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众所周知，1930年丁玲发表了一篇以瞿秋白的形象为主人公的小说《韦护》。小说描写从事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韦护与嘉丽陷入热恋，却因为意识到耽溺于爱情妨碍了革命工作，在革命与爱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选择不告而别地挥别了恋人。《韦护》在1930年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热潮中，沿用了《封神榜》中护法韦驮尊天菩萨的典故，象征了牺牲自我的爱情而投身于革命的形象来描绘革命精神。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于1939年11月27日在香港的《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上首次发文谈论瞿秋白牺牲前的遗作《多余的话》。此后，又分别在1942年的《风雨中忆萧红》，1946年瞿秋白逝世十一周年写下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以及1980年写下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与1985年的《早年生活二三事》等多篇文章中写下对瞿秋白的回忆与评价，并以“韦护精神”提倡瞿秋白的革命精神。本文的目的即在藉由梳理从小说《韦护》中对瞿秋白的形象塑造，到瞿秋白牺牲就义后，丁玲论述瞿秋白的多篇文献中，对比丁玲与瞿秋白对革命的态度，并从中寻找一些线索，谈论中国革命思潮的变化与实践的转折。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感谢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徐秀慧老师的大力支持，授权“保马”全文刊载。

瞿秋白同志

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

——从韦护形象与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

徐秀慧

　　1、浪漫自我的实现：革命与恋爱

　　丁玲的小说《韦护》[①]，1930年1月至5月连载于《小说月报》上，以瞿秋白与王剑虹恋情作为素材，描述了革命意识克服了罗曼谛克的自我意识。瞿秋白去世以后，丁玲在不同时期对瞿秋白的回忆与评论，呈现了侧重于不同面向的叙述，这些叙述内容，尽管因为丁玲的处境与心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体悟与感触，但始终有其一贯性，都是出自于一心向着革命实践之路的真诚叙述，呈现了丁玲呼应着中国革命发展阶段性的心路历程。今日重看丁玲的瞿秋白论，不能去历史化地看待这些不同面向的叙述，就认为丁玲的叙述前后矛盾。

　　有关丁玲的瞿秋白论，相关的研究，举其要者有张志忠考察丁玲关于韦护的叙述时指出：“在不同时期所言，有着明显的差异，每次讲述，既有重合，也有交叉和内在矛盾”，藉由“丁玲对小说中的韦护与丽嘉之间和现实中的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感情关系的不同描述，解读不同语境下丁玲对这一命题的叙述要旨及其不同的述说心态”[②]。秦林芳的研究则指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揭示了瞿秋白作为“战士”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和二重人格。丁玲的“瞿秋白书写”多次转移了自己的视点和重心。这显示出了在“政治”与“文学”的张力场中丁玲自我意识倾向的波动和迁移。瞿秋白这个被书写的“他者”，实际上成了人们观照丁玲复杂“自我”的一面镜子[③]。张志忠与秦林芳的研究，无论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或是从主体叙述的视角，共同考虑到了丁玲所处的文化语境与场域性的差异，导致丁玲对瞿秋白论述的差异，并隐含了自我投射与告白的叙述策略，对本文颇具启发性。

丁玲：《韦护》

　　丁玲在中共革命重要的转折期，总是会想起瞿秋白，有时也会论及《韦护》。我想要藉由丁玲的韦护形象塑造与瞿秋白的论述，对比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以丁玲和瞿秋白作为中国知识革命者的代表，探讨中国知识分子革命实践的路径。笔者认为丁玲对瞿秋白的论述，尽管侧重的面向有所不同，但自始至终都对瞿秋白的革命精神予以肯定，丁玲从未怀疑过瞿秋白对革命的实践与奉献。甚至当丁玲因为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热恋而感到寂寞，决定离开上海时，丁玲在1980年《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回忆道，当王剑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时，她告别了这位挚友：“好友啊!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的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我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第6卷，页43)丁玲至晚年显然还是认定当她与王剑虹还徘徊于冯雪峰所谓“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时，她遇到了上海大学“最好的教员”瞿秋白，引领着她走向她往后的人生道路。

　　从私人情谊来说，丁玲对于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悲剧，从不隐讳她为王剑虹生病时瞿秋白不在身边感到不平，无论是《韦护》或是1931年的公开演讲《我的自白》，她都将这场悲剧归咎于有着矛盾的二元性格的韦护(瞿秋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提到当时的心境：“我心想：我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第6卷，页46)丁玲也在此文坦承她曾经对于瞿秋白在王剑虹病逝后几个月[④]即与杨之华结为连理无法谅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丁玲因此有意疏远瞿秋白。

　　丁玲在塑造“韦护”形象时，虽然受限于她当时的生命体验，无法具体描写投身于革命工作的“韦护”，而侧重于描写恋爱中的“韦护”。但《韦护》正是因为描写了受到五四启蒙精神、个性觉醒的革命知识者，在革命的浪潮席卷底下，陷入文艺与政治、个人与集体、恋爱与革命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性，而写出了那一代知识革命者的形象风貌。丁玲“韦护”的形象塑造以及对瞿秋白的评价，完全展现了丁玲公、私领域分明的理性与感情。在怀念王剑虹的私人情谊上，她无法对瞿秋白与杨之华这对“爱人同志”感到释怀，所以她在《韦护》中不但描写了韦护在俄国的风流史，也让她在诀别丽嘉的信中自我忏悔道：“韦护又有了流氓行为，又欺骗了女人”、“韦护终究是物质的，也可以说是市侩的，他将爱情亵渎了，他值不得丽嘉的深爱呵!”(第1卷，页108、109)虽然理性上丁玲明白王剑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他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理性上她无法苛责瞿秋白，但这应该是后设的理解。丁玲坦承她当时还曾向谭惕吾倾诉她对瞿秋白的怨气，谭惕吾劝导她，丁玲听进去了，但也因此疏远了谭惕吾，她和瞿秋白同在北京时，“反而好像不认识一样”(第6卷，页49)。

瞿秋白与杨之华，1929年摄于黑海之滨

　　写在瞿秋白与杨之华婚后六年的《韦护》，丁玲似乎还想要给自己一个理由，解释瞿秋白何以在王剑虹病逝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很快地接受杨之华的爱情。写作《韦护》时，丁玲已经见识过瞿秋白和杨之华“爱人同志”的婚姻。所以丁玲描写韦护发现自己可能爱上丽嘉时，希望自己可以抗拒爱情的诱惑：“他很怀疑丽嘉，他确定这并不是一个一切都能折服他的人。”(第1卷，页65)丁玲在1931年的演讲时提到《韦护》，写的是他的一个作家朋友，并说明她写的这位朋友(即瞿秋白)的苦恼：

　　他曾说，他爱她并不如她诚恳的那样，他只以为那女人十分爱她，而他故意写诗，特意写的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她。每日与朋友都是热烈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他很希望他的Lover能把关于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很希望得到一个心目中所要来的一个爱人。他曾老老实实的对我这样说过。[⑤]

　　丁玲在这场演讲中虽然讲述的是瞿秋白感到恋爱与革命工作的冲突，但却也在无意中透露出她能够理解杨之华与王剑虹对于瞿秋白来说，当然是杨之华更能满足瞿秋白对“爱人同志”的想望，可以使革命与恋爱相得益彰。丁玲在塑造丽嘉与韦护的恋情与革命的矛盾时，丁玲情感上不能不为她的挚友王剑虹抱屈，但是1934年瞿秋白被派去苏区工作，党的要求一样使瞿秋白诀别了爱妻杨之华，并且从此天人永隔。1985年当丁玲写《早年生活的二三事》又更客观、理性地讲述瞿秋白、王剑虹与杨之华的恋情时，则写道：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他写履历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写的是王剑虹。他和王剑虹认识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剑虹死后，遗体放在四川会馆。当时瞿秋白正好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会，这个会他是非去不可的。(第10卷，页306)

　　显然丁玲生前一年已经全然释怀她为王剑虹感到委屈的感伤。丁玲出于为王剑虹抱屈意识下开始创作《韦护》，但《韦护》却成了丁玲克服五四浪漫意识的首篇之作。虽然丁玲对瞿秋白有不谅解，丁玲依旧依循瞿秋白对韦驮菩萨精神的自我期许，塑造了瞿秋白牺牲自我、奉献于革命的韦护形象。

　　尽管韦护的革命形象不够具体，但小说还是多次铺陈了韦护不可磨灭的革命信仰，一开场就说“他目前全部的热情只能将他的时日为他的信仰和目的去消费”，当他发现自己可能爱上丽嘉时，即抗拒着这段恋情：“他并不反对恋爱，并不怕同异性接触，但他不希望为这烦恼，让这些占去他工作的时间，使他怠惰”，虽然这不过是“生命的自然需求”(第1卷，页65、109)。当他从热恋中清醒过来，他明白所想望的与丽嘉学鲁宾逊漂流到无人小岛共度余生，不过是自欺欺人。韦护并不在乎被同志攻击，促使他真正下定决心离开丽嘉的原因是他无法违背自己的信仰：

　　他已不能真真做到只有丽嘉而不过问其他的了。唉，若是在以前，当他惊服和骄恃自己的才情的时候，便遇着丽嘉，那是一无遗恨和阻隔的了。而现在呢，他在比他生命还坚实的意志里，渗入了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与他原来的个性不相调和的，也就是与丽嘉的爱情不相调和的。他怠惰了，逸乐了，他对他的信仰，有了不可饶恕的不忠实;而对丽嘉，也一样的不忠实了。(第1卷，页103)

　　《韦护》中多次铺陈韦护的二元性格。韦护给丽嘉的诀别信中也提到，将他深爱的那些文学书籍与诗作，一并送给丽嘉。丁玲于此处将文学志趣与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也显现出写作《韦护》时丁玲自身对文学与改革社会的认知。受到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的影响，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来，即把文学、自由恋爱当成是自我的实践。到了写作《韦护》时，因为受到瞿秋白的影响，丁玲将韦护的革命信仰、意志与实践也纳入自我实践的可能之一。但是此时的丁玲也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流露出的将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视为是矛盾的二元性。丁玲是到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经过革命工作的体验与整风运动才逐渐克服了这种革命与恋爱、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性。丁玲塑造的韦护形象与瞿秋白在《多余的话》[⑥]的自剖却有着高度的重叠，这也说明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实践，只能是中国普罗文学的转折期。五四的启蒙思潮、个性解放与欧化的白话文体，都必须经过瞿秋白在3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文艺大众化”的时代课题中，逐一克服革命知识者从封建意识解放出来的自我意识，并在延安根据地进一步完成与群众意识的结合。而在此过程中，丁玲的普罗文学的实践过程与路径是完成革命知识者“文艺大众化”的最佳言诠。

　　2、《韦护》、《多余的话》与丁玲踏上革命之路

　　这一节我将进一步对比《韦护》中的韦护形象与《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的自剖，进一步探讨丁玲以她的敏锐度从革命的前行者瞿秋白身上意识到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性，直到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丁玲自己也被国民党拘禁三年，直到延安时期的写作，丁玲对此一政治与文学的二元意识始终抱持着高度的自觉与警醒。

　　瞿秋白就义前的《多余的话》完全无悔于作为革命人的一生，但对于自己只是个“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却被推上中共政治领导人的位置，认为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带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的人”的负罪意识无情地自剖[⑦]，说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始终没有脱去出身于绅士阶级的绅士意识：

　　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往没有米饭煮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几多元的裁缝债，要用剩余的木器去抵债。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有脱掉的[⑧]

　　对于绅士意识的自省，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也曾写道：“母亲死时遗下的债务需得暂时有个交托，——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⑨]为着让瞿秋白兄弟得到亲族的救济继续读书，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女士宁可自杀的牺牲意识，对瞿秋白处处压抑自我意识、为革命大局着想不无影响。他到临死前还挂记着积欠洗衣妇的工资，对于绅士为维持体面生活的虚伪性也有着深刻的批判。

　　丁玲描写韦护陷入废织废耕的恋情时，说“原来就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说那是上层社会的绅士气派”，而他自己也感到矛盾的痛苦：

　　他在自己身上看出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一种呢，是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亲，和那热情、轻躁以至于自杀的母亲，使他们的儿子在很早便有对一切生活的怀疑和空虚。因此他接近了艺术，他无聊赖的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若是他能继续舞弄文墨，他是有成就的。但是，那新的巨大的波涛，汹涌的将他卷入漩涡了，他经受长时间的冲击，才找到他的指南，他有了研究马克斯列宁等人著作的趣味。(第1卷，页101)

　　丁玲也将瞿秋白的负疚意识表现在韦护身上，小说中除了透过韦护之口道出自己身上也残留着“名士的遗毒”(第1卷，页22)，又描写他为张罗住处考虑得太多：

　　他必须找一个干净的房子，和一个兼做厨子的听差。但是不知所以然的，他常常为一些生活得很刻苦的同志弄得心里很难受，将金钱光花在住房子和吃饭就花费那么多，仿佛是很惭愧的。他的这并不多的欲望，且是正当的习惯(他自己横竖这样肯定)，与他一种良心的负咎，也可以说是一种虚荣(因为他同时也希望把生活糟蹋得更苦些)相战好久。结局是另一种问题得胜了。就是他必须要一间较清净的房间，为写文章用。(第1卷，页39)

　　当丽嘉第一次来到韦护的住处时，“房里的装潢，使丽嘉微微惊骇了一下，但随即便坦然了。她看出这房子的主人没有一点与这些精致的东西不相调和”(第1卷，页70)。显然无论是瞿秋白或丁玲，当他们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潮洗礼后，他们所接受的那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严酷地检验着他们身上“小布尔乔亚”的习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反省自己身上残留的绅士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的二元意识时，写道：

　　我二十一岁，正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甚么呢?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是市侩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是狂妄的人物，说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⑩]

　　另一方面瞿秋白也说：“同样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并在《多余的话》中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反省自己在政治工作上的失败，他一一交代了从盲动主义到立三路线自己对于中国革命情势的误判，“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11]。

　　张秋实根据解密的俄罗斯档案中，研究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他的研究指出：共产国际对李立三路线的认定不断改变，是因为米夫、王明的宗派主义不断地在莫斯科方面搞政治斗争。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在米夫精心运筹下，瞿秋白为承担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政治责任，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的身分。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瞿秋白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遭到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的米夫的反对，最后是由王明10月到莫斯科出任代表一职，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回国。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已经成功地获取国际共产的信任取得中共的领导权，虽然名义上是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实权却是掌握在年轻气盛的王明手中。张秋实认为瞿秋白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谢绝”了米夫代表远东局对他做出苏区中央局九人委员之一的工作安排，除了因为身体不好，还在于他想退出党内复杂政治斗争的漩涡[12]。

　　瞿秋白对于自己服从于国际共产的指示，却依旧无法胜任的政治工作，自责于“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所造成;并且认为“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了”。这里的“去年”，就是他必须离开上海、告别爱人杨之华，告别与鲁迅一起从事的俄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接受党的安排到瑞金办苏区中央教育的任务。丁玲称瞿秋白在上海的左联时期是“金黄色的生活”。显然，瞿秋白对于这段将文学与政治、恋爱与革命结合的“金黄色的生活”仍有所眷恋[13]。因而，在就义前道出自己不适合从政的心境。《多余的话》全文虽然未提到鲁迅，但是瞿秋白唯一肯定自己的是“仅有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是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而这正是鲁迅极其看重的瞿秋白关于俄国文学与文艺理论的翻译贡献，给予“信而且达，并世无两”[14]的高度评价。

《夜谈：鲁迅与瞿秋白》，李宗津作

　　《多余的话》并无悔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说道：“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瞿秋白自认为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性格，以至于对文学与政治感到无法调和的矛盾。关于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鲁迅说得比较清楚：

　　我每每觉到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15]

　　怀抱社会主义终极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瞿秋白当然无法调和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反而是当他淡出政治舞台，在上海与鲁迅共同合作领导左联时期，能够将文学与革命的志趣结合发展得很好，所以他总结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将瞿秋白翻译的理论的文学作品，编辑了上、下卷的《海上述林》，上卷的部份主要是左翼文艺理论，下卷则是诗、剧本和小说等文艺作品。1936年以“诸夏怀霜社校印”的名义发行。《海上述林》的内容完整呈现了瞿秋白翻译马列主义文学理论与俄国文学的成果，展现了中国普罗文学发展在30年代此一转折期借镜苏联的重要成果。瞿秋白牺牲前仍无法忘情文学志业，正如胡也频就义前写给丁玲的信中所言，他估计总有那么二三年的徒刑，他天天听狱中同志讲故事，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这些同志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有强烈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要丁玲多寄些稿纸给他[16]。1933年至1936年期间，丁玲自己也身陷国民党的软禁，却能够多次婉拒国民党特派员的写作邀请，丁玲终究没能忘记胡也频牺牲前对于普罗文学的热情与未竟的志业。因此，后来丁玲在陕北第一次看到《多余的话》时，她完全能够理解瞿秋白的心情。

　　写于1929年冬的《韦护》，自1930年问世以来，即被公认为是丁玲从五四时期的自我意识转向革命意识的转折期之作，钱杏邨率先指出是“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留恋”[17]，冯雪峰肯定丁玲的《韦护》“已经有一条朦胧的出路了。彷佛已在社会中看见新东西了”[18]，茅盾也认为是“是丁玲思想前进的第一步”[19]。同时，这些来自革命阵营的评论家，也都共同从普罗文学的视角指出了《韦护》的不足。钱杏邨认为：“这一部长篇依旧是一部恋爱小说，与革命没有深切的联系。”[20]冯雪峰指出《韦护》还带有丁玲早期作品中“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21]的倾向。茅盾也批评说：“但在全体上，除了写丽嘉那种热情的狷傲的个性以及模糊的政治认识而外，那位男主角韦护是表现得并不好的。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地描写也是一个缺点。”[22]

　　茅盾的批评确实很中肯，《韦护》虽然是以瞿秋白作为主人公的形象命名的小说，但是小说基本上是以丽嘉的视角看待“韦护”的。与其说是以丽嘉的视角，不如说是以当时丁玲的视角看待瞿秋白的，而当时尚未实际参与革命工作的丁玲，确实无法深刻地描写“韦护”的革命工作。小说中丽嘉的性格奔放，幻想着到法国去，年纪比珊珊小，受到珊珊的照顾，与其说丽嘉是王剑虹的投射，不如说是丁玲自己的投射。丁玲在1931年的公开演讲时就曾表示：“那时我每天都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的缺点，现在是不适宜的了。不过那还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又大大不同了”[23]。何以才一年的时间，丁玲就有这么大的转变?那是因为1931年的2月，丁玲历经了另一半胡也频牺牲的“左联五烈士”事件。胡也频的牺牲，对于丁玲以实际行动参与革命，有重大的影响。

　　丁玲在演讲中也提到胡也频鼓励丁玲写作《韦护》，当丁玲一度想放弃时，胡也频鼓励丁玲“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完成后，胡也频的批评是“太不行了，必须重写”，致使两人“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24]。当时的胡也频比丁玲还要早信仰革命，丁玲多次提到胡也频革命觉悟的历程：“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第9卷，页68)又说：

　　也频在二八、二九读了大量的鲁迅和雪峰翻译的苏俄文艺理论书籍，进而读了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他对革命逐渐有了理解，逐渐左倾，二九年写了《到莫斯科去》，三O年写了《光明在我们前面》。(《胡也频》，第6卷，页96)

　　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25]一样是以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分别描写身为党国要人的少妇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女主人公，受到恋人的启蒙加入到革命的实践中。《韦护》虽然取材于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恋情，但是我认为其中也投射了丁玲和胡也频两人的恋情和革命实践的体验。丁玲说：

　　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和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第6卷，页68)

　　当时正在写作《韦护》的丁玲还无法理解胡也频对革命的觉悟与信仰，丁玲曾回忆道，胡也频告诉丁玲：“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丁玲的反应是：“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话。”左联成立以后，胡也频“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个人写我的小说《一九三O年春上海》”(《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第9卷，页68、70)。

　　到了1933年时，丁玲还曾经为《韦护》被当成普罗文学批评申辩：

　　我没有想把韦护写成英雄，也没有想写革命，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所以有几天，每天都写五千字，人非常兴奋，快乐。到《小说月报》登载，自己重来读到的时候，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自己发现只是一个很庸俗的故事，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26]

　　1932年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公式化已经被清算了，所以丁玲当时也自认为“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陷里去了”。那是因为写于1930年的《韦护》，当时的丁玲对于革命文学、对于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始终抱持着观望的态度。然而，丁玲后来在1980年重新评价《韦护》时，表示：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第6卷，页49)

　　事隔五十年后，丁玲对于自己创作《韦护》的局限非常坦白。丁玲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瞿秋白后来曾写信给丁玲署名“韦护”，并曾当着丁玲的面说应该为丁玲和胡也频的小孩取名为“韦护”，丁玲说道：

　　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的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第六卷，页50)

　　诚如茅盾对《韦护》的批评与丁玲后来的坦诚，《韦护》没能深刻地描绘出韦护牺牲自我、献身于革命的社会整体性，那是因为当时的丁玲对于革命者“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还没有深切的体会。然而丁玲“模模糊糊”感受到瞿秋白在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的二元性所创作的《韦护》，作为她克服自我意识，转向社会、转向革命写作的首篇，在丁玲的创作史上却像是一盏明灯。

　　《韦护》是丁玲从描写女性浪漫情爱的主题转向革命意识的首篇之作，瞿秋白这位革命战士的前行者，让丁玲克服了五四运动以来解放自我的“罗曼谛克”情结。《韦护》的结尾，改写了王剑虹病故的悲剧，以丽嘉从失恋中觉醒，“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展现了丁玲对知识女性寻求自我出路的期许。同时也预言了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毅然投身革命工作的决心。历史的造化，让后来的丁玲不仅走上了“韦护”的道路，并透过在延安的革命工作与在创作中实践着瞿秋白提倡的“文艺大众化”理论，逐步地将文学与革命的理想主义合而为一。

　　瞿秋白牺牲后，丁玲的瞿秋白论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展现了她自身在革命实践的过程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自我实现与革命现实的反思。在此过程，丁玲自身革命实践历程，也如同她所塑造的“韦护”一样，诀别了视文学与爱情为自我实现的浪漫情怀，一步一步迈向革命实践之路。

　　瞿秋白在遗言《多余的话》中来不及实践的：“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27]瞿秋白就义临死前没有忘记他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感叹自己没能深入群众的生活，与无产大众建立“共同的语言”。从丁玲后来走向延安的革命道路，并完成了反映土地改革之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确实完成了瞿秋白来不及实践的文学与革命结合的遗志。

　　3、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

　　丁玲在《与友人论瞿秋白》的短文，留下了她第一次对《多余的话》的评价：

　　秋白诗原文并未见，在“逸经”上也见过，并有“多余的话”。有些人以为造谣，因为他们以为有损于秋白。我倒不以为然，我以为大约是秋白写的。秋白是一个末落的官绅子弟出身，受旧的才子佳人熏染颇深，但他后来投身政治，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共领导人之一，卒至牺牲。人说慷慨牺牲易，从容就义难。秋白真是从容就义，不为不光荣。但秋白自然在感情上，在私人感情上，难免有些旧的残余。中共以前生活亦较散漫，所以还没有些空闲温习旧的感情，在他情感上虽还保存有某些矛盾，在他的平生却并未放纵它，使它自然发展过，他却是朝着进步方向走的。这种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的途程原来就是艰苦的。所以我并未觉得于秋白有损，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不更好些么! ……[28]

　　当时有些人怀疑《多余的话》是国民党捏造的，丁玲不但肯定是瞿秋白写的，而且认为未损于瞿秋白的光荣牺牲。丁玲认为瞿秋白尽管在情感上保有旧的残余，但他并未放纵它，而是“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此一看法，丁玲在写作《韦护》时，即已经有所体认。“他的才情呢，逸兴呢，一切都已疏远了……他一想起过去的生活，想起他被二十世纪的怒潮所冲激的变形，他真感到有点伟大得可惊叹!”(第1卷，页22)

　　1939年丁玲写这篇短文时，她从1936年脱离国民党的监视软禁到陕北、延安地区历经三年的革命生活，距离文艺整风还有三年的时间。丁玲从先后担任“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等革命工作中得到了历练。苏敏逸研究丁玲一生的创作转折，她指出：“对丁玲个人来说，从事革命事业并非毫无为难与勉强。”丁玲曾经对于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感到懊丧：“她认为自己是写文章的人，以此身分带领革命队伍，从事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炭等工作，不但不适宜，而且没经验更没兴趣”。但是丁玲勉力为之，并在日记中提出对自我的提醒、改造，包括对群众的认识与态度，对集体运动与领导的方式，提醒自己要“确立信仰”，丁玲并体悟道：“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29]所以丁玲评价瞿秋白的生命历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的途程原来就是艰苦的”，也道出了自己在延安地区从事革命实践的体悟。

西北战地服务团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丁玲在《与友人论瞿秋白》的结语，却话锋一转：“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不更好些么!……”此时中共组织部审查她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还没有下来，直到一年后的1940年才落实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30]丁玲以她的政治敏感度，出于对瞿秋白的同情与尊敬，似乎预感到《多余的话》对于不了解瞿秋白者将发展出不利于瞿秋白的论调。丁玲后来也说：

　　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绝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污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第6卷，页54)

　　丁玲经过“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一职的历练，1939年又到马列学院学习。终于在1940年以后陆续写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夜》等以根据地为背景的成熟之作。这几篇小说仍旧维持丁玲以知识分子的视角的叙述。丁玲当然没有想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后来让她饱受批判。《我在霞村的时候》向来被认为以贞贞对立于农民封建意识的残留，但是笔者以为《我在霞村的时候》翻转了身为农村指导员的叙述者“我”与贞贞的“启蒙”位置，“我”为了贞贞的幸福，也曾想过劝贞贞不要再与夏大宝斗气，然而贞贞考虑的却不再是个人的幸福：“人也不是只是父母的，或自己的。”让指导员的“我”反而在贞贞身上上了一课。《在医院中》虽然透过努力工作的陆萍揭示根据地医疗机构的落后、因循与人力、物资的匮乏，使丁玲被冠上“反集体主义的，是在思想上宣传个人主义”[31]。但笔者却认为，丁玲对于陆萍天真、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批判，丁玲为何在文末安排一个被误诊而锯断双腿的老同志对陆萍进行的规劝，使陆萍领悟到“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叙述者“我”，或是陆萍，其实都隐含了丁玲对知识革命者对自我改造的自省意识在其中。

　　1942年3月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引起一些争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干部学习会议上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对此，丁玲回忆道：“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期间，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片断回忆》第10卷，页280)紧接着就迎来文艺整风的座谈会，5月底毛泽东做完《讲话》结论后，照相时还调侃丁玲说：“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32]，显示整风运动对丁玲的批判k还没那么紧张。但是敏锐如丁玲却在此前一个月怀念年初病逝于香港的萧红的散文中，想起了瞿秋白：

　　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 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风雨中忆萧红》，第5卷，页135)

　　踏上瞿秋白革命实践的道路，来到延安的丁玲，在这篇感怀的文章流露出较为复杂的思考，透显出历经丧夫、被捕、等待审查的丁玲在整风运动前藉由忆故人以自我勉励的心情写照。文章开头写下雨天闷在窑洞中的心境转折：

　　世界上甚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以忍耐的却是阴沉和聒絮;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第5卷，页134)

　　丁玲先是想起了“一切为了党”的冯雪峰，即使受埋怨也没有感伤。接着去体会瞿秋白内心的战斗，然后才描述她与萧红交往的经过。丁玲描述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萧红的谈话，并感叹当初没能说服萧红来延安：

　　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第5卷，页137)

　　从文中可以看出丁玲尽管感受到整风即将开始的气氛，但她还是认为延安是富有朝气而有助于实践理想的生活的。接着她又说：“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并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第5卷，页137)这不独是对萧红坚持为自我而活却潦倒病逝的生命感到惋惜，并且期许自己能够为集体的崇高的理想生活而奋斗。文末并表明自己要为屈死的和未死的朋友坚持下去，从这样的结语看来，丁玲在这篇文章中感叹瞿秋白“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却仍然为瞿秋白战斗到死感到肃然起敬，对瞿秋白的牺牲“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评价，则不无自我勉励的意味。

　　1946年丁玲写了一篇《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谈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明自己对此一创作问题的体悟。在这篇文章中，丁玲说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反复读反主席的讲话，都不能不想到秋白同志。她首先肯定秋白同志给了她很多教育，先是在立场上，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

　　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但距在延安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时是十年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还需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我曾经想过，假如秋白同志不死，我也许会羞于见他的啊!可是现在又四年过去了，我又有甚么成绩呢?(第5卷，页267)

　　这一年也是丁玲开始着手写作反映土地改革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这篇纪念文章中提到她为形式问题感到苦恼：

　　整风以后，我在工厂、农村都稍稍跑了一时，时间虽不多，却搜到一些素材，当我想执笔写它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用甚么形式?我一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对秋白同志所反对过的欧化形式起了根本的怀疑。(中略)因此，急切要产生的确继承了中国民间形式的优美、而又有创造、完全使用新的语言、从老百姓那里提炼出的语言的作品，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虽然这还有着许多困难，但方向却要清楚，主要是从中国民间形式上去吸取外国的革命的进步的文艺，要如同秋白同志说的：“应当运用说书、滩簧等类形式。……利用流行的小调，夹杂着说白，编成记事的小说;利用纯粹的白话，创造有节奏的大众朗诵诗;利用演艺的体裁创造短篇小说的新形式。……至于戏剧，那就办法更多了。这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后，经验还会告诉我们许多新的方法，群众自己会创造许多新的形式。”而对于欧化语言、格式的白话文，秋白同志也骂得很透骨。(第5卷，页268)

　　丁玲在文末说：“今天想到秋白同志而生许多感慨的时候，却不免也有一些慰藉，就是秋白同志所希望的文艺，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渐渐萌芽了”;并以“我个人失去了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的心情，同时对革命却又怀着坚定的乐观来纪念秋白同志”。笔者认为丁玲在这篇文章中坦言自己“脱胎换骨”之难，说自己反复阅读毛泽东的“讲话”，都使她重新回过头去学习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在对照她日后写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整风前作品的形式和语言来看，丁玲在此展现了她对于整风学习运动的积极与热情。

　　李陀在《丁玲不简单》一文中论述了丁玲在整风运动前后的写作转变，以及丁玲在毛文体形成的话语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李陀认为丁玲作品展现了现代文学尚未成熟的浅陋和粗糙，这是相对于早熟的鲁迅、萧红和张爱玲而论的。李陀并未深论此一审美品格的评价标准为何?笔者并不认为丁玲一贯以自我实践之历程发展出来的文体或主题意识就是粗糙的。不过，李陀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西方文化圈向来期待文革时代受难的作家以压迫/抵抗的叙事来谈论他们的受难经验，丁玲复出以后的回忆与谈话却使西方失望。针对西方这种压迫/抵抗的叙事，或者是李泽厚以“启蒙”隐喻对现代性的追求，以“救亡”隐喻对现代性的拒绝，李陀认为以这两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去解释中国当代历史不过是管窥蠡测。李陀认为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学习一套新的话语的运动，问题是仅仅依靠政治压力是否可以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语言而接受另一种语言？他从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对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得到启发，指出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在世界范围总是与反帝国主义的大历史语境相关。

　　李陀将毛文体放在现代性话语的扩张去考察，认为毛文体根本上是一种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毛文体所具备的双重性是同样依赖政治压力的三民主义明显缺乏的，此一双重性展现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标志的种种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主张民族独立以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主张在传统和现代二分的前提下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并且召唤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使他们为毛文体的再生产贡献热情、才华和最美的青春岁月。李陀认为在毛文体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丁玲对毛文体的再生产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应该以当今的语境相应的一套新的语言去面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33]

　　而贺桂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认为被纳入延安文化体制的丁玲，只能使自己极力融入集体之中，就像丁玲复出后作品中的模范党员杜晚香一样，仅仅是一个党国的“齿轮和螺丝钉”，原有的自主空间已不复存在[34]。但是笔者以为整风学习运动后脱胎换骨的丁玲的自我主体位置并未消失，她将自我实践与集体革命结合在一起，并且在历次运动中从群众中获得温暖和力量。与群众在一起，使她克服了没落的绅士阶级的瞿秋白临死前都还不放过自己、对自我进行审判的二元性格，丁玲透过革命实践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重建，这种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的自我主体的诞生，是现代中国社会革命的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丁玲九死一生的历经国、共内战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当她选择了与集体的革命生死与共的延安道路时，就已经为自我主体选择了一个告别个人主义实践的路径。女性主义的视角向来也只能是知识女性才拥有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更不可能实践女性主体。而丁玲透过整风运动与群众结合的革命实践路径，使自我脱去精英意识、脱去性别意识，回归到我是群众中的一份子的“人类人”的主体，此一主体让丁玲挺过种种的政治压迫，其魅力并不逊于一个“女性作家”的桂冠。

丁玲

　　1981年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说她在北大荒养鸡时，并没有想过是大材小用。这与她在延安地区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而感到懊丧、仍旧怀抱着“作家意识”的丁玲已经是另一个丁玲。而演讲中丁玲对共产党的评价，也很有意思，她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平反运动，等于承认过去整你整错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换言之，她对于自己挺过文革，充满了自信与骄傲。她的自我主体，还不小于党国。丁玲回忆瞿秋白时，也指出：

　　《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但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第6卷，页58)

　　换言之，丁玲认为自己的一生，超克了时代、环境加诸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课题。1980年6月，丁玲在《韦护精神》一文中，重申“秋白同志革命的一生和他在革命中的巨大贡献，他在斗争中的表现和最后的从容就义，证明了他是人间的真正的韦陀菩萨，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以“韦护精神”定位瞿秋白。有意思的是，丁玲翻转了瞿秋白所说的面向佛陀的韦陀普萨的典故：“让韦护们转过身来，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第8卷，页92)。这个“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其实已经不是青年时被卷进马克思主义信仰，透过马克思主义仍无法克服绅士阶级的文人意识的瞿秋白所言嫉恶如仇的韦陀菩萨，而是已经接近佛陀普渡众生的精神。“面向人间的韦护精神”正是丁玲继承瞿秋白未竟的志业，完成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透过整风运动学习毛文体的再生产，从而将自我主体与群众结合的革命实践的遗产，丁玲号召以此历史遗产继续为实现中国化的现代化社会而努力，则是后继的知识分子该有的精神意识。

　　附录：

　　[①]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1页。下文中引自《丁玲全集》之引文，仅在文中标明卷数与页数，不再一一标注。

　　[②] 张志忠：《关于“韦护”的几种叙述―—现代作家创作发生学研究之一》，收录于《新气象 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③] 秦林芳：《论丁玲的“瞿秋白书写”》，《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168页。

　　[④] 王剑虹1924年7月病逝，瞿秋白与杨之华于同年11月结婚。

　　[⑤] 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演讲》，原载《读书月刊》第2卷第4、5期合刊(1931年8月10日)，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此文为记者纪录的文字。

　　[⑥] 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7》，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页。全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政府档案手抄本刊出，并将之与1937年上海《逸经》半月刊发表的全文比对，一一注明《逸经》版遗漏的几段文字，瞿秋白手稿至今未见。

　　[⑦] 有关“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的互文性，参见陈相因《“自我”的戏码与符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办“2013第三届叙事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10.25-26。

　　[⑧] 同注6，页701

　　[⑨]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⑩] 瞿秋白：《多余的话》，第701-702页。

　　[11] 同上，第707、710页。

　　[12] 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349页。

　　[13] 胡秋原曾经评价《多余的话》“是一篇政治的散文的葬花词”，见《胡序——瞿秋白论》，收入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剧》，台北幼狮文化，1982年版，第20页。

　　[14] 鲁迅：《绍介<海上述林>上卷》，原题《〈海上述林〉上卷出版》，载于《中流》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20日)，王世家、止庵编《鲁迅着译编年全集第贰拾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15] 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着译编年全集第捌卷》，第536页。

　　[16] 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全集9》，第77页。

　　[17] 钱谦吾：《丁玲》，收录于《现代中国女作家》，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18] 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原载《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13页。

　　[19] 茅盾：《女作家丁玲》，原载《文艺月报》第2号(1933年7月15日)，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17页。

　　[20] 钱谦吾：《丁玲》，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01页。

　　[21] 何丹仁：《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11页。

　　[22] 茅盾：《女作家丁玲》，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页216。

　　[23]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演讲》，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82页。

　　[24] 同上。

　　[25] 胡也频：《胡也频选集》(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丁玲：《我的创作生活》，载《创作的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转引自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92页。

　　[27] 瞿秋白：〈多余的话〉，页717。

　　[28] 丁玲：《与友人论瞿秋白》，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446期(1939.11.27)。此文的发现由刘涛率先提出，见刘涛：《丁玲论瞿秋白的一篇佚文》，《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第56-58页。刘涛说他是看到香港《大风》第56期(1939.12)转载了丁玲这篇文章，文末注明是11月27日《星座》，刘涛推测应该是1939年的《星座》，但他还没有到香港查阅此文。拜网络数据库之赐，我将香港中文大学数据库中找到《星座》的这篇文章，附录于文后。

　　[29] 苏敏逸：《女性․启蒙․革命――丁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对应关系》，台湾学生书局，2012年版，第175-176页。

　　[30] 1940年10月4日《中共组织部审查丁玲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丁玲全集》第10卷，第106页。

　　[31] 燎萦：《“人……在艰苦中成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34页。

　　[32] 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33]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34]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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