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论坛”上的讲话（摘要）
陈光柱
（2005年8月14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并走上讲台，也是很突然的。你们的组织者通知我，只是一个时间和地点。刚才主持会议的南先生告诉我，报告的题目是“老子其人其事”，离现在还不到十分钟，根本谈不上做什么准备，于是我只好按我自己的认识姑妄谈之，请大家教正和批评、批驳。
老子姓单名逨，西周人。那时候的人，只有一个名字，所以，老子幼年和年轻的时候，只叫单逨（此单读丹音，不读善音）。由于当时西周人还有一种习惯，对有官职的人员称谓是把官职的称谓与该人名联用的，故老子后来被称谓为“吴逨”（即虞逨）、“歴逨”。老子七十岁后周宣王没有死时，人们尊称他为“老逨”（因为过七十之人，应尊称为老），周宣王死后，人们尊称他为“老单”。“老子”的称呼则是很晚以后的事，时间是春秋末战国初。下面分别对单逨、吴逨、歴逨、老逨、老单和老子的称谓，叙述一下老子其事。
单逨，这个名字伴随他有生之年时间最长，从他出生起，他父亲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以后一直伴随他进入半百之年约五十岁左右。
单逨的父亲叫单龚，是西周周厉王时的一名高级武官，追随在召穆公手下，成其为召公之心腹爱将。公元前854年，单逨就出生在单龚的家庭内，小时候就很讨人喜欢，聪明伶俐。召穆公知道后责令单龚带其子出入召公府，也同样博得召公的喜爱。
公元前842年，周厉王的儿子静才只五岁，厉王由于知其召穆公的“才华”最好，对古公亶父的《德》论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出神入化的“宣讲”，使不少的人深感钦佩，于是在悔恨自己某些过错之后，将其子静秘密送入召公府内，令其调教。召穆公得到这样的特殊委托后，遴选十二岁的单逨，作为静的“伴读”兼“侍卫”，加上自己的小儿子，组成了一个三人读书班子。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受迫，出奔于彘，国人知其太子静匿在召公府内，乃围之，逼召公交出静。召公不得已，以己之幼子代替王太子受其死，静方得免于难。小小的单逨，哪见过如此惨景，目睹这一切后，除了不知究里地目瞪口呆以外，却对这一不再重复的事件，深深铭记在心。从此，单逨和太子静朝夕相处，在召公府内受教十四年。这与太子静成为终生莫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挚友，为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合作”（长达六十一年的认识探讨、交流）开创了人类史上的独此一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历史上如果没有老逨就没有周宣王的“中兴”之举；反之也然，如果没有周宣王的重用老逨，也就没有老子的“丰功伟绩”。老逨和周宣王共同谱写了西周末年前的历史，这一点是被人们所忽视了的。也就是说是被历史上的“历史学家”们掩盖、淹没掉了的。
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彘后，召穆公和周定公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十四年的共伯和归其国于宣王，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辅政，单逨此时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之职、王的“侍从”而已。但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也使得宣王和单逨共同学习、探讨、实践中的相互话题，越来越多，认识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深入、广大。对古公亶父老祖宗所留下的《德》论（亦名为《归藏》或行为规范篇的《为》篇）的认识程度，已经开始超过他们共同的启蒙的老师――召穆公了。数年之后，颇见成效，已能秉承古公亶父的遗志，法季历、文、武、成、康之遗风。（历史记载难见其真，可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还是流露出来了――见《史记》。）各诸侯国无不刮目相看而宗周。此后召穆公和单龚相继均因年事过高，由其子承袭其职，共事于宣王。单逨虽然还隶属于召公（新一代）手下，但却直接受命于宣王，经常被任命参加新的征战，如：伐西戎、伐荆蛮、伐淮夷、伐徐、伐鲁、伐姜戎……等，长达四十余年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之诸多经历，也深知民众的苦难与不易，更加从心眼里佩服老祖宗古公亶父所认识问题的穿透力和前瞻性。所以在和周宣王所有的对话和议论之中，其主题就是“民得”和如何保证“民得”。
公元前800年前后，单逨已过五十岁，开始步入政界高层（再不只是简单的军人），因为周宣王已任命其为“吴林”（管理四方的虞林，即管理周天子辖内的山林川泽的最高官员）。单逨由于这次赐封，曾作“盘”记述此事，嗣后又作“钟”等青铜器以谢乃父龚的养育之恩。“吴逨”的称谓也就从周宣王任命为“吴林”而开始了。
公元前785年，周宣王为了增强防御力量，命吴逨为“奠”定“长父”之“建长父侯于杨”的事情，“出捷”“于井阿”、“于历宕”，“不畏戎”，“以追搏戎”，而“敏于戎工”，故而赏赐他土地。吴逨对这次的赏赐也作鼎以记。
公元前784年，宣王四十三年，宣王和单逨都已经是老年人了。特别是吴逨已近七十岁了，彼此共同的认识已达到了崭新的高度，他们珍惜这时的认识，从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工作，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人”官职。（“历人”的官职仅在西周末周宣王四十三年设立过一次，周宣王死后的周幽王没有沿用，春秋和战国就更无法再设此官职。之后所建立的秦、汉政权就根本不知道，我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官职，而仅是把此类事交由“史官”之类的人去办理。）周宣王在是年的六月任命吴逨为“历人”，这也就使近70岁的单逨从“吴逨”变为了“历逨”。
那么单逨的“历人”官职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一原来谁也不可能注意的问题。（虽然有郭沫若先生曾针对《尚书》中的“历人”的问题说过一次，那个“历人”与老子这个“历人”是不相干的两回事，那里也仅只是出现过一次，郭先生认为是奴隶的一种，虽不确切，但也与原文差之不远。）自从2003年青铜器出土后，我们当代的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针对四十三年逨鼎中的“历人”，认为是对国家高级官员的监察甄别，相当于现在的纪律检查。这虽然有其可能，但愚以为还不到位，且很不到位，这牵扯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已固有的历史认识，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真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障碍了我们目前的认识。如：周公旦的个人功绩问题；周公组织人员修典的问题；“仁、义、礼、智”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在西周金文中得不到支持和佐证，甚至得不到春秋、战国中的金文的支持和佐证。这也就是说，像上述的重要问题，居然得不到周王朝（东周和西周）八百余年官方文字认定（金文）的支持和佐证，能是可靠的吗？这显然暴露出，是“汉以来的文献的虚假伪劣之迹”的严肃问题，这难道是我们的历史上所应有的文献吗？于是，我们联系到所谓的“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人，正是搞乱我国历史真实面目的罪魁。
愚以为“历人”是西周末年意识形态成熟而欲做出总结的表现，这是周宣王和单逨对西周当时的历史和现实认识后所做出的重要而伟大的决定。促成这一决定的有如下条件：1、文字已通过甲骨文和金文的进展到西周末年，已有500年的历史了，不但有了经验，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且词源丰富。2、意识形态对“智”的摒弃也达到了明显的高度，有毛公鼎铭文中的“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为证。3、被汉以来人们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仁”字，居然在殷商、西周、春秋一例也找不到，直到战国中后期才仅见不成气候的“中山王鼎”之一例，（公元前300年略前），它能代表谁？西周人对“仁”的认识是：它直接酿成亲、疏之差，形成贵、贱之别，造成利、害的关系，于是达到是、非不分，促成真、假难辨。所以，由于“仁”的出现所带来（造成）的亲、疏、贵、贱、利、害、是、非、真、假等十恶在蚕食着社会中的人的心灵，且促使人们渐趋麻木，故十恶不赦也。4、从上述看到的“智”、“仁”的问题虽然被金文所淘汰（等同被官方斥为非法），但是战国期间出土的竹简上，并不是这样，道理在哪呢？原因是，战国时的竹简和现在的网上文章一样，有一些就不是官方的意思。那时候，竹简的“普及”，造成人们大量的运用，有好多话是自己自由“书写”，代表个人的看法，和现在私人的日记差不多，所以也等同时下的网上文章。5、自从《连山》出现以来，造成了推翻夏王朝的事实，所以在商王朝初期和中期乃至稍后，都很重视“文字”问题，基本上纳入国家统治者范围之内的事，只能服务于王，或为王所用。鉴于商王朝后期有的附属国开始用甲骨文，从而也致使古公亶父也用甲骨文，写成了《归藏》，指导了自己“根据地”的建设，直接促使了商王朝的覆灭。西周建立政权以后，同样注重文字的使用问题，也只限定在王权使用的范围之内。西周中后期的金文之中渐趋向籀文转化，并且发展出现“四言句”的述事精炼的语言。从而形成韵味文字，促使了“诗”的出现，虽然“诗”是创造，但却是“非法”的。然而，正因为“诗”的出现，加速了文字（文化）的“普及”，国家也控制不了。文字的渗透力，何况还有殷末留下来的“贞人后裔”呢？（参见拙文《〈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
周宣王和单逨面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下定决心，从事这一工作，于是任命单逨为“历人”去组织、领导修订由原来祖传的“师传口授”的“口头文字”变成真实可看而不再变的文字记录。（这个工作，在单逨受命之前，没有得到王的允许或任命，是任何人无权去作的，即若是西周的史官，也只能在王面前做一些事务性的册命而已。另外，关于西周以前的“史”官问题，也是一个为人们所误解了的问题，“史”官起源很早，远在殷商末时，“史”官就已经形成，这是在商末武乙削去“贞人”的职务后，所代替“贞人”的记事的官职。此职沿用到西周初的“大史”直到西周末年的“内史”，都仅是为王作记事和册命之事以记而已。西周时的“史”通“使”通“事”，无有记史的任何证据。这与春秋时各诸侯国所开始形成的“史官”记史无关，“史”官记史形成于春秋经战国、秦、汉才渐趋定性。）历逨所领导下的修订“文献”的工作，进行了三年，完成于公元前781年，（这是用甲骨文字刻写在龟甲上的，包括发展后的甲骨文，乃至向籀文（大篆）和进化文字的中间态）。可惜的是，在春秋末时，被人们“翻译”（转录）成竹简文字时，已经失去了原味，继之经战国、秦、西汉初、汉中后期时，特别是经刘向父子之手后，变异成隶书文字时，已经成了“儒家”味道的“文献”了。后来又经唐、宋、元、明、清各个具体时代时的厘订、刻印出来，又打上了各自时代的络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献”还有现代的印记呢？
公元前781年，宣王已经不行了，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苦于自己不能和“历逨”再共同相处了，于是把原来和历逨共同一起学习了六十年的老祖宗古公亶父所作的《德》论，鉴于它已有所损坏、残缺，必须重新修订、整理，这一任务只有交由历逨一人完成。为郑重起见，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周幽王）叫到身边，当面授权于历逨，完成这件事。并且责令历逨以“教父”的身份代替自己，教导周幽王好好地继成发扬光大周王朝的基业，千秋永在。
自从老子担任“历人”的职务后，他已是近七十岁（69岁）的人了，大家按西周的习惯，除了称他为“历逨”外，也尊称他为“老逨”。周宣王死，周幽王继位后，对“历人”官职不予理睬，也就是没有对这一官职给予肯定，淡化了（名实都不存在了），人们除称“老逨”外，又称呼为“老单”，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春秋末近二百多年。所以后来致使人们讹变为“老耽”或“老聃”、“老莱”而流（留）传到现在。
朋友们，老子之所以做成《老子》，是有历史原因的。《老子》是在《归藏》的基础上，重新修订并给予理论阐述和发展了的；《归藏》又是在《连山》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才是中华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惜我们现在的人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是我们所知的历史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写成这些“历史”的人，基本上，是汉以降之儒的儒徒。他们篡改了历史事实，歪曲了我们祖先的很多事，例如，当我们祖先开始使用符号之时，把我们刻、画、录、写、灼等记的活动所留下的印记的“卜”事，说成是预测的开始，把面对这些符号还原成为当时语言活动的“占”事，也作为决疑的活动。这就影响到我们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历史，涉及到我们现在的考古活动，对出土的远古兽骨上，发觉有印记就命之为“占卜”之“冷卜”或“热卜”（灼印），这样就使我们对六千年前的祖先活动蒙上了耻辱的阴影。后来，甲骨文出现却在清儒的妄定之下把我们祖先的“每事问”和“集思广益”乃至重要的“御前会议记录”的活动说成是：“预测、决疑”的“卜辞”，而成其为十分愚蠢的无知的迷信的活动。要知道“占卜”沦落到所谓的决疑活动，起源只在春秋时期，这些人掩盖了真象，使这个危害直到现在还统治着我们的当代甲骨文研究的领域。
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些，还是因为我们的《老子》，要涉及到《连山》和《归藏》。而《连山》、《归藏》又被误解很深很深（这是宋儒的功劳）。
历史上的事实是：《连山》是成汤、伊尹、仲虺三人，针对夏王朝末期时的“三风”而提出的要禁“三风”的禁令，那时候没有文字只有符号，所以就“写”（刻）了三个符号在三块玉版上被供奉起来，作为自己“家族”内的革命性的信条而约束为上者的官员，建立推翻夏王朝的根据地。这“三风”就是巫风、淫风、乱风。于是《连山》后来不仅实现了推翻夏王朝的目的，并且成为成汤建立商王朝的理论基础，清正了一时的官风。这就是《连山》的功绩。
《归藏》是商末时，甲骨文已经发展兴旺，但是在商武丁后祖甲时，“得”风开始泛滥，后经庚丁武乙时“得”风盛行。这时身为古公亶父的周人面对当时的“得”风，在《连山》的基础上，发扬《连山》的官风整肃精神，针对自己而以身作则，用甲骨文写（刻）在龟甲上成册为典，作为根据地的纲领性的革命言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经不断地努力，终于在武丁三年，不得不使武丁正式“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而名正言顺。后经季历、文王、武王三代的继续奋斗（总计百余年），才推翻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
《老子》是在西周从建立起就一代不如一代的日渐衰退的情况下，虽经周宣王力挽狂澜，并与老单共同研讨学习古公亶父的《归藏》，在其基础上，责令老单，重新修订而充实，这样才成为教育周王朝后继诸天子的行为规范篇。
《老子》文章中，秉承周以来的认识，对十恶不赦的“仁”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在周王朝8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没有“仁”字出土的记录，《老子》文中记录却是“绝仁弃义”。对“礼”字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对“智”字的鞭挞“以智治国，国之贼”！于是“仁、义、礼、智”这四条儒家的宗旨在周时已体无完肤也！如果不懂得这些道理那么我们就永远学不懂《老子》。
另外，至关紧要的还有一个“德”字，在西周金文之中“德”字的用法是相当谨慎的。为王者或为上者从不敢在生前说自己有“德”，在生前也看不到他的下属会去吹捧他有“德”，只有当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步，盖棺定论。才敢恭维他为有“德”。于是，在古公亶父制定的《德》论之中，他所定义的是：统治者自己必须不得，才能保证民得；只有保证民众不失得，才是自己有“德”于天下。所以《老子》三十八章中明确地反映出这一光辉思想：上德不得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得是以无德。从而使“德”字真正成为约束统治者一人的紧箍咒。
几千年来，《老子》从甲骨文走向籀文的翻译，走向秦时小篆的录制、到汉时又转抄为隶体，染指者多也，虽有不少人忠于《老子》思想，但有些由于时代的局限，渐趋与老子年代的疏远，故现时所流传的本子以及帛书和楚简之中，都有很多错误，这些都是研究《老子》所必须认真进行的工作。故此个人虽然势单力薄，但在有生之年，将为此而努力。
谢谢大家。
附：朋友们听后的意见或批评简录于后。
刘女士：陈先生有很多新发现；几乎每个观点都是他的发现，这显然会引起“老学”的轰动；老子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否有实证化的倾向；老子研究深不可测。
王先生：老子的精神，越来越凝练；老子的确具有大智慧；听陈先生原来和我说《老子》六章开头是：“欲神不死”，如果真是这样，老子太了不起了，西方对“欲”的研究还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中外都是社会，古今都是治理，当有通用的东西；《老子》是含“金”量很高的富矿。
彭先生：满清的挨打；文化道德的建设；宇宙的法则要允许放开。
张先生：我曾在“天地生人”讲座，听陈先生讲过一次，陈先生说只读一本书，确实有新；正本清源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原来只以为推陈出新才有创新，才是创新。听了陈先生的报告后使我感到，正本清源也将是更好的创新。
胡先生：耳目一新，具有颠覆性；证据准确的问题：关于“往来”、“仁”、“赐”都还有问题。
金女士：要明其祖宗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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