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青在社科院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
尽管苏联东欧进行改革以来经济严重萧条、衰退，尽管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国内外还是有一些人认为苏联东欧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很难说。为什么说苏东改革是成功的呢？因为它们实现了经济转型，而中国现在没有实现。这本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大量的材料，从改革的经济成果、改革的绩效出发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是，苏联东欧的改革和当时的改革家、当时的西方舆论预言恰恰相反。该书虽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研究的，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深思。我觉得，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私有化是不是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无一例外的都是以私有化作为标准。这就是它们在40年前的研究，不承认中国改革的原因。它们提出的理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益。现在，苏东国家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私有化是不是一定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为什么这些国家大都实行了大刀阔斧的以私有化为目标的改革，却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而使经济长期停留在危机、衰退之中？是因为它私有化还不够彻底，还是因为其它的什么原因？这很值得研究。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待改革进程中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国家和市场之间是不是一种绝然对立的关系？要进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使得国家的作用边缘化？它是一种互相替代的机制关系，还是像此书所提出来的，两者是一种互补关系，两种机制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这也就是在我们的改革实践中，在搞市场化的进程中有一个国家宏观调控到底还要不要的问题，是不是一讲国家宏观调控就意味着走老路，走回头路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全球化。全球化的发展是不是意味着要使民族国家的边界消失，使得资本的国籍失去意义？是不是因为资本现在已经分散化，匿名化了，一个国家有没有民族资本、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不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拥有世界实力的外国资本掌握了一国的经济命脉，它究竟是能够提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葬送世界民族经济发展的前途呢？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内同样会有。我们有些非常有名的学者，或很有影响的官员，就认为这个问题无所谓，现在的全球化还有什么民族资本不民族资本，哪个资本来在你这儿开工厂，那就是你的。跨国公司没有某个国家的属性。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究竟是不是就像提出来的“全球化能不能成为均贫富、齐发展的力量？”是不是只要各个民族经济向世界开放，就能使不发达的、欠发达的经济都达到发达经济的那样一种水平，从而使得财富在世界南、北两部分得以平均的分配；还是相反，使得世界经济中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对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这几个问题，都很值得我们思考。
结合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在研究苏东改革和中国改革背景的时候，有一种观念需要纠正。现在在谈到中国改革和苏东改革的不同的时候，人们常常使用这样一个分析，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而苏东的改革是激进的，区别就是步骤、方法上的不同。人家是搞休克疗法，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分析隐含了一个前题，即两种改革的目标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你走得快些，我走得慢些。现在看来，可能慢些比快点好。这样的一种分析，对不对？我觉得，简单地用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来区分两种改革，不仅远远不够，且十分肤浅。在这点上，波兹南斯基应该说是看到了。他提出，东欧国家的改革可以分激进的和渐进的，但如果同中国的改革相比较的话，两者差异就不仅仅是改革的速度和广度的问题，而是“改革纲领上的差异”才是绝对的。所谓“改革纲领上的差异”，这个概念从本质上讲，我认为是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有不同理解。进一步讲就是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不同。对苏东国家来说，它们认为需要改革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是要改掉社会主义本身，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
因为苏东改革的出发点，不是认为原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什么问题，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没有效率、没有前途。因此，他们的改革自然不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用富有效率的资本主义来取代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所以，它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崇尚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主义化。所以它们走的是一条私有化之路，否定国家作用的自由化之路，容许外国资本大规模廉价收购国有资产，听任外国资本控制本国经济命脉。而对中国来说，我们始终肯定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制度，问题是需要通过改革使它固有的优越性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要改革的是束缚生命力发展的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改革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有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里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现在看来，虽然从总体上说中国改革取得了苏东国家望尘莫及的成果，但是指导苏东改革的理论基础，即认为私有化才能够提高效率的思想，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大有市场。特别是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间，把明确产权等同于私有化的思潮不容低估。实践中，不断产生所谓“国退民进”，对国有企业低估贱卖。对这样一种理论和实践，即卖国有企业的做法，波兹南斯基提出了一个警告：“中国要防止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理论界，特别是实际部门的一些人在思想上，大概跟苏联东欧人当时的想法差不多，即社会主义的资产已经毫无用处了，只有卖掉，哪怕廉价卖掉，赶紧拿回一部分资金。很急于要卖掉国有资产。一直到国资委成立以后，我接触过国资委的一些同志也很伤脑筋，说地方上的领导就是想赶紧把国企卖掉。那么，卖掉国企的目的是什么？我看和这本书里分析得有点类似，就是某些人在通过出卖国企过程中想捞些个人好处。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思潮，从理论上还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是不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所谓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效率，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它的基本依据无非是讲只有生产资料成为私人财产的时候，才有人去关心它的正确运营和增值；而公有制是使生产资料成为无主财产，人们都想从中捞取好处，谁也不会关心它的使用和增值。这种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理论基础，归结起来就是，只有私人财产或说只有财产利益才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这个理论如果说要成立的话，那就只能是这个：即人们只有对自己财产的关心，才是他进行经济活动的动力。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应该说，只有个体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但这个论点和历史实事又是不相符的，因为个体小私有制恰恰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摧毁了。而且从经济史的事实来看，生产越社会化生产资料越不能成为单独的个人所有。即使现在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它的实践形式也越来越摆脱古典的、单个资本所有制形式，发展起了股份公司、垄断组织、国家垄断。垄断组织的家族私产越来越单薄。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现在出现很多讨论的问题，如委托代理的问题、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道德风险的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个问题，即经济活动的动力并不是单一的。因为委托代理中间，代理者不是财产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人们进行经济活动，并不只有一个财产接触，还有其它的经济约束。在私有制下面，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他是靠棍棒纪律或机构纪律来约束的，而不是受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的约束。在现代企业制度里面，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领导常常也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董事会聘用的经理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才去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运营和增值，而是有其它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动机。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并不是因为企业是自己的财产才去劳动。这表明，财产至多只能说是经济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动力。而且，作为经济动力之一，它的适用性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其它的经济、非经济动力在经济动力中间的地位和作用现在明显在提高。而这方面经济动力的充分发挥，不是决定于是否实行私有化，公有制同样可以利用这样一种经济动力。也就是说，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应该从总结实践经验出发，探索这样一些动力发挥的形式。而不是向后看，回到中国历史已经否定掉的私有化上去。
波兹南斯基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是，用苏东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实践，宣告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这样一个神话的破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种不同理论基础、不同指导思想、不同性质的改革，结果迥然不同。我觉得事非曲直非常清楚。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从舆论上要大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人们活动的经济动力，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观点，并使我们的干部能够懂得这些道理。应该推荐他们都来读读这本书，看看如果走私有化道路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可能是他们事先所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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