨5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7.4，其余则是货币升值引起的泡沫经济。
汇率升值的真正危险是进口失控，泡沫经济和投机资本进出。中国充分吸取日本的教训，应该在汇率升值期控制奢侈品进口，控制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真正引起投机资本进入的是升值预期，即使汇率不升值，只要升值预期存在，投机资本照样进入。正当国内经济学界惊呼“资本外逃2000亿美元”，政府配合美国反恐参加“国际反洗钱运动”的时候，国际投机资本已经静悄悄地大举进入中国，2000—200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竟然从每年负200亿美元（表示资本外逃），变成了正的78亿美元。估计至少有400——500亿美元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埋伏”在中国，它们每进入1美元就可以购买8.2人民币的廉价中国资产。
如果确认货币升值或升值预期容易导致泡沫经济，那就应该让人民币尽早升值。如果坚持不动，随着均衡汇率不断升值，名义汇率偏离均衡汇率的幅度越来越大，泡沫经济出现的风险也就会越来越大。实际是房地产泡沫已经非常严重，成为这次宏观调控的重点，但恰恰与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关，而不是人民币升值所引起。而且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因素银行信贷失控，不能归咎于汇率。
结 论
第一，确认升值的依据，方式与幅度。
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低估产生升值压力。升值预期诱导投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购买廉价人民币资产。国家为维持汇率不变不得不收购外汇，形成特殊的资本循环与国内外经济不平衡。在中国大量进口能源资源与技术设备阶段，在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中，将人民币升值是可考虑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升值有三种办法：第一种，一次性超额升值以后扩大汇率浮动范围，以消除升值预期。第二种，改变人民币定值基础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轨，靠近均衡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5%。第三种最为实际，继续与美元挂钩，先升值10%，再扩大浮动到3-5%，估计人民币会连续升值2—3年，大约20-30%，然后稳定下来。这种办法对企业和冲击小，风险是小幅度升值期间会强化升值预期，我们只能承担这一风险。
第二，全面估计升值的影响。
3年左右的升值期可容忍年200---300亿美圆的贸易顺差，400亿美圆左右的经常项目逆差。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可能受到影响，但总体出口额不会下降，只是增长率会减慢。出口退税作为汇率升值的配套政策不能削弱，可在升值期加速技术升级。
进口增长率超过出口增长率是必然趋势，其原因不是汇率升值，而是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和结重化工业化。中国作为资源进口大国，需要人民币升值降低进口价格，当然这是指石油、粮食、矿砂、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而言。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值提高，拥有人民币资产的人会因此而受益，在中国收入和资产占有程度非常不平均的情况下，升值会恶化收入分配，继续扩大财产占有的不平均。因此需要国家调节，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和所得税。
目前国内经济面临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矛盾，争论极大，正是开始人民币升值的最好机会。货币对外币升值意味着国内通货紧缩，是通货膨胀的天然克星。特别是中国不得不大量进口国际资源能源，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人民币货币升值可遏止物价上升，促进技术进步。2003年突然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给了人民币升值的机遇，否则可能出现汇率升值与国内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借此机会实现新的国内外经济平衡，值得认真考虑。
第三，决策的魄力与政策配套。
害怕承担升值期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于是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实际是消极等待国内通货膨胀出现，而不是以升值来克服通货膨胀；减少出口退税放慢技术进步速度而不是促进技术进步；长期低估人民币恶化贸易条件造成中国国民福利的损失，而且会进一步把人民币资产廉价卖给国际资本；在大量进口国际资源能源和技术时期维持低汇率，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应该主动地去迎接风险，克服风险，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如收入分配，控制奢侈品进口，控制泡沫经济，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等等。
如果说还有什么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一定要克服“自由市场教条”，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之所以瞻前顾后难以决策，在逻辑上把“人民币自由兑换”作为前提是一个错误。所谓“三元定理”说货币自由兑换，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不能兼得。如果我们无条件首先肯定货币必须尽快自由兑换，那么后两者就无法兼得了。维持固定汇率并且不升值，国内货币政策就无法独立；放弃固定汇率任其浮动，必定引起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度升值和波动。因此，在升值期间不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特别是要严格管制投机资本。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确，在汇率水平严重偏低时会出现单边升值，不断扩大浮动幅度成为人民币升值的一种形式，而且会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起投机资本大举进入。此时放弃外汇管制，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异于自杀。货币自由兑换只能够放到最后，那就是人民币汇率达到均衡水平，国内各项改革基本完成，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而且稳定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杜金珉、郑凌云：《利率半价理论对我国汇率决足的适用性探讨》，《学术月刊》，2001年第3期。
（３）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模型研究》，《世界经济》，2001年第11期。
（4）张晓朴：《均衡与失调：1978-1999 人民币汇率合理性评估》，《金融研究》，2000年第8期
（5）林伯强：《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
（6）刘莉亚、任若恩：《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2年第5期。
（7）范敏：《人民币的均衡汇率估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1999 年7 月第3 期
（8）卜永祥：《中国均衡实际有效汇率:一个总量一般均衡分析》，《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
（9）任若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均衡汇率方法研究》，2003年自然基金委人民币汇率应急项目2004中期报告。
（10）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
（11）高海红，《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2003年第7期。
（12）俞萌：《人民币汇率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世界经济》，2001年第5期。
（13）吴世亮 、李孝君：《证券市场博弈人民币升值》，《国际融资》2004年1月号。
（14）裴权中：《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及其释放》，《深圳金融》2004年第一期。
（15）陈志昂等：《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
（16）谢智勇、徐璋勇等：《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1999年第7期。
（17）谢建国、陈漓高：《人民币汇率与贸易收支:协整研究与冲击分解》,《世界经济》，2002年第2期。
（18）何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外贸和外资的影响》，《中国审计》，2003年第10期。
（19）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2003年工作论文，NO.17
1、 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2、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
3、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
4、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2002年，石油出版社
5、李扬：《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出版
6、(英)米德：《国际收支》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7、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8、张幼文等：《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
9、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于政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
10、杨圣明：《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1、《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3、江小涓：《减弱“复关”冲击的国际经验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版
14、袁文祺：《对外贸易集约论》?，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版
15、《对外经济贸易第十个五年计划文件汇编》，?外经贸部“十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16、陈彪如：《人民币汇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7、IMF：《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年版。
18、金森久雄：《景气预测入门》，日本经济新闻社，1977 年版。
19、IMF：《中国经济改革的新阶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
20、厉以宁：《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
21、林毅夫、蔡坊、李周：《中国的奇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王松奇、李扬、王国刚等：《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
23、赵志君：《资本流动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24、耿志民：《中国机构投资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谢百三：《金融市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许亦平，国际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分析，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0)。
27、张金水：《应用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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