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后裔：今天要学会说不

 

        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初革命的时候对住房的想法差不多都可以用“居者有其屋”来概括，中国革命成功57年了，这个最初的革命理想实现得怎样了呢？是和原来的理想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本刊记者采访了原老红军之后、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
        今年两会前夕，苏铁山在北京组织了两次活动，让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及老革命后代周秉德（周恩来侄女）、董良辉（董必武之女）、任远征（任弼时之女）、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
         以下是本刊记者整理并经当事人认可的记录，但并不代表本刊观点。

 

        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关系着社会安定和安居乐业。首先是安居，然后是乐业，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人生根本性的大问题。
        说到居住问题，你就首先看 “安”字，它是一个宝盖下边加上一个女人的“女”，宝盖的含义就是房子，女人呢，有了女人就意味着家庭的完整。有了房子和女人，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构成了，社会细胞就建立了。有了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社会才能够走向安定。
        南泥湾的359旅后来在王震将军领导下解放了新疆。进新疆后，毛主席给他们任务就是屯垦戍边。一批大老爷们，都老大不小了，怎样屯垦戍边？王震就在全国招女兵，这批女兵到新疆后就和兵团战士成家了。十万大军才在戈壁滩上安顿下来，然后一代一代兵团战士在那儿落地生根，才有了今天新疆的安定和谐。
        从历史来看，凡是有志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这样一些人，都是把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成他们的社会理想。最典型的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孙中山的老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天下为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也包含着解决人民居住问题的理想。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说得稍微细一点，这种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方住、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利益在奋斗。“取得政权以后自己要住多大的房子？”他们想都没想。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居住条件很简陋，但是他们朝气蓬勃。
        建国初期，干部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开始，军一级和兵团级的干部，也不过就是100多平米的房子；师一级的干部，就是住两、三间房，几十平米。后来国家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逐渐发展到“薪金制”，干部从一级到二十几级，工人分八级，等级就逐渐拉开了。
        后来有了住房标准。团一级的干部也就是几十平米，师级干部也就是几十到一百多平米，军以上的干部就是一百多平方米。再到后来，住房的标准不断提高，正部级干部大概二三百平米，相应的军级干部住房也就200多平米，标准整个提高。
        80年代，有一批革命老干部离退休。师级干部的住房最开始也就是九十到一百平米左右，后来团级干部就达到了这个标准。现在处级干部的住房从条规上仍然还是90平米，相当于部队团级干部的水平。但从实际居住情况来看，许多干部都超过了相应的职级居住标准。这样，参加革命晚的干部就比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退休较早的同级干部居住条件好。而有关方面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尽管这感觉有些不公平，但咱公平的说，这些老同志基本上都住着国家的公房，通过房改都把房子买下来了，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现在真正面临大问题的，是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住房问题成了主要问题。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国家机关或者国营大厂工作，而是在基层或者街道的一些小厂，当时没有条件建房也没有享受到公房分配的这些人，他们的居住成了大问题了。
        住房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住房的面积和豪华程度，把能够把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看得清清楚楚——有的人住着高级、豪华、舒适的房子，他们的主卧室、主浴室、大浴缸、按摩盆，还有游泳池、阳光屋、按摩床，都是高级的，无与伦比；另一方面，有些人处于城市边缘地带，自己捡了一些砖头或者木棍、木板搭了一些简陋的窝棚，还要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清理。
        造成这些分化的原因正是对市场迷信和私有制迷信的结果，对按资分配放纵不管的结果，这样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就形成了严重两极分化。住房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中间，进入两极分化的过程。有些人住的房子非常非常豪华，一套房子不止，有几套房子，甚至有别墅；而有的人干脆分不上住不上。这个不平等越拉越开。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进一步尖锐化，越来越不好找工作，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连年不断下降，这些年轻人的居住问题越来越难。他们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的，现在还有地方住，但是要结婚成家的时候，要搬出来单独立户，就面临了住房问题。
        很多年轻人远离父母，到遥远的地方去谋生。他们的收入被不断压低，住房问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据我所知，他们的工资从100、200元开始，北京80％的年轻人的工资都1500块钱以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也只占20％。他们要吃饭，要穿衣，要打电话，要坐公交车，要租房子住，非常艰难。他们没办法买房子。没有房子，他们又怎么谈恋爱。这么点的收入怎么结婚，又怎么抚养下一代，又怎么敢生孩子？明天怎么办？
        中央提出来要建设和谐社会，那我们的当局者就要思考，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安定，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和谐。年轻人属于我们社会的精壮力量，他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社会如何安定？
        作为一个老红军的后代，我觉得我父辈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参加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们的革命理想是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然包括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他们把这副重担交给我们这一代人后，社会上有些人放弃了革命先辈们建设理想社会的追求，迷信市场，迷信私有制，追求按资分配，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革命先辈们追求的社会理想成了空想。我觉得需要做深刻的检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一年钢的生产能力是1700万吨，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我们今天每年生产好几亿吨钢，这个生产能力和过去相比是天地之别。这些生产能力只要能够公平分配，每个人基本生计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你按照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呢，还是按照为少数人谋利益、少数人利益为先的价值理念来组织和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
         有些人占有很大的房子和私家花园，甚至有些不仅占有一套，还有好多套。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就这么多，中国的土地就这么少，农田就18亿亩，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也就这么多了，有的人占有过多，必然导致其他人占有的少，甚至干脆占有不上。所以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必须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
         要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就先要对造成这个社会后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说不，就必须对私有制迷信和市场迷信、按资分配理论说不！那些积极推行这些理论并排斥其他理论的社会精英，应当对今天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