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房宁：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 ：房宁,1996年 〕

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充斥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幻，现实社会主义的兴起和遭遇挫折与失败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变迁。在历史告一段落的地方，人们终于可以，也需要冷静地思考了。

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的危机反映了理论上的危机。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尚未能够对于变化了的时代以及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概括和系统的回答，从而失去了现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在经历着一次发展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批判精神，而其自身正在接受历史最严格的批判，一块金币即使表面已磨光，仍有其价值；一种理论被岁月蚀去光彩之后，就必须加以重铸。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需要一次新的理论综合。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新生，才能继续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一、“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走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周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解读，最具认识意义。苏联、东欧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窥探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奥秘的窗口。

关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样的断言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越来越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的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七十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的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今天历史终于为那场讨论作出了结论。

二、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求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但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失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三、历史发展：决定的还是选择的

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变迁是否在遵循着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长久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再次将这一问题凸现出来。

将人类历史发展归因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是马克思学说最基本的观点之一。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又将其进一步演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这些也许都是对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社会与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而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社会历史活动是具有主体参与的活动。主体性以及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界有着性质不同的运动发展规律。

历史的面貌是由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成的，是客体和主体在不同层次上产生与发挥作用的结果。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在社会领域，人类拥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生活方式等，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提供的是基础性的因素，但没有直接构筑与描绘历史的图景。直接的构筑与描绘历史图景的是作为主体人，是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活动。在历史领域，所谓的客观必然性，实际上是以可能性的形式提供的──因为，物质基础只能限制主体的活动而不能直接支配主体的行为。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它可以决定人不能做什么，但它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们能做什么。物质条件提供的可能性与人们的行为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这就为人们的主体性活动留下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历史面貌的最后决定是主体在客体提供的可能性空间范围内活动和选择的结果。

人们谈论历史规律的时候，常常提及客观物质条件的第一性问题，即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在方法论上是在用抽象代替具体，用一般混淆特殊。仅从发生的意义上看，当然一切都来源于物质世界，一切都由物质生成、演变而来。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历史进程是主客观的统一。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起决定作用，纯粹是个实践问题。一般来说，当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客观条件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当客观条件具备之后，主观条件具备与否就起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绝对的决定性因素。

把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客观性的历史决定论或曰经济决定论，在历史观上的基本缺陷是：丢弃了历史观察的时间维度。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并不否认社会领域是人的领域，也承认人的社会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但决定论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社会规律是依人的主体性而转移的结论，也不同意历史规律是主客观统一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规律就其本性而言是客观的，它的基本公式即是：“只要有……就会有……”。坚持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核心理由是认为：主体的意愿、目的、动机等，最终还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即主体本身同样是被决定的。

抽象地说存在决定意识、主观来源于客观，也许是对的。但是，如果引入时间维度，使我们进入四维时空，那种主客体、主客观的线性关系就不复存在了。在时间的维度上，客体对主体并不具有一种恒定的、持续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时间维度上，主体也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价值取向自行演绎、发展。主体的社会意识一旦从客观世界中产生，也就脱离了客体而独立存在了。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必有其客观来源，但此意识已非彼意识，意识的产生与意识的发展不是一回事。客观中有的未必意识得到，客观中没有的可以去创造。意识与主体性的发展需要自身的积累和飞跃，而这些并不都是以客观条件为转移的。社会意识并非社会存在的附属物，而是其对立物。客观性与主体性是社会历史发展中两个异质的环节，将其进行形而上学的对照只会导致一种简单化的庸俗历史观。

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社会化及其程度制约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的活动范围和水平，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尚不具备、尚不成熟的时候，就搞不了也不能搞社会主义。但是，当生产社会化条件具备之后，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逐渐转向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主观条件了。在类似的客观条件下出现不同的结果，显然是主体性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物质基础提供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与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对立统一体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历史发展也在发生着变化。历史的长河冲刷着客观世界，也激荡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历史也是主体性发展成长的历史。人是一种否定性的社会存在，主体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否定意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这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自我、发展自我的主观方面的原因。

主体性成长意味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加强，进而意味着主客体关系的改变，意味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被主体“撑”大──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因素作用下降，主观因素作用上升。

在主体性的幼年时期，人被自然与物质生产、生活条件紧紧地束缚，生活在必然王国之中。物质生产条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极其狭小，人的选择性极小，甚至无可选择、极其被动。极小的可能性空间中出现的现象是：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那时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石器、青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甚至可以直接标志着人类的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马克思就曾视蒸汽机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然而随着主体性的成长，那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便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体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日益加强。今天人们甚至看到封建君主制、资本主义议会制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存于生产力水平大致相当的同一时代的历史奇观，这是主体性发育成长的表现。我们已经亲身感受到了主体性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作用在上升，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历史角色转换的时代，历史舞台上传统的主角──客观性正让位于主体性、主观性。这一点是否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与失败变得更加清晰了？

如此高扬主体性并非意在贬低客观物质条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人的社会意识的本性毕竟在于否定存在、超越存在，而不是适应存在。主体性发展的历史是主体冲破客观的限制性，摆脱被动性的历史。客体是主体的幼稚园，成长着的主体性终将带领人类走出客观世界的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卢卡奇深有体会地说到：“构成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功能的重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的确，马克思曾热情地呼唤主体性

──“以往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决定论也许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

但它的视野中绝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问题”，物质在幕后操纵着一切，世界在按自身的规律变化，何须改造？然而，历史之树毕竟不依自然而春华秋实，它要靠人们的热情和奋斗来培育。

我们不需要经济决定论继续充当精神的保姆，也无须“必然”和“规律”一类坚定的话语籍慰我们的心灵。“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今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在于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望，对社会正义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

现在是摒弃那种缺乏辨证观的决定论的时候了。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历史进程，谈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空洞的话题。它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一条死胡同，将其演化为一种泛物质主义。物质，变成了冥冥之中按其面貌改变操纵一切的另一位“上帝”。泛物质主义的实质是否定主体性，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当然它也对主体性、偶然性网开一面──将主体贬为客体的木偶，把偶然当做必然的幌子。然而，一幅新的历史图景正展现于我们面前──日益扩张的可能性空间正在变成主体性的圣地，正在变为偶然性的乐园。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体系。英国当代哲学家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学说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规律的“地图”。如果认为社会历史是主客观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客观方面的纯粹科学？还是一种反映劳动阶级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科学还是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抑或价值观念，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开篇即声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既是革命的、批判的，又是科学的。科学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从功能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历史科学反映了社会历史领域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人们的通常所说的历史规律。价值，一般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反映的是一切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代表平民反抗精英统治寻求社会解放的愿望。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基础上的价值？还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所谓“科学基础上的价值”是指：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预测了人类的未来，而这种科学认识恰好符合了劳动阶级及平民的利益与愿望。难道有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吗？其实，人们建立或选择某种科学本身就有目的，就是某种价值取向导致的结果，而非科学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基础上的科学”则意味着：它是以实现劳动阶级及平民解放为目的，而非一种一般的社会理想。以此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研究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与方法，指导寻求解放的道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应从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尽管有时人们笼统地把马克思的学说涵盖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中。但严格地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说过：“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写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必须能够回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必须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体系和行动纲领，而马克思的学说则是历史的，它有着确定内容和固定边界。

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学说也不例外。追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倾向与作为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便反映了马克思学说内在的矛盾性。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古尔德纳曾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的确是由注定它要被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替代的规律所支配，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问题是要改变它’呢？如果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科学保证了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气力去为它安排葬礼呢？既然看来人们无论如何会受必然规律的约束，为什么又必须动员和劝告人们遵照这些规律行事呢？”

熟悉马克思的思想与生平的人，都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身上确实存在矛盾着的两种倾向。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写道：“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一生都在期盼和发动对旧世界的革命，他热情地诉诸无产阶级、诉诸阶级斗争；但马克思又声称他并不是在仅仅追求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理想，而是在客观地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他语焉不详地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时的马克思宁愿象苏格拉底那样──仅仅作个接生婆，来迎接历史新生儿的诞生。恩格斯则干脆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为“科学”。

在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的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著名论断，他们在《宣言》最后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涨时期，但在工人运动低落的时期，马克思又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论断。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几乎把他的学说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价值一笔勾销──既然一个社会在其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决不会灭亡，那么马克思的学说除了预告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一个社会在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就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运动岂不是对历史进程的干扰和历史的多余？！马克思在这里显露出了他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的痕迹。萨特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人学的“空场”，至少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历史舞台上空无一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主体作用留下任何余地。

在人们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革命”的马克思，他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旧世界发起冲击；另一个是“科学”的马克思，他很象一位站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气象预报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人物。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在唯物还是唯心的问题上的分野总是泾渭分明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或者说，马克思逐渐在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试图从两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片面去认识和解释历史。

实际上，马克思学说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主、客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又不是纯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又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即产生“俄狄普斯效应”。第三，社会科学只是意味着对某种可能性的认知，而可能性的实现则要靠人们的主观努力。第四，科学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方法和手段，离开了信仰和主观努力，科学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科学从来都是一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科学。只是对于有相同信仰与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才有共同的科学真理。迄今为止的人类没有真正建立过统一的价值标准。反过来讲，价值的实现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帮助人们认识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与条件，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找到实现主观目的的物质手段。就一些简单事物而言或在简单系统中，人们时常可以总结出一些事物间的不受主观意志左右的因果关系，构成某种微观层面上的知识；但就复杂事物而言或在复杂系统中，时常是离开了主观因素的作用，就无法解释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动。

由于马克思学说本身存在着“科学”与“价值”倾向的矛盾，实践着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们自然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为了两种范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相反相成：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相互包容、相互渗透，也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使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时常是两种倾向并存，只是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时期表现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值得指出的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

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公平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

“科学化”倾向有着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朔到伯恩施坦。上个世纪末，当资本主义平稳发展而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之时，伯恩施坦提出了他的著名的理论纲领－－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按照伯恩施坦的解释，所谓的“运动”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物质条件的增长。政治上伯恩施坦进而主张，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与资产阶级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主要不是反抗资产阶级压迫与统治。因为那样会损害社会生产力，反而推迟社会主义的到来。列宁是伯恩施坦主导的第二国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对立面。但是，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的列宁是个典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十月革命之后的列宁思想中科学马克思主义成分占据了上风。正是在那时，列宁提出了他有关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两个著名口号。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精英主义倾向更加明显了，他建立和健全了一种依靠职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专家治国”的官僚体制，以寻求国民经济更有效率的超常规发展。当然，列宁的公式和斯大林的论断都是有前提和特定目的指向的。但是，如果目的的实现没有寓于手段的实施之中，目的最终还是要落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逐渐蜕化成了官僚特权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政权的人民性仅仅停留在了法律和道义的承诺之上，最后也因缺乏实际的内容而被轻易的抛弃了。

二十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思想理论背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相关。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历史发展是主、客观的统一，脱离了人的主体性、阶级的主体性的历史规律是不存在的。抽去特定的价值属性，马克思主义也就丧失了社会实践性，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不具备社会功能的。信仰是社会理论的灵魂，没有灵魂的理论只是一堆空洞的辞藻。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使其陷入了信仰的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总会在实践中遇到遭到诘难。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动，出现一时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几乎就要立即陷入一场信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与混乱。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为了填补所有的漏洞和防止可能出现的漏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被演绎得极其庞大、极其复杂。体系常常是真理的坟墓，何况一个试图包罗万象的体系。于是，马克思主义被一大堆极其平庸的、有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知识搞得面目全非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真实的遭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体，其科学性是相对的而其价值取向是绝对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会不断地变动、淘汰、更新，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追求。今日马克思主义需要来一次再意识形态化，需要一次价值的复归。

五、未来人类：改造自然还是改变自己

发展生产、追求增长是人类传统的基本价值标准。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对抗与超越客体。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反抗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为此人类建构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形态本质上也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挣脱自然的束缚中，发育了自己，塑造了自己。对于物质财富的追逐是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发展的手段。由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人类日益强大。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性，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洋溢着乐观的情绪。

唯物主义的真谛在于它说明了自然界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尽管主体性扩大了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空间，然而这个空间毕竟是有其最终边界的，那就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平衡。

以追求物质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断推动着人类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头、河流让路。在这种价值观念体系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遇到了有史以来真正的挑战－－人类的经济活动已经触及到了自然的极限。相对于人类经济活动增长的自然极限，人类已有能力改变和破坏适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事实上人类正在改变和破坏着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与生态。在一定程度上，今日之人类正在“透支”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人类的发展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

科学技术能够拯救人类和人类传统的价值观念吗？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或者最终能够解决，包括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一切难题。他们说：人类过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理论的推导还需实践的检验，过去的经验未必能说明今天的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解决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的速度，远远低于现实的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损耗和破坏的速度。出现的新问题远比解决了的旧问题多。退一步讲，如果时间允许又没有太多的新问题产生，科学技术还是能够最终解决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但是，时间不够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这就注定了，如果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一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生态环境灾难的时间竞赛中的输家。

市场经济曾使人类获得了一次解放，获得了一种自由。同时市场经济也将人类置于增长的陷阱之中。市场经济将人的异化推到了极致。市场经济本身是人类主体性的极大张扬，却又使人类的生产活动丧失了目的，需要附属于生产、生产源于竞争。人为物役，主体缺失。市场经济使人类与自然处于战争状态。由异化了的需要推动的无限膨胀的生产活动，通过破环和毁灭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也在破坏人、毁灭人类本身。现代生产活动已经严重地构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贪婪的人类恰恰是他自己的敌人。人类难道还不应该改变自己吗？！人类不改变自己，还能改变些什么？人类不改变自己，还需要些什么？

从总体上看，目前生产水平已经可以满足全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在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需求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小，生产越来越依靠制造需求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基本事实已经表明：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满足其自身的自然需要的临界点。目前人类的贫困与社会差距问题是相对意义上的，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亟须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和建立新制度来解决这类问题。企求更大的“蛋糕”是徒劳的。“蛋糕”已经够大了，而且不能再大了。人类应当做的，也许还来得及做的，是改变自己。

在漫长的进化与发展的历程中，人类长期面临的主题是挣脱和反抗自然的束缚和压迫。人定胜天的信念鼓舞着人类前进。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人在观念上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类之间的对立，也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表现。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最终战胜自然，进而弥和人类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已经获得充分发展之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最终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在自然界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

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是全人类无法回避的课题。未来的新价值体系的具体而周详的内容，我们还无从知晓。但这一新价值体系的基本取向是确定无疑的，即主体性指向的变更：从改造自然转向改变自己。以往人们也在改变自己，但那是为了适应于改造自然的需要。在现在和未来人类面临的主要任务将是改变自己，即人类亟需与自然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是未来新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未来的人类既不再是自然的奴仆，也不可能主宰万物。和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新的和谐关系建立的起点，是一场改变主流价值体系的观念革命，它将解放人类的思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决定论的窠臼；它将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估价历史，重新定义幸福。发展生产、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对人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甚至也并不总是与人类进步的方向一致。社会进步最终总要表现为人的觉醒，人性的进化。历史一再表明：没有哪一种“科学”，能够确保人类的进步。命运只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

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提供了新的合理性。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将成为设计和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理由。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在于：它的使命是改变人类的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仍然在为人类指明未来。因为，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和谐的实现，又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最终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社会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第一步。只有消除人类之间的生存竞争，消除人的物化，才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及经济活动作出自主与自觉的调控；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克制，自我超越，返璞归真；才能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和谐，曾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理想。在经历了漫长的不和谐的发展之后，今天的人类终于又开始重新关注这个古老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和谐还是毁灭，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现实和紧迫。于是，和谐作为一种新理性再次出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面向未来的人们已经望见了新理性的曙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解放，是人的复归。和谐，意味着人类最终摆脱动物界上升为人；意味着人类从物质生活领域的异化中解脱，向精神生活领域复归；意味着升华人类生活，进化人性。和谐，将为未来的人类开辟道德与美学的广阔无垠的新天地，那里将是人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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