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摆脱意识形态语言，但不能把不应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用意识形态表达
200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十一五起步：改革新形势”学术研讨会，著名的主流和非主流学者被邀请参加，焦点人物高尚全不知何故临时缺席，他的座位一直空着。下面是香港学者丁学良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丁学良：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境外的学者很担忧，国内连绵不断出现了很多的不公平，看到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感觉这个目标是对的，国内如果不和谐的话，吃亏的是那些以前就存在的弱势群体，这是对和谐社会之前就存在的那些弱势群体的补偿，我们这些境外的学者天天就关心这些事情，在过去28，9年，也就是四人帮垮台以后，国内的这些问题，争论也好，反思也好，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像是理性的讨论。
今年是2006年，40年前的那场浩劫，中国进入了无产阶级大革命，我们这些边缘的红小兵，如果让我把现在国内这些事情和40年前对比的话，我来谈一下我的感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始终警惕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要始终警惕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是来自宗教的一个概念。不管这种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哪个方向的，不管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起来的，我们知道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最封闭、最不稳定的，综合情况最差——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人权——的国家才有的。
如果我们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40年、结束30年的今天，对改革的反思争论导致了新的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的话，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最大的不幸。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他们提出来的那些建议，底下隐藏的那个东西就和文化大革命哪个时候差不多。在我到北京的路上，北京的每个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我听出租车司机说出来的还是毛老爷子的那一套。那些出租车里挂的都是毛主席的头像，就是让他保佑我。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小子怎么敢把毛主席和菩萨等同，在我们家那里有一个农民，卖了鸡蛋以后，在庙里请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挂在了扁担上，在他看来这样是最安全的。没走五分钟就被抓起来，当场打翻在地，你怎么能把毛主席上吊呢？现在的一些人根本就不明白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中国对很多不公平现象的一些反思很不科学。把这些不公平问题提出来，解决他的方法和方向，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绝对不能回到文革那时候。文革当时兴起的时候，我们说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都是很受拥护的，针对的就是官僚学。在文革的时候，那时的老百姓都能够用那些制度化的东西来对社会的不公平进行批评，找到方式来补偿，找到方式来扭转。
这些不公平现象累计到66年，上面的高层终于发动了，上面的用意和下面是不一样的，但口号是完全吻合的。在这种意义上，在现在社会当中，我不讲古代社会，对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包括改革开放积累的不公平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就这几种方法：第一是军人政变，这在第三世界就有，推翻了文官政权；第二是通过暴民方式，比如在伊朗，巴列维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霍梅尼回去了，把伊朗带入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文革也是暴民政治，是用极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鼓动起来的，就是颜色不一样；第三是通过开明专制的方式来解决，比如香港在67-68期间，腐败、贫困现象很严重，香港就找到了另种方式，通过法制，在法制的框架内，逐渐对这些群体进行补偿；最后一种方式，是推动每一个公民参政，每一个公民都对自己国家的公共政策有理性的常规的诉说渠道，通过这种方式来慢慢解决。中国社会在过去的150年当中，不断有革命、起义、暴动，中国下层的人包括很大一部分上层的人，老把眼光放在前三种方法，而忽视第四种方式。第四种方式应该用的时间最长，但他的综合效应是最好的，对国家，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
作为海外的学者，就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我讲很诚恳的话，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摆脱意识形态的语言，但我们不能把不应该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用意识形态的话来表达，这是很糟糕的。我的导师，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对意识形态理解最大的权威了。有一次他问我，什么叫意识形态，我就说马克思怎么说的，列宁怎么说的，斯大林怎么说的。他说了一句英文，很俏皮，翻译成中文就是，“给我所有的问题吧，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是很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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