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西部支教志愿者的探索和思考
时 间：2004年11月19日下午
地 点：书店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参加这次的沙龙活动，这次活动是和中国教育网联合举办的。我们这一周活动特别频繁特别多，昨天晚上有，今天晚上有，后天上午还有，搞得非常频繁。我们自身也比较疲劳，很多朋友来的也就比较分散一些。今天晚上的活动委托我们的的老朋友《公益时报》的记者黎光寿先生，委托他来主持今天晚上的活动。下面交给黎光寿先生主持这个活动，谢谢！
黎光寿：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沙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西部支教志愿者的探索和思考。说到这一点，可能很多同学就会想到陶行知先生很著名的一段话，这段话是：“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得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我给大家念这一段话意思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的农村培养出了很多的大学生，他们都跑到城里去了，从落后的地区往先进的地区跑，北京上海的人往国外跑，大城市的人往北京上海跑，小县城的王大城市跑。乡村的往县城跑；现在不仅仅是大学生在跑，高中生、初中生甚至有一点点文化的小学生也纷纷往城里跑。如果大家去做一下调查，估计也就很清楚了。在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农村正在失血，但现在有一些非常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事情，有一批志愿者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到农村去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发展经济等等。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先行者，他们的行为令我们感动。今天晚上就把他们请过来了，为大家做一次活动。以后也希望和大家交上朋友。
今天晚上请来三位嘉宾，一个是李光对，是安徽合肥人，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毕业，在安徽利辛、涡阳在殷永纯办的复兴学校当志愿者，今天7月份到贵州开办分校，目前在贵州省从江县大洞复新学校进行新的教育试验，大家欢迎！
李光对：大家好，上次上面说我叫李光瑞，实际上是“李光对”。
黎光寿：第二个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不管是北京大学生的圈子里还是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刚才我也提到过他，他就是殷永纯。
殷永纯：大家好！
黎光寿：殷永纯1999年北大毕业以后先到深圳一家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后来又到了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做了编辑记者，后来由于受到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物叫杨华的蛊惑，就跑到安徽做志愿者了，到现在做了五年一去不回头，今天晚上他也会把他做志愿者的精彩片断，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三位嘉宾是来自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洞复新小学的卢大锦老师，他是李光对老师坚定的同盟军，李光对老师有很多新的想法，在很多地方找不到落点，在卢校长这里找到了，今天晚上我们也请卢校长把他心里的想法给大家分享。
现在，先请李光对老师讲一讲在做志愿者教师这么多年以来，他的思考和他的实践。
李光对：我是1998年在大学图书室里接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后来陆续接触了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开始脑子里也很杂，但是有一种东西很清晰，那就是民本精神，有一句话我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就是刚才黎光寿所说的话——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必须悬崖勒马，另寻出路。我在家乡做调查的地方都是确实这样的情况。当时我很想回家乡，但是没有能够回去。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想回去，但是回不去。因为包括父母亲人的期望值，这种阻碍大家可能都能理解，所以有时宁可在其他的乡村做支教，也很难回到自己家乡去。这种感受是很难受的，后来我和殷老师也就在安徽利辛和涡阳成战友了。
因为我有了前期读了一点教育方面的书的准备，带着一点想法去做，同时又产生一些更深的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乡村教育到底依靠谁？开始的时候很迷惑，我们是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本该回家乡做乡村最需要的教育。后来一反思，我自己都没有能回家，我们高等师院和师范大学的学生中在农村当教师的太少，通过调查大家也发现一点，像高等师范的学生一般都是往城里至少是县里去了，再筛选下来的可能是无奈的选择，就算在乡村里呆着，但是不能够安心。后来我做志愿者的时候，我就思考，作为志愿者至少不是为了钱，思想比较解放，不受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束缚，至少在这些方面解放一些思想，可能容易突破一些传统选拔精英的教育吧。
后来我在对志愿者从事教育的实践证实，确实空间要大一些，确实思想解放一些，在乡村教育中，在我所在的周围感觉到志愿者新生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我觉得太孤立了，与乡村结合的不好，更不是乡村教育切身利益的代表，纯志愿者教育不是根本的突破。再到后来我就想到各方面联合的力量，2002年底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论联合的教育》，那时候我在思考光靠哪一方面的力量也不行，就像过去统一战线一样，可能需要联合，要各方面力量联合，通过各种渠道联合，学校、乡村和城市的广泛联合大概能够突破，可能能为乡村拉到一些人才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来支持乡村的教育。
后来我觉得还有问题，觉得这种联合没有一个主体的东西，联合别人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好像不够清晰。最根本依靠谁还是没有解决。完全依靠志愿者吗？我感觉不像。要说从毛泽东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他最根本的依靠是一部分人，是贫雇农，这是他最切身利益的代表。在农村教育中最切身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是谁呢？乡村最关心自己利益的是谁呢？无疑是老百姓自己、小学生自己、当地老师自己！后来我就觉得这种联合是全面的，但是立足点要解决。我想志愿者是一个外因，作为当地的力量，当地的老师、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小学生他们才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作为我们志愿者像我在西部做志愿者，我和卢校长合作，我们算是外因，他们是本地的力量，通过这种交流，我感到幸运的，可能这不是每个地方都那么幸运，在这里我感到更幸运的是卢校长非常支持我们，包括当地的政府以及教育主管机构目前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的进展也很大！
实际上现在我还有一个思考，志愿者有很多种。有的是短期的，有的就像游击队一样，可能很多是属于蜻蜓点水，这个对乡村教育肯定不能起到根本作用。我跟殷老师长期的，不是说我们否定短期的性质，实际上那也需要，我们在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之后会更需要。我有这样一个比喻，志愿者是一个桥梁，对于我们这种更长期的在村民中间，在做这种教育的志愿者，我想应该算是站在老百姓这边的桥。如果这样一个比喻，那么短期支教或者其他的调查和远程帮扶应该是站在城市那一头的。我想这两头都需要，需要牵起手来。最近我又写了《再论联合教育》，我感觉相对要更清晰了一些。
现在我的感觉实际上虽然还不是特别成形的东西，但是感觉越来越清晰了。作为一段时间的实践，再思考再实践，越来越知道自己怎么定位了。我自己的认识还是需要不断的提升，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大体上乡村教育依靠谁的问题我找到了方向。
在今年7月份我到贵州，在从江县雍里乡大洞村做教育实验。实际上主要做的是“小先生”制来使乡村基础教育带动整个乡村的大众基础教育。现在乡村里面，可以说成年人、老年人，包括毕业以后的青年人，他们往往很难操作成人教育，你搞成人夜校往往不太容易。但放开眼界，把握在我们手上的有那么小学生，小学生他们正在学基础教育呢！基础教育可以说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东西，从做人到文化生活常识等等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我自然而然想到我们搞成人夜校这些补偿教育等等（是以前应试选拔太急功近利了，急功近利以后有了大量的后遗症，在过一些年之后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的大量的文盲，文盲更多是文化盲，不只是文字盲的问题）。我想这个对象都是需要再补偿基础教育的。
既然都是面临相同的课题，都是基础教育，为什么不联系起来呢？靠谁来联系呢？我就想到了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我们在那边的教学，一定程度上说“先生不在学如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做了一个月的教学，没敢把学生带出去，还是在学校里面上课，在教室里面做小组互动教学，在教室里面我尽量让他们大胆起来，活跃起来，然后做了一些充分的引导，这其实是为我后面拉出去走出乡村大课堂做了铺垫。一个月之后我就把他们试着拉出去了。第一次拉出去就非常井然有序，也是我预想中的那样。他们排成队，我给小组长戴上了小红帽，我们到老百姓中间去做好事，他们都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因为从来没有上过那样的课，给他们简单交代一下，我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讨论决定20分钟之后看谁做的事情最多。当然我自己肯定不能再过去了，我要在那里要等他们回来。20分钟之后，非常准时，有一个小组跑回来了，那个组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座位上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男生，跑回来之后，就垂头丧气。说：“老师我们去了三四家，结果人家都说没有事做。我们问了一家又一家，觉得没事做我们就回来了”。我也不说什么。
过一会儿，第二组过来了，第二组有男生有女生，说我们做了好几件事，我问：“你们怎么找到事情做的？第一组没有事情做就回来了”。他们说：“他们也是说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家很乱，我们就自己去做了。”第一组觉得惭愧了。后来第三组又回来了。
提问：这是几年级的学生呢？
李光对：这是六年级的学生，第三组回来也是给我们主动描述的，我不用盘问他们，给他们搭了一块露天“黑板”，拿一支红笔，提出做了多少件好事自己在上面画多少小红花，后来越画的越多。到了第四组回来特别迟，他们拿着红薯回来的，我当时有点不高兴，有一个小组长说：“我们是本来不准备要东西的，到老奶奶家烧水喂猪做了很多好事情，老奶奶让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说不吃，老奶奶说有一些红薯让我们带走，我们还是不要就一下子跑了，老奶奶就跟着后面追，所以他们才停下来，怕老奶奶摔倒。”通过那次课堂，学生们第一次觉得乡村大课堂那么愉快，帮助老百姓那么有意义！一下子就跟解放了一样。后来第一组就说：“老师现在还允许我们回去再去做事情吗？我们知道我们错在什么地方了”。我说：“你们要去做事不要只在我面前做事，回家的时候父母、邻居或者其他需要帮助的你们看到就做吧，写周记的时候告诉我就可以了。”那是星期五的大课堂。第一小组把自己的小组名给擦掉了，我说：“李老师今天要给第一组补上一朵大红花！”有一些不明白，忽然有人说：“因为他们诚实！”。后来第一组的就有同学按捺不住了，说：“老师我们回家要做一百件事情！”后来真的在周日晚上晚自习的时候，学生交周记，我看到他们写的东西，第一次突破了原来作文的味道，原来的作文都是“啊祖国的”非常浮表的东西，没有生活依据的。现在他们写的东西是非常诚实的描述，虽然没有什么华丽辞藻，但是很感人。有的朋友可能看到，在网站上有一块，我把一些作文和学生感想打出来了，我在上面说是给他们编作文，还准备让他们编作文选，他们还挺高兴的，后面也有一部分人在网上当老师评价小学生了不起，我就给他们看。我说人家那么远都说你们不错，你们真的很不错，他们就很起劲。
我说你们这次能够写的成功写的这么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一般不告诉他们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思考的。“我们做了，就是在体验中才能写出东西，体验深刻”一个同学总结。我当时表扬了他，他非常的高兴！我就说你们要想写好作文，作文如做人，拟稿要想写好作文，就是先做好人。“做人第一，学习第二”这样一个理念，无形之中影响到了他们。后来通过一些了解，我经常星期天做一些家访或者其他的调查，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学生变了，我听了挺高兴的。他们说以前在家里是逼着去做事，现在知道自己去做事了，家访也很顺利和愉快，至少没有挨批评。而且学校与村民的关系好了许多。
因为我感觉这方面他们已经有了突破，后来就想到教学上的。我是教小学语文，这又是基础的东西。后来我又把他们带出去了，就是到村民中间请老师、当小记者，有的组我没能带，我就跟了一两个组去了，跟着小组去采访，采访当地的院长，还有采访很多其他的老百姓。也有一些学生找到了老红军爷爷了，那个地方有很多的老红军，听他们讲故事，老红军教他们唱《贵州好》，后来还唱好多革命歌曲。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创造性的词语“老师我们跟这位老师还没有学会，怎么办？你教我们吧”。我说我还不会，他们说这位‘老老师’会。您能不能把他请到我们教室去。我说今天不行，今天要下课了。又说非得要我请吗？你们自己请吧。我要到北京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真的把老老师请过来了。还有李春燕（详见11月1日出版的《南风窗》第50页）的事情大家也知道，我们把她也请过去了，当时她的治病救人的一些经历，我有一些照片，反映学生上课从来没有这么专注过，后来他们自己描述感想中，语言表达能力在这里就自然体现出来。
通过这种乡村大课堂，我说你们现在自己学到很多东西，你们回家你们父母还有不识字的吧，他们说有“根本不如我们”，说的挺炫耀。我说父母不识字，养育你们这么多年，为你们奉献这么多，你们有什么回报？他们说我们教他们识字。写周记的时候，他们有的说给父母端洗脚水，然后教妈妈识字。我觉得这种小学基础教育，以这种方式传播文化才好，实际上教多少字不重要，最重要是传播了一种文化，一种老少和谐学习的文化传播开来了。它不是自己教多少东西，小学生们能教多少东西呢？通过这个带动乡村学习文化，以后再通过学校把更多先进的东西，实际上这种先进并不只是外界，包括李春燕那样的事迹，还有一些先进的东西都可以带到课堂中去。帮他们传播出去，这样乡村先进的文化就能带动出来，不仅为一所小学校而存在，如果说我们是一种传播文化的机构，觉得更清晰了。
如果有朋友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写的在网上的《联合的教育》和《再论联合的教育》。还有包括小学生的东西。今天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交流。我这样说只是我在灌输是错误的，更多的大家感兴趣的东西可能我们没有得到交流，我的话就说到这，谢谢大家！
黎光寿：刚才李老师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现在我们想请卢校长——李老师坚定的盟友给大家说说当时李老师刚到当地的一些情况，还有当地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况。还有政府方面对志愿者活动的看法，还有就是他们在合作上的酸甜苦辣。
卢大锦：首先请大家原谅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感谢大家！我们的地方很穷很苦，经济落后，因为交通不方便，信息闭塞，平原面积少，都是大山，自然条件很好。
李老师到我们那里，开始我们书记带他到我们这里来，就是说有大学生帮你们上课了，我们肯定很高兴，又不要我们出钱，就给个房子住就行。这是意想不到的，大学生到小学上课，我们小学是在11月10号是刚从中学分离出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在一起，中小学一共有一千来人，这一千来人住宿各方面都很紧张，房子什么都没有。当时来之后我们真的很高兴，怎么办？我们教室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房间，腾出来就住了。被子没有我们老师借。慢慢在一起开始开课。他来了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要和外界的朋友联系怎么办？我们给安了电话把我们远程教育线的网站用电话连起来给他们用，这是最初的过程。
这个过后，他们在我们那里从9月初到现在两个月。有一次单独带了饭菜和他们一起庆祝，慰问他们。我们来这里之前，就是这个月的10号我们黔东南州政协邵平南副主席特别从凯里带了烤鸭和肉到那里看他们，当时邵主席来了，县里的领导听说了这个消息、都去了。四个志愿者加上学校两三个领导，加上邵主席，最后挤了三大桌满满一大堆人，大家谈了一个晚上，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这次我们来了之后，邵主席让我们到他们家去住，来上火车用他的小车送我们来。在路上和乡领导一直还在联系，乡领导他们一直关心志愿者所做的工作。
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开始我们两个月以应试教育为主，这个应试教育特别是害了一些人，特别害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今年7月份县长和教育局的局长到我们省里的一个大学招老师，结果一个也没有招到。就招到民院的学生去。最后人数不够，又到四川去聘。乡村培育的人才都高飞了，不愿意去，太穷太苦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一天下午我在家门口坐，我家们前是条马路，来了十几个初中毕业生，还有一些五六十岁的老人，青年人带了一本杂志或者手放在口袋里，老人挑着柴，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读了八九年的书变的懒惰了，第二不会劳动了。这种教育教学成绩好的往上飞了，不好的读到初中毕业以后活就不会干了，变成了我们越来越穷。所以李老师过来特别是把素质教育，做人第一学习第二思想观念带到我们那里以后，我们经过两个月的时间接触，我感觉到了忠实的志愿伙伴，慢慢这种思想融合在一起。一开始去我们有一些图书，这些图书不知道怎么使用，只知道开放给学生用，借给学生用。我们专门有一个老师负责图书借阅，这个学校我们原来有八个班，本地老师11个，每个老师每周有20节课。这个图书馆很少开放，这些学生经常借一些小故事小作文，其他书借不到。李老师过来以后，把方法交给我们，图书开放，对图书的管理，现在学生们大量使用。现在我们单独成立了图书阅览室，我们现在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个小砖房，这又是一个砖木结构的教学楼。现在我们正在建立小记者学校广播站，要学生出外采访，还有学生的作文，特别是李老师来了之后网站开起来，特别是和的网站。我们的名字在我们学校已经传遍了，我们早就知道的名字了。学生都知道我们写的好文章都已经在的网站上了。
我们县里明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夜校扫盲没有什么规定，就是你让农民上夜校，一般都是三四十岁的妇女，干活都很累了，再让他来上夜校不肯来，这个难度很大。现在我们想办法把学生送出去，小学生制。我们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带着，到家里去教。我们首先到家里去教学了各种知识以后，慢慢放一些电影等等来看激励他们过来，然后慢慢传授知识。李老师把我们小先生的作用发挥出来，大多数学生的爸爸妈妈都是文盲，利用倒洗脚水的时间教父母认识三五个字。现在我们把它慢慢做起来，现在县里可能有一些评价体系在改革，原来是在老师考核方面，以他为主，他能够想到什么我就跟随什么这样去做。我想他的这种思想和思路不会比我们现在学校的教育要差。好了，谢谢大家！
李光对：是以当地为根本。我跟卢校长在这段时间磨合过程中，已经合成一个结晶。我们的方向是“为新乡村建设培育人才”。已经在学校骨干教师里都得到通过，这个将是一个转折，后面将共同争取新的评价体系，或者一直往上办高年级等等这些，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共同方向，我想再争取那些应该很容易的事情了。我就补充这一点。
黎光寿：非常感谢卢校长非常精彩的发言！刚才李光对老师说了学校培育学生的方向是为新乡村建设培养人才，这个我稍微补充一点。这个新乡村建设，我们怎么设想的呢？这个设想我们是想通过建立学校，培育能够对乡村有促进作用的人才。他们愿意留在乡村愿意建设乡村。把这些学生培养出来以后，他们做什么呢？第一需要他们建立合作社，需要他们来发展经济，重新把乡村的经济给做起来。第二他们赋有扫盲的义务，每一个小先生或者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有义务让他们的父母，让他们兄弟姐妹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第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实验，在乡村建立一些医学会，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能够有小病的时候，不至于因为这些病就丧失了生命。第四有文化有知识以后，还要做什么呢？也就是我们需要把整个乡村的资源给全面盘点，让那些资源能够给老百姓进行充分服务。人和自然本来就应该是一种非常和谐的一个整体，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具体情况大家可以上的网站或者上复新学校的网站，我们有一篇文章《因为梦想，我们行动——关于新乡村建设的构想》。
接下来我们想请殷永纯先生，让他来做一个非常精彩的发言。我认识殷永纯是去年6月底，7月初，实际上知道他的时间会更早一些。知道他的时候我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报道，那个报道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报道写的确实很精彩，但是有一个问题，当他最后把这个学校变成四分五裂毁灭了我很痛心，我们再次参加一个新闻培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南方周末那篇报道是失实的，八月份的时候，我就到安徽去采访复新学校，就进一步和殷永纯多聊了一些。当时和他在谈话的时候，超出采访范围的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什么呢？我认为殷永纯的探索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他是在为我们探索三条出路，三条出路是哪三条呢？
第一条出路是农村教育的出路。也就是说我们的农村教育到现在越走路越狭窄，越走越不通了。我们的人才，大学读出来之后肯定不会回去了。大专的、中专的也不回去了，高中、初中也出来打工了。现在甚至有一点点文化的小学生也出来打工了。乡村就是文化沙漠，越来越没有文化。我当时感到农村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殷永纯他的新闻正好是为农村教育探索一条出路。
第二条出路是我们青年的出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到上海北京广东这样的发达地方来了。在这些地方，我们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可能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一份工作，现在能够给予三千元以上工资的单位极少极少。三千块钱能够做什么呢？估计能够维持大家最低的生活保障。绝大多数是达不到这个数的，但是大家还是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到处跑等等，最后还是找不到出路，混了很多年以后，回家一事无成。所以我觉得殷永纯探索的也是我们青年的出路。是不是应该走另外一条道路，寻找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生，寻找我们快活的地方呢？
第三条出路，说的大了一些，这个出路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家的出路。在我们目前陷入很多矛盾的漩涡当中以后，我们的国家现在在很多的矛盾漩涡当中好像走不出来，我们需要探索这么一条出路。当时我跟殷永纯说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强调了这些。下面请殷永纯开始他精彩的故事！
殷永纯：我们休息两分钟，教大家两个哑语动作，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自己的亲人。（唱张学友的《朋友》）
我上次过来做过沙龙，有些朋友来过了，但是大多数的朋友没有听过我的故事，这样吧，我先大概简单介绍我自己去安徽做志愿者四年零七个月的经历，再说一下我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还很不成型，还存在很多问题，要和大家进行探讨。
在99年毕业以后，我去深圳工作。深圳工作的时候，感觉到那个城市里面虽然拿的工资很高，但是感觉还是缺少自己性格里面的东西和快乐的感觉。后来因为北京朋友很多，就回到北京来了。在北京郭林枫的书店看好多天的书，然后自己没有钱吃饭，就找了一个工作，当时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招人，就跑到那边做编辑记者，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回北大听讲座，有一天在北大碰到安徽青年杨华，他跟我说了在安徽办学的一个简单经历，我感觉到很惨，而且他到中央来找支援，要告当地的一些官员打压他办学校。其实他就是找了一个民房，作为学校，希望政府能够批下来。他说的一些和我脑子里以前想的教育和农村的感觉反差很大，我就跟他讲，我能不能什么时候去看一下。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我说我只能去四天因为工作很忙，这和我的工作没有关系。去了以后，第一天去给学生上课，上课的时候自己的变化一下子就把握不住了，以前大事小事都能把握住自己，但是给小孩子上课的时候，忘我的感觉油然而生，一下感觉自己变了。在自己生命中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就感觉自己很幸福。而且一呆就呆了28天，每天和小孩在一起吃一起住，睡在马路边，去河里游泳，抓螃蟹，完全忘记自己是谁，小孩子他们也很快乐，每天晚上和我牵手，一起看月亮一起讲故事，讲现代化。这和他们的文化反差很大，可能对他们是很遥远的东西。但是他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东西，也是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模一样的。他们也有能够过上更好生活的渴望。我是很不负责任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他们也许一辈子都无法拥有这样的生活。
后来我回北京的路上，自己在反复的论证，把自己的人生做了修订。因为对我来说我是想通过一种职业来帮助更多人，使更多人都能够更快乐更幸福。在我做的28天来看，这样看更适合我的性格，回到北京以后把工作给辞了，去了安徽。然后很投入，什么也不顾，在安徽做了一年左右，全身心教那些小孩。虽然素质教育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位，但是他们觉得我们是完全的素质教育，怎样教小孩去爱，怎样教小孩去做人，在实际生活中一点点教给他们，确实学生们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村民们一开始也很不认可，但是后来也是完全接受了我们。后来由于媒体的介入打破了这种平衡，也是改变了我的一些心态。
刚开始去做一年的过程中都是很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想到后来去怎样做。我很重视当前的感受就这样做下去，能满足多少就满足多少，能够给小孩带来多少东西，就带来多少东西。甚至没有完全考虑对小孩子的评价体系，怎样让小孩子去考学都没有，我是全身心教这些小孩子怎样去做人。但是杨华这个人到北大找我的这个安徽青年，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会做一些大的策划新颖的策划，我是2001年去的，那时候他找到北京找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蔡平来这采访，后来他过来，就发了一篇报道《我愿长跪不起》。后来我四月份去的，我们三个人办了一个初一初二的两个班，就讲到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文章下面留下了杨华家的家庭地址，杨华家里很穷，没有父亲，为了办这个学校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一下轰动全国，好多捐款捐物都到杨华家里。这个时候在办学方向和理念上我们和杨华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他认为你们两个是给我帮忙的，你们可以走了，这个学校是我的。我们认为应该办公益性的学校，但是最后我们无法谈拢，当时做了很多努力，一个月有村委会介入，还有德高望重的老人介入，都没有谈成。我们就变成这样的局面，等于做了一年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俩刚刚大学毕业，我毕业第二年，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帮助我们，在管理上也没有什么能力，做市场方面一点力量也没有。后来这个文章报道以后，在五一长假时候过来一大批人，从北京上海过来的，这些人的观念跟我们很相近，但是他们整个和我们做法思路上提出很好的角度，他们认为你们在这地方教书，可不可以把你们的方式传播到其他好多需要你们的地方去，如果这种模式可以谈到推广，受益的对象可以更加扩大，好多的小孩都可以受益，当时我们认为这个说法非常好。就去做这个事情。
当时和北京一个叫正弘的人和上海一个叫衡理的人和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筹委会，因为没有校舍。学生有70多个人，如果我们不在那了，这些学生肯定会跟我们一起走的。我们当时已经和学生离不开了，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教了一年以后，自己生命已经融入小孩子生命力去了，和他们是一体的。后来就找政府去谈，政府是很支持的，我们和县政府去谈的时候，中青报给县长办公室里做了一个沟通，中青报影响是很大的，政府很支持的，马上和我们签了协议，提供一个新的校舍，无偿使用30年，而且给我们提供了老师。我们一下来了500多个学生，当地10个老师和我们志愿者的文化有冲突，另外他们的工资是政府给他们继续发，他们领的钱是政府的，做的事是为志愿者做的，等于志愿者抢了他们的地盘，反正我教好教坏就是拿这么多工资，大家可想而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筹委会向政府承诺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做成，所以政府也是很不满意。因为没有筹到钱以后，我们大家就没有钱回家了，我们在学校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打电话去请示筹委会，这没有和当地地方特色相结合，整个矛盾就很大了，做了一年，我感觉自己第一年去的激情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最后我们甚至发生了公选，政府建议我们全校公选，我被当选为校长，但是筹委会来了说你怎么当了校长，很滑稽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系到另外一个县，这个学校倒闭了已经倒闭半年了，在此之前经常会去找我们，接触了他们那个学校。后来我们和他们谈，谈的时候他很高兴，他为办这个学校已经欠了老百姓很多的钱，他就觉得很愧疚，当时他无偿把学校捐给我们，说你们可以使用一辈子，而且一分钱不要。当时已经开学了，暑假完了，我们带着20多个学生到这里来了，当时办了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一的学生都是落榜的没有考上高中，他们那个地方初中升到高中升学率是百分之十几，绝大多数学生是出去打工或者是在家里呆着，那个地方小混混特别多，如果你的车翻在这里了，车上的东西会一翻而空。
初一的学生，学校开除的四个学生我们全部要过来了，我们感觉做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要树人的。如果智商很高，却做出对社会不太好的事情，就更不好了。如果你有为社会奉献的精神都是很好的。我们搬过去条件很艰苦，围墙啊什么都没有，没有窗户、没有玻璃。我们一直到12月份，我们去一分钱都没有，零起动，没有一分钱的生活费，但是大家都很快乐，又找回以前那种快乐。一直到12月份才买了一些塑料纸，把窗户用塑料纸糊起来。今年我过来之前还是用塑料纸糊起来，但是社会青年把它捅破，用石子砸烂。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是20多个学生，第二年200多个学生，今年是300多个学生。我们在安徽志愿者20多个，贵州志愿者四个。
我想谈一些思考，一个志愿者心理突破。在当前实际上我过来看，在北京、上海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做了类似于志愿者性质的事情，好像大家都是志愿者，都是义工，我的意思是做一个稍微长期的志愿者，心理突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心理不突破，好多志愿者还是会回到城市里。我现在决定自己一辈子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意义价值很大，一辈子去做，而且现在只是起步，我们还在进一步去实现它。理论上的东西我们还不成型，我们还应该坚持几年去做。
我当时心理突破，在回去的时候，在火车上论辩十多个小时我觉得还不够，我辞了工作回安徽这个过程只花了一两天就回安徽了，中间没有敢告诉家里人和朋友，家里是过了一年多才知道的。家庭的关系也是十分致命的关系，如果心理突破不彻底，肯定后来熬不住。最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不是物质上的。80％多的人去的还是农村的，如果精神上熬不住肯定会做一个必然的结果来。当时我也是比较不彻底的，只有我当时真正去了以后加进学生里，从学生身上找到自己已经渐渐失去的东西。很多东西在学生身上学到了，最后才算安定下来。
要不是这段时间是安定下来，要不然后来的风风雨雨是熬不过来的。另外家庭的束缚是很大很大的。因为家庭的传统观念和志愿者精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刚开始一年多没有敢告诉家里第一次回这个家里也是带着老师学生一大帮人去的，家里人写信过来，反正已经没法说了。我爸我妈每隔两天就托我姐写信威逼我。我这边的信息也是通过朋友告诉家里人的。殷永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身心很健全很好，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失落感家里无法承担的。家里会有人告诉你你的儿子不是北大生，是练法轮功的。刚考上北大的时候，我是我们全省第二，刚考上的时候市里面省里面开着小汽车放着鞭炮去，那是一种中状元的荣誉感，家里人是感受到的。在四年前上党校的时候，他们也是感到很风光的，但是换了现在的这种，就消失了。对于家里人我暂时没有办法，对于自己这方面来说，现在我们整个大的环境已经开始慢慢被认可这种行为了，而且这种环境和土壤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们更应该把这个事情展现给家里人，让家里人真切地感受到。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北京赚大钱他们也不一定原谅你，现在我们走到这一步是更加坚定走下去。有一个叫王洋洋的志愿者也是家里人骗他回去，开始打电话来说她妈妈生病要她晚上回去，结果被她识破了她没有回去，后来她舅舅来看她，把她骗到县城里，说我从山东来看你，你把我送到县城里，他本意是拉着她走，王洋躺在地上，大声喊救命。还打110来，她还不承认这个人是他舅舅。后来只要有他的电话来，她就说不在。
其实，志愿者的流动给教学带来不便，这个数量绝对控制在很低的比例里，必须有一批比较稳定的志愿者力量做一些主课上的教学，其他的作讲座、兴趣小组做其他的教学。在当前来说，志愿者还是不被家庭所理解。
我们每个人需要给自己更高的精神上的指引，让自己坚定下去。首先无法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其次再到家庭又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另外志愿者和当地的融合，我刚去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去北大的。他们村里就没有一个人是北大的，政府也是不相信的，我拿着毕业证，政府和他们市委宣传部的还有当地小报纸说拿着这个毕业证说这个是假的，我们单位有一个是北大毕业的，我们看过他的毕业证，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假的。旁边还有好多当地的农民还有小孩，第二天我去上学，一帮小孩来上学，就大声喊你这个家伙是冒牌货。当地的老百姓就直接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小孩子非亲非故的凭什么围着你转。
当我们真正走到学生里去，让学生去做一些事情，让学生爱一草一木，爱他们的父母，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朋友。我教他们给父母说我爱你。我会给他们说很触动他们的小事，这些小事有什么样精神在里面，他们就很理解了。当他们第一次喊妈我爱你的时候，一下子就扑在母亲的怀里哭了。有些事情只有做了才有感觉。教父母说普通话，父母们开始还会打他们，说在家里还讲普通话。后来我们跟学生的关系，学生在整个做人方面，礼貌方面，学习方面也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当时我们和杨华分裂，全村的村民都支持我们，而不支持当地的杨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大的奇迹，他们认可我们志愿者，这个和当地的关系，一般我们去做一个短期的，七天、一个月、半个月，很难了解当地的风俗人情，很难了解当地人心理特征，很难走到他们心理去。可能需要你客气、礼貌，走到心里面很难的。如果你是真心真意去融入进去还是很容易的。比如以前他们组织过乡村图书馆、电影队，放露天电影队，给乡村里免费诊断医疗，给他们好多好多的书让农民去看，只要为他们真心真意去做，他们还是会最终理解的。
另外你去做志愿者的心态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发现很多神经病也去做志愿者。他觉得自己很有能量去奉献，我们不是否定他，他就是说他的做事方式，还有的整体给学生在课堂上背毛主席语录，动不动就是共产党残害我，刚开始我们不知道也是有一些志愿者混进来，最后把他们弄出去非常费事，通过各种方式，他们贴大字报，去县里贴大字报，还有一些是避世的，看破红尘的。虽然在能力上他们也许适合去做，知识点完全是能够讲给学生的，但是我们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做人。如果他很消沉，起码不适合做志愿者老师。既然做一个志愿者我们应该有一个积极心态，是积极参与到整个社会变革当中去，参与到精神的重建中去是才是根本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心态是逃避城市压力，或者是想获得一种清静感，还是劝你做一段时间的心态调整，这样可能会做的开心一些。
另外我们作为志愿者一种行为评价，以及志愿者所从事的事业评价体系的问题。在当前我们上次讨论非常激烈，主要就是评价体系问题。既然参加高考还是在体制内，你们有什么创新呢？现在我们是这样，我们整个理念是做人第一，学习第二，最核心的东西德育方面肯定放第一位，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快五年了，我会告诉他们，在我们现行的不能冲破的应试教育，虽然有很多的弊端，你们要去接触更先进的资源，现在分数线不是很重要了，有民办大学了，当前你要去有一个正常途径上大学还是要进行高考，整个全国高考升学率达到50％左右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在我们复新学校的学生也应该可以做到。不需要我们完全排斥它，我不去参加高考，你可以完全做到，做到这个东西你只是获取更高的资源，不是我们说的鲤鱼跳过龙门，不是当前的大学生一上大学就觉得没事了，在大学里面给自己定不好位，到最后一辈子就是不上不下过去了。感觉到高考特别大的精神压力之后，一下子松懈了，我教给他们高考很平常的，你考上什么样的大学，你获取资源的方法和手段是伴随着你，他们最核心的东西，在学校教育里是要陪伴你一辈子，不是光考上大学就可以了。
我们学校里面一般是初一和高一刚上的时候问题特别严重。抽烟打架，到初二、高三好得很了。起码我带的高三班的班主任至少有三个十分坚定要做志愿者的，还有一些要出国的，还有一些要在城市里工作的，还有一些要回家乡工作。我们也不刻意要求你必须要去回农村工作，在城市和农村里还是有共同的东西，在价值观精神方面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大家并不需要用城市和农村隔开，教给学生在价值观理想观的树立方面，对于这种评价体系我们还是不用担心的。
我们当时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劝我们，你们这个地方多坚持一天你们就坚持一天的意义，我们不光是做教育，做为志愿者代表社会行为，志愿者的数量志愿者参与人的素质，都代表社会的先进程度。我们知道在西方一些国家这种志愿者行为很普遍，而且对待这种行为的看法已经趋于平常，不是像我们这种带着或者很高或者很低的眼光看待。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刻意的追求什么，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如果有人理解是最好的，如果有人去思考它去讨论它是更好不过的。
我们这种模式已经探索出来一个基本的雏形，但是需要我一辈子去尝试。我们需要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然后去西部跟政府谈判，然后去西部考察，把志愿者派到西部去。我们第一所西部的一个分校已经建立，而且是十分成功。我们希望在当前这种志愿者行为能够代表一种公益行为，更多人参与到里面去。国家资源在一些地方缺失的时候，社会资源是可以流入进去的。国家并不代表社会，这时候需要全社会公民的参与。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黎光寿：非常感谢殷永纯先生精彩演讲，现在进入大家提问的时间。我们时间非常紧张。9点钟必须要结束了。现在能够留给大家提问的时间只有15分钟，大家有问题简明扼要提。
提问：咱们这个志愿者大家去做，没有外部的资金，吃饭或者最基本生存这个怎么办？
殷永纯：生活费第一年300、第二年400，第三年500。从社会上募集来的。现在外围有很多人去做这个事情。
提问：有没有想过用一种模式把社会上的一些有钱或者对这个事感兴趣的，或者说扩大影响力，拿更多的社会资金来做这个事。
殷永纯：现在已经做这个事，上海已经做了三四项了，北京也做了十一行这个项目，上海是做了把树拍卖了，你们自己来栽，还有一次是足球义演，门票卖了。另外是整个高三班的学生去上海，他们组织活动带一名学生游一天上海，在上海招募志愿者，一个志愿者带一名学生或者几名学生，他们排队去领学生，一方面让他们带学生去看一下，另外一方面让这些上海人投入进去，也是很高兴的。因为现在学校没有注册，只能通过一些项目去募款。现在马上就要批下来了。我们正在和政府沟通，马上就要批下来了。
提问：我是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的，跟殷校长我们在上海都有接触。我是想问我刚从美国回来，我到美国十年，我就觉得十年前很多人很想去美国，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回来开公司，现在我也知道中国的农业最近已经走向世界，已经在世界农业市场上占了很大比例，农业致富的人，特别是在东南部农村，大家又愿意回家种田了。我就觉得大趋势让我感觉当年大家很想出国，中国也有很多讨论，中国在失血也是用这样的词，现在这些欧洲留学日本留学早就回来了，我想美国留学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都回来了。现在农村又开始了，感觉这一届政府对农业政策比较好，农村发展很好可以说这种大趋势跟复新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殷永纯：在我们安徽那个地方，基本上所有的农民都出去打工。我们那边调查对初一一百多个学生调查，90％以上的学生有父母一方不在家，50％是父母双方都不在家，家里只有老人就是这样的情况，家庭教育很缺失，学校现在承担起这部分的责任，可能你说的在东部沿海现在好一些。现在我们主要是致力于西部和东部。
提问：什么时候安徽贵州也能走到那一步大家就好多了。
提问：你们安徽的陈桂隶在北京，你们这个是农村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的工作我很佩服，我也很想进去，我来听是想策划明年到新疆去，因为我没法着手，今天学到很多东西，主持人发言的时候，概括了三位发言人的一个意思，核心的概念叫做新农村。我们知道二三十年代实验都有，基本上现在农村处于半破产状态。东南沿海的报道也多了，稍微进入一点就知道了，如果单纯从事农业，活着没有问题，可能沾一点开发大西部的光，有线电视也能架进去，但是他们不能送孩子上学，不能得病当然要离开。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所谓的农村向城市移动，东北那个地区韩国有20万人去了，大量村里人都娶不上媳妇了，每年光邮费就有5亿美金，我想这对振兴东北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带来5亿美金，我们面临空前大空洞的时候，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文化不是一个拍拍脑袋能够决定的事，是非常重大的事。我在西藏那木错湖边住了一个晚上，所有的易拉罐都在那里。你到布达拉宫，全国各个省份各种风味小吃都开在它的对面，它的文化怎么搞？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策划。
黎光寿：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可以提两个问题。请其他朋友再说说。
提问：你也提到当地的一些小混混，包括这些在内，有没有对你们的支教有破坏的呢？
殷永纯：有啊，黑社会介入。派出所也出来打圆场。我们也是跟市里面做好关系，通过北京这边的媒体，当然不会损坏我们的形象，比如上次美国一个基金会要提出捐款，打了一个电话给他们的省外事办，省外市办打给市里，市里打给县里，至上而下，指示下面的人去做。现在还是很有困难的，又够不成犯罪，反正就是老是烦你。
李光对：我来说一下，刚才说到文化方面的准备，我今天所说只是小学基础教育阶段试验的开始。实际上后面正准备做的是乡村文化的建设。从最早五四运动之前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在任何一个变革之前，就是有文化的转变和准备。应该说现在所有的问题中文化的转变是我们教育责无旁贷的责任。而我们在贵州这边，在这方面，我提了一个叫做“乐业、学习、创新”的乡村文化。把“学习”的前因后果加起来了，也许不太成型在《再论联合的教育》中有论述；刚才说到村校关系恶化的事情，我觉得在安徽那边总部是主体，西部这边因为规模也小，很容易做突破，所以我就瞎闯瞎碰。应该说我们运用乡村大课堂和这种小先生制，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去把握了。也就是从全盘在整个乡村把这个教育开到乡村大课堂里，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包括各种社团，包括乡村影院，包括农民图书室、农村广播站等等都搞起来。我们以学校带动乡村这样的良性的文化建设应该不会产生这种问题，我们做的是把恶化的这种村校关系给改造起来。如果真的采取大教育疏导方式，而不是封闭堵塞，我觉得至少在这两个月我们通过小先生制做好事，村民非常认同，西部的探索还是比较成功，至少现在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边的贵州小学已经受到政府认可了，已经注册了。
黎光寿：刚才李光对老师想给大家说一些他们目前正在努力的是他们最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李光对：评价体系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做突破，实际上因为政府方面包括教育机构方面等等他们还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尽可能争取，再争取这种评价体系的调整，现在至少我们达到的口头答复是乡里面答复我们自己可以制定一条评价体系拿出来，然后用你们的这种东西，如果让他们制定他们可能不太会制定。他们说希望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原有的考试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如果我们做的合理甚至可以取消，这个我们在争取，而且我们希望在这个评价体系下，可以争取继续办，一直往上办七年级、八年级等等，当然我们只能慢慢来，我们希望这股新生力量不要一到初一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的大体系里又被自然解散掉，我们希望巩固成果，希望争取继续往下办下去。
另外希望争取到更多的人才机构去，我们乡村一部分是组织小先生，另一方面还是想做一些相关的培训。但是我们自己腾不出手来，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特别多的才能，一些专项方面的东西，我希望通过这次我们走出来，希望能够请进去一些人才机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钱，不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是人才，一种人才机构来对接，组织乡村大教育和整个乡村大建设。还有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些项目机构，不是说去剥削，而是征求到项目机构，为新乡村建设去做一些推动的内容。我们推动新乡村建设，推动什么呢？比如前面做的关于李春燕的事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乡村医疗或者乡村其他的文化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能对乡村方方面面有用的，我希望争取到一些朋友过去，做一些对接。如果没有这种对接的话，乡村光靠自己怎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发展起来？希望多一点外因过来，我就说这么多。
黎光寿：因为时间非常紧张，不给大家提问的机会了。如果还有问题，我们活动结束以后，大家可以个别的和他们接触。我有一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
第一个我们志愿者我们的行动走的是另外的道路，从今天我们的两位老师所说的整个经历来看，是和目前我们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很多东西是不太相同的。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寻求另外一条道路。
第二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殷老师和李老师他们这几天，他们来北京已经好几天了，我们在各个地方做活动的时候，大家现在提了一个非常让我们烦恼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做志愿者学校的时候，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公益产权的问题。从公司治理，从市场经济角度，我们的产权必须要明晰，如果产权不明晰，在法律上就会站不住脚，我们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产权究竟怎么明晰呢？是把它做成一种个人的学校，个人的事业，还是做成大家共同的事业呢？这个事情也是另我们大家非常烦恼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志愿者回报的问题，也许我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也许在想，既然是做志愿者为什么还需要回报？但是从殷老师他们所说的很多的情况来看，我们每个志愿者冲锋陷阵冲到前锋以后，在他们背后总是有很多不协调的故事，家庭、社会、朋友的等等。这些故事每个都非常辛酸，而不是激动人心。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同想法的一些朋友，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力所能及的，在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冲锋陷阵的同时，也能够考虑到解决拉他们后腿的因素，能够帮助他们的亲人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让他们不再拉志愿者的后腿，让我们的志愿者能够走得更好。
第四个问题我们现在目前两个学校他们的实际需求，实际的需求像安徽复新学校，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因为经费一直都比较紧张，窗户是买了塑料薄膜装上去了，如果风大一点把薄膜吹破了又非常冷。如果大家能够有些渠道弄到玻璃请大家多想想办法，因为殷老师他们两个在北京还呆两天，大家可以和他们继续联系。
另外他们冬天有一些志愿者，应该说是所有的志愿者衣服比较单薄，如果大家能够有些多的棉衣什么的，也可以给他们带回去。让其他的志愿者能够顺利的过过这个冬天。还有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虽然两个学校，也是在当地收一定的学费，收费可能也相对要比当地低一些。但是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实际上收这些费也就能够应付日常的办公等等一些费用，大家每个月300块钱生活费还有一定缺口，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渠道，有这方面的心意请大家多留意多想一想。
我们在西部的学校李光对老师这样的，我们正在想办一些乡村画报，想做一些乡村画报在乡村进行展览，或者印一些画册，需要一台彩色激光打印机，如果大家能够找到旧的，我们就自己去买墨粉。我们两个学校都没有办法接受喷墨打印机，因为耗材费用太贵了，如果是激光打印机费用要低廉得多。
李光对：我们因为前期北京有位朋友捐了一个数码像机，我们拍了一些老百姓的东西。远程教育室里有一个电脑他们急着想要去看。后来我们由这个受到启发，不如贴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小记者，他们可以把先进的东西甚至一些陋习，用乡村文化报的形式，正好他们想看自己的照片，我们没有其他的形式把照片输出来，就想到这个。不是为我们自己用，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开展乡村大文化教育。
最后再次强调一下，本着民本的思想，我们是要为新乡村建设培育人才，具体来说是要立足于三分之二的人办乡村教育，办改造乡村生活的教育！是最终要追寻乡村教育的根本突破！
黎光寿：激光彩色打印机，我们想在乡村印更多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给大家办一两份杂志或者小报，这个需要稍微大型一点的印刷设备。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渠道，也请大家多留意一下。
最后一个，刚才殷老师提到李春燕医生的问题，我这里有一份公益时报，上面有我写的关于李春燕医生的文章已经登出来了。这份报纸是10月20号的，估计大家到市场上买不到。大家如果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找的人联系。如果大家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这个报纸零售价是1.5元，我从报社里免费拿出来，这个钱拿来作为我们给贵州方面，给安徽方面邮寄物资的资金。这个文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全面彻底，大家可以去找11月1号出版的南方窗杂志，关于李春燕医生故事的发表8600字，篇幅比较长。当时我们主要碰到一个小男孩出生刚刚四个小时，他生病了，我们给他送到医院，最后他还没有到八小时的时候，他死了。他的出生花光了家里最后的两块钱，并且是他母亲生下来第四胎，在他之前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怀孕时间最短四个月，最长七个月，都没有保下来。他的母亲已经结婚五年了，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保留下来。这个李春燕医生在三年以前，就从学校毕业以后回到村里当医生，是非常敬业的，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人。如果大家需要了解，的网站也也这篇文章，南方窗杂志也有这篇文章，还有公益时报也有，各种渠道都是畅通的。我就说到这。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晚上的沙龙非常感谢大家参加，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
主持人：我有一些感想，因为去年殷永纯来我们这里做过沙龙活动，是探讨乡村教育的问题，当时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人们对这种行为能否持续表示很大的一个怀疑。也有人对目前的整个主流是一个竞争社会环境之下，你们提出做人第一学习第二，做人的一些道德观念强调这个东西，既有人对这个效果表示怀疑，也有人进一步从乡村教育目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有的说你这是培养一群温顺的羊，让狼来吃你。我自己感觉上次交流以后，这么一段时间他们也是在思考探索，尤其今天李光对老师的一些发言一些讲法，我感觉到似乎对以前的质疑给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为农村自身一个科学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的像现在主流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全是为城市的发展做了这种输血，而农村进一步的衰败。所以他们从大的方向，我觉得从实践当中，从思索当中做出了这样一些积极的努力，我感觉非常的欣慰。
另外他们做这种事情，我们一直也是致力于宣传倡导这样理想主义精神，我们感觉到在今天社会之下现实社会迫切需要越来越多人实现这种理想主义精神，超越自己直接世俗的利益，这两位朋友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情都是真正的在实践，我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作为做得非常好。当然是从我自身来说，也是向这两位朋友学习。殷永纯讲的志愿者面对的这种压力，这种情况我是能够理解的，我自身也是从农村考上大学，我自己从高校的工作放弃出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在我父母家人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这种感受是很强烈的，但是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今天的社会更多的需要一些人承担更多的一种责任。整个主流的形势下，从农村涌入城市，我们开始有一批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到农村去，去致力于农村的建设，这个我感觉跟刚才的朋友谈到从国外到国内回来的还不太一样。最近几年形式上的发展可能有这么几种因素。当然我还是觉得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出于一种报国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看到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要借着国内大变动的时机，利用从国外回来的海归的优势，回来借机捞上一把这种人我感觉似乎更多。当然理解上不同，我感觉像殷永纯李光对这样的朋友，到农村去的作为，我觉得跟他们的差距是两个方向的，这个意义上截然不一样。
目前我们面对的农村在中西部地区，是一个日趋衰败的情况。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资源到我们那里去，我觉得他们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时代新青年的一个表现，这种理想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需要越来越多知识青年走上这条路，只有这样走下去，我觉得我们提出来的全面小康社会也好，还是社会主义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力量去做这个事，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根本谈不上全面社会，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所以我觉得知识青年下乡运动需要发扬光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后来商海文学当中都做出了很多的解释，那个事件本身它有它的在政策上，一刀切强制性把城市的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作为政策取向来说不是可取的，但是需要有一部分有知识的人才到农村支援农村发展和建设，这个意义是有积极可取的地方。而且这些年我也感觉到近些年来也有人反思，农民过的难道不是人的生活吗？所以我觉得还是农村这个地方，从今天社会形势，我个人感觉到，农村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尤其是对有抱负志气的青年而言，你的人生价值能够在这里体现，能够成就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我自己想说的。谢谢大家！
黎光寿：今天晚上的活动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如果大家能够认同我们整个理念的话，如果也能够抽出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行动。非常感谢大家！
联系方式：
殷永纯，安徽省涡阳县高公镇吕湖村复新学校，223669，0558-7348711，13515694818
李光对，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洞复新实验学校，557400，0855-6931337
北京地区联系人：
黎光寿，010-86054908，[email protected], qq,34405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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