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关平：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

    

    95年前，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它使反动派的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并且极大地激励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斗精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开辟了道路。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而这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他是辛亥革命时期主要领导人。
    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50年前的1956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写了一篇热烈颂扬、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光辉一生的重要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称赞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毛主席称赞孙中山先生有两个“丰功伟绩”：一个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一个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毛主席称赞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如此热烈颂扬和高度评价，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党心和民意，孙中山先生获得如此崇高的殊荣，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今天，我们在纪念孙中山先生140周年诞辰的时候，重温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倍感亲切，也倍受鼓舞。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这些“有益的东西”和他的宝贵的革命实践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牢记的。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必须树立“我人当起而自救”的雄心壮志

 

    自古以来，凡对社会进步有大贡献者必有大志。孙中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伟大人物。据孙中山的传记记载，孙中山先生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年轻时曾经去澳门当鞋匠，后来回家务农，租种了几亩土地，兼当本村更夫，以维持家计。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在1871年去檀香山做工，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孙中山12岁那年，随同母亲杨氏去檀香山，投靠他哥哥。
    孙中山幼年时代，亲眼看到清朝差役来到翠亨村催粮逼税；贪官污吏公开劫掠邻居园宅；村里三家富户虐待打骂奴婢。封建制度和人民困苦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萌发出了愤慨和不平。村里有位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战士冯爽观，经常为孙中山先生讲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这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先生出国以后，面对西方近代工业的一些发展成果，受到启发。他后来回忆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答翟尔斯教授书》，《总理全集》下册，成都近芳书屋1944年版，《函札》，第16页）孙中山相继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学习，接受了14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85年，中法战争更加暴露出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反动本质。中华民族深重的苦难进一步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决心学医，立下了“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倾覆清廷，创建民国” 的大志。（《孙中山选集》，第192页）1892年秋天，二十六岁的孙中山以全校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在学医期间，读了《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大量革命和进步的书籍。孙中山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宫崎滔天著《孙逸仙传》），一类言词来阐发自己的革命抱负。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正如他在1918年发表的《〈孙文学说〉自序》中所说：“文奔走国事，30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
    诚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也不是孙中山先生一人之号召、一人之抱负、一人之志向所能办到的，应当说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偶然性中体现着必然性。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不可能的。列宁说，“没有革命的形势，就不会有革命”（《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0页）就是这个道理。到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维持自己的统治，被统治阶级无法再忍受的时候，革命就必然发生。辛亥革命正是这样产生的。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只所以能够产生孙中山这样的杰出革命领袖人物，亦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450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关系。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应当摒弃改良主义，选择暴力革命

 

    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经历了一个思想认识过程的。孙中山先生在早期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当时国内盛行的改良思潮的影响，对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抱有某些幻想，以为通过“求知当道，游说公卿”，就可以实现改天换地的理想。1894年夏天，孙中山从广州去天津，希望会见在清政府里掌管着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并且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宫崎滔天：《孙逸仙传》）结果是泥牛入海。李鸿章根本不予理睬。孙中山来到北京，所闻所见，是甲午战争惨败造成的凄惨景象和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的穷奢极欲。孙中山“抚然长叹”：“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尚明轩：《孙中山传》，第35页）于是，毅然摒弃改良幻想，踏上了暴力革命的艰险征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立。孙中山坚决同他们展开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以《民报》为阵地，在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着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等问题，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这场斗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从而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1905—1911年革命风潮汹涌澎湃的5年里，接连领导和组织了9次武装起义。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1963年版，第1卷第828页）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这个道理。能不能实行这个道理，是区别真假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令人遗憾的是，100多年过去了，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反对的改良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绝迹，拉历史倒车的改良主义的阴魂，还在以各种新的形式、新的口号顽强地表现出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些主张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们，例如伯恩斯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要扼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事态的发展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已经堕落为出卖革命的可耻叛徒！
    在我们党内，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翻中国革命的历史定案。他们不仅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也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案”，甚至一路翻下去，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案”也要翻。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用历史虚无主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搞乱人们的思想，妄图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二是兜售西方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比较典型的就是今年3月4日由高尚全主持召开的北京“西山会议”上，贺卫方等人的谬论和主张。（批判文章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令人吃惊的是刚刚出版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刊出了署名关山的文章：《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也在造这样的舆论，与“西山会议”高尚全、贺卫方们相呼应。该文把已经过世的任仲夷的“思想”宣扬一番。任仲夷的“思想”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请看该文的介绍：“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他要“转型”的“民主政治”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呢？他接着说：“政治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体。”“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各有各的不同。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可以参考，可以借鉴的。‘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利制衡，本身没有阶级性的。”你看，多么直言不讳啊！西方的民主政治，真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吗？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真的是“没有本质的不同”吗？“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真的是“没有阶级性”吗？这样骗人的鬼话竟然出自一个挂着共产党员牌子的、曾经是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之口！任仲夷的“思想”，政治和阶级性质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贺卫方所鼓吹的“西方宪政制度”。任仲夷还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政治上也需要竞争”，“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要“竞争政治，优胜劣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共产党要……果断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不要）酿成暴力革命”。可以先“搞政治特区”……。——这就是任仲夷所说的“我是一贯坚定的改良主义者！”“只有改良才能救中国”！他在这里所说的“向社会让步”，就是要我们党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投降！向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投降！他在这里所说的“暴力革命”、“流血革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暴力革命”和“流血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流血革命”。他的这些话，说白了，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就是任由他们把中国“和平”地“改良”到资本主义制度上去！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搞“西化”、“自由化”，却不允许别人对他这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批驳。说什么他“反对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他还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做出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们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么向后人交代？”按他这种说法，似乎我们党“整”错了这两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总书记！换一种立场看问题，真正“整人”的是任仲夷们！他们鼓吹复辟资本主义，“整”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一部分人，他们整的是整个党，整个国家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国人民！任仲夷的所谓“改良主义”和所谓“改良救中国”，是多么杀气腾腾啊！他甚至叫嚷：“政治改革……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样的人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吗？还有无产阶级的气味吗？哪怕一点点都没有！他们在无产阶级面前，在革命人民面前，在民主革命先驱、民族英雄孙中山面前，简直就是一帮跳梁小丑！
    我国宪法明文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阴谋颠覆我国政权、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所谓“改良主义”和“改良救中国”的敌对势力、叛徒和反动分子，不斗争，行吗？！不制止，行吗？！不对他们实行专政，行吗？！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

 

   任何革命的道路都是艰难曲折的，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也不例外。10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自不待说，即使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以后，革命力量也一直处在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迫使孙中山于1912年2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由他取而代之，轻易地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随后又复辟封建帝制。这使孙中山先生看清了北洋军阀的狰狞面目，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先后两次举行武装讨袁以及“护法”运动，但都失败了。1924年１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旨趣》这篇演说中明确提出：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侵略主义。
    后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赶走了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电邀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孙中山于1924年11月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46页）孙中山与宋庆龄离开广东北上。他在途中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第964页）孙中山路过天津的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段祺瑞的代表劝说孙中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孙中山愤怒地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尚明轩：《孙中山传》，第146页）孙中山抵达北京，北洋军阀段祺瑞针对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坚持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强调不应反帝。孙中山赞同共产党的意见，坚决进行抵制，严正要求段祺瑞“改弦更张”。这是孙中山生前做出的最后一个重要决策。
    毛主席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和反帝的大旗。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作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除了台湾省外，把所有在中国国土上的帝国主义势力赶回他们的老家去了，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使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
    回过头来，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看问题，尽管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不彻底的，也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但他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至今还是正确的。首先从当今时代特征上看，虽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依然受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威胁和压迫。其次，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现实表现上看，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还在不断发生。再次，美国至今还在无理干涉我国统一台湾，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支持台独势力。我国的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也被日本所控制和霸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斗争还在继续。
    然而，有那么一些共产党人，被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与平演变的暖风给吹晕了头脑，以为天下没有敌人了，都是朋友和伙伴了。狼和羊都变成相亲相爱的“同类”了。有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2005年11月25日，在某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的文章，公开向美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这就等于说：中国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和干涉、颠覆别国主权的强盗政策了。在我们的一些党的喉舌和大众媒体上，“帝国主义”这样的用语几乎消失了，并且，连霸权主义也很少使用了。更有甚者，那位龙永图部长，竟然把美国比作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把中国比作“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了。还有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央机关某部部长的先生，竟然提出要我国给美国当“三孙子”，傍美国这个“大款”。至于那些叫喊要作美国人，要当美国兵，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第51州”等汉奸洋奴，则不足挂齿了。
    凡此种种，都提醒我们，对于完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决不能停止，决不能松懈，必须坚定的反下去。

           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复兴，必须坚持走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了三十多年的革命，到了“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l集）民主革命难以为继的艰难时刻，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人类社会开天辟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紧接着，1919年我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再接着，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有了自己的旗帜。孙中山先生从这一系列伟大历史事件中受到鼓舞，看到了革命成功的真正希望。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遣代表马林来中国，同孙中山亲切晤谈了9天，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的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多次同孙中山交谈，具体讨论了通过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两党合作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使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后来，孙中山曾经发自肺腑地告诉夫人宋庆龄说：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   
    毛主席在阐述这一段历史时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5页）
    在孙中山病危之际，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孙中山选集》，第994页）对后人寄予殷切的期望。在他弥留之际，还竭尽最后一点精力，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反复呼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邵伟烈：《孙中山》，第189页）
    用什么救中国？晚年的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解救中国的新出路，对俄国的革命产生想往之心，决心“以俄为师”。1924年以后，他在几次讲演中，特别强调了列宁的伟大，十月革命的成功，尊称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孙中山先生说，俄国有革命党，有革命军。他还派人到苏联学习。
    周恩来总理说：“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功绩。（《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原载于1961.10.10《人民日报》） 
    今天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回顾这些有益的经验，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今天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还需要不需要继续走列宁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呢？按理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意见并不一致，还存在着分歧和斗争。有些人，别有用心地把苏联解体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所谓“斯大林模式”，认为“斯大林模式”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们又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而是不能说，因为他们心中的真正社会主义模式，就是“美国模式”！他们若是直接说出来，就露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必引经据典，可以随手找来到处都有的《现代汉语词典》，可以看到这样简单明了的解释：“①指科学社会主义。②指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所有制形式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被这些人否定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有没有这几样东西呢？基本都有。如果这样几条都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还有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难道无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所有制形式不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分配原则不主要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还叫社会主义吗？还何谈“真正”？真是匪夷所思！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都看出来，要强国，必须“以社会主义行之”；必须“节制资本”。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对于资本垄断的流弊，孙中山还提出：“此防弊之策，无外社会主义”，“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
    毛主席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又说：“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而时下我们有些共产党人却十分欣赏资本，喜欢资本，偏爱资本，甚至就差点喊“资本主义万岁”了。这哪里还像共产党员？！他们所鼓吹的道理千条万条，归结到一条，就是私有化。为了实现私有化，他们把公有制说得一无是处，而把私有制吹得天花乱坠。资本是个什么东西？听听马克思的论断吧：“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
    如果我们听从这些主张私有化先生的意见，不坚持公有制，不坚持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势必重蹈苏东各国的覆辙！
    面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产，面对今天复杂的斗争形势，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把孙中山先生临终前留给后人的一句箴言，转摘这里，以为共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完稿于2006.11.12）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