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帆： 黄纪苏《我们走在大路上》系列评论（一）
从《格瓦拉》到《大路》：
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里程碑
杨帆：我于1995年在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发表文章《中国需要批判现实主义思潮》。2001年，出现了黄纪苏，张广天的话剧《格瓦拉》，由于触动了中国自由派“告别革命”的信条，受到他们的激烈批评，这是我组织的“思想讨论会”的专门讨论。当时我不能带研究生，所有录音都是自己整理的。
这样的讨论，5 年以后再次发表，其意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大。因为作品所揭露的问题，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内在矛盾，已经完全暴露出来。 《大路》作为戏剧，是十年以来中国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新里程碑，五年以来反思改革的继续，是从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深化。大家可以看看五年前关于《格瓦拉》的争论，看看谁的理论得到了社会实践的证明。
杨帆：《我为格瓦拉叫好》
我看了3次格瓦拉，并介绍了30个朋友去看。无论从感情上，从理智上，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样讨厌和害怕这出戏？甚至有些人连看也没有看过就批判。
经济自由主义者整天和大款，外国人混在一起，他们当然不会理会这个戏，他们有钱有名，整天在豪华论坛上泡，牛皮大得很，他们已经自命为“上等人”，早已经不理会小老百姓的疾苦了。倒是一般自由主义者秦辉，黎鸣，丁冬，王东成，还比较真诚。他们应我的邀请认真看了，认真和张广天，黄纪苏对了话，这几个人是自由主义里比较好的。
听了半天辩论，主要是秦辉和张广天之间，做一些评论。
第一， 这个戏作为文艺作品，是反对世俗理性的，反对世俗理性继续泛滥，最终解构中国人的全部规范，瓦解中国社会的。它讽刺主流思想对老百姓的贬低和污蔑，对剥削压迫的吹捧。《格瓦拉》鼓吹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歌颂真善美，表现对社会下层老百姓的同情---这难道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应该普遍具有的吗？哪一个正常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帮助上层骂老百姓的？那一个称得上文艺作品的作品，不是揭露丑恶，歌颂美德的？难道你能够歌颂奴隶主而贬低黑奴？能够歌颂歌颂鸦片贩子而贬低林则徐？能够歌颂对国家财产的掠夺而贬低工人和农民？这些人性极为低劣，手段极端残酷，目的极为肮脏的坏人，他们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客观上有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文化作品去歌颂他们。因为真善美比起假恶丑，更能够推动历史进步。
否则，我们是不是要肯定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不是强者吗？强者不是可以不择手段欺负甚至消灭弱者吗？弱者不是应该“灵魂深处闹革命”，自愿为一个新体制（天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体制）付出牺牲吗？中国主流舆论以各种方式鼓吹剥削有理，骂民主，骂民生，骂民族，骂祖宗，骂穷人，骂大多数老百姓；歌颂钱，歌颂枪，歌颂以强凌弱，歌颂没良心，歌颂坑蒙拐骗，歌颂当买办，歌颂给外国人当婊子。绝大多数传媒工具，拼命搞娱乐节目，招猫弄狗选美人，极力把社会世俗化，庸俗化。却并不见什么人出来批判。刚出了一个格瓦拉，就有那么多人出来批判。有人号称自由主义，怎么和官方站在一个立场？我看，格瓦拉这种批判目前中国主流思潮的戏，太少了。应该再多起来。
第二，自由主义者反复追问《格瓦拉》的：外部侵略和内部专制，那一个更为根本。这是没有意义的。张广天认为帝国主义霸权是万恶之源，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内专制是万恶之源一样，都有片面性。
我在1998年的“权力资本化”一文，已经解决了国内外因素的关系问题。目前问题的国内根源，是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得到制约，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引进了资本主义范畴，不可各执一词。政府权力需要限制，但也不可全盘瓦解；外国力量对中国有损害的一面，也有促进国内改革的一面。关键要看具体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的结合，是否有利于中国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这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第三， 目前中国的实际究竟如何？《格瓦拉》是抓到了脉搏。
那些反对革命的人，逻辑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演革命，就一定会闹革命；闹革命，就一定会成功。革命者掌权以后还不如原来的统治者好，所以革命没有好作用。
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听毛泽东就联想起文化革命，一听革命就联想波尔布特杀人，一听为老百姓说话就联想民粹主义和专制？是自己立场不对，思维不对。中国老百姓不是这样想问题。
他们一只脚站在历史，指责革命者不如统治者；一只脚站在未来，似乎演一个革命戏，革命者就马上要上台了。其实在现代社会，政府有了现代化的手段，控制手段加强了，革命和造反只能停留在恐怖活动层次，只能够起到制约社会，警告社会的作用，很难上台。而没有革命，没有老百姓对于上层腐败的反抗，就连改良也不会有，就没有经济学家说的“均衡”。
2000年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有大规模的骚乱，包括有组织的上访，有10000多起。正是这些事件惊动了政府和社会，才有整顿腐败的力度。工人一闹，社会保障就解决了。比我一个人5年来，写100篇这方面的论文都有用。经济学右派一下子卡了壳，再也不敢说腐败有理，说让一代工人付出牺牲了。
上层能够主动改革最好，实际上不可能。上层的改革和改良，是下层造反和革命逼的，有时是外国人兵临城下逼的。经济学家不是讲效率第一吗？要有效率，关键是有动力，要有动力，在一般条件下是赚钱，提供社会地位，出名的动机，但是在自己活不成的条件下，造反和革命，也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难道别人剥夺他的饭碗，打他的耳光，抢他的妻女，他反抗倒是非理性的，不反抗倒是理性的？谁这样教导老百姓，你自己“理性”一个，给大家看看！
第四，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的形象，在目前社会条件下，已经成为社会中下层大多数群众，保护自己利益的符号。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把毛泽东看成是专制暴君，郐子手的象征，这和普通老百姓相差太远。当权的毛泽东有许多错误，但90年代以来中国老百姓怀念毛泽东，包括汽车司机普遍把毛泽东头象当作护身符，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关于反对特权，依靠群众，大民主的思想，不管在实践中演变得多么荒谬，现在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老百姓怀念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实际当权完全不同。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当权？是因为中国经过了100年的磨难，不断战败，被外国人肢解，完全没有安定，大家才拥护一个领袖并把他神化。现在的中国，没有产生毛泽东的社会条件。
现在的毛泽东形象，仍旧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信仰，是老百姓反对权力资本，维护自己利益的最有代表性的符号。90年代以来让老百姓信仰钱，能行吗？钱和利益，永远不能够成为信仰。结果是，赚不到钱的社会弱势阶层，却信了法轮功。教训还不深刻吗？中国不是一个有统一宗教的国家，真正在老百姓中间根深蒂固的，就是毛泽东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民，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他们肯定会赋予毛泽东的形象，以现代化下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涵义。
如果腐败再得不到控制，3000万干部的上层建筑继续膨胀，把最终负担最终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可能会以“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驱逐干部，抗捐抗税。毛泽东思想就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武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告别革命”的呼声，不仅苍白，而且令人厌恶。
《格瓦拉》的主观愿望，大概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多，实际上，大家拥护的却是对于中国内部反对腐败的意义。通过这类文艺作品的提醒，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摆脱历史情结，多考察一下群众情绪，以免又犯错误。不要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子，告诉大家：革命没有用，既使你成功，建立的社会可能还不如旧的。老百姓在造反时，想的却没有那么复杂，既没有想掌握政权，也没有想建国方略，他们只是肚子和工作问题。至于自己掌了权以后怎么办，他们没有想，也不可能想。因为希望几乎没有。
第五，许多格瓦拉的批判者，没有搞清楚革命的定义，他们说：复制旧体制是造反，以新体制代替旧体制是革命。这样说，中国历史上就只有造反没有革命。
中国历史上早有“革命”一词，说的是具有充分理由的造反。统治者如果失去“道”，那么天道（既中国人心目中的客观绝对真理）允许新的真命天子，率领人民造反，取代旧王朝，建立新王朝。虽然复制的还是旧体制，但是就叫“革命”，革命是正义的，合理的。中国历史上公认的“革命”典范，是周武王打倒商纣王。辛亥革命前夕，日本人把孙中山领导的事业称为“革命”，孙中山非常高兴，采纳了。于是革命一词时髦。
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承认革命的合理性。只有现代精英主义否定革命。他们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有群众基础。
希望《格瓦拉》的成功，成为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划时代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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