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网友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楚天舒 记录整理
九月九日上午九时，毛泽东旗帜网网友召集并主持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开始时，全场起立，播放了雄壮的乐曲《东方红》。
毛泽东主席临终前自己总结说自己的一辈子就只干了两件大事，亲身参与这两件大事的许多人，都出席了这个座谈会：既有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老同志，也有追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上一辈热血青年，此外还有中青年同志参加，是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盛会。
首先是一位中青年学者发言，他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阶段出发，回顾了毛泽东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他说，人类历史社会关系发生真正革命变化的“大革命”只有两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此后整个社会关系就与原始部落根本不同了，中国的先秦诸子就是应对这一次重大社会转型而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孔夫子讲“述而不作”就是要呈现这一社会变革的社会关系定位，迄今为止，儒道墨诸家的思想还有很强的启发性价值，可以说是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间因应农业革命最成功的智慧遗产。最近两百年来，西方的工业革命过程逐步向全世界扩张，并逐步改造整个的人与人关系。中华民族开始因应工业革命的变化，是从一八四○年开始，但是最主动和积极的探索过程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在工业化时代，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关系的定位模式，实际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苏联逐步成熟起来的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方式，另外一种是在英国发轫的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思维框架，迄今为止仍然上无法回避和超越的，在中华民族的工业化时代，要依靠什么人、服务于什么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至今仍然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间。他还说，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成绩，是极为突出的，远远超过私人资本主导的结果，而且在工业化的社会代价上，也比私人资本主导下要小得多。
社会主义的关键和要害问题，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治方面，毛泽东发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的精英阶层包括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都缺乏热情；而平民阶层阶层由于得到制度保障的地位和福利相对不错，所以失去了对官僚精英群体的必要警惕；而所有群众团体和代表选拔制度，都无法选拔具有足够监督意愿的人，去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危险当中，这是毛泽东对于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从这个判断出发，毛泽东就只能把群众运动作为法宝，反复运用，目的就是要把“被各种选拔机制排除在外”，同时又具有足够监督官僚精英群体意愿的那些人吸引出来，摔打磨练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保护力量，文化大革命就集中体现毛泽东这个意图。
他还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陈晋同志的研究结论，认为毛主席是在一九五九年就改变了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判断。陈晋认为从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写三首读报诗开始，他的整个晚年心境就处在一种突围心态中间，认为社会主义主义事业处在“帝修反”的重重包围之中。就具体背景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和反对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仇视和破坏是由来已久，真正的新问题、足以促使毛泽东更改看法的是“修”这一部分的暴露，赫鲁晓夫的表现被毛泽东看做共产党官僚蜕化变质的一个范本。鲁迅先生说过“过去阔绰的人要复古，现在阔绰的人要保持现状，将来阔绰的人要革新，大抵如此。”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很少，如果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他们将能够捞到大把的好处，所以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天然缺乏热情，对于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无穷的向往，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复辟时“将要阔绰起来”的“先富群体”候选人，所以他们就被毛泽东视为复辟势力的代表，借用当时的词汇就是“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从苏东剧变和中国的“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的现实看，毛泽东的看法是英明的。一九八一年的六二七决议说毛泽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时的中国里老百姓确实不认为毛泽东批判过的那些人要抛弃社会主义，因此也倾向于接受那样的说法。但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人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是毛泽东而不是什么别的人，才真正把握到了历史的演进路径和方向，在三十多年以前就看到了今天的社会发展现实。毛泽东的远见远见卓识，实际上也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越是成功，精英们的权力和私利就越是受到限制，他们在复辟后得到的利益就越多；工农的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看不到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越是在政治上陷入消极；再考虑到各种社会主义制度下运作的选举和选拔制度，诸如人大代表、党团员发展和积极分子选拔，按照官员的意愿都大体上按照“驯服工具论”的潜规则运作，无法选拔出来真正的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先锋党来，选拔出来的人实际上多数是对官僚精英群体监督意愿最低的，把这三个问题意识结合在一起，选择群众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必然的了。他还提到，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在阶级社会里，如果不搞群众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
他还提到，对照邓力群和胡绩伟的回忆录，发现胡绩伟完全是一副进攻心态，而邓力群基本上是在防御态势下讲话，这个差别反应了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现实，在反对毛泽东的“大民主”方面，他们是共同的，邓力群他们要搞“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这不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就不受多数官员和“学者”的支持，这个“弱势地位”虽然不一定是邓力群自觉的，但是却真实体现在他的回忆录的“防御态势”中间。胡绩伟虽然受到“处分”，但是他认定自己的言论和主张符合精英阶层的整体利益，所以他感到自己很强大很有力量，一点也不孤立，说话完全是检察官加法官的口气。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想要排斥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支撑只能是来自工人农民，不管大民主的制度化成就如何，但是大民主运动的周期存在，本身是社会主义生存所需要的。因此，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不可能是在党内上层，而只能来自民间，这一点已经确凿无疑了。没有了大民主群众运动，那些要继续搞公有制经济的人，迅速就在党内被孤立了，社会主义不能依靠少数人的觉悟，不能依靠官老爷的恩赐，而只能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真正做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这一方式的成本在开始阶段是多么大。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模式和文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存在和维持，确实都是必不可少的，靠高级官员维持社会主义方向是很困难的，邓力群的弱势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发言的是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他首先代表老红军李尔重同志向大家问好，他说本来李老是坚持要来参加座谈会的，因为身体不好住在医院去了，医生坚决不放他出来。
古老谈到，社会主义事业在苏东剧变之后的重大挫折，也说到美帝国主义因此气焰高涨。但是，他认为美国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了。美国攻打伊拉克，至今在伊拉克有13万多人的部队，付出了2800多亿美元的军费，伤亡了数千人，如意算盘实现了吗？美国的反战母亲在白宫草坪上打出横幅说，美国付出的伤亡加上军费，结果等于零，我要说：等于零了吗？没有！美国收获更深刻的仇恨。美国宣布的恐怖组织哈马斯，被巴勒斯坦人民选举上台执政了；美国支持以色列攻打黎巴嫩，结果真主党成了英雄，有评论家说在选举的话，真主党就能得到更多的选票。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的左转潮流就更为出色了，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都是要教育意义的，可以说是“曙光初露”。国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人们领袖毛泽东的深切怀念，就是人民的觉悟过程，这几天，北京、云南等地都有民间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说明了毛主席曾经教导人民认识社会的知识，都回到了人民的心中，再次生根发芽了。以前，跟资改派作都斗争的，都是老一代人，他们曾经办过《中流》和《真理的追求》杂志，这两个杂志被江泽民封了之后，阵地转移到网络上来，在网络上对资改派进行批判和揭露的，多数都是年轻人了中年人了。“新西山会议派”的言论一上网，很快就遭到围攻，这说明了人心所向。
一个老同志接受闻一多侄女文询的委托，在会上朗诵了她所作的诗歌《南湖梦》：
“八五风云写大千，几多变幻起波澜；
风流一绰南湖梦，星火群山举国燃。
唤起工农齐作主，挥洒镰斧扫强权；
而今致富休忘本，血染红旗星火传。”
一位医生在会上发言指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争论，已经有很多次了，每一次参与争论的人都在增加，争论的媒体也不一样。第一次发生在七○年代末期，当时参加争论的是高级官员；第二次大的争论发生在学潮至九二年前后，这一次争论扩散到官场之外，很多学者也参与了争论。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没有被资改派所全盘破坏，工农的处境还有所改善，缺乏觉悟；而且前两次争论主要是在主流媒体上，所以也限制了普遍民众的参与，在这样的狭隘范围内，右翼的力量确实远远大于左翼，所以左翼观点不可能取胜。最近两年发生的争论就大不相同，争论主要发生在电子网络上，而且原来社会主义制度对多数人的就业保障和基本生存利益，逐步被剥夺，看病贵、上学难和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已经决定性地影响到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仅工人农民的处境恶化，就是大学生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此很多人不得不结合自身的处境，来看待少数人所拥护的“不可动摇”的改革，主流经济学家在网络上基本上就是“落水狗”反复遭到痛打。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对于多数人基本生存资源的保护制度，被那些人完全摧毁，因此社会矛盾跟着就激化了，所以一些有远见的中央领导人也因此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口号，试图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新西山会议派无视社会矛盾的严峻存在，试图扭转这个合理的调整过程，继续促使政权帮助维护少数人的利益扩张，他们的发言在网络上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已经预示了第三次关于改革争论的最后胜负。
第一冶金建筑公司的一位老工人师傅，结合他自身的亲身感受，在会上回顾了工人如何从当家作主的地位上，沦落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他说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公司就开始搞内部下岗，一个月只给200多元的生活费，吃饭了，就没有看病的钱，看了病就没有吃饭的钱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还在如此挣扎着活下去。去年七一公司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把公司产值最大、利润最高的业务“三装一炉”独立出去，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与一冶并行，一冶就成了一个纯粹的“空壳子”。公司的领导层，每个人在新公司里拥有100万元的股份，其中只有30%需要掏腰包，另外70%由广东发展银行贷款解决，中下层干部分别投资60万和40万不等，他们的贷款由一冶进行担保。在改制之前，一冶的固定资产总共是25个亿，学校和公安处什么的剥离了一些，剩下的资产评估为2.5个亿，作为一冶的股份投入进去，加上干部个人的股份占新股份公司51％的股份，另外一家国有企业和广东发展银行合计占49%的股份，广东发展银行对干部个人贷款在一年后也转为股份，恐怕就不需要他们再还了。一冶投入的固定资产，留守人员说怎么都不止五个亿，他们投的100万一下子就变成两百万了。公司的党委班子、常委和委员都按照级别不同，成了新公司的股东，他们的利益与普遍工人的利益是相反的，剥夺工人越多他们就越富，一冶原来的员工，除了技术很好的工人之外，基本上都不要了，只留下一个经营层。他们进行的所谓改革，确实就是高资本主义的改革，是名副其实的资改派。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在一冶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好端端的国企被他们变成私人资产了，党委和干部都成了股东和老板，还怎么代表工人利益？普通职工一两万块钱就打发你走路，下岗的下岗，买断的买断，这样的改革不是革工人的命是什么？原来法律规定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股份公司是董事会作主，是老板当家作主的，还有什么按劳分配可言，都是按资本、按权力分配。这个改变国企性质的所谓改制过程，就是明目张胆的趁火打劫。其它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一冶，这个改革群众是强烈反对的。反对有什么用呢？党委都变成老板了，完全变成资产阶级了，他们怎么会为普通工人着想呢？职工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呀，从前创造的财富都被他们剥夺走了，我们今天纪念毛主席，就是要思考我们工人的痛苦是谁造成的？是谁把我们工人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们工人都痛恨资改派。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工人拿了一本书走上讲台，书名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是陆学艺等人写的。他在书中找到一段，念道：共产党革命时期是靠工人和农民支持的，多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巩固政权“人为地”抬高了工人的地位，现在的改革就是要让工人回到他们本应该处的位置上去。他最后总结说，这些人把工人改成弱势群体，是有这么一个理论认识来指导的，陆学艺等人还认为“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最好，所以发展的关键是要扩大中间阶层的数量，例如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和小业主等等。
另外一位老同志发言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他们代表干部的感受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今天的现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文革之前，就有了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毛主席看到了修正主义的萌芽，为了反修防修而发动了文革群众运动，最后毛主席的目标没有实现，彻底否定就是对这个运动的否定。在文革前，癌症相当于只是早期还没有扩散，今天已经扩散到整个机体了，确实是积重难返，甚至当官的不贪污都不行，不贪污就混不下去了。改革开放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DXP选定的方向，他们就是一条心搞资本主义，先在深圳这样的地方试点，许多坏事情都是先在深圳搞起来的，然后再扩散到全国的。我九十年代初期到深圳出差住在宾馆，称呼服务员为“同志”，她们都笑话我“哪还有叫同志的？”我就问应该怎么称呼，她们说应该叫小姐和先生，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指导思想乃至日常称呼，就这样一步一步变过来的，罪魁祸首就是DXP，没有别人。他们把社会主义演变资本主义，是搞和平演变过来的，他们最痛恨的人就是毛泽东，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右派的文章，说和谐社会最大威胁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一个符号，是被剥削压迫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意志的化身，从革命到文革，毛泽东表达的就是这个。今天，象毛主席那样重走井冈山的道路不可能了，而且中国大乱也不行，我们应该思考：有没有可能和平地从修正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我们今天就是应该动这个脑筋。根据DXP的经验，他们是掌权之后先改变上层建筑，然后才改变了经济基础的。根据这个经验，工人农民都是痛恨资改派的，他们有没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支持高层的健康力量实现这个转变。右派最担心的就是上层和下层的结合，反对他们不得人心的剥夺，他们认为整个中间层他们已经占领了，没有什么问题了。中国确实需要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思想解放运动，需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创，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对不对？
（整理稿，未经发言人审阅）
二○○六年九月九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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