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吴易风
一、学科名称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课程主要有两门：一、政治经济学；二、西方经济学。前者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者论述流行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
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国家则通常被称为经济学。
两类性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中具有不同的名称，这反映了不同的理论经济学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尽管学科名称不同，然而有一点认识在我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学界实际上是相同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理论，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
在20世纪50-60年代，我国一些大学经济系开设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课程。60年代初期，出版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系列教材。"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是70年代末出现的，它被用来代替内涵相同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这一名称。这个新的名称很快得到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学位委员会规定的高等学校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正式名称。
近几年，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异议。其所持理由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产生于西方国家，因而也应属于西方经济学。这一理由看来很难站得住脚。本学科名称的"西"，不是"中西"意义上的"西"，不是"中学与西学"意义上的"西"。这里的"西方"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就象"西方七国集团"一语中的"西方"二字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一样。用"西方"二字作为一种特定的、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的定语，是为了正确反映这种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持上述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政治经济学。这一主张，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还是从西方经济学观点看，都难以成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处延，可以互用。诚然，西方早就有人提出并且现在仍有人在尝试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区分开来，但是都未见成功。杰文斯在1879年提出了"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但是他的书名仍然定为《政治经济学理论》。马歇尔在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把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但是在这本书中仍然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提法。同样地，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也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提法。这表明，他们实际上认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同意语："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名词都还存在。自它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看作同义语。"（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97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在持上述异议的学者中，有的主张称西方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熟悉西方经济学的知道，这些说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如果接受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谬说，就势必会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排除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之外。事实上，西方主流派经济学远非是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在主流派经济学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主流学派和理论。西方经济学更不是现代或当代经济学的全部。在经济思想史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日起，就存在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继续，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革命的过程中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的崭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入"古典经济学"。在现代，仍然存在着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认为现代或当代经济学就只是西方经济学，决不能用现代或当代经济学来专指西方经济学。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按照国家教育部和学位委员会确定的学科名称，将课程名称和教科书书名定为《西方经济学》。
二、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
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是指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流行于西方国家并成为这些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理论经济学。西方国家众多的应用经济学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之内。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相应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最初的理论考察的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学说。这种经济学说以粗浅的现实主义，总结了商业资本的实践经验。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局限于流通领域，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机体中寻找内部联系。
重商主义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是庸俗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完成的时期。配第、斯密和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哥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力求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生理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从而得出一系列的科学见解和结论；另一方面又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外部现象，停留在竞争中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外部联系上，从而在著作中留下了若干肤浅见解和论点。
庸俗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学。还在古典经济学完成时期，庸俗经济学就已经产生。萨伊和马尔萨斯庸俗化了斯密的学说，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庸俗化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说。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西尼尔、美国的凯里、法国的巴斯夏和德国历史学派罗雪尔等人。19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摹仿者约翰·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建立了一个混合主义和折中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主要在于它们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都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把这一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当作永恒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二者的联系还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养料，后者从前者的庸俗成分和糟粕中寻觅自己的智慧之源。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力求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透过经济现象寻求客观经济规律，后者则满足于描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联系，抓住颠倒地表现出来的现象外表来否认现象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前者从来没有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而是力图寻求和这种当事人的观念不同的客观规律，后者则只是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学理化，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前者是批判的经济学，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敢于说出还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想说的话，后者是辩护的经济学，它不是无所畏惧地追求科学，而是使科学去迎合和适应资产阶级的私利。
19世纪70年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史上的又一重要界标。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各自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自的经济理论体系。这被西方学者称为"边际革命"。这场所谓边际革命，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最后推广到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少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在生产理论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价值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每一要素在其中起的作用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在分配理论方面，边际主义学派认为每一要素的报酬都等于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边际主义学派还以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为支柱，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来说明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批判了正在流行的边际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明确指出这种经济理论是庸俗经济学。恩格斯写道："现在这里最时髦的理论是斯坦利·杰文斯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由效用决定，就是说，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价值又由供给限度（即生产费用）决定，这不过是用混乱的说法转弯抹角地说，价值是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庸俗经济学真是比比皆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04页。）恩格斯看得清楚，边际主义经济理论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他在读了施米特批判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论文《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之后写道："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55页。）
现代西方学者称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为边际主义学派第一代，称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为边际主义学派第二代。除马歇尔外，剑桥学派的代表还有庇古、埃奇沃思、罗伯逊等。由于马歇尔自诩是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因而剑桥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又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被归入边际主义学派第二代的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意大利的帕累托、美国的克拉克等人。此外，从事货币经济学研究的瑞典的威克塞尔、美国的费雪、英国的霍特里等也被归入边际主义学派。在现代许多西方经济学论著中，边际主义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经常被统称为新古典学派，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经常被统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智慧在于"把'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无生气的结合起来并混合成为一体"。（注：罗伯特·V·伊格利：《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构》，138页，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其中，"旧的"东西有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节欲论、资本生产力论等，"新的"东西有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马歇尔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为前提，把垄断视为例外现象。他在政策上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的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样，他就"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注：罗宾逊：《序言》，载克赖格尔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第2版），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8。）他的《经济学原理》被吹捧为"划时代"的著作，从1890年到1920年共出8版。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仍占正统地位。
庇古是剑桥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他继马歇尔之后于1908年至1943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庇古致力于传播和阐释马歇尔经济学，并建立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在1933年的《失业理论》中，他还在证明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以马歇尔和庇古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得到了一些新的补充和发展。一方面，张伯仑和罗宾逊在1933年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修改了传统的垄断例外论，为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垄断竞争（不完全竞争）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希克斯用边际效用序数论代替传统的边际效用基数论，用新福利经济学代替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并推广了一般均衡论。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很快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接着是长期的特种萧条，然后又爆发了1937-1938年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把1929年开始的这场持续了10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叫作"30年代大萧条"。面对着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正统经济学在理论上无法解释，在实践上提不出任何对策。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说："那种保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陷入了"可怜而又可笑的混乱状态"。（注：琼·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革命》，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4、3页，商务印书馆，1979。）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正统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凯恩斯经济学。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它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革命"（注：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L.塔希斯：《凯恩斯革命》，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故意曲解古典学派概念，他把从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到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等人都包括在古典经济学家之中。凯恩斯的追随者根据凯恩斯的解释，把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凯里、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一概称作"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抹杀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原则界限。
事实上，凯恩斯并没有全面地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分道扬镳，而只是修改和补充了其中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和政策主张。凯恩斯承认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认为只有实行政府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在资本主义世界广为流行。西方学者觉察到，凯恩斯经济学和马歇尔、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矛盾的：后者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及其结果，前者研究总体行为及其结果；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使资源的利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行调节使资源的利用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后者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前者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干预经济。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尝试着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加以综合，组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他们还从凯恩斯的《通论》中找到了理论根据。凯恩斯说："我们对于古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假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古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322页，商务印书馆，1963。）据此，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接近或达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将再度适用。
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出版。这标志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他们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工作。对此，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3版中说："近年来，90％的美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或'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相反，他们一直是在致力于某种综合工作，即把较早的经济学和现代的收入决定论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综合起来。这个结果可以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并在广泛的范围内被所有的（除了大约5％的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经济学家所接受。"（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3版），212页，纽约，麦格劳-希尔，1955。）在《经济学》第8版中，萨缪尔森自称他们的经济学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第12版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又自称他的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迄今为止，新古典综合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综合：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综合，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宏观经济学各派理论的综合。
在西方经济学界，学派林立，学说纷繁。20世纪30年代以来，当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正在兴起的时候，就出现了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以坎南、罗宾斯等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奈特、瓦依纳、西蒙斯等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是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派。
凯恩斯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分裂为两个长期论战的派别：一个是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一个是以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罗宾逊的追随者在英国有卡尔多、帕西内蒂、斯拉法等，在美国有温特劳布、明斯基、戴维森等。现在西方经济学文献通常称罗宾逊及其英、美追随者的经济理论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罗宾逊的理论基地在英国剑桥，萨缪尔森的理论基地在美国剑桥，因而凯恩斯学派中的上述两派之争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二次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统治地位，它的政策主张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奉行的基本政策原则。60年代后期，新古典综合派的正统地位由于通货膨胀加剧而有所削弱。70年代，西方国家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给新古典综合派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它的正统地位。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学派纷纷抨击和责难新古典综合派，其中，除了以新剑桥学派为核心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存在两个主要派别：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信市场经济有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缺乏充分的自我调节或自我矫正的力量，市场不能连续出清，经济有可能处于持续的非均衡状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既然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就自然会得出反对政府干预的结论。它的政策无效性命题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政策无效性命题后来被该派的不少经济学家所放弃，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是始终一贯的。与此相反，新凯恩斯主义既然不相信市场经济能连续出清因而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就必然会得出政府干预有效的结论。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恢复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失业和（或）通货膨胀将更为恶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争现在还在继续。这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争的新形式。
以上只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的轮廓作了粗线条的描绘。研读西方经济思想史，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昨天和前天，可以更好地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今天。
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末，而是有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西方各派经济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当特定历史条件不复存在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经济理论便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尽管其中的某些成分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经济理论的智慧之源。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就会懂得，任何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都具有历史暂时性，都不是什么永恒真理。一种曾经居于正统地位的西方经济理论在事过境迁之后会失去其正统地位，甚至被认为是大谬不然的邪说，而一种曾被视为异端的西方经济理论恰好赶上某种需要时就会流行一时，甚至上升为正统理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和流，还会懂得，某一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较为接近现实，但由于不适合垄断资本的需要，而受到冷遇。另一特定的西方经济理论与事实不符，但由于能满足垄断资本的需要，却大行其道。
三、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
社会经济生活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阶级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学区分为无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与此相反，很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尽管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最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当然，西方经济学家并不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直率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注：凯恩斯：《劝说集》，244-245页，商务印书馆，1962。）
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而这一切自然会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和表现。这就决定了经济学在性质上必然不同于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也决定了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为各阶级共同接受的统一的经济学。
实际上，有些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于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
在西方学者中，索洛的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他觉察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本质的区别。这就是，社会科学同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而自然科学则不然。这实际上是承认，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索洛还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本质特征同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是否觉察到以及是否想回避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承认，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此外，索洛还研究了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家论著中的具体反映和表现形式。正是这些认识使索洛超越了他的经济学同行，超越了他的社会科学同行。只是他忘记对社会科学加上适当的限制，那就是，社会科学中有少数学科，例如语言学和逻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相冲突的。
当某一阶级的经济理论不存在阶级局限，因而能深入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典范。它既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经济学，又是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经济学。
当某一阶级的经济理论存在阶级局限，因而特殊的阶级利益使它不敢深入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就会发生冲突。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然而一般说来，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是主要的。
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时，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透过现象寻找内部联系和内在规律，完成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应该说，这一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统一。人们同时看到，古典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也有矛盾。古典经济学家毕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受到自己阶级的局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不可能彻底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曾被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到后面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从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转为直接反对自己的敌人。这时，取代古典经济学正统地位的庸俗经济学越来越成为有意识的辩护论的经济学。"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页。）在这里，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冲突，庸俗经济学坚持其阶级性而牺牲科学性。
上面引用的索洛的话，也有助于了解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就经济学家而言，"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这里仅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规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可是，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西方学者这一规定的实质，在于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样，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过渡性，他们便都一概加以回避。同样地，有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过渡性，他们也都一概加以回避。实在无法回避的，就断言这是自然和永恒的。
经济学当然要研究资源配置。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经济学不能只讨论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它必须研究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而对后者的研究又须以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为前提。
任何一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要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把研究范围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向后退缩到资源配置这个角落的西方经济学，充分暴露出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已经不容许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得出科学的而不是辩护性的成果。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人承认：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8年指出他们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过了85年以后，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在1983年就指出他们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他说："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由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把它数学化而变得相当精致，但其核心与凡勃伦时候则相差无几。"艾克纳还说："（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建立在一系列演绎推理之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注：A.S.艾克尔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179-180页，北京大学出版，1990。）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只容许西方学者在不违反资产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研究课题上，作为理论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例如，在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在对市场失灵、特别是对广义市场失灵进行剖视方面，在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进行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还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
四、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的理论表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作出诊断，并开出处方。
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全面，力戒片面性。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有两种片面性。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片面性认识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否定，后一种片面性认识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肯定。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实际是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就不应该对它采取"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简单态度，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份，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份。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吸收不是囫囵吞枣，不是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而是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摄取有营养的成分。
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问题。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例如，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的有用成份，就必须把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基础抽掉，把资本同生产资料区别开来，把劳动这一不正确的用语改为劳动力，然后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一元的价值生产函数，在马克思使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的使用价值生产函数。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五、经济学的数学方法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应用的范围很广。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也将有助于理论的应用。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不少都有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用数学模型来表示。马克思自己就曾经想运用数学方法来说明经济危机的规律性。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在他们的经济学论文、专著和高级教科书中相当广泛地运用数学，他们所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遍及纯数学的各主要分支。研究这些论著和教科书，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家是如何将他们的经济理论数学化的，是如何将前提和条件公式化的，是如何将经济过程模型化的。或者说可以从中获得经验，也可以从中汲取教训。
数学是辅助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很有益的方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恰当地运用数学方法，可以使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得更为准确和精确，可以更好地检验结论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地增强研究成果中的结论。
但是，必须注意，数学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经济理论，不能创造任何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数学是从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时，要结论正确，首先要求前提正确。自然科学家懂得，在数学这个磨盘中，你放进小麦，可以磨出面粉；你放进草籽，就决不会磨出同样的东西。计算机科学家的"废料进，废料出"的说法，生动地表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方面，边际效用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数学可以给错误的经济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使读者不易识别它的伪科学性，但不可能赋予错误理论以科学的内容。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不能滥用数学。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以致有的西方学者不得不"对经济学家严重地滥用数学提出警告。"（注：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145-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也对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注：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西方学者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结果导致数学形式主义，它所追求的只是数学形式。可是，在经济学中，数学形式的正确，决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给错误的经济理论装配一套数学公式，其作用是给错误的内容以貌似科学的包装。
凯恩斯本是学数学的，后来改行研究经济学。他对他们自己圈子内的人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情况相当熟悉，并对此提出了可以说是中肯的批评。凯恩斯写道："近来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53页，商务印书馆，1963。）研究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前提是否正确，有没有陷入无用的数学符号迷阵，有没有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
西方经济学现在比以往更追求经济学的数学形式。过去使用数学相对较少的宏观经济学，经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重了，可是，科学形式并没有给宏观经济学增添多少科学内容。对此，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布林德评论说："许多相当聪明的人在宏观葡萄园中一直进行着长时间的辛勤劳动，以期开发出更经得住批评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新品系，许多新技术行装就必须比一二十年前的更加沉重。难道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如何运行真的比过去知道得多了吗？我是不相信的。"（注：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101页，纽约，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9。）西方学者的这番话耐人寻味。评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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