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反思改革”
杨帆在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月上的讲座（续三）
时间：2006年4月17日晚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第四教学楼119
三次改革争论性质不同
中国有三次改革开放大争论，这是自由派反复强调的。我则强调三次性质不同。
第一次1975年到1979年，这四年非常艰苦，后来又延续几年，围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分为改革派和反改革派，改革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就是因为计划经济30年做到了头，必须要大调整。毛泽东晚年被四人帮控制，他死之后一定有特别大的反复，直到30年这个劲都过不去。这就说明一个人晚年需要有民主，需要让大家提不同意见。历史毕竟不是领袖可以造的，活着时候大家不敢说话，死了以后大家就彻底否定你。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26岁上大学，坚决拥护邓小平，反对极左思潮，第一次大争论是泛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文化革命。
催出的泛自由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当时所有的人都不懂别的，大家都是读马克思主义，还把斯大林拿过来，他1953年承认了价值规律。 80年代搞商品经济，不是资本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分为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两个阶段，1995年以前发展商品经济，缩小计划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特别大的冲突，可以相融，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面可以说得通。
当时表现为两派，一派是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僵化派，一派是市场经济的自由派，他们说老年马克思僵化，青年马克思好，泛自由主义思想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当时的计划经济左派不得人心，左派不得人心，节节失败。传统的老左派思想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它代表计划经济官僚。所以你们不要说我是左派，那是自由派给我扣的帽子。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超越左右翼。（鼓掌）
80年代我是改革开放派，现在为什么积极反思改革，为什么？ 刘源为他父亲刘少奇写的序言里，肯定了这样的社会现象， 即80年代一部分改革派，90年代向左转了。他引用古语说：“唯大英雄而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蒋介石搞统一战线的时候，应该是“卷旗而不缴枪”。
中国社会直到现在，不是极左就是极右。
下回再讲就是具体问题的争论，客观给你们讲。我有自己的立场，基本是客观的，我是本着超越的态度讲的，不是站在某个立场一派，攻击那一派。小平第一时期，1975年到1989年，泛自由主义思想取得全胜，中国终于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
转换之后出现政治动荡，以后出现三年左派回潮，提出“两种改革开放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出了政治动乱，就是因为搞资本主义搞的，这样讲在逻辑上自然是反对改革开放。这是第二次争论，问题在于改革派自己没控制好，改革的路没有错，就是过程中没有控制好。
新自由主义我们不要，老计划经济思想也不要，当时我们一部分人倾向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包括国情教育做了很多，老左派去讲反对和平演变学生不爱听，我们讲学生爱听，说改革要注意国情，学生们听着还可以。老左派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学生不爱听。
但是，老左派和新自由主义都不喜欢“中左”。 他们的政策是纵容新自由主义，也支持马克思主义。 但是，特别不让中左思潮发展，外国社会主义不让说，新马克思主义不让说，说爱国主义还行，说孔子也还成，说国情还成，但是他们认为是都是马克思主义附属，真理完全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当时左派回潮我们也没办法。90年代初期历史给了左派一次机会，但他们不会利用，连篇累牍写东西，否定改革开放，把小平说急了，来了一个南巡，一下子就翻过来了。
这两次争论，都是以老左派的失败而告终。 第一次争论是要不要改革开放，当然是改革派全胜，第二次实际上是争论，改革过程中要不要政治控制？结果是加强了控制。这是历史给左派一次机会，但是左派没有什么新的创造，还是老一套，其逻辑是否定改革开放的，结果被小平南巡彻底否定了。
第三次就是这次，性质不一样了，其实质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30年以后，要不要调整利益关系的问题。这次改革还有一个重大政治背景，就是从2002年十六大开始，到2004年四中全会，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向新一代领导人过渡。这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国家最高领导层交接都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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