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在云南大学的演讲：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发表在www.zsmwhw.com
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
——程恩富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主 办 方：云南大学“名家讲坛”
协办单位：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讲座地点：云南大学科学馆一楼报告厅
讲座时间：2006年5月31日周三晚上
主持人：曹和平教授（云南大学副校长）
（备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应云南财经大学邀请，于2006年5月29-30日在云南财经大学讲学。经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调，云南大学团委、研究生会主办的“名家讲坛”邀请，程恩富教授作客云南大学做了此次学术讲演。本文由孙喜峰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程恩富教授本人审阅）
尊敬的曹校长、各位老师、同学们，非常高兴来到著名的云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今天讲的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和流派》。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取得了很多成绩，在改革中间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关于改革目标的一些思路，而且这些思路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的。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或流派，但是已经具有一定的雏形状态。中央文件一直倡导学派，现在学界落实得还很不够。规范学派的形成是社会科学真正繁荣的标示之一。它们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承认也存在。说理性的学派之争有益于科学发展、科学改革、科学开放，因而忌讳讲学派是背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精神的。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思路和流派，下面结合改革的目标作详略不同的介绍，概括不对的请指正：
第一派，我把他叫做“原生马克思主义学派”，简称“原马派”。 “原生”，我们云南不是有“原生态文艺”吗？比如杨丽萍的原生态舞蹈等等。原来我是用“传统或老马克思主义学派”，后来有同志有些意见，认为这好象有点贬义。其实我的原意不是贬义，而是说这一派中年龄大的学者比较多，他们都七、八十岁了，甚至九十岁了，你再叫他创新，他们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而且退职的学者相对多一些。这一部分应当说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可能坚持的多一些，创新的少一些。比如说，对于股份制是不是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些同志可能有一些异议。在改革中间，这一派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且总体看是越来越小。
第二派，我称之为“新马克思经济学派”，简称“新马派”，前面的就简称“原马派”。“新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应该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教授、杨圣明教授、于祖尧教授、人民大学的卫兴华教授，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有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林岗教授等等。我嘛，当然也是“新马派”之一。“新马派”内部在某些问题上也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比如说，我认为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商品，工资——就是公有制范围内的工资也是劳动力价格或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一观点，人民大学卫兴华老教授就不赞成。我们有些分歧，但在很多核心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否则就不能归结为一个流派了。
这个流派，我想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的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以及中央一系列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应当说还是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这个大框架内的变革。这种经济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表现在经济制度上，我有个概括——“四主型”经济制度，是从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层面，公有主体型多种类产权制度。这始终是中央文件上的一句话，但对于它的内涵，我们下面还要说，可能不同的学者还有不同的理解。
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两层意思。
一个就是：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阶段，肯定是要公有制为主体，用十五大报告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量的优势，也要有质的优势”，所以它是质量统一观。在表述上，我们和有的论著有个区别，他们说“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而我们认为不仅在社会总资产，而且要在经营性资产中占多数！为什么？这里面是有区别！如果你说“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那老实说美国也是社会主义了。美国的那些战略武器、部队、办公大楼、地下资产等全是国有的，你算算他这个资产就不得了了，是吧？那你这个资产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区分了！我们讲的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主要是表现在经营性资产上。所以，“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应当表现在资本的比例上，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外资资本、个体资本，在这些资本的比例上应该是国有和集体加起来占多数。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第二，“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应该表现在就业的人数及其结构上。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外私有制的企业里面劳动，那就说明多数人的劳动还是属于雇佣劳动，而不是一种自主的联合劳动。“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还要表现在对GDP的贡献上、税收上等等。有些论著想架空“公有制为主体”，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公有制是否占主体不妨碍社会性质，这显然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
这个制度的另一层意思是：要发展中外私有制。这个我想是没有异议的，作为初级阶段应当积极地发展中外私有制，个体的、私营的、外资的，以及各种私有制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先要一个基本形态，然后才是混合。
我们主张，既然是“公有制为主体”——按照官方文件也是这样，那私有制就应当为辅体，所以我强调建立一个“主体—辅体”的所有制结构，这个所有制结构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现在提到“和谐社会”的标志时，有六条等等，可没有一条说“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特别是所有制基础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理论的不足之处。我在前年年底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的时候，在北京有个演讲，《光明日报》报道了我的这个观点：“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四主型”经济制度。
为什么“和谐社会”要有所有制基础呢？因为经济是决定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其他东西的一个基础性东西，而整个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基础里面，所有制是首要的一类。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西方经济学也是这样认为的。不仅共产党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资产阶级政党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苏东剧变以后，为什么他们第一个步骤就要颁布私有化法律的原因。因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基础就是私有制。所以，我们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这一点可能不适当的被淡化了，过分地强调政治、权力。有些同志善良地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似乎我们的整个所有制结构都象温州地区那样也没问题。显然东西方经济学都不会认可的！我们可以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这个词，混合经济既可以是所有制问题上的混合经济，也可以是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但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应当是公有制占主体的混合经济，不是没有界限了，没有类型了。
那到底是公有制效率高、还是私有制效率高呢？去年有位师从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教授的中国留学生朱安东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利用世界银行等西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企业的效率主要不是和资本结构相联系（超产权），而是和竞争状态相联系的。人民大学吴易风老教授译校的美国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也有一个基本结论——现有的经济学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并没有证明私有制市场经济效率最高，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效率最高，是基于一系列严格假定推论出来的。即使是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是批评“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认为俄罗斯相信了“私有产权神话”，导致了苏东经济在改革中间大规模衰退。作为新凯恩斯主义代表者，斯蒂格利茨等猛烈地批评萨克斯，认为你也不懂社会主义经济，人家要转型你叫人家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就完了？他认为苏东国家相信了这种理论，将私有化列为改革的首要的问题来解决是不恰当的。
所以说，西方文献本身就有两种说明。第一种认为，企业的效率主要是和竞争市场环境有关，实际上郎咸平和林毅夫就是这样认为的。另一种就象张维迎认为的，只有私有制、私有化，效率就最高。这个问题10年前就争论过！以中国和苏联为例，虽然经济上存在着一些弊端，但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在优越性，他有一种内生的机制导致整个经济发展绩效并不是低效率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迅速发展与强大就是很好的例证。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低效率的，实际上是得不到实证资料证明的。苏联解体以前，西方的比较经济学、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各类西方机构都是一致公认：苏联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上升的，而且日益接近美国。我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也有专门介绍苏联的部分，其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有些人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行，你只要看看苏联经济就行了。”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大体上在5%左右，远远高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时期2.5%左右的平均水平。大英帝国20世纪整整一百年的GDP年均增长约2%。日本在发达国家里经济发展是最快的，从二战后一直算到最近一两年内的年均GDP增长率也不过是6.1%，同我们在毛泽东时代30年的年均GDP增长6.1%没有区别。这个实证分析结论，我前几年研究以后也是大吃一惊的，原来也是以为那些年很差的。当然我们应该相信事实与数据，而不是流行的说法！而且毛泽东时代的这个6.1%是在一系列国内外不利的条件下形成的，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二是我国60年代和苏联闹翻了，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作协议，我国与苏东国家的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新中国第一次经济负增长。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比例失调等以外，实际上是三个因素导致我们60年代初GDP出现负增长，不是两个原因，只是苏联原因不大好说，因为在中苏矛盾中，中国也是比较主动的。实话实说，在中苏论战中，中国理论错的不少，不能因为我是中共党员就瞎说。我在80年代初就认真的研究过“九评”问题。前面是国外的两个不利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人口增长迅猛。在这一系列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还有体制比较僵化，并带有相当的官僚主义，没有认真按计划经济的内在要求去做），由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模式之一，又有共产党领导，所以年均GDP还是能达到6.1%。
1992年我到日本去参观丰田，参观后和他们的教授座谈，他们就非常婉转地提出了个问题，就是你们社会主义企业优越性怎么样？我说：“你看你们辛辛苦苦发展也不过是百分之六点几的速度，我们社会主义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这是你们说的），就百分之六点几，而且还有上面的那些不利因素，我们稍微改革改革就九点几了，改革还没到位呢，体制还不完善呢！”所以我说，就拿你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最快的做样板，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你优越，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比你优越，统计资料放在那儿呢！而且你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还是冷战的产物呢，没有欧美卖技术给你，让你保护本国的产业发展和市场，又容忍你的产品大量输入到他们国内，你能达到6.1%吗？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GDP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发达国家就是2.5%左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4.5%左右。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印证了这一点，这就是实证资料，可是西方的教科书从来不写这些。所以我们“海派经济学”的观点是基于这些实证资料的，在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面前，我们不得不认为“计划经济是功成身退，市场经济是继往开来！”不要认为计划经济就是低效率的，我赞成转向市场经济，而且时间比较早，比大家熟悉的某些经济学家提的早。我在1988年《复旦学报》第一期上就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后来官方提出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我仍然坚持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认为社会化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区别。当时就是同有些同志争论这些问题。
我们知道49个被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都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不在里面、老挝不在里面、古巴和朝鲜更不在里面。我讲个统计资料，是国内人士不知道的。前几年我到韩国参加研讨会，韩国一个比我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写的就是《南北韩经济比较》，他的资料显示1990年朝鲜的人均GDP是多少？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1989年人均GDP是多少啊？大约是500美元，而朝鲜是1100多美元，等于人家提前翻了我们一倍。我们国内有没有人掌握这些资料呢？实际上都不掌握。你看骂朝鲜骂得很凶的，巴不得美国把朝鲜消灭掉的。他也不掌握资料，你问他，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有意问这位韩国教授，资料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回国要介绍，而有些人肯定会说：“这是朝鲜自己公布的，不算数的，是吹牛的”。这位韩国教授就说：“这是我们韩国情报机构根据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然后通过大韩银行公布的。绝对不会错！”他自己用的是大韩银行的数据。朝鲜1990年到1998年经济确实衰退了，负增长。衰退原因是什么呢？前五年主要是苏东解体，苏东贸易突然没有了（当时古巴经济也有4、5年负增长）。接着，又遭受到几年的自然灾害，领土面积又小，一遇灾害没有回旋余地。所以GDP就倒退了，最低降到人均600多美元，但98年以来又开始正增长，有时增长速度是五点几。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正常GDP潜力应当是在五点几到七点几。GDP太快了会影响统筹，影响科学发展。
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人云亦云，把传统体制骂几句、揣几脚，显示自己有批判性。作为经济理论工，我们必须要尊重基本数据。那么，毛泽东时代的6.1%有没有水分哪？没有。它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统计局重新估算的，不可能对毛泽东时代有意拔高的。有的省市领导告诉我，还有压低的趋势。
公有制、所有制到底谁会产生高效率？我认为，如果市场经济操作得当，公有制可以比私有制更适合市场经济，产生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机制，所以，我赞成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一句话，公有制占主体的这种类型、这种性质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私有制占主体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在美国出版的比较“权威”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上都有，西方经济学大部分教科书也是这样说的。但有些人不是这样区分的！比如，区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那就把它看成要么是美国类型、要么是过去的德国类型，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潜在的意思仍然是科尔奈等的传统思维，认为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公有制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我们中国，包括许多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们小平同志早就打破了这个传统思维，认为公有制也可和市场经济结合。可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我国不少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公有制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科尔奈在苏东剧变后跑到美国写了本《通向自由经济之路》。这本书的中心观点就是：市场化必须私有化。科尔奈现象我看在中国也有，如今年3月份“新西山会议”上，一位北大法学贺卫方教授讲的话，说我们这些站在右边的人总是把匕首包着，这个匕首或改革目标就是美国和台湾道路。他们先不告诉你这个目标，你一变了，他马上说市场化必须私有化。最近，刘国光同志以及我们都注意了这些问题，过去我也用简称“市场化改革”这个词，1990年我用“市场取向的改革”一词的那篇文章在全国高校会议上就没有纳入论文集，因为出版社不同意这句话！刘国光同志再次提出：“市场化改革”作为一个简称是可以的，但严格来说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是中国社科院的于祖尧和刘国光教授）。
80年代，我们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数字是多少呢？你看了以后会大吃一惊，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比例最早的时候只占2%，最多也只有9%。复旦大学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用这个数据，但是他不分析。张维迎教授这样解释：“那时候效率高是因为私有制没有出来，出来了公有制就不行了”。是不是私有制出来了公有制效率必然不高？西方的不少国有企业，新加坡的国有企业的总效率就超过了非国有企业，赢利水平超过非国有企业。新加坡的学者10年前就写过文章，我也引用过。有人说新加坡只是个城市，没什么典型性。那我说，你每个城市把国企搞好了，全中国不就搞好了吗？搞不好就是国资管理的水平问题了！林毅夫教授也讲过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不是改制的方向，胡鞍刚教授也不赞成这样做，并认为95年以前的改革是双赢，国家和职工双赢，95年以后就不是双赢了。他举实证资料，95年以前GDP增长很快，就业率增长也很快，95年以后就业率增长很慢，大概是百分之一二，很低了。当然有人扣帽子，说他代表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思潮。现在有个现象，不管你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海归”，只要你反对私有化，就扣你“反动——郎咸平”、“极左——林毅夫”、“胡鞍刚反对改革”……
在“郎咸平旋风”中，我想，像郎咸平、林毅夫这样的“海归”怎么会反对私有化呢？经过思考、考证，我发现原来他们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他们当初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有门必修课就是《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里有个观点——抑制私人大资本，就是大企业应当是国有的。去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大学请郎咸平作报告，吃饭时有教授问他“程恩富教授认为您讲的这番话受‘三民主义’影响，你看是不是这样的？”，郎咸平马上就说：“他讲的对，我就是受‘三民主义’影响”。所以，跟教育背景还是有关系的！ 中国搞的所谓MBO实际上不是真正的MBO，这点郎咸平早讲过。市场经济嘛，国有企业有一部分要卖完全正常，但是怎么卖？全世界有没有这样卖法的？！没有的！拉美没有，撒切尔夫人不是这样卖的，俄罗斯也不是这样卖的！为什么搜狐网、新浪网90%以上的网民都支持郎咸平？有人说郎咸平抓住了个别案例夸大。这是个别案例吗？你到许多省市所谓改制成功的企业去看，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连卖带送的！2002年2月份，当时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到上海开过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我当时受上海市委指派向总书记汇报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问题。我估计，为什么请我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有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了，就该卖，我们“新马派”认为可以搞好，自然要请认为可以搞好的我去汇报了。我就把自己五年前的一篇文章拿出来，把“十五大”几个字擦掉——因为就快“十六大”了。因为我的观点不要修改，因为没有我的建议没有完全被采纳，还是具有新意的啊！原来是参照吴敬琏、厉以宁教授做的，当然是越做越亏了！
你看，我们很多法律都立了，为什么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对不对？人家日本战后没几年就颁布了《国有资产管理法》，我们到现在、改革二十几年了仍然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以前有的是一些条例，是管理企业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没有啊!为什么制定了那么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却没有呢?而且在没有《国有资产管理法》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所谓的改制，那等于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改制，这和法制思想、民主思想都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国资管理部门有责任了，不递交比较成熟的立法方案，全国人大怎么讨论呢？最近《物权法草案》很多人也都有意见，上面有这样的条文“国有企业负责人如果……擅卖国有资产将追究法律责任……”（大意如此）。你看，这条是空的！哪个企业是自说自话卖的，都是经过国资管理部门批准的！对不对？可见，即使这个《物权法》通过以后，一切不良现象也可能照旧。所以，国资管理系统是有严重问题的，没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也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所有制制度层面还有别的改革观、别的思路、别的流派。比如被称为“新左派”的清华大学“海归”崔之元教授发表过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又叫《自由社会主义宣言》。我与崔之元关系不错，觉得很可惜，他选择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自称追溯的理论，来源于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这倒也好，大家都把“匕首”亮出来，我们认真来讨论，看到底中国应走什么道路！我们环顾世界，总结3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要总结苏联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中国该走什么道路？就怕你假打着什么旗号，有意混淆是非，弄的大家不知道你主张什么。所以，北大贺卫方教授等把话挑明倒也是好事，大家都挑明你主张这个，我主张那个，然后我们讨论看究竟哪个制度好。如果你不让争辩，人家老不说或说假话，那么最后弄来弄去就有可能弄到戈尔巴乔夫式和叶利钦式的人物掌了权，这时若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你任何人对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我认为是好一些的！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有说服力的，能说服大部分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真正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改进。所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是“新左派”在所有制上的基本倾向是反对大资本私有制，但不一定主张公有制占主体，认为公有制、私有制这个比例是无所谓的。
第三派，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流派，简称“新自派”。国外的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公有制，维护大资本、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就是垄断寡头他也是不反对的。今天的美国和俄罗斯都有金融寡头，你反对不反对就显示出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国外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致指出，世界上被里根、撒切尔抬高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体上是大垄断资本、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理念、经济理论。
最近我有个想法想和大家交流，顾海良教授也比较赞成的。我觉得西方经济学不要一起评价，我认为新老“凯恩斯主义”基本上可以定位于马克思时代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尽管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不少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具有科学性的。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种改良主义，但改良主义总比“新自由主义”要好！“新自由主义”尽管有各种派别，每个人的思想不完全一样，比如说科斯就比张五常要好多了，但总体上以弗里德曼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相当于马克思时代的庸俗经济学，当然这不等于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错的、庸俗的。
有人说“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市场的作用，那我说“凯恩斯主义”也没反对呀？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反对呀？不能因为强调市场，就说有科学性。不对！这个又称保守主义的思潮强调市场过头了。以至于斯蒂格利茨、索罗斯都写文章批评“新自由主义”，认为他们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这是我在所有制层面上谈几个不同流派对所有制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讲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消费品的个人所有。重建个人所有制只能作这样的理解，没有别的理解。这是恩格斯写下的，马克思同意的，列宁也是同意的。现在重建所有制也被歪曲了，很多同志60岁了还不知道，还在作别的理解，那到底谁是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啊？恩格斯已经说的很激烈了，“每个懂德文的6岁小孩儿都知道！”，列宁说到这里时也说：“每个懂俄文的6岁小孩儿也知道！”。结果我国现在还在讨论：联产承包或者股份制就是重建个人所有……马克思怎么会主张股份制呢？共产主义怎么还有商品、货币和什么所有制呢？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牵强附会！但是人云亦云，讲的人很多。
第二层面是在分配领域，我们要建立的是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这个说法也是和官方一致的，也就是说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产权）都可以参与分配。因为基本的分配方式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1995年我在国内第一个写文章，认为资本家如果担任总经理，实际上他的很多活动是创造新价值的，也创造剩余价值的。比如比尔·盖茨担任总裁的工作是创造价值的，但是他按股分配的那一块是剥削，可以说既是剥削者又是劳动者。假如微软是社会主义企业，比尔·盖茨担任总裁拿的收入可以继续拿，但你按资分配那一块就不能拿了！现在，有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些还是比较权威的，也同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20年前大学生跟我提过的，就是：公有制、所有制为什么要强调，不就是交税吗？私营业主收入过高，通过税收调节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非要强调公有制呢？问题在于，如果在一次分配中他按资或按股拿去了很多的话，剩下来的调节是很难调到位的。西方国家现在的财富贫富分化程度超过了马列时代。不要以为科技发展了，劳动力价值的范围扩大了，贫富差距就很小了。当你有一辆轿车，人家有几辆豪华轿车，当代的富豪不是什么汽车，人家是豪华游艇、直升飞机……。有位政治经济学博导，和我关系也不错，有次跟我说：“哎，程老师你反对贫富分化干什么呢？贫富分化有什么问题呢？比尔·盖茨不是跟我活得一样吗？他有那么多钱又能怎么样呢？我不也活得蛮好的吗？”如果都他象这样，那也不会有什么革命了，那杨白劳也可以说黄世仁财富多就让他多嘛，就让他好嘛！我能力和素质不行就自杀算了！那也太讲不通了，那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追求可讲了！那日本鬼子打过来就打过来嘛，中国资本家剥削和日本资本家剥削有什么大的区别？你要想得通，那全想得通了！
所以，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貌似合理，其实是站不住的。一次分配不要讲公平吗？二次分配不要讲效率吗？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另外，效率优先这种说法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我们“海派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赞成过、同意过。你看美国奥肯的著作谈的是公平与效率，明明是平等与效率或公平与效率，西方经济学家把这几个词不加说明的等同了，然后就冒出个基本定理或基本关系什么的。就是把公平等于平等，平等等于均等，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公平可以等于平等，意思差不多，但是公平和平等不等于均等！西方经济学比较巧妙，用了个均等，既有公平的意思，又有平均主义的意思，然后均等就等于平均。他们把经济公平、经济平等这么大个问题缩小到收入的分配问题，并且用两个有缺陷的指标去衡量（基尼系数、收入五等份），从而得出越公平越无效率。谁说平均等于公平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没讲过啊！按资分配在经济关系本质上当然是不公平的，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啊！按需分配是平均主义吗？你胃口大的多吃一点，胃口小的少吃一点，怎么是平均分配了？个子高的人穿的裤子不要长一点吗？哪是平均主义啊？其实这只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攻击性行为，并不是不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关于公平与效率，我有专门文章的，我的这个定理是这样的，也是我们“海派经济学”几大假设之一，即“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简单来说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无效率。如果单从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观点，我们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收入五等份的差距我国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略大些，但是社会的贫富分化主要不表现在这个差距上，主要表现在财富的占有上。为什么他们用五等份，而不是十等份、二十等份呢？他们用十等份、二十等份，中国差距就比他少！这就是诺奖获得者索罗说的：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政治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某种价值判断。我们前面讲的斯蒂格利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都是120万字，你看有没有财富的指标？没有！只有收入分配，而且实证资料出奇的少。因为财富的指标他们不能说啊！一说美国大学生都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了。尽管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都公布这些资料，但他们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写!可见，我们说他们有阶级性，索罗说社会科学家有政治性、有价值观没错吧？没有冤枉他们吧？不过萨缪尔森还是写了一些真话，但没写到底。他的真话是什么呢？他说，考证了许多资料以后证明，收入差距的加剧很多都是财产占有差距造成的。前几年我写过文章说，经济学既要讲经济公平，又要讲经济效率。这是经济学的两大主题，不能说经济学讲效率、社会学讲公平，这是流行的错误说法。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公平的国家，因为财产占有上反差巨大。这个原因会导致人们在进入市场竞争之前或之中，已经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美国1%最富的家庭拥有全美家庭净资产（含各类有价证券）的三分之一，9%较富的家庭又拥有其中的百分之四十，等于10%的富裕家庭拥有近80%。
前些天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提出：提高低收入，扩大中间收入，调节高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和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关于分配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也有点分歧，有些人认为外国的私营业主有剥削、中国的私营业主没有剥削。为什么？因为有共产党领导。有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书中说外国的资本家是有剥削的，如果到中国投资也是有剥削的。中国的私营业主假定他的来源是合法的话，后面就没有剥削了！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说明的三个问题，说得很清楚的。假定资本原始积累是他个人的，没有违法的，以后简单再生产也证明不仅M是工人创造的，而且C也是工人创造的。你看，这就是个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所谓创新。当然，我当面也会说他：“你这观点是不对的。”中国的私营经济主是自己拿的10万块，后面就没有剥削了？来个高鼻子，是他父母给的钱就是有剥削了，这是什么经济关系分析啊？如果黄世仁的财产是他父亲给的，那你说他后面有没有剥削啊？
可做如下选择：把刘少奇所说的剥削有功论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五句话，三十六个字）“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结合起来，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及其剥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最终还是要消灭他们。我的意思是，第一代领导人说剥削有功的意思是私有制剥削有积极作用，但没有否定他有消极作用，文革中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是乱上纲的。第二是邓小平说过要消灭剥削，如果没有剥削就不要消灭剥削了！私有制没有剥削，那什么地方有剥削啊？前面两代领导人是这样说的，第三代领导看看怎么说比较好？可以推论：如果否定私有制具有剥削性，就会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根本点和合法性问题。共产党凭什么没收地主的土地呀？如果你说地主没有剥削，你怎么好没收他土地啊？如果你说资本家没有剥削，那资本主义改造怎么改造啊？那赎买不是购买，赎买是以革命暴力、是以政权为后盾的，不是等价交换的买。那你赎买的经济学依据是什么？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如果你说资本家没有剥削，那本来就是他的了！本来是他的，你进行赎买就是“非法”的，就变成“强盗”行为了！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劳动价值论了，对不对？马克思别的体系都是推论出来的，当然是基于事实推论出来的。还可作进一步推论：如果否定中国的私营经济有剥削，就会连同否定黄世仁有剥削和整个当代资本主义有剥削。你想想看，我们看过《白毛女》这部电影的。在《白毛女》中，你说黄世仁与杨白劳是不是经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你要用西方私有产权理论来分析，黄世仁一点剥削都没有的！一点责任都没有！你看黄世仁的财产、土地怎么来的？或者是祖辈立功了、或者是祖辈的经营留下来的，他有了财产、土地。你杨白劳没有土地，来求我，要租我的土地，我看你老实巴交的才租给你的！我不租你土地，你就饿死了。我租给你没错吧？至于要交六成租、七成租，那是有契约关系的。你画押签字的，说明是平等的，你可以不签。你签了，就说明是自愿的。好像黄世仁也没错啊！好，本来秋收后你应该交谷物的，你不交，到年底我该执行契约了。我没空儿，委托个“代理”，派个管家——你们叫狗腿子，西方经济学叫“代理人”——到你们家执行契约，最后一天，年三十儿了。你看，你还是不讲诚信！见都不见我，还跑掉！你至少也得在家里说明情况啊？（张维迎教授不是讲吗，“无恒产者无恒心”，引用孟子的话，你看没有财产的人最不讲道理，地主、资本家都很讲道理！有财产的都很讲道理！都讲道理，安然事件会有吗？假冒伪劣产品还有吗？扣发民工工资、延长劳动日，煤矿那么恶劣的工作环境是讲诚信的表示吗？这些都证明不了孟子和张维迎的那句话。）最后，你人也不在，看看你家里还有什么财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讲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务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你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劳务地租，喜儿失业在家没工作，那就到我家里做劳务抵债吧。这也符合你们的地租观！你说黄世仁有啥错？最后黄世仁好像还倒霉，被抓起来，他的风险有多大！你看财产也没了，人还要被批斗。这个契约关系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讲的，所以黄世仁你斗他，他一点也想不通，怎么租租租，最后租出剥削来了？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有剥削啊！过去抗美援朝抓住一些美国俘虏，为了活跃他们生活，放影片《白毛女》给他们看。结果美国兵说：“杨白劳自杀是没有必要的，债嘛，是应当还的。”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有位母亲想教育她女儿，带她去看《白毛女》。看完以后，她女儿怎么说？她说：“喜儿蛮好的嘛，就嫁给黄世仁算了，现在不都流行傍大款吗！省得跟穷大春受那个苦了……”她母亲听完惊呆了！近几年国内发表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创新文献都一致主张，私有制就是有剥削的！现在发展私有制，政策上允许剥削不等于在理论上否定剥削！如果否定剥削，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就没有了！诚然，劳动价值论是要发展的，我本人的新著叫做《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和实证研究——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后来，十六大报告没提剥削问题，从而这一问题争论告一段落。
第三层面，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我们主张要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科学倡导“市场取向的改革”与随意滥用“市场化改革”是不同的。现在中央讲究改革的科学性和协调性，就是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止“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实现一种“基础－主导”功能性双重调节机制，这样，容易达到社会经济和谐。为何上访、闹事、犯罪和社会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就是因为国家调节存在不到位或不得当的情况。只要看看在近年所谓管理层收购活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引发各阶层公众的不满和不和谐，就可得知某些政府部门的调控有多滞后和不明智。没有人否定市场型的产权改革，但不可背离市场规律乱来。
在这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不赞成国家调节为主导，认为调节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引用西方文献里提出了一些模糊概念，叫“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我倒是主张建立“小政府”，但是应该是“小而强”，不是“小而弱”，更不能是“大而弱”！“大而强”也不适合市场经济，我看“小而强”最好。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实际上是主张政府少说，而事实上就是垄断资产阶级说了算！
过去日本、韩国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应当说这是他们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后来他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就开始下来了，这是日本东京大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教授到中国来说的，是有实证资料证明的。美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也用资料证明，美国在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比五、六十年代慢。法国马恩河古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迪劳内也用资料证明，欧洲国家由于实行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速度也比以前慢。苏东国家也在采用“新自由主义”后，出现大规模倒退。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十几年后，现在都翻过来了……。现在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等左翼学者一致批评“新自由主义”，法国的调节学派，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演化经济学都是有一定科学性的。
第四层面，即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自力更生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
我们知道，改革以来官方在这上面的提法是有一些变化的。改革开始时，小平强调“引进来”，后来江泽民同志在“三讲”的时候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战略，但是没有突出强调“自主创新”问题，胡锦涛同志执政后迅速提出“自主创新”！我认为这第三步非常关键，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亮点。在经济学上，我前几年提出第三种优势理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另外两种优势理论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综合竞争优势理论），主张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推行知识产权战略。最近一两年，官方也是在大力提倡这种战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我们党的第一把手认识到了，下面的“大臣、诸侯”就迅速地认识到了，否则，你和下面的人讨论较困难。
我们中国现在是标准的世界加工厂，不是世界工厂。真正的世界工厂都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英、美、日包括前苏联就是如此。没有原创，你生产的是低附加值产品，处在国际分工链里的低端，我们不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你看中国三大国有企业汽车集团都不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小汽车，一个小企业奇瑞却生产出来了！
我曾提出，应在结合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民族跨国公司，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北大有位“海归”过去写过文章说：“都全球化了，还提什么民族经济呀？用境内经济（企业）与境外经济（企业）就行了，别用民族经济这种带有反全球化含义的说法。如果说有民族企业，麦当劳就是民族企业，因为土豆等原材料是中国的，用的人都是中国人。”北师大的老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陶大镛（1957年曾被打成右派）听了就很生气，打电话给我：“你看这种汉奸理论，麦当劳怎么是民族企业？解放前都没有出现过这种理论，这些人还是中国教授吗？”
北京有的教授、“海归”也是不赞成创新的。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不要陷入自主创新陷阱，认为从成本、收益看，自主创新不一定合算。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南财经学院的资深教授杨承训就写商榷文章说：“你这成本怎么核算，是单项成本还是综合成本，是短期成本还是长期成本啊？”当然，不是一切技术领域我们都要独创，创新也有原创、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等几种形式，但某些关键领域我们必须要创新！如果不提倡自主创新，我们很多科技工、大学生的爱国主义也没有地方发挥啊！结果到跨国公司那儿去工作了。所以，高尚全先生等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北大原校长吴树青当面问他：“你是不是主张‘新自由主义’？”。他说：“我没主张！”又问他：“那你是不是认为中国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高尚全说：“我也没说过！”吴树青就反问：“那你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干什么？跟你又无关！”这是北大原校长吴树青亲口跟我说的。
在以上四个制度层面或改革的主要目标方面实际上是有分歧的。如果大家公开、直截了当、不扣帽子地进行商榷也好、论战也好，我认为是有助于中国改革的。有人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说中国改革就是靠“新自由主义”，那不对。中央没说过，而且中央提出了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李长春同志多次指示，指出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中国改革的负面影响。在三月份两会后，“新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很快把中央领导的讲话接过去，说：“坚持改革方向就是我们的主张，你们就是反对改革的！”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改革了？我们主张的是继续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中央做出的决议嘛！刘国光教授3、4月份写了两篇文章（都是报送中央的）点名批评吴敬琏、高尚全先生，认为他们的一些讲话是有问题的。比如他们说：“现在出现了一股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浪潮，民间和上层都有。贫困群体和既得利益者结成联盟反对改革。” 谁是既得利益者？失业工人是既得利益者吗？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既得利益者吗？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怎么成了反对改革的力量，他们正是我们党要代表的阶层之一，中央领导也特别讲过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意让改革的成果能为全民所享受，要关心弱势群体！他们倒是给弱势群体扣了个帽子——反对改革！人家失业了，提点意见、有些不满情绪、希望找到工作，就是反对改革啦？你这不完全是立场站错了吗？！
我最后讲一个问题，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来就是改革的首创者和杰出的贡献者，现在成张冠李戴了，张冠李戴20多年啦！从去年开始，我才开始拨乱反正，澄清事实。我现在从改革文献中翻出来大家听听：
第一，中国社科院于祖尧教授在1979年4月无锡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上递交了一篇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加以论证。我们光知道“吴市场”，不知道“于市场”。“于市场”比“吴市场”要早提10多年，张冠李戴了吧？
第二，中国社科院顾问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式计划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有文字记载，1979年7月，他在一次体改研究会上明确指出要解放思想、按照分类标准来取舍，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都可以采用，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的重要手段……等等。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看了这些材料以后，曾批评刘国光，让中国社科院党组帮助刘国光同志提高认识。刘国光说：“我这个提法现在提不大恰当，因为和中央的现在意图不完全一致，所以我是要检讨的。”等于没检查，意思是我话没错，只是我提的不是时候。
第三，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原所长杨圣明教授是最早提出要正确处理和同时重视公平与效率的第一位经济学家。1984年1月的论著中已作了阐述。
第四，中央党校原副校长、经济学家苏星教授在《红旗》（现在叫《求是》）杂志1983年14期上发表了《论公司制度》，里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大生产理应搞股份制等。书面提出股份制他是全国最早的一位。
第五，复旦大学《资本论》专家张薰华教授是我国土地管理体制的最早倡导者，84、85年就书面提出了。
还有第六，中国社科院已故经济学家许涤新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生态环境，要建立生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83年就发表了相应的论文，后来也写了书。
你看，我们中国改革的几大关键问题，第一，谁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谁先提出股份制？谁先提出公平与效率……？是我们这些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应当说“新马派”是中国改革、邓小平理论的坚决的支持者和忠实的执行者，是中国改革的首创者和杰出贡献者，现在继续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努力工作。而新左派呢，总体上属于崔之元教授自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新右派”，他们不会是全错，但不少观点确实会误导中国改革。新老“马克思主义学派”和“新左派”结成学术联盟，共同反对中外“新自由主义”。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新左派”也有相当的进步性，只是在理论和政策上还不成熟和完善。
中国目前主要有这样几种意见。好，我就介绍到这，谢谢各位！
学生提问1：
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经济合理的发展速度为7－8%左右，而我们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了10%，这样我们的就业还是如此严峻，如果再降到7%，我们找工作不是更难了吗？
答：不能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就越有利于就业。就业率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现在失业率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公有制大规模萎缩！公有制比较有利于就业，私有制不利于就业，这在经济学上是可以论证的。论证就是几句话，私有制必须有私人利润才会办私有企业。而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从理论上说，最好是有公有利润、公有剩余价值，如果没有，这个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也不一定要消除的。因此，公有制比私有制有利于就业。
学生提问2：作为一名研究生我很迷茫，不知道该怎样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上前进？（大意如此）
首先要把学习搞好，扎扎实实打下理论基础。同时，搞清楚中国和世界的两三个关键问题，不要太多，抓主要矛盾。比如，你要搞清美国、瑞典是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们有什么问题？比如，公有制、私有制到底哪个效率高，那种更能促进就业？这些关键问题要搞清楚，搞清楚后你大方向就能把握了，理论关节点就明白了，然后再增加的具体知识都是有框架和核心的知识了。否则你很多知识，却可能是一团糨糊的，连贯不起来，学术关节点和大方向搞不清楚。
学生提问3：我认为不应该刻意强调意识形态、什么公有制、所有制的。如果能存在就存在，如果它已经丧失了竞争力，你再刻意去保持多大比例的公有制、私有制意义并不大，就象一个人如果已经病入膏肓，你再去救他也没什么意义了……
答：是的，就好象有人经常问：“如果1949年后国民党执政会不会比现在好？”我跟你说，不可能！你去看看，印度国大党和国民党纲领是一样的，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是6.1%的增长速度，印度是四点几的速度，我们现在九点几，他不过是六点几的速度。它比得过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比不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然也比不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主张公有制占主体！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消灭私有制，而是有人刻意要消灭公有制啊！不是我们要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是人家要大搞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张五常不早就出过馊主意吗，解决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是把国有资产送给干部，送给干部他们就不反对私有化和资本主义了。
如果中国大搞私有化会是什么情况？那肯定比俄罗斯更惨，俄罗斯一、二百个政党，我们就得四、五百个政党，整天就斗吧！
中国现在还没有分裂，日本的东京市市长已经说了：“希望中国分成几个国家！”你看，日本右翼的良心仍然大大的坏！
美国的杂志上都给你画好了，应该几块版图，应该分成7个国家。
你一搞私有化，私有化基础上必然是资产阶级多党制。你多党制一搞，国家、民族肯定分裂！俄罗斯8年改革，总GDP下降一半，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一半。即使普京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GDP年平均增长就是百分之二点几，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多数是百分之四、五，只有极个别国家能达到百分之六、七。
所以整个世界的近300年情况你要是搞清楚，那你就明白了！
尽管我国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包括民主制度要大力改进等等，但还是维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宪政框架比较好，有利于我们发展，同时，也是有利于私有制作为辅体来发展的。
（结束）
附： 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建议
——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
2006年2月13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了来自美国《奈特·里德报》、法国《世界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瑞士《时报》兼法国《快报》、德国《明镜》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下面是程恩富副院长接受采访的主要内容。
问：为什么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答：第一个原因，从学科队伍建设及发展的需要看，原来的马列所规模比较小，只有50多人。建院后我们将扩大到200人的编制。原马列所学科重点是研究中国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相对单一。马研院成立后，下属五个研究部，每个研究部有二至四个研究室，研究内容可以非常广泛，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为主体，同时涵盖和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以及国际战略等多方面学科，从理论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置于一个广阔的视野和空间。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看，需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加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发展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
第二个原因，从国际方面看，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对话、磋商交流。我知道在座的几个国家都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文化，应该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多样学科中的一个园地。对文化进行分类不应该局限于一种方式，比如可以按照宗教对文化进行分类，即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也可以按照其他方式进行分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者进行交流，共同繁荣社会主义的学说和文化。我们也将欢迎各国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文化的学者到马研院演讲交流。
马研院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和背景，即中国要实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方针，倡导建立一种国际和谐社会，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我国已经改变了冷战时期的某些做法。中国不主张实行革命输出，或意识形态输出。但是各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兴趣，我们可以共同研究。我们的研究也将广泛吸收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2004年中央决定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社科院为了适应这一研究工程的需要，决定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因此，从国内外的发展来看，都需要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关于成立的背景主要是这些。
在今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应用探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进行学科、学理、学术探讨；对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要大力宣传，科学阐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将这三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创造力和适用性。这一工作思路主要是针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过去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似乎就只是一个宣传问题。我们要打破这个传统的做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支持。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现实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这项工作也要加强。如：对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我们要从学理上探讨科学发展观同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以人为本，这在中国古代就提出来了，西方学界在启蒙时代也提出了这一思想。这就要从学理上阐述，从学术上创新，要探索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学术渊源关系，要在中国古代、西方的基础上创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观。这是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按照中央的精神，大力向人民宣传科学发展观。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根据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央的精神，有针对性地探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及社会发展政策中，哪些方面还有待于充实与完善，还存在着哪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比如，人口政策对中国很重要。中国有20个左右的省市规定，农村户口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关于这项具体政策，从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并运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来看，我不是很赞成这一政策。因为中国如果想提高人均国力，要更加合理地使用中国的资源，就必须控制中国人口的发展。而按照二胎政策，中国还将多出生很多人。尽管可以养活这些人，但是要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困难很大。按照预测，中国人口最多时可能会达到15 亿，甚至超过15亿，然后总人口才开始下降。因此，我认为，人口的增长如果控制的更加严格一些，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中国资源和能源的节约。这样的问题，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问题，是允许二胎政策，还是实行较严格的一胎政策，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这就是一个运用性的探讨，是需要我们做的。从短期来看，可能允许二胎政策有助于缓和某些矛盾，但是从长期来看，就会妨碍现代化快速实现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现实问题、应用问题，只能教条式的宣传，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问题应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应当比非马克思主义者有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性建议，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再举个例子。在十几年前，我就主张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不应该是800元人民币，而应该是1200元或者是1500元。因为当时在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里，月收入800元属于低收入，或者中偏低收入，对这些低收入阶层就不应当再收税了，否则他们就会对政府有意见，我很穷你还收我的税。另外，收税本身也需要成本，而且普遍的收税还会导致普遍逃税现象。直到去年，政府有关方面才来讨论要不要提高征税起点的问题。十年前，反对把税收起点提高到 1000或1200元人民币的一些中国税务学教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是普遍交税，所以中国也应当普遍交税。他们的“仿美”思维逻辑就是这样的，没有从现实出发，而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
我举第三个例子。最近一两年上海等城市房价升幅较大，要不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在学界、公众和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问题的话，那么肯定需要进行调控。因为房价上升太快，对收入处于中下层的广大人民是不利的，要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来观察问题，自然就会主张国家进行调控。另外，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也需要宏观调控，不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所以，从国家必须确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使房地产市场能够有序的发展，必然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是站在某些房地产投机者、炒，或者是站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或者再增加一个角度，站在房地产价格越高愈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式和立场来看问题，那就会反对必要的调控。从房地产这个例子就能说明，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原理，是可以作为解释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的。
以上三个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发展及世界观等大问题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解决关于交通、能源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的。我本人是搞经济学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我也看过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认为很多理论是可以吸收的，但是，西方经济学缺少一种劳动者整体的立场和科学的辩证法。我们要学会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扬有弃对待西方经济学。
问：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部分理论是来阐述中国的人口政策的？
答：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们正确解决人口问题、制订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和线索。比如说，人口的数量和现有的生产资料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假定在生活水平和劳动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生产资料越多，那么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就会相应增长。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三个变量的合比例的关系问题。三者的比例要适度，如果生产资料相对贫乏，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会影响综合国力、经济绩效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有这样思想，就是经济要按比例发展。按比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要按比例，才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多用均衡发展一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用来作为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规律理论来指导制订人口政策。比如有些人想多要小孩，我们可以满足这些人的愿望，这似乎是解决了一些家庭的矛盾，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眼前利益的满足将对这些人造成更大的不利。这里就有一个经济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是有助于矛盾的短期解决，还是长期解决。马克思在描述人口增长的时候曾经概括出这样一个规律，即越穷的人越生，越生的人越穷。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政府对农村提出的口号是对的，即少生快富。甚至我个人的人口政策还主张，社会舆论应倡导不生育，多方面地寻找减轻我国人口增长压力的途径，就像欧美等国家一样。现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已经有少数年轻人在维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这里有一定的生育经济学的道理。我主张在大学里应该开生育经济学的课，可以有助于计划生育。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中国提供现成的人口理论和政策，而是要我们顺着其思路去思考或者用它的基本观点去考虑现实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如果再综合一些西方某些合理的理论，制定政策就更加圆满和科学。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少技术方面的观点。
问：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目前的贫富差距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还要大，比如说比美国？这如何解释？
答：我认为，根据统计资料，应该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大。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美国的大学生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大学里，尽管学习了八年、十年，但都没有接触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具体说，就是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教科书里面，缺少一个关于财富的结构和分配问题的实证分析理论。他们只有收入分配概念，收入分配概念又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基尼系数，二是五等份，即把家庭分成五等份。要是单纯根据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和美国的贫富差别，中国与美国相近，甚至中国某些指标会超过美国，比如说基尼系数。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证分析的观点，就不仅要考虑收入的结构，更要考虑财富的结构。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美国1%的最富的家庭的财产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两项相加，全美10%的家庭要占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80%。家庭净资产包括了股票、地产等有价证券。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家庭如果对照这个字，1%的家庭的财产有没有占全中国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的家庭有没有占全国家净资产的1/3？进一步说，10%的中国最富有的家庭有没有占全国家庭净资产的80%？肯定是没有的。虽然西方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教科书内容很丰富，可能有120 万字之多，但它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经济学道理。如果西方教科书把这些基本事实写明的话，西方的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可能多起来。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问：中国现在有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真空？你是怎么来说服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
答：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思想和思潮大量传入我国，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生活中私有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样就面临着国外思想和国内现实的挑战。因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不可能是封闭式的，而是在一个开放式的条件下研究和宣传，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大家有自由选择权，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下，他最终有自己的选择。如果在中国发现有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属于正常现象。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
问：那么你是说还有一些中高级干部精英阶层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答：确切地说，这个工作不是十分理想。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应当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是某些人没有做到。比如，有些人在海外学习了西方的经济学，但是他回国以后没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十分科学。去年7月，社科院的顾问刘国光教授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在中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党内外和社会公众网络上都有大量的评论。前年郎咸平教授抨击MBO，引起了郎旋风，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激烈争论。郎咸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他发现中国搞得MBO和西方搞得不是一回事，他实际上是批评中国的MBO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做法。我认为郎咸平是受三民主义影响发表了这个意见，朗咸平确认了我这个观点，他是受三民主义影响。三民主义的核心经济理念和政策之一就是大资本属于国有。
问：在过去的20年中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方学习之后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
答：有相当一批人。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时候采取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态度。认为中国应当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当简单的照搬欧美模式。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比如，在马研院工作的许建康，他在美国进行了十几年学术研究，还是比较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比较赞成沃勒斯坦的反世界体系论。还有一位去年刚刚回国的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朱安东，他在美国麻省大学师从于大卫 ·科兹攻读博士学位，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一个是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也比较相信公有制的。在日本也有一大批学者都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
问：按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他很强调企业家、工商界的作用，现在胡锦涛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恢复以前被忽略的思想？
答：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江泽民总书记为社科院题词，“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政治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都是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每一种理论都又有一定的新意，有一定的新内容。
问：在《资本论》里应该没有说资本家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吧？如何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答：只要符合党员条件，任何人包括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党组织。在中国革命时期，解放前有很多共产党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著名的共产党人彭湃就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后来把地契撕了，参加了革命。恩格斯也继承了很多财产，拥有很多股票。问题主要在于他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他的现实表现是否先进，是否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深圳有一个大资本家，亿万富翁，他每年花很多钱来救治白内障患者，并立下遗言死后把他的财产全部捐给社会，不留给后代。这样的大资本家，如果他政治上是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最符合标准的。所以主要考察他是否符合党员标准，而不是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理论上是可以入党的。据说在英国，资本家要参加英国工党，要比一般的工人党员多交一些费用，这有一定道理的，要考验他。
问：据国务院发改委上周发布的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使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在解释上有一定难度。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我的观点和流行的观点不同，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理解的。一是贫富差别的形成与私有制的比重越来越大有关系；二是由于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在一些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内部也拉开了收入差距。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同样是国有企业，企业本身可以独立决定其总裁的收入，有的差别就非常大。在国内大学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这属于非理性的扩大。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许多人工作的积极性。而非理性加大贫富差距就属于滥用国家资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国际惯例。这种滥用国家资产和学生学费的风气还在上升。
问：这种现象是不是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答：这说明那些大学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是西方经济学水平也要进一步提高。因为这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的大学里不会仅仅因为毕业学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不会因为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就年薪 20万，在法国毕业的就年薪5万，西方大学也不是这样，国际惯例也不是这样，所以他们都要加强学习。
问：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广大劳动群众是一种剥削，而政府是支持这种剥削的，那你们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这种理论基础？
答：按照现在中国的基本制度还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私有制的发展。既然允许私有制发展，私有制的剥削性就会表现出来。但是，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最终还是要消灭剥削的，只是在初级阶段我们比较注意发挥私有制及其剥削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发展的具体需要。比如说凯恩斯主义也主张建立一些国有企业，建设一些公共工程。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发展这些企业，它应该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是主张私有制而不是国有制的。凯恩斯解释，这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私有制所以需要国有制。我们正好相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国有制而需要在现阶段发展一些私有制，这就是当初罗斯福总统碰到经济危机时也大办公共工程作为反危机的一个措施一样，似乎和资本主义政党传统的理论是相矛盾的，但罗斯福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国有制。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发展一些公有制，特别是发展一点国有制是作为发展私有制的补充，我们现在发展私有制是作为国有制等公有制的补充和辅体。
问：你认为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吗？
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按照中国目前的观点，国家的模式是应该由该国的公民自己选择。如果该国的政党赞同，觉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不错，那么可以学习。如果你认为不好也可以不学习。比如，从时间先后来说，越南就是学习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但是我们知道，古巴、朝鲜、老挝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学习，最近委内瑞拉宣布21世纪也要搞社会主义。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这由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决定和选择，就像我们国内有些人主张学习欧洲模式，有些人主张学习美国模式，有的人主张学习日本模式一样。我的观点，中国应该更多的借鉴日韩开放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其次我觉得还可以参考欧盟的一些做法。我们特别强调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因为美国的模式是已发达的模式，不是后发展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连布热津斯基等一些美国官方领导人都认为是有重大缺陷的。布热津斯基写的一本书里面就认为美国有20个大问题。如果要学习国外执政党的经验，就应该更多地学习新加坡执政党的经验。反腐败也要重点学习新加坡以及我们香港的一些经验。美国总体上治理国家不是很好的。
问：目前在中国是否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即一些同志认为应该开放的更快一点，另外一些人认为开放的步伐太快了，要放慢速度，马研院的成立后会不会影响决策的意见？
答：现在的主要争论不是快一点和慢一点的问题，或者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方向问题。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发展，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像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所说的，欧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即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第二种是主张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仿照苏东国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经抛弃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第三种是主张以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为基本特征的中间道路，即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主张搞私有化，但是又要注意公平。关于这三种改革观的争论较多。还有个别学者主张某些“左”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态度。所谓新左派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思想，其思想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体系，也没固定的学说范畴来支撑。如果一定要说明新左派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的话，我认为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现在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的崔之元，他自称自己的观点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崔之元发表了一个宣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他反对大资本，主张经济民主，不反对私有制，不主张公有制一定要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不是新左派，我们是新马派。
问：在三条道路中，哪一条是最得人心，哪一条是胡锦涛主席比较青睐的？
答：从前年郎咸平事件以来，从网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极力反对以北京大学张维迎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而大多数人支持郎咸平和我们。我当时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十位中年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支持郎咸平的学术声明。大部分网民都是年轻人，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都极力支持我们的观点。所以应当说大多数人民还是支持新马派的。他们既不赞成回到”极左”的时代，但也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官方应该说与新马派的观点比较一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官方的最早是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一直沿续到前两年。最近一两年，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就没有效率优先这个提法。在他们讲话和中央文件里都是强调社会公平。所以我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本人就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我认为效率优先这个提法在学理上难以做到科学性。我创立了一个理论，就是公平和效率同方向变动论。简单地说，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就越没有效率。关键是对公平的认知，而不是简单地应理解为机会公平。
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马研院将来不仅要研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研究中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外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前两年，我首次提出要建立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不赞成毛泽东、斯大林时期用官方马克思主义替代学界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要真正成为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就要借鉴西方思想库的模式，就是说思想库提出的理论政策主张肯定和官方不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就不存在思想库了。所以，思想库应该提供多种政策方案，就像武器库一样，有20、30种武器可以供官方选择，这是西方思想库的特点，我们应当借鉴。十年前我在上海建立了海派经济论坛，就是试图这么做的。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派。我们在经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比如说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前十年就是按照我这个提法来研究宣传的，我们没有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正是在这个观点的不断研究和倡导下，现在官方文件才赞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个提法。
我再纠正一个中外学者的误传，就是认为最先主张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在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上，恰恰是过去非常坚定，现在仍然非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广泛的说法：厉股份，吴市场。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就澄清和纠正了这个误传。1979年初，是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于祖尧首先写了关于市场经济文章，文章的标题是《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祖尧是社科院经研所的副所长。 198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要搞股份制。社科院的刘国光首先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要扩大市场调节的成分。这三位老经济学家都是我们新马派的资深教授和领军人物。我提出的股份制也是比较早的，包括市场经济，所以新马派一点也不保守。
问：改革以后来自外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最久远的是什么时候的？
如果说是吸收和研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潮，那么从80年代初开始就做这方面的工作了。首先是吸收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想，后来又吸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后来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关注范围，比如说对美国的罗伯特的市场社会主义观，包括刚才提到的大卫·科兹的思想。我们也广泛吸收西方一些左翼的思想供我们参考。西方右翼的学说思潮我们也在进行不断的研究。
问：在你们图书馆资料里有没有原来从西方吸收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答：这个有，我们社科院以及重点高校都购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以及学术期刊，西方主要的学术期刊我国都有。所以，我们对西方文献是全方位、全面地进行研究的，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
问：据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差不多需要一亿到两亿元人民币的经费？
答：没有进行精确测算，但是编教材是要有费用的。这个费用还包括到国内外调研，包括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费，还包括十卷本的马恩著作、十卷本的列宁著作的编纂，需要专门的出版经费。最后使用多少经费还要看任务的立项情况，但是每个学者最后从这个研究中能够变成个人可以消费的货币是极少的，是象征性的，是贡献大于收入小的。经费主要用在调研、收集资料、研讨会的成本方面。所以，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还是不算多的。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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