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郝首栋 唐洲雁
2006年9月7日至9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湘潭大学、韶山管理局“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庄福龄、朱佳木、有林、侯树栋、沙健孙、梁柱、沧南、许全兴、汪裕尧、程中原、寿晓松、雷云、余品华、李佑新等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发言，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需要新视野》的总结讲话。研讨会结束后，与会者们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并向韶山管理局赠送了题有“国魂”二字的书法艺术品。
这次研讨会以《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为主题，集中研讨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会议入选论文93篇，内容基本上涵盖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研讨会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
现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产生了站在历史潮头、推动历史进步的三位历史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与会者援引胡锦涛同志最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其中的两件大事，都和毛泽东的名字密不可分。从第一件大事来看，毛泽东成功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会在黑暗中摸索。”从第二件大事来看，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奠基者和伟大探索者，带领党和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新时期，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薄一波同志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
有学者提出，毛泽东是改变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划时代伟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扭转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将一个一百多年来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使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二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开创性地探索，他所创造、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和前提。
有学者通过分析毛泽东一生的主要经历，进一步阐明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创建新中国所建立的功绩，全党第一，且富有独创性。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毛泽东继续为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立下了重大的功绩，也有重大的过失，但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犯了全局性、长期性的严重错误，然而这些错误同他一生的功绩比较，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他对于开辟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振兴中华民族，增强国家实力，保障国家安全；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情系祖国，情系人民，始终关注着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始终关注着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愧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
与会者强调，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这一历史决议，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的一生，充分肯定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应当高度自觉地予以遵循，坚定不移地把它作为研究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最权威、最基本的根据。
二、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他善于把握时代特征，善于认识中国国情，善于总结群众经验，善于集中全党智慧，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比较系统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对此，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对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这一贡献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其实践贡献表现为开辟了两条道路，即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初步地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其理论贡献表现为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者们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两大命题的关系进行了研讨。认为这两个命题既相互联系又有一定区别，前者包括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后者则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世界观，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为主体的认识论和以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为主体的方法论。有学者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道路，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发展。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不可偏废。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系统学习和成功运用，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基础和关键。
有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利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指出毛泽东以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世界性的理论视野，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找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而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最优秀的成果之一，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有学者也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善于总结国内外正反面历史经验，从而揭示和认识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手段；善于集中全党智慧，发扬群众首创精神，同时又发挥党的领导核心的关键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环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化为各个时期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并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使之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与会者强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其中，毛泽东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基础。因此，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贡献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贡献，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也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
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又重要的思想。“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战略思考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努力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今天，我们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期，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有学者结合党的八大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发表50周年，对毛泽东当年运用对立统一学说，探索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实践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总结。他们认为，在经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要搞几个“并举”：包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工业和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等等。在政治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局面，要有集中、又要有民主，要有纪律、又要有自由，要有统一意志、又要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是毛泽东独创性地运用对立统一学说来解决人民与政府的矛盾、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初步地回答了如何建设、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根本问题。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文化，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他运用对立统一学说来分析、解决科学文化和艺术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又一创举。50年前，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原理具体地分析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上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针政策，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成果，其中包括了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成果。由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始至终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毛泽东探索的成果，在巩固新生政权、改变落后面貌、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等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也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所得到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今天，任何留恋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都是既缺乏理论根据又缺乏事实根据的；任何试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都是既不利于跟上时代步伐又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错了，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就毫无意义了；更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只有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病而没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
还有学者运用大量数据分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认为毛泽东领导时期造就了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造就了科技与管理干部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人才资源；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规模开放提供了基础。一些主要数据表明，和世界上其它国家同时期经济发展相比，中国在1952年至1978年的建设成就也同样引人注目。学者们认为，毛泽东领导下这段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建设史，是在严重的挫折中艰难发展的探索史。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失误，也是探索中的失误。因此，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完整性地进行研究。千万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否认它是一种探索；千万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敢承认这个时期有建设成就。
四、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科学把握，也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三农”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继承和发展。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个话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亮点。
有学者认为，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概念，但从他的有关论述、文稿及在他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文件指示中，仍可大体勾勒出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构想。其中，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走农业生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的组织形式；采取多种措施发展生产，逐步改善农民生活，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中心任务；大力兴办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内容；注意协调好各种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保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今天，我们总结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动摇，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不动摇。
有学者强调，毛泽东一生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为此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探索，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珍惜的宝贵遗产。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要注意研究毛泽东当年开辟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基本经验，重视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要注意总结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协调好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各种关系，包括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城市和乡村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农业内部各业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发展与生态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此外，还要正确处理农村中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等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此，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强调农业问题农村必须首先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外，还特别强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支援农村建设。他主张城市要支援农村，工业要支援农业；强调除了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尽力支援之外，还要在组织领导方面和人才方面尽力支援；除了政治工作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要到农村去外，在商业、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需要派大批的人员到农村去。所有这一些可贵的探索与设想，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中认真借鉴。
有学者还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出发，提出要重新解读毛泽东重要文献《组织起来》，从中找寻破解当代“三农”问题的智慧与理论源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认为，当前农民分散化、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基层政府对农村剩余的过度提取，导致乡村治理危机。因此要深刻把握《组织起来》的理论内涵，学习领会毛泽东的合作社思想、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思想、党必须与群众紧密结合的思想，使得组织起来的农民与资本、国家之间能够处于可长期维持的一种较为平稳、较为协调的关系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
五、关于毛泽东在其他方面的探索和贡献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外，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多角度、多侧面地研讨了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社会伟大变革进程中所作的其他方面的探索和贡献。
关于毛泽东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与会者指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他所提出的关于“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关于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关于“两个务必”的思想，关于在执政条件下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思想，等等，不仅在当时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而且对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关于毛泽东对中共八大的历史贡献。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共八大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确立了八大会议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主持制定了八大路线；二是领导和主持了八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不仅直接领导和参与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而且对党章的修改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审阅修改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报告；三是对建立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他的正确提议下，八大适时地充实和完善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陈云、邓小平等在其中担当了重要领导职务。
关于毛泽东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有学者指出，那种认为毛泽东只讲政策，不讲法律，对法学缺乏研究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在法学方面不仅不是一无创见，而且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根本大法——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他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法制原则和思想，包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立法原则；民主的立法原则；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改造第一、给予出路的刑罚思想等，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毛泽东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有学者认为，在教育思想方面，毛泽东具有独特的见解和独有的贡献，其主要内容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培养以实践、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多面手”；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概括地说，就是使受教育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个性充分发展。与此相联系，他还探索出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即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工、学农、学军；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等。毛泽东的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对于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于毛泽东的医疗卫生工作思想。有学者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所以，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他的心中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65年6月26日，他在同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一方面促使卫生部逐步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另一方面极大鼓舞了广大医务工投身农村建设的热情，激发了农民群众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的决心，使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历史地考察“六二六”指示，对于加强今天的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学者探讨了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军事斗争策略在台海斗争中的实践与发展问题，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1954年至1958年）的台海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较好地运用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走一步、看一步”，使国内有限的国力和军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既取得实际的利益（即有利），又在保障国家发展正义性方面赢得了支持（即有理），还很好地把握了斗争分寸（即有节），维护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综观台海斗争历程，毛泽东“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策略主要有如下特点：量力而行，确立有限的战略目标；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区分打击和遏制的目标；严格控制作战时间、空间和手段；适可而止，适时停止军事行动；政治、军事、宣传、外交斗争相结合。从昔日台海斗争中汲取经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包括仍未解决的台湾问题以及其它问题。还有学者选取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建国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毛泽东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略指导等问题，对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了研究。
此外，还有学者对于毛泽东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当代新疆农垦，与治理淮河，与长江三峡工程，以及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毛泽东的政府价值观，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毛泽东的语言风格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将会尽快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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