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黄小虎的发言：讲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黄小虎：王建分析美元的文章一出，我就一直关注，这是近年来少见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一些具体结论，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但王建自己却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不了问题，西方经济学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促使我思考，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05年刘国光谈话之后，反对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公开或私下提出同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什么？言外之间是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什么东西，或者说已经过时了。拥护刘的人也不少，但以表态居多，从正面说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清她能不能指导改革开放，说清她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的，却不多。
对于许多老经济学家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常识性的“ABC”式的问题，但在现实的经济学界，却已成了一个“新”问题，而且回避不了。但以我的知识水平，可能回答不了。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尝试着谈点个人体会，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成果是《资本论》。《资本论》是个庞大的体系，有严密的逻辑和结构。我理解，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剩余价值学说，第二是再生产理论，第三是经济运行理论，三个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第一，关于剩余价值学说。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伟大发现。他从商品两重性入手，分析交换的本质，分析货币在交换中的作用，分析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分析资本增值的秘密。在分析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史上第一个科学的货币理论，第一个科学的工资理论等。进而，他研究资本积累过程，提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表现为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则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关键或要害，在于如何获取、如何分配、如何使用剩余价值，或者说是如何实现资本积累。最后，他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不同形式，揭示了小生产者、工人阶级、殖民地民族以及资本家阶级本身的历史命运。他指出，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资本论》第一卷，第831页）将近150年过去了，纵观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及至今日世界，马克思当年揭示的历史趋势并未改变。
有人把乘余价值学说单纯理解为关于剥削的理论或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失之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确实深刻揭露了剥削的本质和秘密，但他并不是进行抽象的道德批判，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既肯定各种剥削形式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又分析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不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会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会孕育出对自身的反对力量。此外，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因而也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还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因而也是制度经济学的早期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从生产力实际出发，恢复了小农的生产关系，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必然产生资本固有的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分析这些矛盾？剩余价值学说依然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有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早期的混乱阶段，后来都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秩序，化解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路子走，在付出初期的代价后，也会达到他们的境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这充其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运用剩余价值学说的分析方法观察当今世界（例如王建对美元霸权的分析，刘宇凡对当代金融危机的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现代术语即“经济全球化”），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把资本的触角伸展到全世界，以从全世界各个角落获取的剩余价值为经济基础，采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改善本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缓解了内部的社会矛盾。这种全世界为少数国家“埋单”的发展条件，我们后发展国家已根本不可能具备。且不说应不应该走这种靠剥夺别人发展自己之路，就是你想走，也走不通了。近现代历史，不乏后发国家步西方后尘，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充其量作个附庸，唯人家的马首是瞻，分得一杯羹而已。既然没有别人“埋单”，只能自己“埋单”。就要把握好事情的度，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它必然引发的各种矛盾。具体途径，一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二是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作用，也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最终建立资本主义。
第二，关于再生产理论。
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周转循环入手，研究剩余价值变化的规律；从剩余价值的积累，研究社会再生产的模式，进而探讨了不同再生产模式下，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自己把这一部分论述概括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实际上也提示了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他对资本周转与循环、货币与信用，流通时间与费用等的分析，对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他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更对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例如，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特别是扩大再生产模式下，两大部类交换关系的分析，告诉我们：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首先是物质的比例，同时又必须在价值运动中才能发现，又表现为价值的比例。多年来，我们探索这些比例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陈云提出的几大平衡的思想，就是对再生产理论的运用与发展。改革开放，提出以市场为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就是要在价值运动中实现物质比例关系。但市场交换关系会因价格（本质是利润）信号失真而扭曲，因而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换。这也是再生产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又例如，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模式下，两大部类交换关系过程中指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因而存在着第一部类的资本积累速度快于第二部类的现象，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是对客观的描述，而非单凭主观的推断。当前，关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一个重化工业的阶段，经济学界众说纷纭。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分析，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
第三，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
如果说，前两部分是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的本质经济关系的分析与概括，那么第三部分则是更多地从资本主义表象入手，进行全景式的介绍，并进一步把这些现象与前两部分阐述的本质关系相联系，使人们更加看清剩余价值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实现和分配，更加看清资本再生产的实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动，提示了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了商业资本的运行和商业利润的来源；分析了货币（银行）资本的运行和如何生息，揭示了货币流通与商业信用特别是银行信用的关系，揭示了纸币（银行券）及各种信用工具的作用。特别是深刻揭露股份制公司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还深刻揭示了信用制度如何衍生出虚拟资本，等等；分析了超额利润如何转化为地租揭示了地租的种类形式、揭示了地价的本质，等等。马克思这些分析，囊括了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全部运行机制和所有重要的经济关系，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实证资料，并且作了全面深入的历史对比分析，可以说是一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百科全书。尽管他的主要落脚点是揭示由不同职能资本组成的社会总资本是如何瓜分社会剩余价值的，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科学的资本运行理论。
今天，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日益精巧、规范、日益花样繁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经济关系仍然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许多有关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诸如现代商业学、现代货币金融学，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现代物流理论、现代土地经济理论等，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我们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走向，提供思想指南；也可以为我们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运行理论的依据。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命运。
严格地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统称为西方经济学，并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十分科学的。从诞生地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欧洲。从学术渊源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研读了1500多种书籍，并且都作了摘要。每当他了解到有与他研究内容有关的新书出版，他都要停下手中的写作，把新书找来阅读，并在之后的写作中加以反映。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有许多既与前人相通，又被后人广泛采用。因此，从学术角度，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成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或分支。
人们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理论对立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比起其他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是真正的“穷人的经济学”。因而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锐利武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得人们普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成一种革命的学说，而忽略了她对于发展，对于建设和改革，同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种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马克思自己这样总结他写作《资本论》时的研究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23页）。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要坚持这种研究方法。我之所以特别推崇王建关于美元霸权的系列研究，就是因为他非常好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研究方法。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度成了主流经济学。固然有利于其传播，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不是注重于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注重于某些具体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具体结论显然已经过时了，固守这些结论，就产生了僵化甚至庸俗化的问题。二是一旦有了权威地位，就成了一些人争名逐利的工具。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去了公信力。如何重振雄风？我认为党和政府的重视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现实经济问题，对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世界经济的趋势等，作出深入研究和科学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非主流地位未必就是坏事。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反而受嘲弄、受批判、受封锁，无论如何也是不正常的。
被笼统地归入“西方经济学”的，其实有各种学说、各种流派，互相是有很大差异的。不仅研究方向不同：有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有研究发展问题的，有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等等；而且立场或曰意识形态色彩的差异很大；有的侧重于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为不发达国家和弱势群体摆脱落后与贫困，探索解决办法；有的则是旗帜鲜明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资本主义能解决世间的一切问题。可见，把他们不加区别地一体对待，是不恰当的。在西方的经济学者，一般都是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研究的出发点。但在中国，搞“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却大都讳言自己的立场，这与共产党执政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应把政治与学术适当区别，搞政治的，带领大家行动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主管教育与科研的领导干部，应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至少是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学术理论界，则应包容并蓄各种学派。当年马克思主就是在汲取各类资产阶级学者研究成果的营养和精华并剔出其糟粕的基础上，写出了不朽之作《资本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需要从各种学说、流派中汲取一切合理的东西，仔细鉴别不合理的东西，认真开展学术探讨和学术批评。刘国光的讲话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只是没有说得太清楚。指责他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帽子恐怕有点太大，因为那不符合他的本意。至于主流还是非主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旦成为了主流并力图维护主流的地位，就面临僵化的危险，就会在现实矛盾面前碰壁，就可能沦为非主流。历史不就是这样轮回的吗？
丁宁宁：我刚进入中心的时候，很多老同志翻译过一些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比较制度分析等东西，后来都放弃了，完全代之以西方经济学。现在学术界还能够坐下来搞研究的人都很少了，经济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上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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