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12日下午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在北京东风宾馆举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研讨会”，老中青三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改革的首倡者和支持者。其他与会学者辨析并批驳了企图误导我国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政策，并反思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自身原因。最后，大家形成共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要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本着为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努力提升发展面向中国当下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水平，与社会公众和媒体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
下面是清华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朱安东同志的书面发言稿：
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财务分析
清华大学 朱安东
20多年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亏损严重，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给各国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包括斯蒂格里茨这样的国际知名学者，纷纷指出，上述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的。
我们发现，大部分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往往都局限于企业层面或者个别国家，缺少包括多个国家的更为宏观层面的研究。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笔者收集整理了包括近60个国家、跨越近40年的数据库（根据笔者的了解，这恐怕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全面的关于各国国有企业的数据库，本文主要用到了1970年至1996年的数据）。笔者将以该数据库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相关情况进行分析。
有必要指出的是，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不公平的。虽然有些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但它们往往受到政府的严格价格管制。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许多不利于提高利润的因素。一方面，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一些社会职能，比如说免费或者低价给当地社区提供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另一方面，和私人企业不同，赢利并非是国有企业的唯一或者主要目的。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各种非赢利性的经济职能，比如说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提供就业保障、促进科技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由于上述的原因，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采矿、交通通信、电力、天然气以及给排水等资本密集但利润率低的行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率。
即便如此，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仍然是赢利的。从1978年至1996年，各国国有企业部门的运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加权平均值为3.88%，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这种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在所有年份里都是赢利的。大约有1/5到1/6的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是亏损的，比如说，在所有国家中，圭亚那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81至1985年期间的亏损最为严重，平均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其次是多米尼加，它在1978年至1980年期间国有企业部门的亏损额平均占其国有生产总值的3.6%。但是，即便是这两个国家的国有企业也并非是一直亏损的，圭亚那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至1980年期间的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10.87%，而多米尼加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85年以后则一直是赢利的。而且，有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非常高，比如说，委内瑞拉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的利润平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8.54%；而毛利塔尼亚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年至1985年期间的利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了18.5%。平均而言，无论是按收入水平还是按地理位置来划分，各组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都是赢利的。虽然由于我们没有各国国有企业资产的数据，无法得出各国国有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但是，单从这一个指标，我们仍可以得出结论说，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从而亏损严重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在近些年来，国有企业另一个为以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组织以及有关经济学家所诟病的是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其投资与可支配利润的缺口。他们认为，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国有企业要么从政府部门得到补贴，占用了那些本来可以用于教育医疗等投入的资源，要么从国内或者国际信贷市场获得贷款，挤占了本来可以用于私人投资的资金或者增加了国家的外债负担，等等。下面我们主要来看看与此相关的几个指标。
储蓄－投资差额，所有有数据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年至1996年期间这个差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加权平均值只有1.1%，并非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数字。正如我们不能指望私有企业完全靠自己的预留利润来投资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超过自己的利润。因此，国有企业有这个差额应该说很正常的，而其规模平均而言也并不大。当然，国有企业的这个差额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在有些国家，这个差额确实比较大，比如说在尼泊尔和圭亚那，这个指标超过了5%；但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非常好，比如说，在整个1978年至1996期间，玻利维亚、智利以及委内瑞拉的国有企业的利润超出其投资部分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6.27%、6.45%和9.28%。
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有许多人指责为了弥补上面的这个差额，政府不得不向国有企业进行各种补贴，从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占用了本可以用于其他社会服务的资源。但相关数据表明，普遍而言，这并非事实。确实，在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各种方式在扶持国有企业。但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国有企业通常也以税收、红利以及利息等方式向政府上交了大量的资金。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做法是考察这两者的差额，即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政府提供的贷款、投资以及补贴减去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税收以及利息）。我们发现，上述的对国有企业的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1978年至1996年期间，在所有有数据的国家中，这个值的加权平均为负值，这意味着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要少于国有企业上交给政府的资金。换句话说，普遍而言，国有企业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当然，各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差的有突尼斯等国，在这个国家，从1981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净金融资源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9%；但在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其国有企业向政府转移的金融资源净值分别占到了其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10%和7,8%以上。在各年中，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向政府上交的利、税和利息超过了政府投入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和补贴。
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既然国有企业普遍而言对政府财政作出了正面的贡献，而不是要依靠政府补贴来弥补其利润与投资的差额，他们弥补该差额的资金只能来源于国内外的信贷市场。我们发现，平均而言，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市场中所占份额是比较低的。在1970年至1996年期间，各国的这个指标的加权平均值为3.58%（简单平均值为8.33%），而各国的国有企业在国内总投资中所占份额的加权平均值为9%（简单平均值为18.87%）。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贷款占国内贷款总额的比重只有国有企业在国内总投资的比重的一半以下。从这些数据，我们不可能得出国有企业占用了过多的国内信贷资金的结论。
国有企业在外债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这个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故世界银行只统计和提供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企业在外债中所占的比重确实比其在国内信贷总额中所占比重要高（其主要原因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时都倾向于贷给国有企业，因为这样各国政府能提供相应的担保），加权平均达到近15%，但仍低于这些国家国有企业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20%）。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的财务表现也并不差，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天生就是没有效率，从而总是亏损，总是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并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是缺乏实证根据的。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都能够搞得不错的话，那么，我们更没有理由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天生地搞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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