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诞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军中，有一对美国青年志愿者——韩丁夫妇。同年12月，韩丁之女在北京出生，取名Carmelita(Carma)Hinton，中文名卡玛。半个世纪后，卡玛以她导演的多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影片蜚声中外。然而，在她心中，始终营绕着一个问号，一个累心却又似乎无解的问号——她永远都在找寻自己的“归属”。
半生机缘一世寻——美国电影导演、制片人卡玛写真
香港《凤凰周刊》 玛雅
京腔十足的卡玛把自己“中西合璧”的成长经历称作“不伦不类”。
“有人把我的名字译成卡玛•韩丁，这其实不对。”卡玛为自己和父亲“正名”，“韩丁是我爸爸的中文名，姓‘韩’名‘丁’，我的中文名就叫卡玛。虽然百家姓中没有姓卡的，但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
卡玛说自己“不伦不类”，是因为她是美国人，却因缘际会生长在中国，21岁方得“还珠”。虽然长得白人模样，卡玛的中文比英文强，对中国的兴趣比对美国浓，最美好的记忆在中国，最要好的朋友也在中国，最喜欢吃中国北方家常菜，最欣赏中国国粹—书画艺术，在哈佛大学读的博士专业是中国美术史，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全部都是中国题材……
“我拍中国题材，因为比较熟悉这个。我只拍我熟悉的、真正有感触的事情。”卡玛说。
对于这种命运“吊诡”，卡玛的感触似乎并不很强烈。“遗憾和庆幸都谈不上，好像是一种人生挑战。一方面觉得这种处境挺艰难的，因为比较累。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老得找答案，总也没个歇脚的时候。但另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看问题，可以更多地理解不同的处境。这样，可能我跟别人的视角就不太一样。”
卡玛没有不一样的成长经历，无法去做切身比较。然而，假如她的人生是另外一种轨迹，她也就不会是今天的卡玛了。正是这种“不伦不类”，奠定了她特立独行、成一家之言的个性，培养了她怀疑一切、不受任何思想羁绊的思维，成就了她当今世界影坛纪录片领域的影响和声誉。
“我属于一种没办法成为主流的人”
1949年12月，卡玛生于北京。农学家出身的父亲韩丁是北京双桥农场的机械师，母亲史克在北京外语学院教授英文。在外语学院幼儿园，卡玛渡过了愉快的童年。和中国孩子“滚”在一起，她拒绝学习英文，却天真地以为是父母不会说话。“爸爸妈妈说，这是hand。”卡玛伸出左手，“我纠正他们说，什么hand，这明明是手。”
少儿时代的卡玛无拘无束，略带几分野性，“喜欢上房爬树，跟一群小男孩一块乱跑”。好多女孩子的家长不愿意孩子跟她玩，觉得她玩野了。但她在同学中却颇受青睐，大家都喜欢这个洋娃娃。她的性格热情开朗，和同学之间没有隔阂，他们也不觉得她有什么不一样——也说一口京片子，会骂“国骂”他妈的。
1962年外语附小毕业后，卡玛考入北京当时最好的中学之一，北京市101中学。她选择101中，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学校在京西郊区——她“从小就喜欢野外，觉得城里太憋闷”。然而，北京城“郊外的夜晚”带给她的不是月明风清的平静生活。“随着年岁由小变大，她的烦恼增加了”。
她的“不伦不类”开始令她不尴不尬。1966年春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卡玛在铅球比赛中打破全国少年纪录，却因为是外国人而被取消成绩。“当时我们心里都特难过。”当年101中田径队一女生回忆，“她是代表学校参赛，我们根本就没想到她是美国人，可那时的政治就是这样。卡玛当时啥也没说，可能挺无奈的，她还那么小嘛。”
还有更让卡玛无奈的。一次，学校举行抗美援越游行，一路上高喊口号：“打倒美帝”、“美国佬滚回去”。卡玛走在队伍中，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她也想支持越南人民，却因自己的金发碧眼而背着“美帝国主义”的“罪名”。“所以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跟着喊还是不喊？”那位女同学说，“对她来讲，那时候是很为难的。”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洋鬼子”卡玛注定被人怀疑、排斥。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卡玛因为“喜欢在外边野跑”，就写想当个勘探队员。有个同学质问她：“你为什么想当勘探队员？是不是想把我们国家的宝都探走？！”那时，学校很多地方政治报告会不让卡玛参加，有时在全校众目睽睽之下退场。校方根据上面“内外有别”的要求，“绝不允许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
“在中国，我有很多地方和别人不一样。”卡玛说起初中时一件事。一次，母亲给卡玛剪头发，两个女同学觉得新鲜，想要跟着“过把隐”，卡玛便带她们到理发馆剪了短发。谁知东方人的发质偏硬，那两个女生的头发支棱起来，成了男孩的小寸头。“现在特时髦，那会可好，被批判了一顿，说她们追求浪漫、出风头、错误思想。我这才知道我这么做多么大逆不道。只不过别人没说我，其他同学一越过界限，马上就被批评了。”
虽然并没有到过美国，卡玛的一些想法和表现被周围的人视为“美式”。文革前，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一天，报上登了一位连队指导员的事迹，其中一件事是他爱人到部队探亲，战士野营拉练弄得满身泥水，他让爱人给战士洗衣服。“这应该是他爱人的先进事迹，为什么是他的事迹？”卡玛感到费解，“他凭什么支使爱人给别人洗衣服，最后还算他的事迹？”她的质疑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有同学说她，“你怎么尽是些怪想法？”
“小时候，经常有人问我，美国人都是你这样吗？无论对我的表现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人，都会这样问。还有人骂我洋鬼子、美帝国主义，我属于一种没办法成为主流的人。”卡玛说，“其实我那时非常想改造自己，为革命人民所接受。但我就是对奇奇怪怪、边边缘缘的东西感到好奇。所以我后来开玩笑说，我这个洋鬼子嘛，自然对‘鬼’的事、不正统的事感兴趣。”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非常正统的”
卡玛是在北京的外国孩子中惟一一个自己考入中学的，之后根据有关规定，外国孩子统一进入指定中学就读。因为独一无二，文革开始时，当其他外国学生被“遣送”回家时，卡玛成了“漏纲之鱼”。
刚开始，学校文革工作组也让卡玛回家，有朋友给她出主意，她就写了一封信，要求留下受教育，居然被批准了。然而，她的“如鱼”却没能“得水”，文革工作组组织全校学生去军训，让卡玛留校，和一个父亲在文革前就是在押“反革命”的同学一起看桃园。“看了一会儿，卡玛说，凭什么他们都走了就咱俩看桃园，走，咱们玩儿去！”那位同学回忆说，“我们就去了颐和园，游泳渡昆明湖，一直游到龙王庙。游泳衣里揣着几毛钱，到了岛上还买爆米花吃。往回游时忽然又大雷又下雨……她可真会玩！”
文革工作组“好景不长”，很快被撤离，红卫兵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将卡玛“打入另册”，有的对她大吼“滚回家去！”但没有对她“金猴奋起千钧棒”。“我没有过挨打被整的极端遭遇。”卡玛说，“当时，我们班几个老红卫兵自认为是领导一切的，把同学划分为左中右，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
虽然未被接纳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卡马并没有被边缘化，和她交往的同学也不都属于弱势的“黑五类”群体，也有“红色贵族”子弟，都是是对“血统论”深为不满的学生。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观点上属于后来的“四三派”。
1966年秋天，“革命大串联”开始。当时国内除了极少数大城市的市区外，其他地方对外国人一律不开放。朋友给卡玛“支招”：戴个帽子，把头发遮起来，一旦被识破，就谎称是新疆人，从小在北京长大。
当时听说邢台地震后还在重建，卡玛和同学“串联”来到灾区。“就这么去了邢台，帮着打井、盖房。”卡玛说，“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群众。我在那儿学会了一种中国最原始的打井方式。”也是在那里，卡玛看到了“红海洋”——很穷的村庄，土墙上全是刷上红油漆，用黄油漆写毛主席语录。“我们看了非常反感，觉得这是劳民伤财，背叛了毛泽东思想。”
不久，报上刊登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徒步串联。卡玛和她的同学热情响应，打算从北京走到延安。他们认为，免费坐火车出去游山玩水是“挥霍劳动人民血汗。”，徒步串联才是真革命。“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非常正统的。”卡玛说。
一行人走到大寨，然后去了阳泉。此时又有社论说，要“迎接工厂企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他们便在阳泉煤矿“安营扎寨”，每天下矿井挖煤。井下环境恶劣，有些坑道十分窄小，只能一条腿跪着，拿镐刨煤。“真危险！”卡玛现在想起来就后怕。而在当时，他们是“抱着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态度，想要了解社会实际”。那时，全国到处都在夺权，阳泉煤矿的工人也到市里夺权。卡玛他们跟去“关注革命，看工人怎么抢大印”。
“我特别想作一个‘里面’的人”
1968年底，卡玛一帮同学去内蒙插队了，她再一次成了“漏网之鱼”。不过这一回她并不情愿，“如果能允许我去，我当时就去了。”虽然是外国人，卡玛“不愿意被排除在外，不愿意脱离社会”。毕竟，她生长在中国，她的母语是中文。她主动要求到工厂劳动，被安排在人民机器厂。
人民机器厂是遇维克工作过的地方，卡玛去时，遇维克已经入狱。她认为了几位遇维克的同事，大家经常在一起“闲聊”。很快，他们一个个地被警告了，不敢再在工厂乱说，就下了夜班一起到龙潭湖，游到湖中心踩着水胡侃。“有一次忽然哗哗哗来了一队解放军，我们以为被发现了，赶紧游到边上芦苇丛里藏起来，气都不敢出。”卡玛表情生动。
还在学校时，卡玛和她的一些同学就已经“看透了”，用当时的话叫做“痞了”——看到周围的人和事不顺眼，对正统思想不再相信。他们自认为是有思想的人，而所谓的“有思想”，就是不认同当时的正统观念。他们看了很多像《新阶级》、《日瓦戈医生》、《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有所了解》这类流散以民间的内部书，是政治现实中的“离经叛道者”。
“在学校时没人管，大家胡说八道，到了工厂我也照样有说八道，觉得自己特别深刻。”卡玛说，每天上班跳“忠字舞”，她有意乱抡胳膊甩腿。别人问她为什么不好好跳，她故意说，“我落后呀！”说完自己很得意。下班后，席地而坐读报学习，地上油乎乎的，得垫上报纸，谁要是坐上一张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谁就有麻烦。“这叫人怎么活？”卡玛当众发骚。
好心人劝告卡玛，社会跟学校不一样，不能信口开河。已经有人向上“打小报告”，说她思想反动。“当时把我吓坏了，不知道会把我怎么样。”向以“鬼”事为乐的卡玛，破天荒地被“吓着了”。
就在卡玛“玩深刻”的时候，她的表弟、寒春和阳早的儿子，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当学徒。虽然每月工资仅有16块一毛八。表弟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正式成员，不再是“外面”的人。
“而我一直还被排斥在‘外面’，我特别想作一个‘里面’的人。”卡玛的话不无搞笑，“我于是也到外专局去说，没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一个也挣16块一毛八。我刚一去，那儿的工人就告诉我：你表弟表现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认真！”
卡玛成了“里面”的人，开始“享有工人阶级的权力”。一次，厂里组织对一批“小偷、流氓、反革命”判罪的“群众专政”讨论，居然让她也参加了。然而，对于这次“革命亲历”，卡玛内心非常反感。“我坐在那儿真是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卡玛回忆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程序，只有上级发的一个“反革命、坏分子”的名单，让工人们讲座对他们如何判罪。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都要显示自己的革命，争相不让地“量刑定罪”，不是“死刑”就是“无期”。
名单上也有遇维克的名字，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写了大量反动日记”。参加讨论的人异口同声地主张“枪毙”。卡玛却说，“这够得上死罪吗？”立时，所有人都怒目圆睁瞪着她：这个美国人怎么啦？
显然，卡玛没有因为成为“里面”的人而庆幸。她只是觉得，自己应该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她并不认同这些事情。她认为，这些是对“革命思想”的歪曲——她并没有怀疑“革命思想”本身。
更早些时，卡玛和她一些朋友虽然自恃非常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认为三呼“万寿无疆”、“最红最红最红”之类，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些做法阻碍革命，将革命引向非常荒唐的极端，真的革命就没有了。”然而，他们只是觉得革命不应该是这样，却并没有对所谓的“革命思想”作总体思考。后来，他们读了《新阶级》，对德热拉斯的话产生了强烈共鸣。“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至今，卡玛仍然记得书中这句话，“我觉得写得太妙了。但当时还是在想，怎么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呢？”
“再可爱的人，搞了政治也不可爱了”
此时，在卡玛的书架上，有一本英文著作这样写道：“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这是一部巨著，十种文字出版。这本书，就是美国著名记者、卡玛的父亲韩丁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很多年后，卡玛写道：“30年前，一部描述华北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著作《翻身》在美国出版了。这是父亲韩丁根据1948年在晋东南的一个村庄考察土改时所做的笔记写成的。当时16岁的我，在北京打开父亲送的这一大本英文书，几乎满篇都是生字。真正看懂是数年以后的事情了。
1953年，因为不满苏联专家的官僚专断，韩丁返回美国，当时不到四岁的卡玛和母亲留在了北京。然而一回到美国，韩丁便被麦卡锡势力冠以“叛国者”罪名，置于FBI的监督之下，护照被吊销了15年。
“我那时已经记得一些事情。”卡玛对父亲的记忆被历史割断了。“我爸爸在双桥农场上班，用废材料给我做了个美国小孩常玩儿的小拉车，拿到幼儿园大家都特喜欢，拉着跑。他那时每个周末回来，骑个摩托车，摩托车一响我就知道爸爸回来了……”后来，摩托车的响声没有了，母亲告诉卡玛，“爸爸回不来了。”多年后懂事了卡玛才知道，时间和距离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
1971年初春，中美关系解冻，韩丁应周恩来之邀再次来到中国。此时的卡玛早已不再是18年前那个拉小车的小女孩，韩丁也再也不是那个骑摩托车的年轻父亲。然而，容颜虽改血脉不变，21岁的卡玛对父亲并没有多少陌生感，父女之间很容易交流。只是，父亲没有想到，女儿对这片东方“故土”竟会如此失望。
中国官方安排韩丁去各地走访，卡玛与父亲同往。“我觉得当时的官员特别僵化，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好。”卡玛回忆说，一次，外交部的官员陪韩丁到清华大学了解文革的情况。当时文革还在继续，但“蒯司令”等先锋人物已经过气，主管清华的官员谈了几个小时，竟然只字不提“蒯大富”的名字。“你们谈清华文革的历史，不说蒯大富这个人物，怎么能说清楚呢？”卡玛忍不住，不客气地问道。在场的官员都愣了，韩丁却哈哈大笑了。“你们看，这是我的‘伟大战略部署’，18年前把女儿留在这了，现在你们骗不了我了。”
“当时只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爸爸随便来这么一句，谁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卡玛说，“他经常说这些话，弄得那些官员不知所措，挺尴尬。后来有位官员说，‘说韩丁是左翼进步人士，也不过就是个资产阶级记者嘛’。”
卡玛随父亲先后五次见到周恩来。在她的印象中，“周恩来比别的官员敢说，但也是在一个限制很死的框架内说话。”9•13事件后，韩丁在临回美国前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他问周恩来，全世界都在说林彪的事，我从中国出去，外界会问我这件事，你应该告诉我真相。韩丁话音刚落，周恩来立刻把目光转向卡玛，严肃地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多。你知道的你保密，我知道的我保密，咱们都遵守党的纪律。”
“我特别希望我喜欢他，但我觉得他在冲着我爸说谎。”卡玛感到遗憾，“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打贫，打官腔，让我觉得悲哀。我就觉得，再可爱的人，搞了政治也不可爱了，因为想搞政治的人就都得说谎。”
那时，卡玛思想很困惑，很多事她还没有想明白，很多事用她以前的认识已经无法解释。“一个完整的、你所相信的思想体系崩溃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要淹死的感觉，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迷茫痛苦之中，卡玛选择了去美国。
“不要走嘛。”周恩来劝她。
“我不想呆在中国了，谁沾了我谁倒楣。”卡玛回答。
“卡玛，你太敏感了。”周恩来说。
卡玛所言并非信口开河。就在韩丁访华前夕，卡玛因为“特嫌”，被公安局备案。她家住的楼，楼道里有个放笤帚、簸箕的小黑屋，她和同学在里面洗照片，被人怀疑图谋不轨。“公安局说我是‘特嫌’。特嫌？我哪儿知道什么机密呀！”卡玛哭笑不得，“好多家长劝孩子不要跟我来往，说沾上海外关系没有好下场。”
“美国坏事多着呢，虚伪的事情也多着呢”
尽管带着对中国的失望怅然而去，卡玛的“革命立场”并没有动摇。她不能容忍美国人批评中国，更不能坐视不理，尤其是对种族主义分子，她会毫不客气反唇相讥：“你说共产党不好，那你呢？！”
卡玛当时的心态，颇像很多八、九十年代去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却不能任由美国信口雌黄。就像任性的孩子，他自己可以跟父母中吵，跟父母闹，甚至离家出走。但是，当听到别人说他父母不好，他会坚决反击，甚至会拼命。
“我自己可以批评中国，但要是美国人批评中国，我会反驳他，觉得他没有资格批评中国。”卡玛说，“我当时觉得，世界分为两个阵营，我属于一边。虽然我对中国的一些问题特别批评，但公开场合我尽说中国好话，觉得应该维护中国，不愿意中国被人谴责。我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渐渐地，卡玛放弃了“希望中国偷偷地改好”的愿望，不再为中国辩解。但她没有去附和美国人，与“一奶同胞”共同声讨中国。相反，她走向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判断，在批评中国的同时，“秋毫不让”地指责美国——她的“不伦不类”引领她超越国界，超越阵营，她最终发现，她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我就是我”。
在卡玛眼里，美国的月亮不比中国圆。“现在一谈都是中国专制美国自由，好像中国什么都不好，一到美国就什么都好了，我从来都不是这种感觉。我在中国时就对专制很不满，到了美国也没觉得如鱼得水，好像美国就是理想世界。美国坏事多着呢，虚伪的事情也多着呢。我到美国也特别批评美国，我的同学也很批评美国，比如越战问题、种族歧视问题。”
“世界是分成阵营。”卡玛“引经据典”，“毛泽东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很多人对不同阵营之间的分野是持这种态度：如果我站在美国一边，我就不能说美国的坏话，否则就帮助了美国的敌人。我认为，人类恶的东西，哪国也逃不掉，人类好的东西，哪国都能受益。我不需要站在任何一个阵营，为任何一个阵营护短。”
对于这种超脱，卡玛没有十分清晰的解释。她觉得，这可能缘于她一半中国、一半美国的经历。“经历过不同的社会，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了解越多，越可以感到自己的无知，越感到任何一种封闭的、不考虑其他经历和经验的观点都不可取。”
“我最美好的回忆都在中国”
卡玛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思想体系能够解释一切，她自己也不愿意被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所束缚。这是卡玛与父亲韩丁的一个不同。“我父亲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觉得他也进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我认为，不能拿某一个思想体系来解释一切。”
尽管父女之间存在观点分歧，卡玛对父亲充满敬意。“我对我父亲的人格很尊重。他关注底层，关注民众，一天到晚在农村，总想着为农民做点实事，不像有些人满嘴革命词藻，却不断滥用权力去追求个人利益。至于他对总体的社会变革持什么样的观点，我们之间是不同思想、不同方法的争论，这太正常了。实际上，世界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现在谁也不能下定论，大家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认真倾听不同的意见。”
身为一个农学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韩丁有着浓厚的草根情结，更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1971年后，韩丁多次前往晋东南他当年采写《翻身》的村庄——张庄，帮助张庄人发展农业机械化。“张庄是我的第二故乡。”韩丁说。张庄人更是亲切地叫他“老韩”。继《翻身》之后，韩丁先后创作了六部作品，包括以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为内容的纪实文学《铁牛》和《翻身》的续集、反映1950到198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深翻》。他说，“我写这些书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耳濡目染中，韩丁的情思影响了女儿，卡玛也与张庄结下不解之缘。她的电影生涯从张庄开始——1970年代末，卡玛和她的同伴来到张庄，拍摄了影片《高跷》。通过反映踩高跷，让西方观众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中国民间艺术表演，更感到一股浓郁的乡村风土人情。《高跷》一炮走红，荣获两个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奖。1982到1986年，卡玛等人又拍摄了反映张庄发展历程的系列纪录片《中国一乡村》。在《翻身》中，韩丁为了方便英文读者，把“张”字拆开，将张庄称为“长弓村”（Long Bow village）。卡玛跟随父亲的创意，将自己的公司取名Long Bow Group。她还给她的美国先生Richard Gordon取了个土得掉渣的“庄里人”的名字——高富贵。
“我当时觉得，一些美国人中国话还不会半句，就先起个非常文雅的中文名，特别好笑，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给他起了个最土的名字。”卡玛呵呵笑道，“我跟他说‘宝贵’就是bumpkin（乡巴佬），就是老土，农村最普通老百姓的名字。”她后来又给他美国同事也都起了老土的中文名：栓柱、钱蛋、发财……整个摄制组一到中国，一片土豆地瓜的乡音乡味儿。
有人曾经问卡玛，如何给自己定位，算洋人还是中国人？“我还是真说不出来。蝙蝠，四不像！”卡玛训，在情感上，她非常认同中国人，但是因为不断地被提醒“你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卡玛从小喜爱书法。小学时，老师举着她的大字本说：“咱们中国的毛笔字，啊，写得最好的，还是个美国人！”中学时，她的功课、优育双优，老师当从夸奖她，一转脸却又背着她对同学说，“你们可不要崇洋媚外啊！”中苏论战那几年，经常有人问卡玛，你愿不愿意当中国人？当中国人多光荣啊！——“我无言以对。”卡玛说，“我说不上自己是什么，而且越来越觉得这不重要。但是我可以说，我最诚挚的朋友都是中国人，我最美好的回忆也都在中国。”
“我欠中国观众一部片子”
有人曾把“老韩”的女儿称为“特殊贵族”——在中国长大，跟中共高层有深厚渊源。卡玛觉得这话十分可笑。“说这种话的人自称是最坚决的反共战士，但他们讨论问题不是说观点、事实、论据，一张口先说你爸爸是谁，所以你才怎么想，还是‘血统论’那套。我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呀？我们各有自己的观点。即使我有些看法跟他相同，也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爸爸。他们反对了半天共产党，彻底决裂了半天，一张口都是老一套。”
“特殊贵族”的出处是一篇批评《天安门》的文章，很多人知道卡玛的名字，正是缘于这部反映“六四”的纪录片。在这部影片中，卡玛不同于中国官方和异见人士，对这场政治风波表达了独立的观察和评判。为此她受到来自双方的指责，用她的话说，“我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关于这次事件，双方都想书写各自的‘官方历史’，也就是为我所用的历史，当然就都对我们不满了。”卡玛说，“我把这场运动称为‘抗议运动’，是因为在这当中，很多人知道他不要什么，但不知道他要什么。抗议者追求的目标并不很清楚，他们的组织结构也不民主。有人认为，说民主运动就拔高了它，说别的运动就贬低了它。我没有拔高或贬低的意思，只是想比较准备确地反映这场运动本身和我对它的理解。对我来说，抗议运动，意思很清楚，而民主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我觉得人就得实事求是一点，用英文讲就是intellectually honest(学术诚实)。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佩服参与者的勇气和对民主追求的认同。”
2003年，卡玛等人推出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再次引起反响。这部影片通过刘少奇、李锐、遇维克三个家庭和骆小海、宋彬彬、朱大年等“老三届”人的故事，再现文革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被舆论称作“反映文革的影片”，卡玛对此有所保留。“我不太愿意说这是‘文革影片’，怕给人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完整地表现文革这段重要历史，一部影片是不可能做到的。集中于这个时期某些人的故事，表现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这个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表现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卡玛初衷何在？是为了面对中国观众，唤起人们对文革的反思，还是面对西方观众，向世界再现文革真相？
“两者都有。”卡玛再次超越国界：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世界性的。文革中凸现的人性的恶，也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制度性的因素可能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有抑制作用，但在特定条件下，某一国家、种族或人群，在感到受到威胁时、信仰受到挑战时，都会产生不宽容，与他人敌对，同时压制自己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大旗。
“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就让我联想到文革。”卡玛列举文革中，鸡蛋糕被改称“斗私糕”，江米条改称“批修条”的荒唐事。“这一套又在美国再现了！同一类的思路，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卡玛说，美国打伊拉克，法国不同意。美国与法国原本是民主世界的盟友，美国独立战争中还有法国人流的血，但是一旦发生这种分歧，有些美国人就表现出疯狂的反法情绪——把法国酒泼到阴沟里，甚至将French fries（法式炸薯条）改成Freedom fries（自由炸薯条）。
尤其令人不齿的是，美国国会餐厅局的菜牌上，“法式炸薯条”也被易名，“堂而皇之”地成了“自由象徵”。“我真觉得丢美国的脸。”卡玛嘲讽中透着严肃，“老百姓起哄也就罢了，你作为民主的代言人也加入这种闹剧。有人开玩笑说，干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甚至在竞选中说某人长得像法国人，居然也可以成为攻击、中伤对手的武器。这些都是相当丑恶的。这种不宽容、一有分歧马上产生敌对情绪的倾向是普遍的，所有国家的人应当警惕。”
《八九点钟的太阳》于2003年2月在柏林电影节首映，随后又在香港、三藩市、西雅图、丹佛、温哥华、多伦多、新加坡、韩国等电影节放映。2005年底，在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后，这部影片的中文版DVD在香港发行。
同她跨越国界的经历一样，我对卡玛的采访从香港到波士顿，再到北京。在一次次匆忙或者从容的交谈中，我对她身世及自我定位的兴趣超过对她的影片。“你好像特别爱问这种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卡玛说。她似乎没有意料到，我的“穷追不舍”，是想得到一个真实——“不伦不类”的她，对这个曾经孕育了她的梦想，或许今天仍然寄托着她的梦想的东方“故国”的真实情感。
“我欠中国观众一部片子。”在谈到《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文版时，我得到了她的表白：“拍中国题材的片子，我应该想到中国观众。不管有什么样的条件、经费和能力，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做到这部片子能够让中国观众看。如果没做到，我会歉疚。”
“可不可以反这解读为你的中国情结？”我问。
“可以吧。”她说，“我在美国拍中国，不是一种猎奇，介绍一个奇特的外面的世界，让美国观众随便看看，我对中国负有很大责任。所以我不敢随意拍，觉得必须对得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这些人太多了，有一些是我很近的朋友，而我不认识的人又何止成千上万……”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