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中国企业界真的不需要国家主义吗？——论民营资本需要提升为民族资本
杨帆按语：
中国企业界的杂志， 终于向我们“非主流”约稿了。
起因于企业家民族意识的觉醒。 我去年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应该上升到民族企业。 这是一个与经济学主流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命题。
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提交了“支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议案。李东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建立在民族经济和民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基础上。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量引进外资和本土民族企业的发展，未来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经济强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更多地支持和帮助民族企业的发展。
“我国在‘引进来’战略的实施方面，政策配套比较到位和完善，吸引了大量外资。但在扶持民族工业发展，支持大企业和企业集团‘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方面则相对薄弱，国家应该制订更得力的支持性政策。”
他说，要让企业“走出去”，国家就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予以支持。譬如在税收政策上，国家应给予优惠；同时，国家还应为“走出去”的企业在资金上提供便利，加强对试点企业境内外融资的支持。对购并国外企业后能大规模带动出口的企业，还可考虑实行足额退税政策。此外，应改进外汇管制政策，允许中资跨国公司总部统一管理与使用境内外成员外汇资金等。作为国内较大电子集团的“掌门人”，李东生对于“走出去”有直接的体验。他建议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国家可选择一批有前景的战略产业和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围绕参与全球资源整合、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给予更有力的支持。
李东生建议，我国应把“走出去”战略作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进一步拓展大企业国际化之路，对部分大企业在外汇、融资、保税等方面予以特殊政策扶持，为其分担跨国经营中的探索性成本。他说，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了，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强国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是在许多产业领域都有具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在许多产业领域培养自己的跨国集团，才能真正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系。但国际化的实施需要时间，不能急功近利。他说：“日、韩企业的国际化过程都经历过许多困难和挫折，但能够坚定走下去的企业最终都取得了成功。”
在来看看我的文章，与他有什么差异？ 我在写文章以前并不知道李东升的言论。 是这本企业家杂和我约的稿子。后来又有许多限制， 不许提反思改革，不许提经济学非主流，不许批评新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 这种矛盾状态倒是很有代表性。
长期受经济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企业界，正处于重新选择与定位， 要在理论上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是代表外资利益的， 中国民族资本需要国家主义，是不容易的，要他们那些代言人改弦更张，承认自己理论导向的错误，更不容易。
不过，利益就是利益。 中国民营资本要上升为民族资本，只能把指导思想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至少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是没有经过删改的文章。
中国企业界真的不需要国家主义吗？
----论民营资本需要提升为民族资本
杨 帆
一． 经济自由主义应该完全排斥国家主义吗？
在我们中国新崛起的民营企业家面前，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一种是国家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自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出发，为企业设定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以静态比较利益为根据，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保护。他们认为国家保护产业，会助长腐败，降低效率，产生利益集团寻租，而自由贸易，则可以使国家和企业享受国际分工的优势，取得最大的利润。 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政策主张和价值导向，数百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主流。 这样的理论是有误导的，它在“经济互相依赖与融合”的外衣下，掩盖了企业的主导和控制权的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本质上符合强者的利益， 不符合中国民营资本的利益。 因为强者是作为“国际领导者”霸主国家，是国际大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民营资本。 当然，共同利益也是有的。弱国和弱小企业作为附属，也可以得到少许利益，但你如果真的要强大自立，就会受到强者的控制和打压。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仅凭自身能力很难发展得起来。
其实，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工业化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外战争的失败，以5% 的关税对美国 40% 的关税，谁能够发展得起来自不必说。这与制度，官办还是民办，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自己国家的国防力量相差太远，那么企业在与外商的交易中能否“双赢”，什么样的“双赢”，就值得怀疑了。
与此相反，“非主流经济学”主张在落后国家由于企业弱小，需要以国家力量保护产业，创造动态比较利益。 如德国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其代表的是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自主工业化道路”。 越是后进，越需要国家保护。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保护自己的骨干企业，支持根本性的科技创新，比如美国政府策划的波音兼并麦道，欧洲5国合作制造空中客车，等等。只不过他们不明说，而且保护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之所以不惜违背自己的基本信条，以国家力量支持大公司合并与垄断，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在高科技的巨额投资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天真或者愚蠢到放弃现成的国家力量，把参与国际竞争的任务交给企业独立承担的----当然，那些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的国家除外。这样参与国际竞争，受损失最大的，当属民营企业。 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即使能换得来，也是消费者得好处，民营资本作为生产者并不能控制新技术。而让市场，却是货真价实地让出了民族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 你准备试制的产品，或者刚刚试制成功的产品，被进口货替代了，你还研制什么？于是，就只能为外资加工配件，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庞大飞机工业就只能为波音配尾巴。于是，中国的GDP越来越大，GNP越来越小，其差额就是就是外资的利润。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消费过度升级，民营企业却赚不到钱，核心技术被外资所掌握，损害的是长期竞争力。
二．参与全球化能够消解民族国家利益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理论在新经济的技术基础上，升级为“全球化，地球村”的主流话语霸权,过去“国际化”的说法，尚且承认民族国家主权，民族经济，民族产业的存在， 自由贸易和投资受到国家关税和其他政策的限制与保护，产业主体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国家，金融自由化刚刚开始，尚未根本触动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
“全球化”概念，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经济，金融创新与危机，跨国公司扩张，美圆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在本质上是要对民族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民族产业进行解构。西方主流话语所解释的“全球化”要点是：
第一，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不受国界限制而自由流动，但是发达国家一贯把劳动力自由流动排除在外，于是，全球化就成为国际资本单方面的自由流动，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只能通过引进外资，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企业经济效益，取代社会总体和长远利益；
第三，以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效益，取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综合效益。
第四，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整合，控制或者吞吃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响民族国家的内政和政策制定，
第五，以美圆的世界霸权，主导国际金融和汇率，操纵国际金融市场。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影响和限制民族国家的宏观调控，削弱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六，以美国的新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导世界高科技发展，以知识产权和标准，控制各国经济与产业。
第七，保持西方意识形态优势，操纵舆论导向，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思想。
第八，以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手段， 强行推行美国式民主，遏止新大国崛起，甚至使他们分裂和瓦解。
第九，将“国家安全概念”大大扩展，一方面以“综合安全”代替国防安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媒体力量的综合使用；一方面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大到领土之外，国防的目标是保卫国家安全边界，这个安全边界是大大超越了领土的，对美国来说是全球范围；对日本来说，就是马六甲海峡的“石油生命线”。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战略和政策，在本质上是美国单极霸权主义的表现。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的经济历史规律”，历史是人创造的，是无数利益主体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重大的决策和天才的思想，都可能在选择历史方向的关键时刻起决定性作用，一旦走上某条道路。就可能产生“路径依赖”，长期不能修正。这就是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作为“人为设计”的过程，“全球化”是由国际霸主的超级大国以综合国力为担保推动的，美国通过全世界的军事存在，对国际组织提供经费，取得了制定规则，裁判异端，调节纠纷的主导权。苏联的瓦解，东亚的危机，新经济的成功，中国四亿过剩劳动力以产品的形式加入国际市场，都强化了大资本的力量，使新自由主义理论成为主流。 美国因此获得了超强的世纪霸主地位：
----军事优势。140多万陆海空三军部队，拥有世界上数额最高的军费和最高的技术水平，总体实力超过排在它后面的世界10强的实力总和。
----在世界重点地区的军事存在。苏东解体后，美国在西欧的驻军仍有10万人，在亚洲（主要是在日本和韩国）的数目大体相当，中东25万人，巴尔干２万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第六舰队）在海湾、台湾海峡、地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保持经常性巡弋，随时使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近年来在科威特驻军，并且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
----高科技优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的7大领域（航空航天、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型原材料、电脑芯片和核技术）都具有相当优势，并使国际社会对它具有一定依赖。
-----总体经济实力及在国际金融的控制力。国内生产总值9万亿美元，占全球1/3。美国金融市场包含了世界2/3投资。美元霸权，美国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具有影响他国内政外交的手段。
根据国内对综合国力的评估：美国综合国力值遥遥领先；日本综合国力值等于美国60％；法英德基本同一个水平，约等于美国一半；俄罗斯为美国40％；中国为美国1/4，法、英、德的1/2，俄罗斯的2/3。评估报告的取值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教、资源。在经济领域，中国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不到美国的1/3；在军事领域相当于美国1/9，俄罗斯1/3，英法1/2，与日本、德国接近；在科教领域，中国分值只有美国1/7，法英德1/5，俄罗斯1/2弱；在资源领域，俄罗斯第一，中国第二，美国第三。中国最弱于美国的是军事力量，与其他6国相比，中国最弱的为科教水平。欧盟没有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决策中心，很难形成对美抗衡力。俄罗斯在军事上仍为第二强国，困难在经济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内可望增长1倍。日本综合国力在亚洲最强，但发展高潮已过，空间不大。
假设美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7％，中国达到美国水平需36年，达到法国水平需18年。该评估同时指出，中国始终保持综合国力的高增长较难，若中国年均增长的速度为5％，在14年内，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逐年减少，但绝对差距逐年增大，第15年后，绝对差距才开始减少。希望东亚的区域化像欧洲一体化那样，是不现实的。在20－30年的时间里，不大可能出现能够结束“美国世纪”的力量。
在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中，美国占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占了绝大部分；世界外汇储备是美圆；国际贸易70%是以美圆结算的；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和资金，流向了美国；2000年全球软件生产共16000亿美圆，美国占了12000多亿，印度占70亿美圆，中国只有几亿美圆，出口只有几千万美圆；美国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发明专利，并且酝酿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联网和计算机；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流向。
中小国家可以依附于美国换得经济利益，大国则不同。由于腹地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利益比小国要小得多。大国接受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日本韩国一直走经济民族主义道路，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终于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美国还利用安保条约禁止日本韩国独立生产飞机，只让它们给波音飞机配件。巴西和加拿大这些依附于美国的邻国均可独立生产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欧洲4个国家，则联合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弹，并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
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在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解释的“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援助，其实力仍旧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国防产业。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经济角度不同，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只不过美国是世界霸主，可以用“全球化”作为自己国家利益的代名词而已。
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多，在90年代被捧到神学位置，金钱和利益关系代替了信仰和道德。90年代中国思想界被经济思维所控制，经济学又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造成严重的市场教条主义，话语霸权已经形成，对于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在资格上贬低，在形象上妖魔化，以至于在经济学主流话语中，几乎没有“国家安全，民族经济，战略产业，国防建设，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样的概念。
就国家总体利益而言，即使“和平崛起”之路能够走的通，也需要国家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 因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极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15年是我们最容易受到外力胁迫甚至直接攻击，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主权，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应该扩大，我们的国防力量要能够保护“国家安全边界”，特别是经济安全。 作为大国，中国有史以来最基本的问题，一是治水，二是国防； 要保证主体板块不分裂，不出现划江治的南北朝，现在则要防止东部与内地的分裂，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国际上则要贯通欧亚大陆桥。这个历史的任务不能因为现代化而消失。
走向市场化民主化，融入国际社会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干预，削弱国防力量，丧失国家信仰和民族凝聚力。 爱国主义，包括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和必要补充，两方面不能失去平衡。
三，自主创新能够放弃国家主导吗？
经过长期争论， 那种主张把科技进步交给国际跨国公司，依靠外资技术转移实现技术进步的“开放创新论”，终于没有被决策层接受。 但是，“自主创新论”也有模糊之处，它没有明确，根本性的科技进步究竟是由国家主导，还是由企业主导。 奇瑞汽车是企业主导，但大飞机只能以国家主导。
“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控制中国15年，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和理论教条，他们对毛泽东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耿耿于怀，必彻底否定“赶超战略”为快；许多中国人不敢与波音和空客竞争，安于长期作消费者，也不想坐国产飞机，他们丧失斗志，不再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者；坐享消费繁荣的中国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创新能力，以为弱不能变强，弱不能胜强，在精神上首先认输了。他们以为发挥比较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大飞机和高科技产品更合算，中国低工资的优势还能持续30年，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去参与国际竞争？ 他们尤其反感国家干预，宁可企业变成国际资本的附庸，中国成为低级加工厂也在所不惜。其背后已经不是什么经济道理，而是对自己国家力量和体制心存反感，对自己的民族没有信心，这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我们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家主义，新的含义是：
1． 承认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本规律并且积极参与，在此规
律之上强调国家利益，国家主导创造比较利益，国家支持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技术创新，力争多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 应该是开放的，与国际合作的，但应具备自主性，不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整合，纳入他们的轨道。
2． 国家对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主要不是通过计划经济和国有制，而是通过扶植国家战略产业，如核，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基础科技发明，进行战略物资储备。 国家计划是不可缺的，补贴是需要的。 战略产业不能分拆，自我竞争。 战略产业，应该实行国家主导下的军民结合，国民结合，计划与市场结合，结合的方式就是国家定货，公开招标，把有技术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合同，纳入国家战略产业的轨道。 这是国际通行的“ 非股权控制”，比股权控制有效得多；同时为民营资本开辟广阔的市场，提供技术进步的动力和保障。
中国民营资本30年以来，接受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是由于他们实际感觉到的，是政府的垄断和压迫。 其实这里有误导。实际上没有国家支持，甚至是官商一体化，我国民营资本作为整体，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 30年以来国家对于民营资本的支持是主要的，欺负和垄断是次要的，当然这些问题是应该改正的。 现在加入WTO了，国家真的不保护民营资本了，甚至倾向于外资一方，民营资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弱者，需要国家予以适当保护，至少不能偏向于外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本质上代表国际跨国公司利益，而不代表中国民营资本。 什么时候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领袖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转向新国家主义，什么时候就实现了从民营资本向民族资本的飞跃，只有如此，才有希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出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
以后的贸易理论越来越明确地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比如资源禀赋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雁形发展模式”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
中国加入全球化，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按照动态比较优势规划产业发展。
第一，以劳动换取资源和技术，为中国现实比较优势所决定。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外国的土地，石油和水。每进口1吨粮食，可节省1000吨水。但必须加速农村城镇化，为数亿农民安排出路，而水资源和农民权利保障，则是最大的制约。
第二，劳动密集产业向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工资，而且是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结合的程度。中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需要兼并和集中。
第三，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有先进技术创新，有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势所必争，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
国际资本对中国进行技术和品牌垄断。在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中，我们发现合资外方给中国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与外商合资，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和对市场的迷信，鼓励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
有人以投资太大反对自主开发。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只用7000万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1000万人民币。长3 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做雪莲牌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10。西方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元，中国就是多少人民币，只有西方的1/8。
阻碍民族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在“全球化，市场化”过程中就会出现外国公司和国内企业联合，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的事件。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促进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
四．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安全
第一，“国家安全”概念的历史发展
加强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背景是全球化和市场化，而不是向计划经济回归，发展市场经济意味着鼓励人的欲望，提高消费水平，能源供应和海外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命脉。一个国家越是开放，加入全球化，就越是需要国家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绝对不是相反，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或者自废武功感动霸主国家。这就需要新的强国理论和国家安全理论，一些学者如张文木已有出色的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削弱国家力量包括国防力量，对于大国来说特别是如此。国家安全观念随经济利益向世界扩展而扩大，领土边界安全要有一定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国家安全边界是大于领土的。象美国这样的世界霸主是没有国家安全边界的，它的国家利益就是“全球化”，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全世界。所以美国飞机在全世界进行侦察，在全世界设立军事基地，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在美国人看来是正常的，因为都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要点，就是控制中东石油，并且阻挠海陆石油通道附近任何大国的崛起。首先需要海军，建立海权。海权指建立在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权利。海权，在霸主来说是海上霸权，比如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设卡检查所有油轮，对世界能源运输形成潜在的威胁力量，谁敢和美国对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能源运输是否被卡断。海权对一般国家来说是海上自卫权利，近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几乎都是在打败海上强国，取得自由贸易的权利以后。可以说：国际自由贸易的背后是国家武力保障的海上安全和国家威慑力量。“自由”，在国内与市场经济和民主相联系，对外则与国家武装力量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威慑力量相联系，必要时则由国家出面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的形式保卫“自由贸易”，这才是“自由”的真谛。
英国的崛起，是经过长期海盗般的恐怖主义袭击打败西班牙以后才实现的；欧洲人是依靠征服美洲和非洲，才绝处逢生的；彼得大帝终生为俄罗斯争夺的，就是一个出海口，而南下经里海，阿富汗，取得印度洋的出海口，一直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70年代苏军突然占领阿富汗，是中美化敌为友对抗苏联的直接原因。至于日本，则是在海上打败中国和俄罗斯以后被接纳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极为冒险的珍珠港偷袭，说明争夺海权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任何国家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霸权的冲突，就不会有发展。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争夺海权的战争是回避不掉的。
当英国的海上霸权衰落以后，美国继续联合英国，以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为指导，要点是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确保地缘，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首先要控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关键部位是其两翼的巴尔干和南亚。90年代末，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设想，美国对俄中两翼合围的战略势态大体成型。
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在均势中相互制衡，有利于美国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排斥多极化。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广大的版图，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办法，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操纵。二战后西方肢解德国，削弱印度，促成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在21世纪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国家安全”是历史概念。自然经济的小农国家，安全与土地面积和人口相联系，产生了以保卫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以攻防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国家安全环境考虑的是保证人的生存条件。
市场经济下，利润的意义使“发展”成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为对“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的威胁。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相联系，超越了生存条件的范围。
市场经济下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安全的海上贸易线。产生了以远程海军为主要作战手段，以控制海上要塞为军事目标的海权国防理论，使国家防卫概念从中世纪的保卫生存条件，转化为保卫发展条件；从本土防卫转化为海上防卫，把战场推向敌国边界。蒸汽机和火炮产生了海上机动性和远距离打击能力，使西方海军打败了东方陆军的冷兵器，灭亡了印度，控制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革命是制空权。德意日率先采用飞机配以坦克集团军、高度机动的大纵深地空一体化作战，潜艇在水下控制海权，先发制人。二战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即平面战争到立体战争的军事革命。
80年代信息革命对国家安全有巨大意义：里根依据“高边疆”战略思想，宣布“星球大战”计划，想通过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建立一个拦截敌国导弹的防御系统，从而使核打击对美国失去威慑作用；预示着信息高科技战争形式，将首先借助太空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高额利润来源于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做到这一点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对国家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主要不再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中东石油以及通往北美和西欧的石油运输线：西线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太平洋沿岸。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美国坐视不管，一靠近上海，美国就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东北扩张，美国就表示出慷慨的资助。一旦调头南下，就遭到美国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遗憾就是不能对波斯湾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的“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需要军事介入海湾事务的能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良机，在阿拉伯人“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开进50万军队。不除掉萨达姆，正是为了在海湾长期驻军，同时美军驻军12000人于沙特。
然后，美国把注意力移向经济迅猛崛起的亚太地区，这里有美国的投资利益，
美国有36％的贸易在亚太地区，是美国同拉美贸易的3倍，同欧洲贸易的1．5倍，经营着5000亿美元的商业贸易，投资1500亿美元。还有石油利益----从美国太平洋海岸经夏威夷、关岛、马尼拉、马六甲海峡至科伦坡和中东海湾地区的海上运输线，美国沿此线路进入远东，日本也在此线东端珍珠港向美国发起攻击。罗斯福在夺回这条线路后，就把解决中国东北日军的担子抛给了斯大林，美国人犯不上在东北亚流血，那里没有美国的重大利益。20世纪自美国步入远东以来，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全部外交政治都是围绕这条运输线展开的：与日本作战，侵越战争，对南亚外交，对抗击苏军的阿富汗游击队的支持，对台湾西藏分离主义的纵容默认。美国亚太外交政治要点是：距它的海上运输线两侧即北南纬30度之间的国家越小越弱越好，离此之外的国家相互磨擦最好。政治地理就是这么布局的：在西欧是英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是两伊及印巴中间的掣肘，在远东是俄日中的掣肘，美国南边海上经营并大获其利。
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五国所独有的北临俄国东接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把该地区列为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力图使之成为21世纪美国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剑南插印度洋，逼视国际海运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门户，波斯湾的门坎。印巴两国与大国的石油利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国全球战略中成为必争之地。美国默认印度拥有原子弹的条件就是让它遏止中国。借打击恐怖主义机会在阿富汗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并且影响巴基斯坦，是美国控制中东中亚总战略的一部分。
第二，中国的发展权与国家安全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
民族市场的存在与开发，对落后国家的振兴意义重大。拿破仑进军埃及力图扼住英国通往印度殖民地的咽喉，用大陆封锁政策保护法国民族生产力在欧洲大陆扩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面对东西部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却以“梯度理论”、“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 ”及“经济全球化”来安慰自己，这是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轻率。过多地向外国出让民族市场，可带来表面繁荣，但弱化民族自身生产机能。
“发展是硬道理”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未来时期应该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对内必须保护环境，特别是调整治水思路；对外则以能源供应为中心构造中国的国家安全边界，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国防，高科技和整治国土环境方面来。
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
主权，不仅涉及领土概念，从动态看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中国生存的“硬道理”取决于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为维护自身发展权，必须打破发达国家对发展权的垄断和限制。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具有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中国处于亚洲中心，拥有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东接太平洋有漫长海岸线，向西直接与中亚富油地区接壤。这种“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地缘优势，在世界大国中是较为独到的。
台湾不仅是中国的领土，更是世界石油运输线的关键要道，关系到中国和日本的石油供应。这就是日本为什么要在历史上吞并台湾的理由。如果中国统一了，就扼住了日本经济的咽喉。另一个地缘政治的焦点是朝鲜半岛，成为中美日三大国角逐的中心。
中国新疆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产油国直接接壤，与乌兹别克、土库曼斯坦相距不远；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出了巴基斯坦就可直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西南与缅甸为邻，可在缅甸铺设输油管道，将中东的石油海运至缅甸港口卸下，输送至我国西南，避开繁忙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与美国和日本由本土至波斯湾的海上运输线相比，中国西部这几条陆路石油线安全系数要高得多，这些线路的主要部分都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即使将来围绕着石油运输线发生军事冲突，有利于发挥中国在陆战中的相对优势。陆战历来都是东方军队的长项。
1997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协议，开发里海东岸石油，铺设通往新疆输油管道。日本为避免对海上运输线的过分依赖，准备修建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西起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抵达日本。2010年建成后，对中国和日本及东北亚地区发展有世纪性的意义，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明显有利。
第三，中美地缘政治关系。
21世纪的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作为超强的世纪霸主，美国国力非常强大：
-----军事优势。140万陆海空部队，最高的军费和技术水平，总体实力超过后面10强的总和。
-----在世界重点地区的军事存在。西欧驻军10万，亚洲10万，中东25万，巴尔干2万。太平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在海湾、台湾海峡、地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南部经常性巡弋，随时使用武力威胁。
-----在世界高科技的7大领域（航空航天、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型原材料、电脑芯片和核技术）都有优势，使国际社会依赖于它。
-----总体经济实力强，国内生产总值9万亿美元，占全球1/3。金融市场包含了世界2/3投资。
-----美元霸权。美国对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具有影响和控制力。
根据中国对综合国力的评估：美国综合国力值遥遥领先；日本综合国力值等于美国60％；法英德基本同一个水平，约等于美国一半；俄罗斯为美国40％；中国为美国1/4，法、英、德的1/2，俄罗斯的2/3。评估报告的取值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教、资源。在经济领域，中国分值略高于俄罗斯，不到美国的1/3；在军事领域相当于美国1/9，俄罗斯1/3，英法1/2，与日本、德国接近；在科教领域，中国分值只有美国的1/7，法英德的1/5，俄罗斯的1/2弱。中国最弱于美国的是军事力量，与其他6国相比，中国最弱的为科教水平。欧盟没有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决策中心，很难形成对美抗衡力。俄罗斯在军事上仍为第二强国，困难在经济方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内可望增长1倍。日本综合国力在亚洲最强，但发展高潮已过，空间不大。
假设美国综合国力年均增长速度为3％，中国为7％，中国达到美国水平需36年，达到法国水平需18年。中国始终保持综合国力的高增长较难，若中国年均增长的速度为5％，在14年内，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逐年减少，但绝对差距逐年增大，第15年后，绝对差距才开始减少。希望东亚的区域化像欧洲一体化那样，是不现实的。在20－30年的时间里，不大可能出现能够结束“美国世纪”的力量。
美国行使单极霸权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以经济和技术援助为诱饵，将有可能破坏美国领导秩序的国家纳入西方规范，通过与各地区的盟友和非敌非友国家的合作，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对挑战者进行制裁和用武力。
中美两国不仅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有差异和矛盾，而且在亚洲有地缘政治矛盾。集中表现在朝鲜和台湾地区，这是国际地缘政治矛盾集中的高风险地区。
基本的矛盾是能源。25年内中國和印度的繁榮依靠石油，中東地區四分之三的石油都將銷往亞洲。達中國和日本，要经过波斯灣、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中國不願意讓美國控制自己的生命線。印度可能控制印度洋。日本的石油生命線將處於中國影響範圍內。菲律賓、韓國和越南等也感到中國的控制力。
新美国国防政策的核心，是把军事战略舞台转向亚洲，首先建设关岛。美国海军三大基地群：以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为中心的东北亚基地群，以菲律宾苏比克海军基地为中心的东南亚基地群，以关岛为中心的密克罗尼西亚基地群。2000年以来，美军在关岛部署64枚先进的AGM-86型空射巡航导弹；准备部署3艘核动力攻击潜艇，CH-60型重型运输直升机；3艘大型两栖战舰，每艘可搭载2000人海军陆战队，4个战略轰炸机的海外中继站，全球任何地点发生战事时，B-52、B-2等战略轰炸机将首先从美国本土出发，直接飞到战区进行攻击，然后再飞到最近的海外中继站补充燃料与弹药。将后方基地的核动力攻击潜艇移至关岛，保护第七舰队航母战斗群。核攻击潜艇从本土的圣迭戈驶至夏威夷需3天半，从夏威夷驶至关岛需5天，从关岛基地两天内便可驶至菲律宾外海或是台湾周边。
联盟战略是美国安全战略要素之一。美日军事同盟已不局限在对付前苏联威胁的双边合作关系上，也不是单纯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军事意义上的合作关系，而是朝着控制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方向发展。美国大力加强与韩、澳的同盟关系，试图在21世纪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
在东亚地区兜售“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将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TMD体系中，美军太平洋总部正在积极利用先进的通信及网络技术，把亚太地区的各个联盟伙伴联入一个永久性的广域网中，将军事力量由“欧亚并重”向“亚重于欧”转移。
亚太地区地区拥有东亚至波斯湾的重要海上要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6支武装力量活动的区域，美国尚未取得亚太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与美国发祥于不同的文明体系，文明差异对美国战略运筹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美国把亚太地区作为21世纪推销其“核心”体系价值观和准则的重要地区。
亚太地区是美国所认为的具有军事威胁的重点地区，如南亚核竞赛、朝鲜半岛局势。在21世纪，非洲、拉美和中东都不可能出现能够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只有亚太地区有这种可能性。
美国以自由民主立国，是对国内公民而言，对外则以军事立国。建立国际经济霸权，才能维持它从全世界进口战略资源，维持国际金融霸权，美国的通货膨胀和股票市场崩盘才能够向各国经济转嫁。其实，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是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都是发源于五角大楼，每年3000多亿美圆军费的国家采购，支持着美国的经济，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的利润，这就是美国政府为什么每届任期都要打一仗的原因。
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大加强了美国的单极霸权。美国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受经济自由主义支配，想利用西方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被美国各自利用，在南斯拉夫获得成功。
美国在北约东扩压迫俄罗斯时，又通过关岛向亚洲大兵压境。从邀请李登辉访问，到“七块论”，从台湾民进党上台，到轰炸大使馆，从安保条约到导弹防御系统，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新疆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失去对马六甲---印度洋战略通道的天然控制力。扩大日美防卫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在21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的步骤。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这一地区中国实力最大。因此在新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是美国对华战略目标。西藏问题将向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升级。
美国对华外交的策略似乎是声东击西。如果美国未来能在南亚和中亚完成类似的部署——这是美国新南亚外交可能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一旦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关系出现紧张，我们就会面临在经济起飞需要大量能源的情况下，石油进口线被切断的可能。美国已用促成苏联解体的方式使俄国远离中东富油区，下一步美国也会用同样的思路来对付中国，也即推动西藏事实独立，从而在中国和中东中亚富油区间楔入一道政治屏障。
如果西藏新疆地区发生规模较大的动乱，我们首先要警觉的是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再次运用他们在海湾战争中用过的所谓“保护库尔德人禁飞区”的策略，来变相肢解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公开的分裂未必，因为美国在新疆问题上有两难选择：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虽然可以隔开中国与中亚富油国的直接联系，但却可能导致伊斯兰力量进一步向东扩展和加强，将来也不足以制衡重新崛起的俄国南下。变相的分裂，使新疆西藏在实际上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是有可能的。如此，中国在西藏的水源和新疆的能源和能源通道，将受到致命的威胁。加上台湾问题，这三个地区任何一个地区出问题，都将动摇中华民族生存的基础，更不用说实现现代化了。
20年以来，企业家总体信奉的是经济自由主义，从教材到论坛，从媒体到协会，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吹捧和拥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对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采取排斥，打击，甚至仇视的态度，认为他们是反对改革开放，拥护政府专制，打压自由经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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