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杨帆

    自１９７７年至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经历了５次周期，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所必经的历程，这其中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两次通货膨胀使我国政府在制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上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宏观调控的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层认识的统一和宏观调控手段的灵活。目前，我国仍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第五个周期，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浪潮袭来，虽有前车之鉴，我们仍需严阵以待。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根据刘树成、宋国青等人的归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经历了５次周期。
　　第一个周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１９７６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降低１．６％，１９７７年突然上升为７．６％，１９７８年到１１．７％，来势猛烈显然与打倒四人帮的政治大变动有关，新领导发动了一次经济跃进，引起投资过热，比例失调，消费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国民收入超分配。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正式出山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以陈云思想主导经济调整。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３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样一种搭配实际是最佳的。改革开放自身会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因此，需要宏观经济的平衡。但是陈云思想长期被改革开放派认为是“僵化保守”。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经济继续过热，邓小平出来讲话批判“洋跃进”：“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做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 中央更换了领导人，进一步大调整，才见成效，经济增长率降为１９８１年的５．２％，波动幅度为６．５个百分点；这次周期共５年，上升２年下降３年。
　　第二个周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经济增长率为９．１％和１０．９％。１９８４年到１５．２％。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１９８５年增长１３．５％。因此１９８６年３月“七五”计划决定前两年调整。然而，１９８６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回落，许多人认为经济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五年计划第一年经济总是要涨，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因此，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宏观调控无法到位，１９８６年增长８．８％。这次周期共５年，上升３年下降２年，波动幅度６．４个百分点。
　　第三个周期（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１９８７年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１１．６％，１９８８年１１．３％，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１９８８年９月抢购风以后，李鹏接替了赵紫阳的总理位置。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后两年改革建设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但１９８９年出现政治动荡，宏观调控不能有效贯彻。直到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用３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１９８９年增长率降至４．１％，１９９０年３．８％。这次周期共４年，波动幅度７．８个百分点；上升１年下降３年。实际上这是改革开放１０年以来，３次调整的总结果，最终是在以强力政治整合，更换了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以后，才得以有效进行。这种政治、人事、理论、经济、法律手段的综合使用，终于结束了１０年以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但必然导致经济过度紧缩，和理论上“计划经济原教旨主义”全面回潮，直接影响到党中央的改革开放路线。
　　于是，第四个周期以邓小平南巡重新发动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式为契机就势所必然。１９９１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９．２％，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１９９２年初小平南巡讲话，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帮助地方政府突破了几乎所有经济控制。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追求高速度等弊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次出现。１９９２年经济增长１４．２％，物价上升５．４％，１９９３年经济增长１３．８％，物价上升１３％，投资消费双膨胀，煤电油运原材料供给紧张，金融秩序混乱，人民币黑市汇率贬值到１∶１１，而且向１∶１５滑落。
　　１９９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１６条措施，朱容基副总理亲自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打击北海的房地产泡沫。
　　但这次调控遭到了投机资本及其代言人极其猛烈的攻击，经济学界亦因此而分裂。一批著名的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集体出面批评朱容基复辟计划经济，并且提出了“经济与物价同步增长论”，说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才过瘾。中央的措施在１９９４年也曾经发生过动摇，但是宏观调控最终得以坚持下来，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１个百分点，１９９６年为９．６％。
　　这次宏观调控是最成功的，首先是中央领导层态度一致，能够长期坚持。其次是策略灵活，采取了渐进的“软着陆”的方式。人民币在１９９４年以并轨为名一次贬值５０％以上，促进了出口。国内通货膨胀受到了有效的控制，物价在１９９６年回落到６．１％。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幸免于难，得益于这此宏观调控，也得益于在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的坚决干预政策：人民币不贬值，不自由兑换，在香港托市并准备改变交易规则，坚决控制投机资本。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经济下滑，为８．８％、７．８％、７．１％，连续下滑７年，前４年是主动调整，后３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层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１９９８年中央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包括刺激房地产业，２０００年增长８％，２００１年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增长７．３％。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经济增长率保持“七上八下”相对平稳，相对于世界经济，仍旧是非常高的速度，称为“一枝独秀”。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的经济周期长达１１年，经济波动幅度７．１个百分点，上升２年下降９年。时间长，波动幅度小于８０年代，说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坚决而且趋于成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两次控制通货膨胀的经验教训
　　８０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效益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宏观调控方面有教训，这就是认识长期不能统一，理论不成熟；中央数次调整力度不够，不能遏制经济过热，矛盾越积越多；在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时候反而加速改革；在具体方法上缺乏经验，比如不适当的宣传刺激了通货膨胀预期；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失了方寸，把社会矛盾泛政治化，加速社会动员，加剧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政治动乱。只是在最后关头，老一辈革命家统一了认识，从政治上进行了强控制，才把经济来了一个彻底的整顿，这样的整顿，当然免不了造成过度的紧缩，甚至在理论政策上发生逆转，最终造成新的反复。这样的大起大落，损害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
　　８０年代宏观调控给予我们的主要经验教训是：进行改革需要稳定且平衡的外部环境。１９７８年邓小平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推动改革开放，而陈云则主导经济工作，形成了非常好的搭配。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点就是：１０亿人口，８亿农民，吃饭是第一位的； 经济发展要保持四大平衡，即财政物价物资外汇平衡，这在许多人眼里是计划经济保守思想，，但每到外汇、粮食和原材料紧缺，交通能源紧张，物价上升，陈云经济思想就显示其生命力。
　　经济发展避免不了周期，外汇不足和物价上升，总是迫使经济从高峰下滑。中国８０年代的发展，外汇短缺比物价约束更硬，迫使人民币汇率不断贬值，直到１９９４年以后外资大量进入才算解决。
　　通货膨胀则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即增发货币促使总需求扩张，超过了流通的正常需要，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条件下就使物价上升；一种是成本推动，即垄断或改革的因素直接提高物价。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主要是需求拉动，下降阶段主要是成本推动。
　　中国的物价上升，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期间主要是第二种，即价格改革的因素。首先把农产品价格提高２０％，必然出现价格连锁上升，国家以财政补贴遏制城市消费品物价上升。但长期财政补贴造成财政赤字，最终转化成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１９８５年以后就是如此。国家价格改革的方针从“以调为主”变成“以放为主”，增加了市场机制，消费品价格在１９８５年上升６％，１９８６年上升８．８％，１９８７年上升６％，１９８８年为７．３％，其性质主要是价格和汇率改革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也有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
　　必须认识到，两种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在集中进行价格改革的时期，如果不能控制总需求，两种因素同时推动物价上升，就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而且在总需求持续扩张下，价格改革必然因“比价复归”而失败。在１９８６年以后，我国就出现了各种价格之间的轮番上升，价格与工资的轮番上升，国内物价上升迫使汇率贬值，人民币贬值则提高进口品价格，以成本推动方式推动国内通货膨胀，出口大幅度增加则是总需求扩张的一部分。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率高达１８．５％，中央还准备强行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结果诱发抢购风而失败。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中央在政治强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全面的经济紧缩，经济增长率下降到４％左右，而价格改革就是在总需求高度紧缩时自动成功的。其机制十分简单，动机十分朴素，就是经济紧缩了，企业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许多价格补贴，于是，计划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价格。到１９９１年年底，中国８０％以上的物价放开，基本上实现了物价市场化。正所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此时价格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而是转化为企业亏损，大家所担心的居民储蓄，在３０００亿存款规模的时候成为抢购的“笼中猛虎“，以后增加到１０万亿，也没有再出过笼。８０年代我们宏观调控的不成熟，理论的误导和政策的失误是非常明显的。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整天高唱改革的“改革派”可能损害改革的大环境，造成改革失败；自命为“改革派”的人未必能够真正推动改革。而被贬损为“保守派”的人也未必不能推动改革，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只有在宏观平衡或者适度紧缩的条件下才是最有利的改革时机，这个道理在９０年代继续被实践证明。中国经济的“软着陆”整整进行了５年，亚洲金融危机又造成了新的经济紧缩，但是中国许多实质性的改革，如国企、住房、教育、医疗改革，却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
中央高层的认识应该统一
并且形成社会共识
　　１９８５年第一次通货膨胀，中央就开始经济紧缩，但理论界出现了“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朝野认识均不能统一。改革的成功，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出现的初步繁荣，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中青年经济学家”步入了历史舞台，他们开始看不起老一代的经验，把陈云经济思想贬低为计划经济下的消极静态平衡。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初期，对于市场经济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也仅仅是“总需求，总供给”而已，现在想起来，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预期”，也许就不会有那种“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的社会动员，抢购风或许就可以避免。
　　８０年代全社会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改革的宏观环境却一直缺乏共识，地方政府和企业总是倾向于高速度发展，无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都是如此；理论界的主流“经济自由主义”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忽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他们在８０年代提出“适度通货膨胀无害论”，“腐败有理论”；在１９８８年反对国家在香港托市抵抗金融危机；在１９９４年以“发展是硬任务”，反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在２００３年以来又反对宏观调控，其理由总是“政府不能干预经济”的理念，这说明了中国理论界对于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误导。至于既得利益集团，投机资本集团一系列反对中央宏观调控的活动，则一直不曾停止。
　　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一致，行动果断，长期坚持，是宏观调控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这方面９０年代比８０年代要好，所以软着陆和打开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而８０年代由于高层的不一致，所以，宏观调控两次半途而废，直到酿成大乱，才统一以强力整合手段收拾了。
改革和宏观调控的手段要灵活
水平要高超
　　１９８８年９月份，居民存款只有３０００亿元，并不构成抢购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价格改革的办法错误，以错误的宣传煽动了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价格改革方案的通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中央领导始料未及。１９８８年７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１９．３％，创历史最高纪录，各阶层群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
　　８月１９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２００公斤食盐，买５００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大家误以为９月１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大涨价即将开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凶猛的抢购风潮，在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广。８月中旬开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第二，涉及５０个大类５００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８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６３６．２亿元，比上年同期增３８．６％，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１３％。粮食增销３０．９％。棉布增销４１．２％，绸缎增销３５．５％，洗衣机增销１３０％。电冰箱增销８２．８％，电视机增销５６％。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８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２６．１亿元。其中定期减少２７．８亿元，活期增加１．７亿元。
　　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８月３０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２０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选择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年份，搞难度最大的改革。价格改革这一关非闯不可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改革的条件认识并不一致。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日，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总书记在５月２４日会见外宾时就谈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很好，具备了价格改革的条件。６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对于闯关有把握。７月１日《人民日报》在“改革话题”栏目发表的题为《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的采访记，还觉得不够劲，说“只强调价格改革如何困难、要冒风险，这恐怕不太全面”。“应该正面大讲特讲：价格改革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对经济体制改革是个推进，而且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消除人们对价格改革的过分紧张心理。”“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调整难度较小，成功把握较大。”８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认为，进行价格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大张旗鼓宣传“长痛”不如“短痛”，甚至成立宣讲团，到处进行“改革的再教育”，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结束语
　　目前的第五个周期始于２００２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８．３％，２００３年９．３％，１１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处于周期上升阶段，到２００６年经济增长率一直接近１０％，实际上恐怕早已超过。１９９３年以来能源消耗惊人。１９９５年初国家修改ＧＤＰ统计口径，加入了第三产业漏计的部分，一次性地把ＧＤＰ提高２０％，原为１３６０００万亿人民币，修正为１５９８７９万亿人民币。基数大幅度提高，增长率就应该下降，但是２００５年并没有下降。另有统计说，我国积累率已达４５～５０％。许多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严重过热，经中央政府控制３年并无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与８０年代类似。
　　和８０年代相比，目前形势也有很大不同。８０年代的中央有权威，老一辈革命家还在。问题主要出在认识上，只要认识一致，就有能力迅速收拾局面。随着老一辈离开政治舞台，社会利益集团坐大，中央在传统意义上的权威肯定要削弱，并且向另外的类型转化，问题在于这种转化刚刚开始。９０年代宏观调控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层认识的一致，从而弥补了权威的不足。目前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势力迅速坐大，这就是地方政府，国内外投机资本，与某些经济学家联盟，力图打破中央宏观调控，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和地皮，制造经济泡沫，以谋求自己集团的利益。各权力部门则通过垄断求取垄断利润。我们的中央领导虽然非常得民心，认识也比较一致，但是比起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坐大，其权威相对削弱是肯定的。如果宏观调控仍旧迟迟不能见效，中央的权威就会进一步削弱，甚至产生比８０年代更严重的危机。前车之鉴，不可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