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民：深化改革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深化改革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侯为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72）

目前理论界围绕经济理论观点和改革问题发生的争论，实质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观的争论。坚持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正确区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正确的改革观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要警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改革观误导改革。

一、当前理论界争论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改革观的争论

当前，理论界的这场争论从学术界扩大到全社会，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问题扩大到如何看待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诸方面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刘国光同志认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想泛滥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当前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必须防“左”，但要警惕右的倾向。刘国光同志在科学对待改革的问题上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引发了理论界对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导向的重新审视和思考。

针对刘国光同志的观点，一些人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一个官场的学者说，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认为提出重视改革方向就是对改革问题认识上的反复。他说，反对改革的有之，但又绝口不提人们反对的是什么样的“改革”。他还说，老百姓最怕折腾，折腾就会落后，折腾就不能建立和谐社会，就会影响改革和发展。认为刘国光同志所代表的许多理论工的意见，是所谓的“折腾”和对改革的“一个干扰”，是借批判所谓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并告诫人们千万别上当，否则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总之，认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言，就是要反改革，他不赞成批判新自由主义，不赞成有人提出防“左”反右。

表面看来，这是针对改革中出现问题的不同看法之间的学术争论。然而，为什么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言的一个学术观点，会引发某些人如此巨大的反弹，竟然会迅速上升到“否定改革”的政治高度？因为，任何有理性的学者，都不可能从刘国光同志的论点中找出所谓“否定改革”的根据。某些人急于用扣帽子的办法，试图终结本来有助于改革事业的正常学术争鸣，不能不使人发问：观点对立的背后难道不是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立场分歧吗？

比较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这场争论的范围和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关于改革的方向问题的争论，是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改革观，两个不同的改革道路的交锋。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改革观。必须看到，当前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于尖锐对立的改革观：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即赞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改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也是坚持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另一种则是鼓吹全盘西化的改革，是走私有化道路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进而否定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在经济改革的各主要方面都有体现。

在改革的理论基础上，一种改革观认为改革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完整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而另一种改革观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理论为理论依据，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为微观基础，甚至不负责任地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自己的庸俗资产阶级理论观点服务。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一种改革观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和改革方向；而另一种改革观则是以全盘西化为导向，借市场化之名，行私有化之实，甚至直接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改革思路上，一种改革观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强调共同富裕，重视社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主张既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又加强政府的调控，科学对待和弥补市场的内在缺陷；另一种改革观则盲目尊崇西方经济学，置市场缺陷和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于不顾，认为强调公平必然破坏效率，主张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一种改革观是主张调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资本、劳动、资源和技术等一切要素的潜力；另一种发展观则是片面夸大资本、资本家和经营者的作用，将改革的对象指向劳动者，将改革中的问题归之于政府，主张取消政府对经济问题的调控和干预，退回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状态中去。在改革的措施上，一种改革观是坚持通过加快国企改革搞活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保证全体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另一种改革观则是主张将国有企业统统卖掉，鼓吹什么“冰棍论”、“靓女先嫁论”，设计改革方案以资本家的利益和少数强势群体的利益为导向，肆意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广大职工的权益。

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表明，当前深化改革有着两种不同的道路选择，必然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两种前途和命运，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二、坚持正确改革观要排除“左”的和右的两种干扰

勿庸置疑，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排除对改革事业的干扰。但究竟什么会构成对改革事业的干扰？“左”的干扰是否是对改革的唯一干扰？很多人还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排除“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他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可怕，而右的东西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使整个事业迅速垮掉；必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开放前，我国二十年反右，是用“左”来反右，实际上是用极左来反右，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开放是一个拨乱反正，是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克服极“左”的教条主义影响。但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矛盾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转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右会导致“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反“左”也会使右的势力死灰复燃。在反“左”为主还是反右为主的问题上，同样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和当时的情况作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针对的是特定的历史上的“左”，也有着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我国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今天，如果仍认为我国面对的形势没有发生改变，是教条主义的表现，也违背了邓小平同志既防“左”又反右的思想。

没有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在我国只能是一边倒地单纯防“左”，或者是一边倒地单纯反右。邓小平同志一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问题。1981年3月27日，他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防止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1]他强调，反对右的倾向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首先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思想和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判和纠正”，指出思想战线只反“左”不反右的危险：“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2]

邓小平同志富有远见地看到，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对于右的倾向的性质，邓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尖锐地指出：“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他还进一步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着重反对过去左的干扰，但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全盘西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上不能放松警惕：“右的东西值得警惕”、“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3]

针对反对右的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4]邓小平同志还告诫全党：“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他生前一再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他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地讲：“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6]

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对于我国改革事业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要看到，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科学制定并执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还应看到，邓小平同志的上述很多论断又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多年来，国内国外总有一些人蓄意分割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片面归功于反“左”的胜利，而不提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丧失对右的警惕付出的沉重代价。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一厢情愿地归结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创造的“奇迹”，而不提拉美、亚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也陷于困境的事实。以肆意诋毁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转移人们审视改革中问题的视线，搅乱了人们的思想。面对这样的形势，重温邓小平同志的反“左”反右思想，对我国深化改革仍具有现实的警示作用。

三、当前坚持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主要应警惕右的危险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这一科学的改革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当前，重要的工作主要是要警惕右的危险和危害。

（一）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要正确区分“左”和右的思想，防止混淆概念。在中国，左右之分虽然事关重大，但遗憾的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到现在似乎仍然没有确切的定义，这就给鼓吹西化的一些人钻了空子。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主要防“左”，是特指过去给我国带来极大危害的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而不是指左的思想，忽视这一点就会错误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本意。左是代表革命的、进步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在国外是左派，国民党内的左派、左翼作家联盟乃至当今西方各国的左翼政党，无一不是代表基层群众的、进步和进取的力量。曾几何时，左（而不是“左”）竟然成了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右派常常被称为保守派，原因无非在于人们习惯于用右定义落后、守旧和不愿改变现状的势力。中外莫不如此，目前鼓吹自由市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外就有另一称谓“新保守主义”。但新自由主义者怕提反右，对“自由”背后的保守性质闭口不谈，其原因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让人们忘掉右的本质，才能将矛盾的焦点集中于防“左”，单纯防“左”，不谈反右，在防“左”的同时将左也一概地反掉。

（二）当前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所面临着的主要危险是右的危险，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误导和断送改革事业的危险。右的危险首先是通过理论上体现出来，如：淡化、诋毁公有制的作用和主体地位，歪曲、否定公有制对奠定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把马克思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歪曲为搞私有制的论据，鼓吹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既鼓吹所有制问题“无关紧要”，又认为民营经济“非常重要”，把经济快速发展的成绩完全归于非公有经济的功劳；等等。

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的私有化思潮，不仅体现在理论上观念上，还极大地影响到实际经济工。少数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甚至还通过混淆是非，移花接木的手法，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决策。而对自己的真正意图则以“加快改革攻坚”的旗号加以包装，现在不说，将来再说。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不是将搞好搞活国企作为政府工作的政绩标准，而是看有多少国有企业被改制，有多少国有企业被外资收购兼并，有多少国有土地被外资占用开发，作为自己的工作成绩而大加宣传。本来，中央从来就没有在一个文件中提到过，政绩是要通过出卖国有企业、减少国有经济比重，或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占多大比重来衡量，但现在社会上似乎形成一种风气，合资外资和民营企业所占比重的上升纷纷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衡量自己政绩的标准，而国有资产出卖和国有职工下岗再就业，竟然成为促进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股私有化的风潮从哪里吹来，只要稍加认真思考，人们是立时就能明白的。对其真正的危害性，只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人们也是能一眼看穿的。

（三）当前右的危险还在于很多人丧失了对右的警惕性。改革开放后，我国二十多年时间一直都在以防“左”为主，“左”的教条主义错误经过多年斗争，在党内和社会变革中的影响日渐式微，但事物也会走向反面。当前就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日益抬头，其影响力正在上升，一些新自由主义学者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打着防“左”的幌子到处宣扬。新自由主义者嘴里喊出的防“左”是不可相信的，由于站在右的立场，他们的防“左”必然是以右来防止不带引号的进步意义的左，将左反了，极右的东西必然都出来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左，将坚持社会主义称为左。漠视甚或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已不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倾向性问题。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中，有些人就不赞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右的思想还有很大的欺骗性，有些人在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随意曲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使右的思想泛滥成灾，加重了社会信仰危机。在经济改革上，有些理论家公开主张搞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只能是私有制，使各种私有化的思潮泛滥，在改制的口号下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他们还妄称，如果有人反对这种错误的改革，就是反改革，试图将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使改革成为他们的专利和标签，这就更令人怀疑了。改革是党领导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事业，不能也不可能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其实，右的思想和改革的要害就在于，他们所鼓吹的改革真正目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为他们是要全盘西化，就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这是他们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也是每一个投身改革事业的人都警觉和反对的。

（四）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观，必须深刻认识到右的危害，要以前苏联、东欧国家为前车之鉴。两种改革观的争论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更涉及到政治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看到，在东欧苏联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已转向针对我国，而国内有些学者是自觉不自觉地配合的。如果忽视对右的思想的防范，任凭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替代马克思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改革的方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将受到挑战，我们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新自由主义者似乎认为他们照搬西方理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中已取得了上风，现在有些人竟又提出将深化改革的方向引入政府，并美其名曰“对公共物品领域的改革”，认为政府在这些方面失职了，因为阻碍了少数资本家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更有人提出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政治领域改革，要将党和政府作为改革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使党脱离几代共产党人选择的正确道路，滑进西方敌对势力的陷阱，使我们的国家陷入动乱、停滞和倒退，使中华民族重新沦为西方的附庸。这个严重的后果不能不让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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