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是学术，改革不是学术
黎阳
2006．3．13．
基辛格如果只当教授不任公职、不参与决策，那他的一切主张都可以算是“学术研究”。但自打他的身份含有公职之日起，他的一切主张就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决策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利评论批评。如果他对这些评论批评一概谓之曰“这是学术研究，不是专家没资格过问”、“你不懂，等你学懂了再来说”，你说美国人会如何反应？
“纯学术研究”探讨的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必须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超然于现实利益搏弈。在这种情况下做任何假定，构想任何情况还可以算成“学术探讨”。而一旦“动真格的”，涉及到了具体人的具体利益，那就不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参与了现实社会的利益搏弈，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现实社会的利益搏弈规律的支配。再想以超然的“纯学术研究”姿态为借口抗拒这种规律不仅十分荒谬，而且蛮横无理。
军事演习可以设想各种情况，设置各种方案，这都可以算是军事演习，也可以称之为军事学术研究探讨。但底线是不能真打。一旦真打起来，打到别国头上，那就是战争。如果这时再以“学术研究”为名不准对方还手，这种态度荒谬不荒谬，蛮横不蛮横？
“学术研究”探讨的是超越现实具体利益的客观规律，是“讲理不讲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要的就是“利益”，即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所以说政治的规律是“讲利不讲理”。改革变动了中国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整个社会无人不被牵涉在内，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大搏弈，更是利益第一。所以政治不是学术，改革更不是学术。学术研究可以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政治搏弈经济改革则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学术研究可以讲资格，规定非内行专家不得过问，政治搏弈经济改革则凡涉及自身利益者皆有权过问。讲政治，讲改革，就必须面向全社会老老实实讲利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革，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主张，因为它符合谁的利益，怎么个符合法，能管多久，如何证明，如何保证，等等。不同意的一方都有权据“利”力争：这项措施伤害了什么什么人，伤害了国家长远利益，所以不能如此，等等等等。总之无论赞同与否，需要讲的都是“利”。如果涉利不讲利却开口闭口讲“理”讲“学术”，那就是把“学术研究”当成政治斗争工具压制不同意见。这在政治上来说是专政专制，学术上来说是歪曲正当学术研究内涵，败坏学术名誉。
决策改革的“精英”们挂了公职，参与了决策，涉及了亿万人的利益前途命运，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行为，完全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他们的实际身份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者”“专家”，而是政客的一员。同样，《物权法》既然涉及一切人的切身利益，那《物权法》的制定就不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行为，也必须服从政治搏弈的规律。你自己利在其中，早已失去了超然的身份，哪里有资格不准别人质疑批评？这时再以“学术研究”为借口拒绝批评，就不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专制问题。这如同基辛格挂了公职后以“学术探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为理由拒绝社会监督批评一样，属于荒谬绝伦。
当年“蒋委员长”说：抗日是政府操心的事，是“专家”“内行”的事，尔等小民百姓没资格过问。如今“精英”们说：改革是政府操心的事，是“专家”“内行”的事，尔等小民百姓没资格过问。实在是一脉相承。
“精英”们闹了几十年的“改革”，连改革属于政治行为还是属于“学术研究”都不肯说清楚。这是假天真还是真糊涂？都不是，是阴险狡猾兼无赖。他们既要捞取私利，又不准别人批评，所以滥用“学术研究”和“专家学者”的身份。有利可图时只顾要钱不要脸，什么学者身份也不顾；一旦被人揭发批评立刻搬出“学术研究”当挡箭牌。不信你看“精英”们凡遇批评头一个反应一定是“这是学术研究”、“外行不懂”，然后全力以赴挑批评者的问题，不是“资格”就是“身份”，最后把一切归于“外行内行”，而决不敢坦然面对批评本身。
挨批评被骂是欧美政客的基本功。中国的“精英”们可比人家高明多了，把政治斗争变成“学术研究”，把“学术研究”变成政治工具， “改革”学术化，学术利益化，一个“学术研究”“外行内行”就把一切批评者连同批评本身全部一棍子打翻在地。行了专制专政还捞了个“学术研究”的美名，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坊，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谁说中国人不会“自主创新”？这难道不是个绝妙的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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