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丁宁宁的发言：正确总结历史是胜利前进的前提。
丁宁宁：王建的文章提的问题早就该说了。王建很多文章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问题十分重要，因为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作用的。在某些条件下，理论上的进展甚至比实践上的经济更重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是异端，但是在前苏联、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已经不要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我们不恢复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正统地位，不仅马克思主义要被边缘化，我们党也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自己的合法地位。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总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1992年以前，中央党校教的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92年以后，一下子又都改教西方经济学了。现在不少从国外学回来的人“食洋不化”，对中国自己的东西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们的话语结构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的，总觉得我们建国以后的东西都是错的。如果我们自己不作历史总结，任凭他们或者外国人来写中国现代史，评价不会超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
如果全盘改变目前的政策、新左派变成主流，也不见得就对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两年以前，我参加过编译局组织的一个“劳动力产权理论研讨会”。会上有不少外国左派学者，他们讲的都是拉萨尔当年的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只不过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变成了“有折有扣的劳动力产权收益”而已。会上只有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仗打得非常艰苦。现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么多年，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
任何情况下，反思都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的反思都是正确的。现在最新的反思是抗美援朝战争不该打，甚至讲与国民党的和平协定是共产党撕毁的。由此可见，如果共产党人自己不修史、任凭一些有目的的人去伪造历史，很快就会失去话语权，失去舆论上的合法性。党内理论界应当对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能够被青年一代理解和接受的历史总结。现在一些改革派为了强调改革的必要性，把传统计划时期说得一无是处，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统统归咎于经济体制。这是非常危险的。
王建对美元、欧元的很多分析我是赞同的。想补充一点：1948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和1973年的中东战争，是西方资本市场泡沫化过程中两个标志性的分界线。前一次放弃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后一次放弃了美元的金汇兑本位制，最后美元的准备只剩下军事强权。货币霸权的争夺可能引发国际性战争，对这一眯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中国希望再保持20年的和平，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没有什么不可能，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足够的强大，才能“不战而屈他人之兵”。
在资本市场问题上，没有任何国家像我们这样胡搞。马克思说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一点也不错。当年从海外回来的一批人成立什么证券设计办公室，我就觉得有很大问题。因为这些人没有系统学习过外国的证券史，只学了些西方证券市场先进的做法。我们的证券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想方设法扩大投资者的范围，二是不断进行融资工具上的创新。但就是没有人认真研究一下市场准入和市场规范问题。忽视了准入制度，忽视了市场规范，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投机者。开始是羊群效应小投机；后来鼓励机构投资者，结果搞成大投机。现在指望外资进来后能形成新规范。其实更危险。人家进来的目的是赚钱。你的市场没有规范，只能靠投机赚钱，他就只有比你更投机才能赚到钱。怎么可能带来规范呢？
现在讲科技创新，当然是对的。科技大会开完了，我认为效果等于零。以前搞12年科技规划时，是科学家和政治家坐在一起，政治家提出需要，科学家提出设想，反复讨论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家拍板，确定目标后，要和科学家共同制定规划，并领导科学家落实规划。这样才可能有“两弹一星”的成果。现在科技规划已经退化为科学家之间的分钱计划，争着为自己的弟子落实项目和钱，但搞了半天根本没有具体成果。这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吗？我们现在搞科技规划的整个方法是错的。即使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方向，也无法落实。别忘了美国人登月告的是登月计划，而不是登月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从具体应用角度讲，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都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讲到价值判断，讲到社会公正，二者就不相容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然后讲清楚我们发展了哪一部分。理论上不允许稀里糊涂。例如马克思只讲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斯大林讲建成社会主义，然后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没有说过，斯大林也没有说过。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什么意思？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和西方学术界对话。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问题看你能不能以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系来吸取这些精华，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全盘按照西方经济学说的办，那就误入歧途了。
西方工业化只有两个模式，英美一个，德日一个。中国和俄罗斯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依靠侵略扩张进入工业化阶段的。但我们和俄罗斯又不一样。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就业问题很难解决。如果我们不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之间做出某种妥协，不管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靠“市场化”一根筋，那就非常可怕了。中国革命靠的是老百姓拥护才取得最后胜利的，改革也不例外。如果占大多数人反对改革，那未来的改革靠谁来推动？改革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就必须吸取西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让百姓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早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政策革命有两次。第一次最重要，即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在此之前，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安定过。第二次是7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提出个人分担部分保障责任，以纠正保障标准过高导致的“福利陷阱”和经济上难以持续的缺点。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敢于取消第一次社会政策革命的成果，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现在是信息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向底层人民隐瞒了。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是不可阻挡的。当然首先要从党内民主做起。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西方国家没有遇到过，西方经济学中也没有现成答案。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较多的是工业化过程中断的教训，较少的是持续工业化的经验。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上，尽管每一届政府都有所前进，但我仍然不敢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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