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中心编者按：这是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女士传来几个会议记录，一个是中华慈善大会的纪要，一个是农村卫生会议的纪要，第三个是农民合作会议的综述。通过这些会议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不仅经济建设在热气腾腾地进行，社会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运筹，由于仲大军先生那几天正好忙于其他活动，未能参加这些会议，因此，把这些会议纪要发表出来，也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祝杨团、温铁军等先生的工作深入发展。]
“农村卫生体系与政策研讨会”纪要
时间：2005年11月3日上午
地点：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楼三层会议室
主办：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研究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学研究所主办、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农村卫生体系与政策研讨会”于2005年11月3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楼三层会议室进行。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有关部委、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地方政府、NGO组织、洛川县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村干部和社区医生的代表以及部分新闻记者共120余人。参加中国新农村建设实践反思与展望研讨会的陕西、吉林、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农民合作组织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采取案例演示和案例讨论的方式，选取的案例来自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近年在陕西洛川旧县镇开展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统筹试点。会议旨在以洛川个案为例，深入探索改善农村卫生落后状态的可行道路：如何以较高成本效益的模式改善农村卫生服务提供能力和提高卫生服务水平，保证当地居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改善农民的健康水平。
会议的中心主题是洛川县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统筹试点及其社会政策寓意，与会的各方代表围绕中心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陕西省卫生厅的李延明处长就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统筹试点中需要改进的方面提出了意见，洛川县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寇粉玲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社区卫生服务统筹的关系做了说明，旧县镇镇长雷富德就政府在社区卫生服务统筹中的作用发言，旧县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田健就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组织体系、运转效果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解答。
旧县镇的6名农医合代表、3名社区医生和1名村干部代表（党支部书记）成为会议的主角，他们以集体互动的方式，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展现了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统筹试点的现状与运行机制。农医合代表介绍了旧县镇农医合的建立、组织结构、基本职责和工作程序，反映农民对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心声，展示了农民和农民组织在解决农村卫生服务问题中的作用和力量。社区医生代表以生动的事例介绍了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作用和工作任务，以及社区医生为农民服务的过程、方法和艰辛。村干部代表、上垌提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社区卫生服务统筹试点带给旧县农民的实惠及其在改变和改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方面的突出作用。
与会代表对旧县试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充分肯定了试点的“前沿性”意义，并且提出了许多关于试点运行的问题。
第一，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第二，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是社区卫生服务还是大病住院医疗服务？
第三，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与社区卫生服务的结合与协调问题；
第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及其供给能力与质量问题；
第五，社区卫生服务的监督问题尤其是药品进货渠道与价格的监督；
第六，农医合组织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问题；
第七，旧县社区卫生服务统筹的成本及其推广问题
洛川代表团和洛川课题组成员杨团、毕天云对与会代表的提问作了解释与回答。
（毕天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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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与政策研讨会记录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承办单位：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亚洲开发银行
时间：2005年11月3日上午9：30-13：00
地点：社科院三层
主持人：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团 研究员
主持人：今天邀请大家来开这样一次研讨会，是由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承办、亚洲开发银行资助。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国际研讨会，今天参会的有来自国际组织代表，还有外国使馆的朋友。特别要说明的事，今天参会的还有参加新农村建设会议的全国的农民组织的代表，来自陕西洛川代表人最多，最突出，是因为今天的会议是要对洛川这样一个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做一个案例演示和案例剖析。所以，亚行同意我们专程从洛川请来了一个17个人的队伍。其中主要是农民代表。刚才有一些代表往这边坐的时候，我都客气地请他们往那边坐，为什么？就是我们把最好的位置留出来给农民代表。
今天这个会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时间又非常短暂，我们争取在半天的时间内把我们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洛川的社区卫生服务试点情况讲清楚，并且进行讨论。我们请洛川的农民代表现场说法，请他们11个人在现场给我们开一个开放式的讨论会。我们将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向他们提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这样一条道路 农村卫生之路到底怎么走。会议材料发给大家了，上面有一个简要的日程。今天由于会议开始晚了一点，估计可能会到1点钟左右结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盒饭。
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下午我们还有一个会，下午的会将在社会学所召开，下午是全国部分农民组织的会，请了国际组织为农民组织负责人做领导力培训，同时全国的农民组织趁这样一个好机会共同交流。所以今天的会是一天。凡是觉得上午意犹未尽的，下午可以到社会学所参加我们全国农民组织的会。社科院请全国的农民组织到社科院的殿堂来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希望我们这样的做法能够回应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中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
下面就先请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局长黄平先生致辞。
黄平（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大家早上好！尊敬的王建伦副主任、汤敏先生、各位来宾。我们这个会本来应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中心主任、也是我们院的秘书长朱锦昌同志致辞，他今天又参加了另外一个会。社会学所的所长景天魁教授也在另外一个会上，所以杨团同志把我拉来讲几句话。
我自己也是做社会学研究的，特别是做农村研究。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做农村的卫生、健康、医疗等方面的研究，我也不是代表领导致辞，我作为一个与会者讲几点我作为做研究中发现的，和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推进。
我80年代初开始做中国农村贫困的研究，一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发现贫困问题不只是一个收入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包括健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像在座很多做研究的人一样，大家一开始进入贫困这个领域，是从经济这个角度，后来发现为了解决经济，能力的培养，因此教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随着研究的越来越深入，我感到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对很多普通农民来说，不是每一家都在同一个单位时间里有一个孩子上学，比如说到一个村子里面调研，可能学龄前儿童在村里的家庭是1/3，但是每一个人都面临健康的生活条件。从饮用水，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包括吃、喝、拉、撒、睡、感冒、发烧、闹肚子，到一些特别的偏远贫困地区可能还有各种原因导致水资源的短缺，或者是水里面含有不卫生的因素。
从90年代初期，我就和世界银行长期合作，做我们中国农村“改水”、“改厕”和健康教育，这个大概做了十年。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只是世界银行、亚洲银行这样的发展组织或者只是我们的农业部、卫生部、国家扶贫办包括省、地、县、政府使劲，这个是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开放以后、改革以来，我们和国际组织、发展组织的合作的力度和效果都是很大，很强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没有广大农村本身的参与和投入，这个农村既包括村组织也包括村民，没有他们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最早搞“农村改厕”的时候也花了一些，包括贷款，按照标准修了一些厕所。如果大家本身对这饮用水和清洁卫生的意识和行为上，对它的意义、作用理解不清楚的话，可能过三年，项目一完，这个也就完了。所以，后来我们调整的时候就是从第二批中国农村“改水”，特别是第三期开始，把重点放在了健康教育和行为的改变上。
进入2000年以后，中央越来越重视农村的发展工作，把“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重视农村的同时，除了提高农民收入，也把农民的教育和健康、公共卫生提到了很高的高度。现在中央是由领导人亲自抓这个工作，重建、恢复卫生公共医疗体系。刚才杨团同志提到了，最近的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了这么一个高度，这是改革以来第一次。从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机内容，就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建”，这个跟我们曾经有过的非典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有一些地方初步开始进入小康，还有的地方基本脱贫，还有广大地方的一些人没有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不管是处于哪一个阶段，都面临着一个怎样从小病，到大病，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从预防到治疗。公共卫生严格来说不是出了病以后怎么治疗，而是怎么能够使得大家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杨团这个研究，最早也想拉着我一块做，我在西南做的多一些，其实我们俩在同一个大的课题里面，我们在云南做，他们在陕北做，也在摸索试点，这个试点也好几年了。开会前我们给王主任讲到，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增加了，包括个体组织、政府和相关的不同部门越来越重视，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怎样整合资源、信息共享的想法，这一次的会议直接来说是把陕北的经验，当然我们也请了农民同志一块探讨，重要的是把这些点上的经验、个别的经验、局部的经验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一方面大家来共享，一方面来探索从制度建设、机制建设，确实把农村公共卫生的问题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农村有一个可持续的、全面的协调发展的状况，而且最后是形成一个城乡协调、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的这样一个发展格局。直接来说我们要防止和改变，小病拖，大病抗，小病拖成大病，最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从抵御和消极防范的角度来说。积极的方面，我们最后一定要走出一个城市一体化的格局来，而且是让城市一体化的格局落实到每一个人，直接的抽象大话就是让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大家来共享。直接来说，不管你是处在初级的小康，还是温饱，甚至是贫困，要在整个中国改革、发展中，以及今后还有更深更多的路要走的情况下，大家有一个身心好的健康。
所以中国社科院，包括社会所、社会政策中心，以及我们整个院还有很多的相关研究所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像经济所、农发所，从我们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说，也很感谢亚洲开发银行这次支持我们这个研讨会，也感谢其他的兄弟单位、部门，今天要值得一提的就是有这么多农民同志亲自来参加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这确实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大胆的做法，其实我们以前也在社科院搞过农村社区重建，也请了一些农民同志参加。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现在有请支持我们研讨会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致辞。
汤敏：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想得比较简短，首先感谢社科院，感谢我们的社会政策中心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会议，参与这个会。
第二个是表示祝贺，祝贺我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这样一朵奇葩，作出非常有创意的，不但是解决了农民的小病预防，而且有这样一种农村的农医合组织，通过把农民组合起来，解决农村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农村，其实在全世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卫生问题、医疗问题也是没有完全解决，所以非常希望这个经验，我们能够更多、更快、更广泛地在国内推广。最后一点，想表示我们亚洲开发银行对农村卫生、农村发展有很大的支持，而且在今后的工作里面，我们越来越把我们的工作重点向这方面转移，希望今后跟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什么好想法、合作的项目，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作为我们来说，扶贫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能力，支持、帮助和大家一起共同闯出一条中国的农村医疗新路来。谢谢！
主持人：我要补充一点，亚洲开发银行支持中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试点项目，已经有相当的时间了。今年的8月19号到20号，在洛川和西安召开了这样一个研讨会，这个国际研讨会开了两天，也请了各方代表位，包括政府代表、国际组织、媒体代表，在洛川现场大家看了六个服务站和农民一起座谈，又到西安开了一天的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感觉到从第一手资料看到农民通过这样一个试点，他们所奋发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振奋，回来以后亚行的代表宋思年先生就和我们一起商量，有没有可能把在洛川开过的这个会，搬到北京来开一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有机会能够到洛川那个地方去现场看，怎么能够把洛川的现场搬过来，我们最后想的办法就是这样，有一部分内容会拷贝上次的会，有一部分是会完全创新的，就是我们把洛川三个部分的代表请来，既有政府的，又有医院和社区服务站的医生，还有当地农医合的代表，让他们一起在现场做一个研讨会。把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现场的开放式的讨论会报告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设想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你们没有可能到洛川去的诸位，通过半天的时间了解洛川试点基本情况。下面我们要放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还是比较早的，不是最近的，完成的时间是在5月份。
（播放纪录片）
主持人：这个纪录片事实上在我们做小统筹，也就是说社区卫生统筹之前拍的一个片子。这个片子也是为了能够让农医合代表，拿着这个片子以及很多的资料，入户给农民做宣传用的。
下面我们要请洛川县的县政府还有镇长、卫生院的院长发言。首先请洛川县的县政府主管副县长寇粉玲女士发言！
寇粉玲：各位领导、专家、亚行和国际组织代表，现在我就洛川县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乡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工作向大家做一简单汇报：
洛川县的概况。
洛川县位于延安市南部，属于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北距离延安130公里，南距省会西安240公里，西延铁路依川北上，210国道穿境而过。全县总面积1804平方公里，辖16个乡镇，365个行政村，总人口20.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6.2万人，是一个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县。苹果总面积50万亩，年产量35万吨，产值达5亿6003万元。2004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9亿9984万元，财政收入571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780元。
旧县镇位于县城北部20公里处，全镇辖34个行政村，78个自然村，总人口14913人，其中农业人口13665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情况
2003年，我县被省政府确定为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之后，在省、市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关怀下和支持下，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结合洛川的实际，制定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经县委、县政府讨论通过，于2004年元月正式启动实施。这个方案主要体现了中央文件所要求的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费用补助原则。
1、农民统筹金筹集标准
根据我县农村和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县政府决定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统筹基金15元，其中5元为大病统筹基金，解决农民因患病住院的医药费用给予补助，10元划入个人帐户，由农民个人决定用于门诊小病等医疗费用的使用。
2、补助办法
住院费用补助办法，主要采取非除外责任自负段之后的按比例补助办法。经过两年的试行，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方案经过修改逐渐臻于完善。方案规定，在不同医院住院其自负的数额及补助的比例不同，具体为在本县乡镇医院住院，自负段是100元，补助比例是60％；县级医院自负300元，补助的比例是50％；县以上医院自负是500元，补助的比例是40％。同时限定了每人全年一次或多次累计最高补助金额，一般病例补助不超过1万元，特殊病例不超过1.5万元。参照我省其他县的经验，我们县又于去年制定了31种单病种包干的补助办法。
3、统筹金筹集情况
2004年全县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140950人，占农业人口的88％，共筹集合作医疗资金522.4255万元，其中中央145万元，省级66万元 ，市、县各50万元，农民个人筹资211.4255万元，用于大病统筹基金352.3750万元，划入农民个人帐户140.9500万元。其中由民政部救助的五保户、特困户8050人，计12.0750万元。
2005年（注资料上写的是2004年）全县农民共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14.3493人，占农业人口的88.7％。农民共筹资215.2395万元，其中民政部门救助8064人，12.0960元，各级配套的资金是280.9860万元。
4、医疗费用的补助情况
2004年参加农村因患病住院补助是3278人，补助金额195.12万元，其中乡级住院1334人次补助是47.25万元，县级住院1574人次补助80.2万元，县以上住院是370人次最高补助是一万元。2005年的前半年，1至7月份补助是2591人次，补助金额是216.87万元，月均补助是30.98万元。
5、组织管理情况
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一项惠民工程，为使合作医疗稳步实施，县政府成立了由县长任主任的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吸收有财政、民政、农业、计生、审计、监察等部门为成员，并成立专门的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卫生局长兼办公室主任，调配了6名同志具体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各乡镇和各医疗机构也相应地成立了管理机构和办事机构，同时还组织了技术专家组和监督机构，并制定下发了一系列配套的文件，强化管理、规范运作，是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日趋规范，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6、取得的成绩
（1）经过近两年的试点，农民对合作医疗制度的认识不断提高，经过各级政府的组织引导和广泛地宣传、动员，大多数农民已基本上明确了合作医疗制度的目的、意义和具体实施内容，明白了自己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参加合作医疗的自觉性明显地提高。2005年全县参加人数较去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
（2）农民受益面逐步扩大，受益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1至7月份住院补助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02人，占参加人数的18.1％，住院病人平均补助达到了837.02元，较去年人均增长了40％。农民享受合作医疗补助的范围、比例，与去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扩大和提高。
（3）农村医疗救助不断完善，结合我县实际，民政部门重新修订了医疗救助方案。计生部门对计生户实施大病统筹基金补助的办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扬。计生部门就是农村的计划生育部，其他农民出15元，他们出10元，5元钱的大病统筹由计划生育局直接给他们交统筹金。
（4）监管机制不断健全。今年针对农民对试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的意见和建议，学习我省外县的经验，对《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从具体的职责、管理要求、医疗质量、违规处罚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规定，配套下发了违规处罚办法。并加强了日常的监督检查，使医疗机构服务趋于规范。
（5）基层医疗服务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给我县基层卫生院的建设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是基层的业务量增加，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二是国家把试点县列入基层卫生院建设国债项目县，拨付资金417万元，今年将有15所乡镇卫生院的业务用房得到彻底地改善，医疗设备正在不断地更新和增加。农民基本医疗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好转。
旧县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工作基本情况
2003年我县被确定为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在延安市卫生局的介绍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专家来到我县，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并且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框架下，在2003年的4月和9月提出了在我县旧县镇试行社区性的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方案，经县政府同意于2004年3月7日正式启动运行。
2003年课题组提出了将农民缴纳的新型合作医疗15元统筹金中划入个人帐号的10元钱，作为社区基本卫生服务的统筹金集中使用，用于购买乡镇卫生院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但由于中央及省、市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使用合作医疗基金，后由课题组自筹资金进行试点。
试点主要内容一是社会捐资模拟农民出资，即爱德基金会模拟农民每户每人每年出10元钱，一年出资是13万6650元。
二是建立村、片、镇三级农村医疗合作社组织，即34个行政村每个村选一名农民做农民医疗合作社的村代表。4 6个行政村形成一个片，每个村代表选举一人做农医合的组长，每个村的代表组成旧县镇的农医合代表会。以互助共济、团结诚信、平等、公正为宗旨，为农民的健康与医疗保障服务起主要职责是开展基本的卫生统筹政策的宣传、动员，动员农民参加基本的卫生服务统筹，监督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的工作，征集和反馈社员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向社员通报信息。
三是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服务中心，便于农民就近就医、方便群众。旧县镇卫生院根据本镇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和人口的居住情况，他们和课题组共同商议，在镇上建立了6个服务站，又在社会上招聘了13名具有大中专学历的毕业生作为社区的服务人员。同时镇卫生院还成立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各社区进行统一的管理，社区站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开展七项服务工作。
四是建立了镇协商会的制度。
为协调农医合组织和中心卫生院之间的关系，共同搞好社区卫生服务，成立了由农医合卫生院和镇政府共同组织的镇协商会，镇长兼协商会的主任，其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农医合代表对镇农医合帐号资金的储存、使用和监督作出适当的决策，直接解决在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4、今年以来的试点发展
试点开展的第一年农民没有缴纳一分钱的统筹金，由社会科学院和爱德基金会模拟政府和农民出资为农民提供一个先尝后买的优惠政策。为使试点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今年5月11日，课题组提出来要让农民自己买，所以在课题组织下，在旧县镇召开了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在全面宣传动员的基础上，由爱德基金会出资转为由农民自愿交费。从8月1日起凡每人每年缴纳10元统筹金的农民户视为加入农医合，凭农医合社员证在社区服务站可享受到社员的价格，没有交费的农民只能使用的是非社员价格，社员价和非社员价之间有一定的差别。
此项工作宣传领先，自今年6月21日正式启动宣传动员，制作了VCD，还有年画、药价单以及社员证等多种资料，7月1日起在农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以户为单位开始交费，交费的截止日期是10月30日，从交费一个月的情况来看，就有12％左右的农民交了费，这比原来预计的好一点。
杨团：现在户数是40多一点，人数是31人。（%）
寇粉玲：看来农民对于花钱购买自己看得见，享受得到的社区卫生服务是有认识的。鉴于农民在交费中还有一定的困难，课题组多次提出了要把农民在新型合作医疗中留在个人帐户上的10块钱作为统一管理，但是上面跟合作医疗的基金还有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现行的就是农民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让农民除了交合作医疗的钱以外，自己再交10块钱，能不能用这个钱我们决定不了，再让农民交这10块钱，都是完全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
运行一年多来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为旧县镇农民提供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基本的医疗服务，受到了农民的赞扬和认可。
从目前进展的情况来看，截止10月28日已经有30.96％的农民自愿交了费，而且还在继续。今后我们将继续支持配合课题组做好试点工作。谢谢大家！
杨团：现在我们请陕西洛川旧县镇的镇长雷富德发言！
雷富德：各位领导、专家、代表上午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推动农村基层卫生服务试点统筹工作》
旧县镇位于洛川县城东北20公里处，全镇辖34个村，79个村民小组，人口14913人，其中农业人口13622人，耕地面积3.9万亩，其中果园面积3.5万亩，是一个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典型农业镇，镇属中心医院1所，医护人员23名。
2004年，洛川县在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上，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我镇实施“乡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解决农民初级卫生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问题。试点的基本内容是农民自愿每人每年缴纳10元基金，成为农医合社员，然后由农医合组织购买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预防、保健、小病治疗等基本医疗服务和优质低价药品。管理上，镇社区服务中心根据村分布区域设立6个社区服务站。农医合社员选举产生本村农医合代表，34个村的农医合代表组成镇农医合代表及其委员会，负责社区服务中心和6个社区服务站服务质量监督，反映农医合社员意见和建议。同时成立由政府、社区服务中心、农医合委员会组成的镇农医合协商会，协商会主任由镇政府镇长担任，研究试点工作中重大问题，协调农医合组织与镇卫生院的关系。
试点中，我们按照政府“到位不缺位，到位不越位”的原则，发挥了政府在试点中的“引导、协调、宣传、扶持”的作用。促进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试点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试点初，确定专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协助课题组深入各村，召集干部会、群众会，在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参与讨论制定《旧县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又多次对《方案》进行了修订完善。
2、定期召开农医生合协商会，了解试点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根据农医合社员对社区服务站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督促镇社区服务中心按照7项承诺要求做好工作，取信于民。
3、按照我镇的人口分布，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协助镇卫生院选定了6个社区服务站的站址，协调解决了服务站办公用房问题。采取笔试、答辩相结合的办法，公开招聘13名社区服务医护人员。
4、试点开始时，我们就根据《方案》的要求，组织群众会议，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经过提名、考察，选举产生了各村农医合代表试点一年来，加强了对农医合代表的管理，确保代表正确履行职责。今年根据考核评议结果，对14名责任心不强或身体情况较差的代表进行了调整，重新选聘了新的农医合代表。同时，还根据农医合的意见，推选了一批妇女担任农医合代表。
5、充分发挥协商会职能，通过协商要求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强化为农民服务的意识，确保农民反映的问题及时解决。今年根据农医合社员的反映，我们及时协调镇卫生院和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药品价格调整，将利润率在第一年试点10％的基础上降低到7％，同时，督促服务中心增加了药品的数量和品种。
6、积极做好统筹基金的筹集工作。在香港爱德基金会模拟农民出资两年即将结束时，我们于今年以政府文件印发了《旧县镇关于推行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资金筹集的安排意见》。同时，召开两级干部会，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各村干部、包村干部、农医合代表、服务站医务人员按照要求，严格遵照村民自主自愿原则。采取广播、专栏、会议、入户、年画、播放VCD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使“小统筹”政策深入人心。截止目前，筹集统筹资金1347户，42320元，投保户数达到全镇总户数的40.7％。
由于旧县镇农村基本卫生服务试点是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的点中点，既有大统筹，即新型合作医疗为主的大病统筹，又有小统筹，即以预防保健，基本医疗为目标的统筹，在推行试点中，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和认可。但是由于试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在一些方面还不成熟，如筹资的问题，农民既要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资金，又要交小病统筹10元钱，农民负担加重。社区服务点机构设置、人员使用与管理方面还不规范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支持试点的。积极配合课题组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争取使这个农民有明显利益的试点工作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
杨团：下面请洛川旧县镇中心卫生院的院长田健发言。
田健: 各位领导、专家大家上午好。
旧县中心卫生院是一所综合性乡镇中心卫生院，现有职工32名，其中在岗职工26名，有中级技术职称3名，初级职称4名，临时工13名。编制病床20张，能进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卫生院设内、外、妇、儿、中医五大临床科室和放射、化验、B超、心电图四个医技科室。年门诊量1万多人次，收治住院病人155人次，业务收入52万元。
一、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具体做法与现状
自2004年4月运行以来，在社科院课题组的支持帮助下和县乡两级政府及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和指导下，我们按照合理布局、全面覆盖的原则，在全镇建立了直属镇卫生院的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选聘了13名医护人员。为确保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质量，我院及时成立了旧县中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院长兼任中心主任，选派卫生院内一名干部任专职常务副主任，专门抓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同时建立健全了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的各项工作制度、职责、制定了严格、具体的工作质量考核细则。做到按日检查考核，规范运行。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以来为农民提供了低价优质的药品，利润加成率不超过10％，为3270户13080名农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全程跟踪服务和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及预防保健；坚持24小时值班制；为农民提供了方便、快捷、优质的基本卫生服务。据统计从建站开始截止2005年6月底，6个社区站共接待门诊病人12549人次，急诊出诊188人次，对1468名慢性病患者进行了跟踪服务，康复随访77人次，妇幼、防疫服务3659人次，接待健康咨询272人次，开展健康教育15期1500多人次，举办健康教育专栏84期，受教育群众达55999人次。为农民优惠药费10148.83元，按市场价加成计算可为群众减少医药费用76116.21元。免收出诊费、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14672元。从2005年6月14日开始再次下调药品差价到7％，就此一项每年给群众优惠医药费用12157元。社区卫生服务通过优质、低价和方便服务为旧县镇的1万3000多口人带来了真正实惠。
旧县镇的社区卫生服务、由于有了农医合给社区卫生服务的全额补偿，所以可以降低药价使得农民多受益。自试点以来，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药品低差价，先是10％，后是7％，带动了整个旧县镇所有的私人诊所、乡医纷纷降价，到下来，我们镇的药价是全县最低价。药价低这一项一直得到农民的称赞。
为了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让广大的农民群众满意，我们尤其注重对社区卫生人员的业务培训。近两年来，我们坚持外请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高年资医生每个月为社区卫生人员做培训。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医疗顾问，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张大夫自今年4月以来，坚持每个月到我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培训和手把手的临床带教，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社区卫生人员不仅从连续的制度化培训中学到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培养了良好的医德。
二、我们面临的问题、困难和建议
基层卫生院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第一是运转经费不足。致使卫生院发展步伐缓慢，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能满足群众的医疗需求。
第二个问题是讲人才的问题，基层一线技术人员溃乏，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比较低。
第三个问题是乡镇卫生院体制改革不到位。
第四个问题是管理问题，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存在着相互矛盾，一个是有偿服务，一个是无偿服务。只有把它们融为一体，统筹社会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为群众服务。
总之，只有抓好管理，转变管理形式，完善制度，明确医疗文书的操作和规范（音），提高服务质量，实行乡镇卫生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集体力量（音），以病人为中心，我想老百姓的健康会得到保障，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谢谢大家！
杨团：下面要开一个开放式的，包括有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村干部、社区医生的讨论会。
农医合主任：各位专家、各位领导，以及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们洛川县旧县镇试点代表团今天来京参加由中国社科院政策研究所课题组召开的农村社区卫生预防、医疗保健服务研讨会。洛川旧县镇的代表团非常感谢这次大力支持我们的亚行，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给了我们这次机会。
下面我们洛川旧县镇的试点代表团成员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农医合代表，第二部分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第三部分是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
下面就分别向各位做一介绍。
农医合主任：我是来自洛川旧县镇的农医合代表，洛生站农医合小组的组长，旧县镇的农医合主任。下面请各位自我介绍。
代表发言：我是旧县镇安东村的农医合代表，我叫高继斌
代表发言：我叫张顺义，是旧县镇西村的代表。
代表发言：我是洛川旧县镇洛阳村的农医合代表史军霞。
代表发言：我是旧县镇农医合代表张凤芹。
代表发言：我叫范式贤，是旧县镇上铜缇村党支部副书记。
代表发言：我叫李小林，是旧县镇北村的农医合代表。
代表发言：我叫屈俊峰，是旧县镇上铜缇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兼站长。
代表发言：我叫杨海鹏，是旧县镇阿吾卫生服务站站长兼医生。
代表发言：我叫冯小平，是旧县镇旧县卫生服务站站长兼医生。
农医合主任：下面我们分别从各位工作的不同角度向大会做一汇报。首先由我向大会介绍我们农医合的组建以及它的作用。
农医合的组建是在2003年的11月间，成员是由34个行政村的村民，分别选举推荐各一名代表，然后由这34名村的农医合代表，组成镇农医合代表委员会。其中男代表20名，女代表14名。同时在6个服务站下设的服务辖区，由辖区小组成员分别推举每组的小组长各一名，也就是6个服务站辖区的6个小组长。农医合办公室聘请了专职的农医合秘书，我们农医合的主任是由全体的农医合代表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我们的选举是一年一选，也可以连选年任。这是我们组织的基本结构。
下面我就将农医合组织的工作、职责向各位做一简单的汇报。
第一，我们农医合是全体农医合社员的保健、预防的服务组织，也是保健服务的服务机构。我们的宗旨是民办、民管、民用、民受益。我们始终坚持非盈利的营运机制，收支平衡，公开透明的监督财务。
第二，农医合组织的作用。首先我们将全体的基本卫生统筹费用集体购买，集体监督的方式进行营运。二，我们对集体购买社区卫生服务进行监督，同时由我们的农医合代表，由农医合社员口头反应和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每一个为农医合提交的服务信息传递卡，这些工具让我们农医合的代表在接受服务后进行服务质量抽查、反应，这是我们的监督工作。
第三，我们还开展了健康教育小组活动。通过健康教育小组活动，使我们的社员懂得了简单的医疗卫生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下面请我们代表团的农医合组长、及其服务站的人员以及各位向大家做一全面的汇报。
代表发言（农医合的秘书）：在我们整个试点工作中，农医合组织还有旧县镇卫生院包括镇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农医合和镇卫生院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提供服务，一个是购买者。两个之间有一个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是，镇政府在这个关系之间作为一个协调机构，在镇政府和卫生院、农医合组织三方面成立一个协商会，协商会的目的就是协调和沟通两者之间的关系。协商会的主任由镇政府的镇长担任，由农医合的主任和镇卫生院的院长分别担任副主任。协商会一共有四个职责，第一个职责就是协调双方之间的关系，例如旧县镇卫生院和农医合签订购买协议。二是监督关系，监督农医合的资金管理和监督服务站的服务质量。三是支持农医合、镇卫生院开展健康教育和小统筹工作。第四项工作，协商会就是为了这个小统筹工作的，刚开始的时候课题组对小统筹工作没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经过协商会上面请县长，下面通过协调卫生院和农医合之间的沟通协调，最后经过协商会批准，同意小统筹工作，给课题组也带来了很大的勇气，所以最后进行小统筹工作。所以协商会在试点过程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农医合主任：我们的秘书做了补充。下面有请各位从简单的角度，做一汇报。
高继斌：我是一个农医合代表兼组长。我的职责就是把农医合介绍给农民，再把医生介绍给农民，把医生和政策讲解给农民，然后再把农民的意见反馈到农医合来。同时，把农民对医生的意见和意愿反馈到医生那儿去。也就是说，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就是连接农医合和协商会、社区服务站的医生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作用。
农医合的建立在旧县镇乃至洛川地区，对市场的药价是一个严重的冲撞和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农医合没有建立之前我们的药价很高，就拿先锋酶素（音）来说，当时市场卖是3块钱一支，农医合建立以后按照10％的比例，卖1.15元，当时这个药价农民比较认可，同时我们还可以上门服务，药价低廉，医生服务态度好，使离乡镇偏远的情况下，我们原来有一些人有小病造成了大病，由大病造成了不治之症，最后造成了死亡，农医合建立以后就把这样的事情基本上改变了。尽管大病有报销（新型合作医疗大病报销），但是我们加入新型合作医疗并不是为了报销而报销，我们是宁可不害病，也坚决不愿去报销，虽然我们报销三千块钱，但是我们却花了五千块钱，作为农民来说，我们希望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在头疼感冒的时候就一起把病治了，当然你也就得不了大病了。
所以说，社区卫生服务站，农医合的成立正是补充了这一块。这是得到我们农民认可和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在农医合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爱德基金会的资助，现在我们是自己掏钱买服务，配合我们的代表做逐人逐户的宣传动员工作，尽量说服他们，把农医合对农民的好处向他们说清楚，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了农医合带给我们农民的真实利益和收益。然后配合我们的医生和村干部。
我所辖区的，有6个行政村，11个自然村，1200多口人，目前我们小统筹的收款率已经达到了80％，基本上完成了指标。
我叫张顺义：是旧县镇西村的代表。我作为一名代表是监督服务站的服务态度和药价价格。比如说，在9月的11号晚上，我们有一位农民到服务站买VC片的时候，按照我们社员价一元钱可以买到三袋，但是他一元钱买了两袋，对于这个问题我马上反应到农医合办公室，办公室及时向我们镇服务中心反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得到了服务中心的处理，对这位同志进行的批评教育，当时就退还了3角5分钱，我们的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对服务站的各项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农医合主任：这就是我们农医合代表在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
张顺义：另外一个，我们和服务站同志的配合工作。比如说服务站的同志到我们村进行慢性病跟踪，我们都进行了配合，到慢性病对象家中进行了随访。我们还配合医生组织社员进行健康教育活动。另外，我们不但要监督服务站的服务质量、药价，还更要关心我们服务站的医生。比如说服务站没有柴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我们家的柴给服务站引火，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服务站提个水。更重要的是，有个服务站一般有两个医生，有的全部是女同志，晚上出诊的时候，我们作为代表就有责任保护她们的安全，和她们一起出去出诊；这是我们作为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医合主任：以上代表主要说了监督以及配合服务站方面的切身体会和代表应该发挥的作用。
史军霞：我是洛川县旧县镇洛阳村的一位女农医合代表，我们村连续9年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均收入不到430元，只能靠出外打工来维持生活，但在这次“投小保”过程中，我们村一共是440多口人，已经有382口人参加了农医合组织，已占本村比例的86.8％，是这次“投小保”最多的村子，为什么呢？主要是我在这次过程中给他们讲解、宣传、发放资料，让他们知道农医合组织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我们农医合组织是一个民办、民用、民受益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得到了实惠，买到放心、低廉的药品。例如我到一农户家中，我说“我今天来的目的你们可能也知道，给你们发放了宣传资料”，他说“知道是知道，但我就是不加入，因为我们不得病”。我说“是真的吗？你知道农医合的目的、作用吗？”他说“知道，但就是不得病”。我说“你要想走路，先得修路，把路修好了，你走的时候肯定没有困惑，平坦坦的就走过了，但这是不可能的”，他说“那你说的意思呢？”，我给他再讲了一遍我们农医合组织的目的。他说“你说的也对，还是从小病预防开始吧”。然后他就加入了，他们家四口人，我们以每人10元钱，他交给我40块钱。
其次，我们村吃水难。我们村没有水井，只能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拉水吃，平时妇女的卫生保健意识就非常差了，有一些思想觉悟高的妇女有想法说，哪天我是不是可以洗个澡呢？但是没有水，资源、资金都不足。说句丑话，我们村现在50岁以上的农民说，绝大部分都没有洗过澡，大家可能不相信吧，但这确实是实际问题。自从有了农医合组织，我们就组织了健康教育小组，分为老中轻三个年龄段，利用农闲时间，学习不同年龄段容易引发的疾病，如资料上讲不明白的，我就及时到社区医生那边请教，让他们前来给我们村的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人进行教育、指导。并且发放有关书籍，比如，我们发放了《妇女身边的医生》、《乡镇论坛》等等书籍，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借鉴的。
总之，我作为一名代表，我应尽到代表的职责，让更多的群众知道我们农医合组织的力量，我们农医合一定会长期发展下去。谢谢！
农医合主任：下面请社区服务站的医生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提供给我们的农医合社员的。
屈俊峰（医生）：对刚才栗主任提出的问题，想从我们具体怎么下去给农民做的服务，举几个小的例子。从我们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的目的，就是以预防保健为主，兼有小病的治疗。因为防重于治，在这方面我们用以下事例说明。
在去年建设初期，正是流行三腺炎的高发季节，根据这次实际情况，我们进行了三腺炎预防保健知识的宣传，宣传的方式主要以广播、板报，在学校给学生采取授课的方式讲解了一部分知识，还组织了健康小组，主要是以农村妇女为主，也给她们讲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通过我们宣传以后，在今年和去年同期相比，三腺炎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在前面提到了七项社区卫生服务中，我们有一项是建立健康档案，走村入户给每一位社区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每一位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建立健康档案的同时，我们筛选出一部分高危易患的人群，作为我们重点监测服务的对象。其中有慢性病人，我想讲一下，慢性病人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比如说一个高血压患者，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每一个月上门入户服务一次，上门入户服务的内容包括监测血压、给予健康指导、制定一个康复计划，每月还要进行服务，包括监测血压、讲一些健康保健知识、下乡服务的时候还带有药品。
农医合主任：我想请您，服务站的医生举一个农医合社员为什么能够积极交费，从中获得了怎样的受益。
屈俊峰（医生）：第一，我们社区服务站做到了24小时值班服务，在急诊呼叫方面我们做到了随叫随到。我们那边是属于山区、交通十分不便，大多数急诊呼叫的时候都是晚上，大概是10点钟以后出现的病人，都是以打电话的方式请我们服务站的人员出诊。只要你有问题，给我们打电话请求我们出诊，马上就会服务到位。
农医合主任：下面我们请上铜缇行政村的支部书记范式贤，他是作为一个领导如何配合我们农医合代表和社区服务站进行为农医合的社员宣传、动员，让他们交小统筹费的。
范式贤：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教授、参会的同志们，大家好！我非常感谢这次大会给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心里非常高兴，借此良机把我村的情况向入会的同志们做如下汇报。
我村住在旧县镇上铜缇行政村，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吃水严重困难。在这里居住的老百姓有六难：看病难、修路难、上学难、群众致富难、小伙娶媳妇更难。我们那里的收入单一，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靠苹果，今年天也不给帮忙，群众的生活都面临着困难。由于我们居住在离县城30公里，离镇12公里，隔沟相望，还隔一条大沟，又不通车，老百姓得小病一般不去医院就医，为什么呢？一是没钱，二是交通不便。这样得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来很好治的病，就被耽误。等到也不能吃、也不能喝的时候再就医，那病都已经到了晚期，到肝硬化晚期，高血压在五年之内就出了12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2004年4月份，农医合卫生服务站在我村落户，他们本着预防为主、服务上门、免费检查、免费打针，药价比市场价优惠20％，24小时服务，随叫随到，群众高兴地说“我们享受了高级干部的待遇”，老百姓非常满意，拍手叫好。今天7月份镇政府召开动员大会，向群众宣传每人交10元钱自愿参加农医合，用群众的实际行动来检验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开始我们想收群众的钱是件难事，群众自愿交款我们想是不可能的，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群众口袋没有钱，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短短五天之内，有的借款，有的卖鸡或者是鸡蛋等多种多样的办法，自愿有50多户，180多口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站的支持，截止10月30号我村除在外的12户，46口人以外，全村百分之百的农户加入了农医合。因为我们那里有在外面打工的，在外面上学的，除了不在家的，在村的人全部参加了。参加农医合的社员自愿联合在一起，给社区服务站的医生赠送了旌旗两面。
通过群众自愿交款，自愿赠送锦旗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群众对农医合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肯定，“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说好，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为什么老百姓能自愿交款，自愿给卫生服务站赠送旌旗呢？因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回报，有病早知道，小病早治疗，防病胜于治，健康最重要。我们真心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就会对我们认可，群众不是看我们怎么说，而是看我们怎么做。社区卫生服务这一创新很符合农村实际，农民很深欢迎，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有一个建议是否妥当，政府是否把大病统筹群众帐号的10元钱划归农医合社区卫生服务站使用，减轻农民负担，把死钱变活钱，真正把政策落实到老百姓家中，使贫困地区的人们得到实惠。
农医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思想工作顺利开发，必须社区医生、农医合代表、村干部三围一体、团结一致，相互配合，就是说都要讲求高素质，能吃苦，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做好任何事情。谢谢大家！
农医合主任：上面是三部分的成员在做社区卫生服务方面所做的一点点的工作。下面请大家提问！
杨团：请大家踊跃提问，同时也是帮助他们。
汤敏：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项目继续发展下去的核心问题能不能有更多的农民愿意交款，有些村交得比较好，有些村交得比较差。如果实行这么好的话，为什么有相当部分的农民还是不愿意交款，根据你们的调查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医生，对于你们来说，在你们去年的收入里面有多少是非社员的收费收入。另外，你们现在提供了7项免费服务，从你们的角度来说，如果全部用收费服务或者是比现在这个非社员的收费服务还减低一半，这样的话，够不够把你们的操作成本都满足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是等于收10块钱免费做这些，如果转移一个思路，收少一点钱，比如说你们对非社员的服务费甚至比非社员再减一半，如果就靠收钱的话，够不够收社员10块钱的这个意思。
农医合主任：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由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田院长来回答。
农医合主任：您问到的为什么收费没有平衡？由于农村的农民文化素质比较差，尽管是很好的东西，你要是一下子完全让他理解，而且积极地配合和支持，那是不太容易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的认识有一定的距离，需要通过我们做人的工作，需要耐心而细致、持久。
代表发言：我们收起钱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是一个苹果销售县，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苹果和玉米。目前来说，有些苹果已经销售，在已经销售的情况下，收钱基本上不成问题，苹果未销售以前农民没有钱。玉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回，也没有卖，如果卖的话，我相信在目前的基础上是可以收回来的。
汤敏：就是说收费的时间上定的定早了，如果头一天收费卖了玉米或者是苹果以后，才开始收费，这样一下子就收上来了。
农医合主任：这还需要一个动员和宣传期，如果没有宣传和动员、时间，说今天或者是明天就开始收费这是不可能的。
代表发言：我们这次收费的时间还要继续延长，大概延长到年底，农医合还要继续做工作。
陈军生（农医合办公室秘书）：我们50％以上可能占到10个村子，10％以下占到10个村子，中间都是30％以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跟我们当地的交通有关系，因为收费比较高的村子，交通比较方便，苹果销路比较好，所以收得比较高，就是说交费的基础比较好。第二，交费处于中游的村子，是属于交通相对不太便利，但是群众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非常好，因为交通不太便利，有了小病、大病肯定要到卫生院去看病，这样的话医药费、交通费很高，所以他们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认识确实是认识到了，而且享受到了这个好处。就像那位书记说的一样，可以借钱或者是通过其他各种手段交费用。剩下的就是比较贫困的地方，一个是交通不方便，二是比较贫困，再一个人口比较分散，所以离服务站、卫生院都很远，我们服务站最大的服务半径是5公里，所以对这些人的工作我们还是做的不太到家，一个新生事物要让大家接受很不容易，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7月1号开始动员，到8月1号开始收费，一共才4个月的时间，连动员再宣传再收费，我们农民自愿交上来的费用占到全镇30％，这说明我们群众对这个事情非常认识，而且非常接受。谢谢大家！
农医合主任：第二个问题将由我们田院长做一回答。
汤敏：现在我们的模式都是免费服务，这个模式本身如果不收这10块钱，就提供收费服务，但是这个费比较低，比如说比现在非社员价再低一些，这样能不能够使你们也能收回这些钱，这是运行形式的问题。
田健：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管理问题，因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服务站现在属于比较矛盾，乡镇卫生院是有偿服务，社区服务站是无偿服务也就是优惠价格。从去年一年来看，社区服务站总收入是10万元，而收回的利润只有一万元，除了支出的话，根本就维持不了社区服务站的基本运行。而医院这一块就是有偿服务，靠检查，维持医院的正常业务运转，这一块一年的收入就是40万块钱。他们的财务是由两部分组成，医院这一块运作由医院，社区服务站这一块的财务社区服务站。
杨团：我要说明一点，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试点设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农民的钱集中起来，作为集体统筹的钱去买社区卫生服务。集体统筹的钱，这个钱用在什么上呢？用在偿付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些人的工资上，基本工资500块钱。你的钱已经给你付了，你就不可以以药养医，不能够再从药费里提成。因为很多地方社区服务站是药费里提成，我看病看得越多，社区医生得的越多。我们不是，我们社区医生的钱，500块钱比如说是底薪，还要加减，包括你的服务态度、表现，完全不是跟药挂钩的。药是另外一条线，收支两条线。政府给当地的卫生院补多少呢？算是补得高的了，补85％。但是除了补工资的85％，其他都不给。这样的话，乡镇卫生院必须得以药养医，它的药价比卫生站高这是必然的。我这边给它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合算，一分钱一分钱的抠，73页的倒数第三行“社区服务站的硬件不是“无底洞””。我们有清楚的计算，算到每分钱。服务更不是“无底洞”，因为服务的钱是靠农民这10块钱缴的。这样我们就两只手在模拟，一只手模拟政府，政府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给这样一个公共品投资，应该给这个公共品以基本的设备保障，所以这个帐在这里。
另外一块还有运营。运营的钱怎么来？运营的钱是靠现在农民的交费这10块钱包运营，这10块钱包得了运营吗？完全包得了。实际上运营的钱并不到人均10块钱，大概是7块多钱。也就是说，实际上用这样一个方式成本效益是很明显的，但是它能够让农民得到这样的服务，也有农民这样的拥护。尤其是洛川村，他们是第一名，86.21％，安东村是81％，洛阳村就是全镇总穷的村，400块钱的收入，安东村是最远的村，但是这两个村居然就到了第一和第二。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有逆选择，我想这个问题就回答了，不平衡是肯定会出现的。
昨天雷镇长领着全体开了一个我们这个会前的讨论会，已经做了部署，今年年底应该能够争取到全镇达到60％。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完全有底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段完全由农医和代表来做工作，下一步雷镇长提出来说，要我们的村干部就像刚才这位范书记一样的进行配合。
汤敏：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们的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出诊费等等，都按照非社员价的一半来收，这样的话能不能收回你们的工资？
冯小平：可以超出我们的工资。
汤敏：会不会因为挂号费、诊断费一收了以后，到你们那里看病的人会减少很多？
冯小平：会减少一部分。
汤敏：如果我们减少到收农民5块钱，是不是更多的农民愿意收而不是10块钱。我们是讨论一个模式的问题，是因为这个10块钱稍微高了一点，农民不愿意？你们这是完全的免费治疗。
冯小平：服务都是免费的。
汤敏：实际上服务都是免费，也就是说有病人多享受，没有病人，健康的人会觉得估计我今天没病，为什么要交那10块钱，有病的人会觉得要交，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逆向选择问题。现在的核心是以很低的价格提供服务，如果将挂号费、诊断费不免费，收农民一些钱，按照医生说的，就可以把他们的工资收回来。
屈俊峰：我们个体的方式，或者是医院的方式来收，我们可以。
汤敏：就是按照非社员价来收，能不能把工资赚回来？
屈俊峰：可以运营，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冯小平：如果按非社员价格，让医生给社员服务的话，这样我们只能进行医疗服务，对健康教育、慢性病跟踪进行无偿服务的话，我们的覆盖面积就相当小。
汤敏：如果要是收费的话，应该把你们的工资覆盖了，就是说可以收回工资了，那么那些无偿服务一样可以做。
冯小平：那样的话，医生就太辛苦了。
汤敏：有工资啊，让你到这个村子来做这个事、开诊，这本身是医合会来决定的，或者是交二、三块钱让你做公共服务。
屈俊峰：那样的话，工资相当低。
杨海鹏：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我们这三个医生，我是医院的，他们两个原来都开过个体诊所，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支持农医合组织，自愿为农民服务，我们挣得工资都相当低，都不多拿一分钱。并且很多出诊、费用都是免费服务，我们没有想从这里挣多少钱，也没有想从这里面寻找平时挣多少钱才满足。像我们的杨大夫原来开过诊所，一个月就可以挣到一两千块钱，但是他现在一个月只挣5、600块钱，他还愿意干这个事情。我们都是为了给农民干一点实事，干一点好事，让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站良性发展下去，我们对利润的问题、工资的问题目前计较得很少，考虑得很少。
高继斌：这个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代表，我们就是无私奉献，不挣工资。我骑摩托车，经常下到20公里、40公里以外，天天晚上跑出去做工作，做收款，做宣传，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当然从经济社会的今天是离不开钱的，但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钱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个人这样认为。我们医生在这方面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们个人开诊所一个月就可以挣一两千块钱，但是现在拿500块钱，为什么愿意干？这就是农民基层下面的高尚品质，我认为是这样的。
对于我们目前在管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我们打算利用洛川县优质苹果基地的条件，准备搞一些绿色农药、化肥，搞一些果销产品，为农医合在以后的发展注入新的资金。不能光依靠别人，比如说我们依靠爱德基金会的资助，就好比生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靠妈妈走路，长大了以后就要脱离妈妈，要自己走路，搞独立自主的道理，我们不能光靠别人，就想办法以后要搞一些经济性的东西资助我们这种无偿的服务，当然厂家不可能给我们白卖药。
杨团：大家来集中提问。
现场提问：你们对农医合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主要是把药价降下来，但是药价降下来需要你们来监督，由卫生院进行采购，但你们在这方面的医学知识也不是很丰富，你们是如何了解这么多的情况，如何监督卫生院采购药品，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水平？第二，听下来农医合的代表做了大量的服务工作，而且都是不要报酬的，今后长期这样维持下来，你们能不能始终维持下来这样干，提供很多的义务服务，干很多活，但是也没有报酬，也就是说能不能坚持下去？
现场提问：这边5口人十年都没有得病，连着交了十年钱，那边有一个慢性病人，天天打针、吃药，这种情况怎么办？
现场提问：现在大家都知道乡镇卫生院主要是通过医疗服务来维持生存的，您建立合作医疗社，公共服务如何提供，如何保证优质的高效的服务？第二点提给杨老师，咱们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其实公共卫生应该是政府很重要的职能，虽然说是有镇政府的参与，但实际上参与的并不多，从您这儿设想如何把政府的功能跟医疗合作社结合起来，如何给它扯到一块呢？刚才那个院长也说了，很明显的就是两块，您将来有什么计划？
现场提问：卫生院大夫的行政关系是在卫生院，但工资在本质上是由农医合提供的，作为这样的一种关系，大夫觉得自己是对卫生院负责，还是对农医合或者是农民负责？第二个问题，刚才提到大统筹和小统筹的关系，希望有政策的放松，能够把把大统筹的10块钱放到小统筹，减轻农民的重复交费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突破的话，有了大病怎么办？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了30.96％的农民交了费，像这样的一个系统运行需要有一个成本，规模不到的情况下，运行成本怎么解决？谢谢！
张顺义：如何监督乡镇卫生院的药品，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们是由乡镇卫生院给我们进药，他可以胡说八道，比如说进的是2元钱的药，他可以说是2.3元，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作为农医合代表，为了监督他们的药价，我经常去做一些调查，就是走入个体诊所和私人医所、药品公司等等。比如说螺旋酶素多少钱，再比较我们社区卫生服务站所买的药，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药价的高低。同时我们对农民的信息传递上的反馈药价也可以表现出来，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而是我们所有参保的社员都在做这项工作，他们每个月都有比较，上一次来买这个药品，比如说这次买一盒是10元钱，下次买是10.01元，他都跟我反应，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药价的浮动问题，因为厂家不一样，这个厂家可能是8块钱，那个厂家可能是8.6元。所以销售价不一样。
农医合主任：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农医合服务过程中，你们没有报酬，是无偿服务，是如何继续的？这个问题我来做一简单回答。我们农医合代表其实是有一点报酬的，就是每季度每个人有25元。这一点报酬暂时还是由课题组、爱德基金会支撑着。当然我们农医合组织和任何的农村合作组织要健康地继续发展，必然离不开经济，没有经济，你想要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上一位农医合组长所说的，我们洛川有着优生的苹果主导产业，这个产业受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因此有这样一个主导产业，远销国内外。所以我们今后也有这样的打算，上一次也跟美国一家生产无公害农药、化肥的公司进行了代销商的协商。我们想通过洛川的苹果，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销售，既做经销商又做代理商的途径，做我们农医合持续的发展。这两个发展的资金，我们打算是这样用的，有一部分利润做我们农医合自身组织的经费和建设，另一部分作为我们农医合社员每年要交的小统筹卫生服务资产个人帐户。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些努力可以解决农医合组织的持续发展和我们社员的个人资产帐户，使我们小统筹的经费和投保率有持续、稳步的健康发展。
高继斌：再说一下，十年不害病，十年害病的问题。我想十年害病和十年不害病的比较，可能是万分之一。我们旧县镇一共是一万三千多口人，如果只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可能不影响我们收费情况。
冯小平：我来回答那位同志提出的，我对卫生院负责还是对农医合组织负责？我是卫生院正式职工，中医学院毕业，在卫生院工作了20年，我了解了杨主任做的这个社区医疗服务组织以后，自愿投入到社区医疗服务的组织里面来，自愿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我们曲大夫和杨大夫，他们都是放弃自己的个体诊所，投入到服务站的服务队伍里面来，我们都是在卫生院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了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受聘于农医合组织。我们是对每一个组织都负责，尤其是对旧县镇的农民相当负责。
陈军生：我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说到代表的津贴问题。我们农医合组织现在是34个代表，34个行政村，在第一年的试点当中，当时爱德基金会按照旧县镇农民人均10元钱，就是13万多块钱，在第一年试点当中，拿出9％的作为农医合组织的正常运转费用。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想农民正式缴费以后，拿农民缴费的钱给农医合代表开工资，尽管这个津贴很低，但是农民也会有想法，你们为大家做事了，怎么还拿这个钱为你们自己发津贴呢。我们第一年度是模拟，在2005年的第二年度里面做实了，农民缴这10块钱全部用来买社区服务，他们现在的津贴实际上很低了。去年一个代表一个季度是25块钱，一个月就是8块钱多一点。组长今年提了一点，一个月是25块钱，再加5块钱的电话和汽油费补贴，有的时候来开会汽油费来回一趟可能就是10块钱。除了这个钱以外，让不光为了钱来活，还要为了精神活，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这是农医合代表的津贴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小统筹的关系问题。大统筹就是以新型合作医疗大病统筹为主，我们小统筹就是基本的卫生服务，社区里面的。这两者从事实上说，从道理上说，在农村农民都需要，生了大病之后，家庭、亲情网络的力量不够解决，需要其他的力量来支持，大病也需要。除了大病之外，下面的疾病需不需要呢？包括基本的疾病，也需要。我们从政策层面、学术层面，如何来看农村卫生工作的结构和农村卫生工作的重点。按我们的认识，我老家是农村的，尽管到北京读书、现在在城里面教书，当老师，但我是从乡村里面走上来的，农民在农村卫生工作里面，按我的农村生活的经验和我现在所做领域，分为两层。上面一层就是大病、住院、治疗服务，底层就是基本的卫生服务，也就是刚才讲的七项卫生服务，这两层农民都需要。在这两层当中，我们国家从中央政府开始做了新型合作医疗，主要解决的是上面，得了大病之后，住院费用增加，如何为个人力量不足提供补助。下面这部分需不需要呢？也需要，新型合作医疗解决上面层次的问题，下面这个层次怎么解决呢？在现有的农村政策当中采取的是市场化的方式，个人去购买，到个人诊所也好，到国家公立诊所也好，到真真假假的公立和半公立诊所也好。
就像杨老师讲的，用公共服务产业的思路如何做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一块农民也需要。这两者结合起来，是能够最好满足农民需要和需求的。这两者怎么协调呢？刚才有个同志提到，从今年开始我们国家新增加覆盖面，到2010年全国农村基本上覆盖，在覆盖过程当中政府还增加了投资，中央政府从10元变成了20元，地方政府从10元变成20元，政府投入40元，农民交费在全国各地不完全相同，有10元、有15元等，现在就是50块钱了，我们在旧县镇做试点近二年的时间里面，人均10块钱基本上可以用来购买基本卫生服务，剩下的那一部分可以大病统筹，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是农民交费的部分，我掌握的情况有三种，一个是农民缴了10块钱，就是个人帐户。第二农民缴了10块钱，政府投入还补助一点。第三，农民缴了一部分以后，还可以大病统筹，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可以买基本卫生服务，也可以买药，买其他的也可以，农民可以自主来支配，这样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了。
杨团：我来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是很敏锐的问题，就是关于今后如何推进改革的设想。这个问题不是我现在准备的，而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形成了一整套想法。请你看材料的87 88页就可以了。我们做试点已经三年了，准备了一年，做了两年；可以说你们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全都想到过，虽然有些现在不能实行，但是我们确实都仔细地考虑过，对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都努力探索，我想这部分就不回答了。
就这个问题，我只想再重申几点。
第一，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呢？我们做的是一个卫生方面的发展工作。它是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与反思的研讨会刚刚在人民大学开过。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个主体是谁？我认为应该是他们 农民，他们包括谁？有农民，有医生，有村干部，医生基本上都是泥腿子出身的医生，他们是主体，他们怎么才能成为主体，分散的农民不行，需要组织起来。从2003年的11月农医合成立，选他们的农医合主任，一年选一次，现在是第二年了，这个主任已经换过了。主任都是民选出来的，第一年的主任在你们刚才看的片子上可以看到。他们用这种方式自己来学习，我们怎么组织起来，怎么为自己的利益来奋斗，不仅是卫生，还有教育、文化等很多方面。帮助他们的，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不仅有社区医生还有乡村教师，还有搞文化的各种专业人员、志愿人员，现在在农村的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
第二,什么是主要内容？我们在这个会议上很明确地提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村的公共服务。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确实从总体上来讲比以前生活水平提高了，能吃得起饭了，但是却买不起药。医疗卫生成了解决他们生活继续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教育甚至都在医疗后面，因为政府在农村教育方面的投入，与医疗卫生相比要多一些。所以在农村发展上，医疗现在变成一个大问题。农民们为了医疗卫生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医疗合作社，这正是现在新农村建设当中的主体工程，主体建设，这和中央现在提出来的任务不谋而合，只是提前走了这么几年。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什么，要做这个发展，要发展农村的卫生服务，要靠改革。刚才几位领导讲的，其实都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了，乡镇卫生院目前的体制是我们的传统体制，这个传统体制是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制，不适合农村今天的情况，这个体制要改变，需要进行卫生革命。怎么改？我们有思路，有想法，但是这个思路、想法，一要靠中央的政策支持，二要靠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改革才会有成果。就这一点来讲，现在的形势这么好，我自己也很感奋，也想让大家都知道。前天温铁军教授，大家知道他是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跟我们开过一个小会，他说10月20号见到了温总理，和温总理汇报怎么做农村乡村运动，温总理听他讲完了以后讲了这样几句话：“看起来，我们对农村要有大动作，只要认真做上三五年，中国农村的面貌会改观的。”，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奋。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时代，我和这些农民代表讲起来他们也非常高兴，都说大形势真的是在支持农民，是真的把“三农”放到了中国的重中之重，把新乡村建设运动放到中国的历史任务和战略地位上。
第二个问题，有人提出，现在的缴费不过才31％，这怎么办？算上雷镇长昨晚开协商会上给大家讲的，今年年底缴费到60％，那么，还有40％的人没有缴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想好了。我们和爱德基金会已经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叫做“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农民组织进行社区卫生服务试点，在筹资方面，农民组织往前走多少，爱德的资金就往回撤多少，一时间还走不过去，还需要支持，爱德就给必要的支持。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包括刚才讲到，农医合代表的津贴很少，但是这部分津贴不应该占农民缴费的10块钱，第二年要从预算中拿出来，拿出来怎么办？目前的方法爱德基金会给了一笔小小的专款支持。在今后，农医合代表已经讲了要发展成经济性的综合性合作社，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像爱德基金会这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组织、基金组织，还有不少，另外我们的政府，会像日本、南韩和台湾那样，对农民的互助合作组织给予支持，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这次在座有全国的差不多10个农民组织，其中也有搞医疗的，也有综合的，我希望你们这些农民组织也讲一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对你们的试点和对农民组织应该怎么做。
郑冰：我是来自于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市的农民，我叫郑冰，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关心我们农民的命运。今天听了这一课，我心里面非常激动。刚才杨团老师说的，不仅仅是医院以药养医。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的女儿得了肝炎就到了医院，医生马上问你家里几个孩子，我有两个女儿，他说赶紧把孩子弄来，看其他孩子是不是这样的病，我当时就很恐慌，赶紧把两个孩子都带到医院去，结果一检查，两个都是。一天花了1100元，第二天找我哥的同学，他的同学是儿科医生，让他一看，他说没有事，回去输一个星期的液，我说这行吗，肝炎是传染的病，他说没有问题，我说那边的医生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问医院要钱吗？不要钱的话，你继续住。我听了熟人的朋友介绍以后，就带了孩子回去，拿了100块钱的药，回到家里面输了一个星期的液，再检查根本就没有事。但是我在医院待了三天的时间，花了2800块钱，所以根本不是以药养医，而是医生在谋取很大的暴利，这是目前农村的一个现状。
还有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农民到医院去，拿着钱看不起病，即使看得起病的话，医生的脸也太难看了，我曾经问，我们看病你干吗这个态度，他说我们天天见他（病人）太烦了，我说你们天天见，天天有工资发吗？他说发，不发谁干这活，我说谁给你们发工资，不就是我们这些病人进医院看病，才给你们发工资吗？所以医生真的是让人恐怖，而不是一般的。
刚才听到亚行的汤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让农医合可不可以比非社员的半价收入，继续推进我们这个农医合？我认为不可行。本身农民有病都是小病，根本不看，好不容易现在有这样一个好的服务体系让他接受的话，怎么可能一年就全部接受，而且花半价呢？所以我觉得在农村推进这个事情，需要循序渐进的，我刚才听今年已经有30％的人投入了，这已经非常瞧不起了。因为我搞农民协会，已经搞了八年，我觉得农村的好事太难做了。等到我们慢慢地一年比一年好的情况下，如果做到三年五年，我们的覆盖率就完全可以达到80％、90％，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资金推出，农民就可以办我们农民的医院。刚才那位老师说，农民作为外行能不能监督内行？我们农民监督不了，农民能不能请专家来帮我们监督呢？所以说，农民要做我们农民的事，我觉得这个完全行。
刚才看洛川县的政府领导也在关心这个事，我是我们市的政协委员，我们今年开政协会的时候，专门和我们市两个医院的院长做了一个专题，就是农民合作医疗的专题。农村的医院真的是在谋取暴利，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做专题的两个医院的院长都是伸手跟政府要钱的，我说医院本来就这么赚钱，怎么还跟政府要钱呢？他们是“不要白不要”，这是政府体制内有问题，其实政府下属各个机构里面的问题绝对不次于我们政府。所以我们要推行这个改革的话，就是政府和农民联合起来，完全能把我们农村这个市场发展起来，也带动起来。这一块我就想说这些。谢谢大家！
杨团：关于监督的问题，请农医合的秘书陈军生因为他是负责信息的上传和下达，所以怎么监督他最清楚。
陈军生：这位老师提到的关于卫生院医药采购的问题，监督方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虽然我们都是外行，但是我们可以聘请一些内行来帮我们，首先聘请的是解放军总后勤医院张教授作为我们的长期医疗顾问，每个月到我们社区服务站去10 15天左右，就是检查药品、处方、药品进价、采购的情况，主要是干一些内很干的事情。第二点，我们可以通过群众反应，对同期药品进行价格对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这个药品价格是不是在上面有一些猫腻。这是两个方面。
我举例说明一下，在04年的11月份有群众反应药品的价格，包括服务站的人员反应这个药品价格普遍上升，因为当时根据市场的大气候，大环境来看药品只是下降而不是上升，最后我们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通过镇协商会反应给镇卫生院，协商会责令卫生院把这个问题调查和解释清楚，他们回去调查以后发现卫生院药库的管理人员对药品的进价方面做的不太严格。比如说1.565元，可以进到1.570元，但是把1.561元的，也计到1.570元了，这样的话该舍的没有舍，该进的没有进，这样的话就造成价格普遍上升，这些问题都是通过协商会解决的。谢谢大家！
杨团：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
现场提问：我觉得您这个试点项目是一种社区卫生服务，这种社区卫生服务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如果服务质量好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病的发生率，我不知道您在这个项目进行一年多以后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对比研究，在洛川旧县镇这个地方，和没有实施像您这样社区基本医疗服务的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您在这个地方，大病的发生率降低了多少？或者是大病医疗利用率降低是多少？和次均费用降低多少？这样一个对比我不知道有没有做过研究？
王建伦（全国政协委员，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我想提给我们的副县长，她在报告当中“农民交15块钱，5块钱干大病统筹，10块钱建个人帐户”并且写的是“农民个人决定，用于门诊小病等医疗费用的使用”，既然农民个人决定这10块钱的用向，那么农民个人决定这10块钱用于农医合行不行？这是政策允许的。
寇粉玲：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课题组在多次希望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因为我们县上是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县，所以农民的钱从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上已经给了明确的规定，就是农民的钱不能用。如果你在新型合作医疗之外搞另外的试点应该自己拿钱，所以他们自己开始就没有从农民手里收钱，是按照基金会给他们捐资的。上一次课题组在洛川开会的时候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在那个会上得到解决，参加那个会的有卫生部的政策法规处的处长来了，他明确地表态，这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敏感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没说用这10块钱。我们进行合作医疗试点的时候，农民交15块钱，有5块钱大病统筹，有5块钱在农民个人帐户上，他们想说把这个钱聚集起来，不要再从农民手里收钱了，但是上面不允许。就是说新型合作医疗是新生事物，刚刚开始试点，不要再让农民的钱再去搞什么活动，就把这个钱存在农民的帐户上，他们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王建伦：那农民就愿意花在农医合身上行不行？既然你解释了让农民自己决定用不行，因为上级就决定了用途，那你们就不应该写“农民自己决定用途”，这个用途由谁决定呢？上级规定。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寇粉玲：你说的很对。
王建伦：既然县里面决定进行试点，县里可以调整，按照你们的具体情况。
寇粉玲：进行试点的时候，就跟杨团说了。
王建伦：她决定不了。
寇粉玲：她是决定不了，但也是非常想用，也是因为给农民用。她开始在这儿做试点，我们这个试点方案是县级得到卫生厅支持。你可以到一个不搞新型合作医疗的县去进行你的试点，我们不能决定这个。如果我决定，就只有一个镇了，就让农民自己愿意花这10块钱，就去花，就交到他们那儿行，但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我们得到了明确的表态，如果在这个会上能够表态让花这10块钱，我也很高兴。
杨团：我要特别说明，我们能在旧县镇，能在洛川试点，首先得到了来自寇县长和雷镇长的大力支持，没有县政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这样的试点绝对不可能进行。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他们这一层决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的困难，他们乐意和我们组成一个群组，到这里来汇报，就是呼吁社会各界。看农民怎么想的，我们是不是真的从农民的需要出发决定我们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想请陕西省卫生厅李延明处长，做一点解释，他也是专程昨天晚上赶过来的。
李延明（陕西省卫生厅副处长）：大家好！就刚才那个问题，我谈一点看法。关于经费的使用问题，也不是说政府就剥夺了农民的自愿权。国家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这样定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筹资的一种互助共济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政策的含义就是以解决大病统筹为主，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交费不少于10元，各级政府在对参加合疗的人，过去的政策是补贴20元，从今年开始国务院101次常务会决定各级政府要补助40元。所以这也是一种合约性的支付，就是农民给我交10块钱，各级政府就给你配套40块钱，这50块钱用来解决大病统筹问题，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当然，在前面两年的试点中，通过我们回顾性调查，农民的“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这种现象有所缓解，我们客观地说，这是吴仪总理讲话中提到的。
所以说这10块钱，政府和农民的也是一种合约关系，你交10块钱，我就给你补贴40块钱，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农民大病统筹问题。这10块钱进入大病基金以后是不能作为任何其他用途的，包括基金的利息，大家知道在财政制度里面，基金是有基金的管理办法，要专户储存，专款专用。所以这10块钱是决定不能挪作其他用途。当然杨主任他们这个试点也是用于解决农民的医疗保健和小伤小病的问题，也是属于农民的医疗问题。但是它不在合作医疗主要的解决范畴内，所以要用这块钱，就势必和新型合作医疗的政策有所抵触。但是另行筹资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说这10块钱用到镇一级的统筹，农民可以给合作医疗交钱，农民给合作医疗交了钱以后再参加镇统筹，就跟我参加组织一样，比如我给医学会交一点钱，如果我想当社会学会的会员，把医学会的钱分你一点，算两方的会员行不行？这个显然不合适。
我们陕西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了两年，杨主任这个试点在陕西搞了一年多。首先我很高兴有一个机会来参加这个会，和专家、教授们，以及各界的同仁、朋友共同探讨农村卫生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再一点，我对广大专家教授和朋友、同仁对我们陕西农村卫生工作的关注和研究表示衷心地感谢。
大家知道建国以后，经过40多年两代人的努力，我们全国的农村卫生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县乡村的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运作对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看病就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家也知道我们建国初期的健康指标，新生儿、死亡率、孕产妇的死亡率，和现在相比我们已经降低了相当的程度。特别是在SARS期间，更显现出了三级网的重要作用。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变，农村卫生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在改革中也不断地探索，包括杨主任他们积极的探索。当然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在积极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加大了投入。一方面的传统投入，给基础建设部分加大了一些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就是实行第三方买单的比较新的形式，合作医疗就是其中的一种。谁给农民提供服务，政府就帮助谁来买单，这都是积极的改进。
杨主任这个课题组，在我们洛川县旧县镇建立了农医合组织，以课题作为引导，模拟运行，成立了一些机构和招聘人员，进行农村的社区卫生服务，确实使试点地区的广大农民得到了切实的受益。特别是杨主任在陕西期间的工作我很钦佩，我也多次接触，她到农村农民家里和他们进行亲切的交谈，很辛苦，我也很钦佩。
就这个课题我提几个建议，首先试点应该在国家目前的法律法规和卫生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进行。这个我原来和杨主任交谈过，我今天提出来，大家可以共同探讨。首先我们国家关于医疗机构的建设是有规定的，国家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关于卫生人员的准入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职业医师法》和《职业护士管理办法》，但是咱们试点新建的机构和人员，还都没有在这个框架下。现在成立的这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2个人员全部没有职业证书。
杨团：这个机构并不是脱离政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是属于乡镇卫生院的，是下属站。乡镇卫生院有行医资格，它下属的6个站归乡镇卫生院当然也有资格，13个医生不是都没有资格，在座的几个医生都有资格。而且不是现在这样讲不对，原来就不对，开始就错了，概念就错了。上次你去过，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听不进去，总是用自己的想法。
李延明：学术上咱们可以探讨。
杨团：这不是学术，这是事实。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不是必须要挂一个牌子变成法人呢？我们认为不必要。乡镇卫生院就应该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乡镇卫生院到底是什么机构？我们认为是不应该成为医院的，乡镇卫生院就是做社区卫生服务的，是搞基层卫生的。中心卫生院可以把社区卫生服务包括一部分住院结合起来，但是总体来讲，农村卫生最重要的是社区卫生服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要告诉大家，刚才提问的是王建伦女士，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劳动部的前常务副部长，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险协会的会长。她提的问题是从一个小角度提的，但是引伸的是大问题。别看我们是个小会，但我们讨论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农村卫生到底什么是重点？农村卫生新型合作医疗好，是个筐，是可以把社区卫生服务放进去的，为什么新型合作医疗必须只是搞大病，必须只能搞住院，只能给3％的农民得利益，100％的农民缴费，只能有3％的人得利益，拿到大病补贴。
李延明：吴仪总理在讲话中也提出了，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没有享受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免费的体检，来为农民提供服务，不是3％的人。9月份的全国新型合作医疗工作会上，提到一个50％多的人受益，不是3％。
杨团：我是说大病报销的人是1 3％，旧县镇有比例，全国也有比例，这是可查的，数据是明确的。为一些没有能够得到大病服务的人，给他一些免费的体检，这个措施在文件上是说了，执行得怎么样，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报告里提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做学术，但我们做的是实践中的学术，我们希望继承的是我们国家30年代梁梁漱溟先生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说，学者真的是要为农民说话。我们自己从实践中体会到农村的卫生应该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主，应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大病要不要做？大病一定要做，但是首先应该加强的是社区卫生服务，所以我们在这个本子里面提了一个报告叫做《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李延明：我跟杨主任的实际关系挺好的，他们的试点我们也很支持，这是看法的问题。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对医疗机构的检查，就需要看这个机构有没有经过注册，有没有注册证，工作人员给病人看病有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就需要检查这些。
北京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医疗纠纷很多，出现医疗纠纷的话，作为政府机构就需要处理，首先看这个行医合法不合法。在国外没有职业医师证看病是违法的。我说的是，尽快把它纳入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对各种尝试我们都是欢迎的，只要是为农民提供服务，我们本身就是做农村卫生工作的。从大的目标、主导思想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就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刚才杨主任说到机构不需要法人机构的问题，这是国家规定的，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国家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里面就是这样要求的，不是一个卫生院就可以办多少个点。大家也知道前一些年城市医院，比如说北京的同仁医院眼科出名，到处都是同仁医院眼科，最后都不知道哪个是同仁医院。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有规定的，不是一个卫生院到处都可以设点，这是法规规定，不是我个人看法。我是从工作关系出发，想把这个试点尽快纳入法规的框架下，保证试点的进行。
我还有一些看法，希望在试点包括以后转入正常运行以后在运作方式上再进行一定的改革。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医疗机构的运作模式是国家出钱来养人，把卫生系统的人养起来，然后卫生系统来给广大的群众提供服务。经过改革，我们现在已经提倡逐步向谁为群众提供服务，政府来给群众买单，包括新型合作医疗就是这样。就是第三方付费的模式，因为这样有利于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个人的责任意识。咱们试点还实行的是老模式，就是把农民的钱收起来，先养上一批人，把这些人养起来然后再要求他们提供服务，这有点和70年代的形似，国家把县医院的人养起来，然后县医院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能把它的功效挂起钩来，谁给农民提供的服务多，我就给谁付得钱多，谁不提供服务，我就不付钱，你提供服务少，我就付的钱少一点。这样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我就这些意见，谢谢大家！
杨团：刚才李处长提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次讨论不完，以后还可以再讨论下去。一个问题是农村卫生到底什么是重点？什么是主体？新型合作医疗就是大病为主，是不是大病为主应该是农村卫生的重点和主体。第二个问题，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不是应该把它全部都变成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我们所说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现在是在大村建，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自己也希望有一些符合条件的必要的村卫生室也可以建站，如果这样加起来，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村，有多少社区服务站都要变成法人单位，是不是都要这样才合法呢？这一点，正好王主任是做法制委员会的，您可以研究研究。在洛川，乡镇卫生院下设服务站这个问题完全是通过县里的支持的，就是县卫生局允许乡卫生院下设这些点，确实13个医生里面还有一些人没有具备资格，他们在我们的医疗顾问张医生的带领下，正在复习考试。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模式，自己努力想探索的是公共服务产业的模式。就是说，农医合、政府一起来做公共卫生的规划者，共同合作来做组织融资，谁来提供卫生服务的生产呢？是他们（指主席台上的医生），在乡镇卫生院的领导下，社区服务站在做生产者。谁是服务的接受者呢？是这些农民，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农医合，代表和农民结合起来做监督，这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公共服务产业框架。农医合集体签约，集体购买服务和集体监督是这个公共服务产业框架的机制，我们希望这样做达到的效果是成本效益比较高的。
李处长提出来的，这个方法跟70年代以前跟国家给钱、养人没什么不一样，洛川的模式是不是和过去没有什么不一样？对这样一个东西也是可以讨论的。李处长提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不光是他，卫生界有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所以很需要社会各界加入卫生的大讨论。
下面请闫明，她是我们社会中心的副研究员，刚从美国回来，主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史，特别是她对于30年代农村当时所做的乡村建设运动，有很深的研究。
闫明：大家谈得非常好，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结合政府、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支持，这样的发展方向是现在的最好发展方向。但是有一点让我比较担忧，就是几位农民代表提到了，现在参加农医合，组织农民，要提高参加的比例，到60％或者是80％，这一点让我很担忧。因为我觉得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该是看成乡村建设的一部分，或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部分。这样的乡村建设，从历史来看，当然经验教训很多，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当年梁漱溟所提出的，“乡村建设是能慢，不能快的工作”，乡村建设一定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时间。即使是温总理前几天提出里的，在三五年之内看到中国的农村有一个很可观的变化，我不大同意这样的提法。我觉得，如果是要花三十年五十年的时间，在中国农村看到一个比较可观的变化这就已经是相当大的成绩了。谢谢！
现场提问：我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我们世界银行在中国卫生部的要求下，在对中国农村系统进行研究，这个研究已经开展了一年多，到明年中期结束。研究也有了很多的初步成果，两个星期前在卫生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卫生政策的高层次研讨会上汇报了我们的初步成果。我们也已经跟各界接触了，我们打算再推动下一个世行的贷款项目，把这些研究成果在几个省里面做一下试点。
今天你们谈的东西跟我们研究里面的建议不谋而合。我们也是推动农村的社区服务，把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农村的基本卫生服务、现在的组织机构和政府筹资方式重新进行一个变革，这也是我们的重点内容。
其中一条具体的内容，农村合作医疗也好，其他任何一个保险也好，作为一个卫生服务的购买者代表农民购买卫生服务，这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了。我觉得你们做的研究非常前沿，非常有启发。我想提一点具体的问题：
设计整个来说很好，但是我很担心它的持久性，这是关键的问题。很多东西都是在开始的时候非常好，因为不能持久，最终就夭折了。除了筹资的问题大家提出以外，我还很关心管理方面的问题。我看到你们传阅的帐册，以及进行了四五个月的筹资和大量的管理内容，比如说监督，那位先生说甚至要走到各个的药厂看具体的价格，这些都是大量的工作，他们都是做自愿的奉献。你们课题组有没有这个统计，如果把这些内容都加在一起的话，管理经费在整个运营里面会占多大的比例？我知道管理的经费，基金会也好，或者是国际组织再做支持，如果要你们自身来维持的话，这个管理经费会达到多大的比例？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一般都是说不能超过5％，甚至在农村要更低一点，这样才能保证绝大部分筹上来的钱用于农民的卫生服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测算？
如果你们想做长久的话，在管理方式上还需要有一些探索。另外我觉得这个帐册做得非常精美了，给我的感觉比北京医院的印刷质量、和纸张都要高级，很超前，但是这个还需要降低成本。
另外我想提一个建议，刚才那位先生说如何监督药品，保证他们没有加价。有没有试过集体购买药品，你们现在只是一个镇，我相信这个药品量已经不少了，可以通过乡卫生院或者是通过别的地方集体购买药品，跟药厂进行协商，因为你们的购买力比较大，所以就可以把药品价压下来，集体购买药品以后，可以分发到各个社区服务站，这样的话就不需要下到每一个点里面看它是不是真的没有加那么多钱。这是我的建议，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试点里面已经试行了。这是关于管理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医生或者是乡卫生院的问题，就是卫生的提供机构。给我的感觉，社区卫生站的医生每个月就是500块钱的薪水，有没有其他的收入？你们旁边的其他医生的收入、周围市场里面的医生收入是多少？我刚才听到是二千块钱左右，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跳出社区卫生服务站，到其他地方去行医就可以拿到二千块钱，是不是这样？另外，你们全部的工作量里面跟体系里面有很多预防保健的服务，预防保健的服务占整个工作量的比例是多大？预防保健等于是全部的，没有任何收入的无偿服务，除了这500块钱已经覆盖住了。你们还有一部分可以靠药品加成有一定收入的医疗服务，在你的收入里面占的比例是多大？
我另一个建议，我认为医生的薪水很低，如果真的是500块钱的话，他们愿不愿意长久地留在你这个体系里面？因为他跳出去会有更多的收入，现在还是24小时值班，还有很大的工作量。那么第二年、第三年会不会再留到你们这里面来，我不知道。如果不能留下来，你们怎么办？
我有一个建议，我听到你们刚才说医疗收入里面的一部分，药品加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收入，没有给他们进行奖金和工资的发放，只是把它存在另一边作为你们基金的一部分，有没有可能抽出一部分，把他们的薪水提高一下，比如说月薪不是500，这部分钱从那部分收入里面做这个，又不是直接与他的服务挂钩，如果直接与有偿服务挂钩的话，就会刺激他又会多去看病人，多去收费了，要避免这种现象。我不知道你们课题组是不是已经做过了。
另外一个问题，给我的感觉，你们这个体系超越于现行三级体系之外的，没有融到我们的现行体系里面去。所以这从行政上面来说，对你们是一个挑战，怎么把这个体系融到现行体系当中来，这样才可能生存，否则的话就要打破现行的体系，要不然就不能生存。我没有看到任何乡村医生在里面有参与，我不知道乡村医生去哪里了？为什么不能把乡村医生拉到你们这个系统里面来。另外，给我的感觉你们重新新建了房子，新购买了设备，新聘用了人员，就是没有利用现有资源的情况下的额外资源，这个考虑是什么？为什么不融到现行的体制里面去，新的体制加进来以后对现有市场的冲击是什么？比如说加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后，乡卫生院的收入是不是降低了，乡卫生院的服务量是不是降低了。我没有听到任何乡村医生的反应是什么，乡村医生对这个东西看法是怎样的，他们是不是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了，还是怎么样？将来这批人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不能纳入到体系里面去？
还有一个问题是给县长、处长提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容纳到你们现有的体系里面去？困难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必须是体制外的机制，他们现在不可以注册，是非法的组织。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融到现有体系里面去？
杨团：她提得这些问题都已经非常非常专业了，可见她对卫生有过很深的研究。有很多问题需要下面再具体探讨。她的问题当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提出来做一点解答。第一个是让医生杨海鹏讲一讲。
杨海鹏：关于你刚才提的我为什么不开了私人诊所，而来到这里一个月赚500元工资。经过我开诊所以后发现农村卫生保健知识特别差，开私人诊所收入的确高，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人活着不能光为了钱。同时，我在这里也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学习，包括对预防的保健知识、小儿的接种、孕妇产前产后的检查等等，可以促进我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从资料上发现，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而医生占仅仅不到8％，但是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而医生占80％。这就给农村造成了医疗技术人员短缺，造成了农民求医难、看病难的问题。这就是社区服务工作中的一个问题。
杨团：杨海鹏，没关系的，请你直截了当的回答。现在500块钱，你觉得是不是太少，如果这样的工资让你做，你能坚持几年？你在这里是可以得到很多你做私医时候得不到的技术指导、帮助和提高，不过，是不是你做了几年以后还会出去办私人诊所呢？
杨海鹏：现在还没有考虑过。
杨团：你认为到多少钱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长期待下去？
杨海鹏、屈俊峰商量了一下，共同回答：800 1000元之间。
杨团：现在社区服务站医生和私医不同，有明确的成系统的培训。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资金，对于乡村的社区医生给予必要的支持，包括让他们的技术怎样一层一层往上升，需要一整套社区医生的培养体系，应该做通盘的考虑。关于工资和福利的问题。就像刚才世界银行的张女士所讲的，一定要从体制外变成体制内，我们现在做的是试点，但是这是体制外的试点，社区卫生服务将来成为国家的大政策以后，体制外才能变成体制内。关于卫生体制方面有很多困难，特别是村医为什么没有纳进来？还有为什么13个服务人员里面主要的还是聘的体制外的人，而不是乡镇卫生院的人？这个问题由田健来回答。
田健：这个问题牵扯到医疗政策的问题。比如说乡镇卫生院的精力问题，就是以预防、保健为主，兼基本的医疗健康教育，这就是乡镇卫生院的基本精力和目标。所以公共卫生这一块，的确国家有投入，为什么国家给正式职工投80％的工资，如果乡镇卫生院不够公共卫生这一块，国家是不会给投80％的工资，不要说精力的问题了。乡镇卫生院精力不是做盈利性的。第二个问题，目前是人才的问题。医疗问题牵扯到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水平的问题，比如说医疗水平，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候，现在的基本中层骨干都是中专生，像卫校，所以人才比较匮乏。再加上管理的问题，过去是走计划市场的管理，国家分配你到这里来工作，现在是从计划市场转向了，人向钱得方面看齐。刚才他们讲，不是为了钱，我觉得这不是实话，人人都爱钱，谁不爱钱。比如说关于农村招聘赤脚医生这一块，我们也是多方下去，我们现在这13个人都是大中专毕业，有些都是才毕业，一是没有乡村医生资格证，二是没有职业医师资格证。工资这个问题就是根据你有什么职称，来发什么工资。比如说你初级医师资格职称，可能就是一千块钱，如果是职业医师资格证，可能就是800块钱。所以在乡村医生这一块，我们也去过，主要是经济收入和他们的服务不成正比。他们就认为我们还有苹果园，一亩地苹果园可以卖五千块钱。他们都是做一些医疗服务，但是不能坚持上班。这对管理者来说，也是很严峻的，所以他们都不愿意来。国家对公共卫生这一块，他们都是以医院，进行预防保健，这是社会大环境、机制的问题。谢谢大家！
杨团：时间已经过了。有的人提出来一边吃饭一边谈，这并一定是合适的方法，我们还是应该按期结束会议。但是有一点，我们早就做了准备，将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会议室一边吃饭一边继续。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来参加我们这次会的全体代表，感谢国际组织，感谢洛川的代表，感谢来自全国的农民组织代表，下午你们是主要角色，主要是听你们讲。还要感谢在台上今天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报告的洛川试点代表团，关于洛川试点，很明确的讲，这是一个尝试，就像刚才张女士讲的，是比较前沿，确实有很多东西是要探索的，是要碰撞的。我们做的是一个现行体制之外的试点，它能不能够被纳入体制，能不能从这里生长出一个新体制的力量出来？目前现行体制和它的力量，是很强势的，我们是很弱势的，但是这个弱势的力量能不能成长起来，能不能融进体制合，这个要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还有张女士讲的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们怎么考虑可持续问题，管理经费的问题没时间回答了，请看我们的报告，我们里面有非常仔细的分析。因为我们做试点的时候，心里想的全国的农民，全国农村卫生到底怎么做？所有的数据我们都留下来了，而且有具体的分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要把外生力量变成内生力量。我们这些学者是外生力量，我们为什么这样把他们（指主席台上的农民们）摆在首位，做这个事情？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当中得到成长。如果中国的农民组织能够自己成长起来，自己站起来发言，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话我们的新体制建立起来就为时不晚了。
亚行的宋思年要给大家讲几句做总结。
宋思年：今天早上讨论的内容这么丰富，这么有意义，我中文这么差，甚至用一个小时没有办法做一个合适的总结。作为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对各个代表表示个人的感谢。我们今天的讨论就要结束了。恐怕下午还要继续进行。我要参加另外一个研讨会所以要尽快离开，没有办法跟你们继续讨论，但觉得现在收获了很多，是很有意义的讨论。在社科院杨老师的指导下，讨论得非常好，感谢社科院的同事给我们机会，与这个项目合作的机会。同时感谢陕西省的领导、洛川县领导，以及农医合各位代表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讨论得这么丰富。同时感谢在座的所有政府各个部委来的代表，还有大学的几位老师、几个国际组织的同事，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民间组织等等的同事们。特别感谢我们农民代表，恐怕路上很辛苦，但是对我们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再表示对各个代表的衷心感谢。谢谢大家！
杨团：非常抱歉，会后的总结应该由亚行来做。同时请各位记者要注意，希望不要帮倒忙，我们在凤凰网上看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有些东西就没有经过核实，有一些并不是事实，希望所有的记者跟我们联系，在事实方面与我们做核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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