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
昨天6点半出站，为了做笔记，在新乡没动。今天8点50给继正学校的张书记打电话，说我到新乡了。继正学校是获嘉县崔槐树村的农民集体筹资兴建的纪念革命老前辈，怀念毛主席，继续我们党的正确道路的民办学校。我曾采写了《从痴人说梦到梦想成真——中原继正学校采访纪实》的文章，发表在和毛泽东旗帜网上。毛泽东旗帜往网还委派我代表网站给继正学校送书和毛主席纪念章以及“为人民服务”胸章。之后他们来北京活动时也邀请我到场，校长和书记到我家来看我，并请我带他们去看马宾老。因为我就是农民子弟，我对他们是高看的。于是友谊逐渐加深，尤其对他们的存续颇为担忧。这次南行归来走到他们家边了，我必然想去看看。校长让我到获嘉坐5路车去，后来怕我找不着5路车，就让书记开车到获嘉接我。我临时改变计划，增加了行程内容，傍晚就落脚继正学校了。
继正学校的诞生是创办人公社社员张素荣梦见了三位老人，其中那位没有后人的老人嘱咐她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要创办一所老百姓学习毛泽东思想，纪念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民众学校。她把这个梦跟家里人说了，也跟姐妹说了。为了寻求支持，她和一个姐妹到北京求见了邓颖超老人。邓老还真的热情接待了她们。
这里我想用我曾经发表在文章里的一段(尽管文字运用欠准确)张素荣的自述，来表述她们创办这所学校的动机：
我是一个贫穷人家出生的女孩，出生于一九五五年，阴历正月初十。小名叫爱荣，爷爷给起名叫多多，叫石头，大名叫张素荣，书名正恒。
从小和父母亲过着一种很平凡的生活，因为我姐妹、弟弟共八个，我排老三。父母亲身体都不好，但是我的父母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我妈妈是一个贤妻良母。因为我的父亲从四九年解放，入了党，参加土地革命，一直当干部为党做事几十年。从小我就听父亲讲，人要有良心，特别是我一家，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救回来的。他还给我们讲好多好多的革命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和对党对人民的好处。父亲说：“做人要走正道、要正义、心正、气正、做事心态平衡。”
一个人的一生，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父亲说当一个人在世上活着，一定要活得有声有意，要学会感恩，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这才是一个人间有价值的人。我最崇拜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个好老人、好干部、好党员。因为他不自私，从不为己，在社会主义的过渡年代，他一切都想着群众和大家，所以我就牢牢记住了父亲的常言真语。
我十七岁入团，在村里当团支委、民兵连长，担任妇女主任、小队队长，在县里民兵集训时获得了“打靶神枪手”的荣誉。我是一九七八年元月一号结的婚，来到了本乡的崔槐树村和崔修庄成了家。我难忘的一桩桩烦心大事，引怒了我的心，一九七六年的元月八号，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六号，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号，一连连的惊心大事，气伤了我的心。从那大型的追悼会开始，我从县里回来，我就得了个心病，每天晚上都做梦，梦中都是这样的问话，五位老人，其中有三男两女，我不认识，他们也没有说是谁，只是告我说：“能为我们办学校吗?”我问：“什么学校?”一个男的转身告我说：“办军校，我是毛泽东。”第二个男的转身告我说： “素荣，我是周恩来，那就办继正学校吧!”五位老人站在我的面前，其中还有朱老总，他们一起问我：“同意吗?”我就拉着他们的手说：“一定接受任务。”梦醒后，我心里就像种了颗没发芽的种子，在我心里成长。我和父母亲多次商量这件事怎么办，后来父母都说我得了精神病，就到新乡精神病院去看医生，医生的判断说我是忆思病，说我对主席和总理的信念太深。但我的想法是，我要把我的心献给党，不论病还是梦，我否认了，从那天起我就把我的心交给了周总理。因为他是我最崇拜的一位正义老人，他把全国人民当做他的子孙后代，那么我就是他的女儿，我一定要像大草原上的一颗火星草，去实现我的诺言，灿发我的星火之光。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丈夫，他说“我支持你!我们要好好的劳动挣钱，有钱才能实现心愿。”
在一九八二的六月，我突然有一种特别的心情，要爆发我的心，不知道要说什么，该说什么，难受得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开始了我自己的想法，一心实现办校诺言。
一九八三年的阴历四月十七日，我和大姐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去找邓妈妈。那时候正是北京召开政协会，邓妈妈亲自主持。邓妈妈四月十九日下午一点三十五分接待了我和姐姐，当时得到邓妈妈的同意和支持，我和姐姐高高兴兴的从北京回来。
一九八三年在邓妈妈和万一真以及新乡公安局崔宏道等人的指导下成立了中原人民继正学校。
我写出了学校简章、学校的学习时间等各项规定。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号，我们为云南老山前线战士奉献布鞋，没有留地址，八四年、八五年，拥军奉献直接送到郑州军区、新乡军区、获嘉驻军，那时都不留地址。
一九八九年，为毛主席、周总理、孙中山修建了石像，我认为我们的一代伟人是实心实意为天下人造福，为人类而着想。当时石像就在我家南屋两侧立站。一九九六年我买了一片庄地，当时以我外甥曙明的名义买的，九六年的八月开始盖西楼，建群英居、华夏伟人室。从八三年建校，我们定出了十条规定，不够十八岁的不准加入继正学校;夫妻之间、姐弟之间、兄妹之间、母女之间、父子之间，不能动员、不能说服、不能劝告，采取自觉自愿。其中有个人简历、决心、自愿书，学习老红军的那种革命不怕死的正义精神。
自从成立学校以来，三十年如一日，往往我自感怒日从雷电里消失，从暴雨里冲过，从风霜中抬头，从阳光中复活，从感恩站起，在大草原的同伴中前进，我是一个火星草，单马难行，孤掌难鸣，我有一群革命情意重如泰山的好姐妹、好兄弟、好子女，他们的那种情意不是亲生姐妹兄弟，而胜似亲生姐妹兄弟。
在我的亲人们热情的支持下，我的心里有了主心之力，所以我一定要勇往直前，走向新时代，当好一个革命老前辈的后继者。
连年来我们做了拥军奉献、赈灾抗洪、为残人集资等各项实际行动，受到了军区、军分区、驻军，以及省民政、市民政、县民政、镇政府的热烈支持和欢迎。
我校定出了学员学习和活动日期，清明节——纪念无数革命先烈及离去的亲人，七一节——党的生日(一九二一)，八一节——建军节(一九二七)，十月一日国庆节——纪念一九四九年全国人民胜利解放，纪念一九七六年元月八号、七月六号、九月九号、三位伟人逝世。纪念毛主席(12月26日)，周总理(3月5号)，春节，歌颂伟大的前恩，继前恩育后人，从古到今的传说……。
一九九八年我们为周总理举办诞辰活动五天，有民间义演和戏曲等活动。
2008年我校举办过新年迎奥运，继前恩育后人的大型活动，和三位老人逝世32周年的纪念，连续了八天活动。
今年是不平凡的年，是个有意义的年，我们的祖国解放已经六十年，六十年的过渡，六十年的平安幸福和现代化的科技发展，步步增高，国民经济日益增长。在这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不能忘记，我们中国人的国耻和怒恨，更不能忘记前天和昨天，和今天的对比。我是一个前代伟人的继承者，我应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所以，我决定了自己的计划，毫不犹豫的走上去，一马当先，追忆长征，踏着红军走过的路，体验当年的味道，做后人的榜样，万古流芳永继后世。中国人应该尊敬中国的神，中国人应该去传说自己的历史，历史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见证，谁的事谁的非，只有历史见证。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低级趣味的人，阴谋反对共产党，造谣舆论，血口胡言，我们每个中国有良知的人是不会允许的，会彻底的反对这些坏人坏事，决不让他们臭口胡言，侮辱共产党。
正 恒
2009年5月25日
现实生活中经常听说已故的人给亲人托梦的事，甚至有的被害人竟然托梦给亲人，把他被害的经过和凶手说出来了，后来破了案后事实果真和梦中说的一样。我不认为正恒在编故事，她编这个故事对她也没什么用处。而今的现实是，她由于这个梦的动因，居然真地把继正学校办成了。从1983年到现在已经29年了。他们聚合了百名学员，每人交上2000元钱，租用了两台大客车，烧油钱、过路费等也由他们负担，车开不开都是每天2000元。他们从当地出发到江西瑞金，开始走红军的长征路。他们为了体验红军的艰苦生活，也是风餐露宿(自带帐篷和食物打锅造饭)，除了雪山、草地之外，基本是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终于走到延安。完成“长征”后他们又参观了大寨，来到北京，集体到八宝山祭奠先烈，到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他们说他们一路上还是很受当地政府和群众欢迎的。最受感动的是在兴国，有位50多岁的妇女给他们送了4件矿泉水，他们就到这位妇女家，看见她家墙上的遗像，得知她是红军的后代，她家有3位亲人牺牲了。当然也有相反的事例，在韶山，他们有人买1瓶矿泉水竟然花了3元5毛钱。在重庆的农村，到老乡家压抽水井水，1矿泉水瓶还要付1元钱。同样是中国人，就有这么大的不同。
学校的活动一直没断，但是得不到当地官方的支持。为了活动方便顺利，他们去年申办了“获嘉县继正文化艺术团”的执照，可是今年年检还没通过。因为他们办的是民办的公益单位，演出活动没有盈利，按文化企业要求他们无法承受。需要相关领导说话，可是人家不理解他们这么干是为了啥?不愿意表态支持。
今年清明节按惯例他们是要有活动的。他们每人交200元共计50人租车去红安参加祭奠先烈活动，头一天他们去董必武纪念馆祭奠，负责人不让他们进入，不准敲锣打鼓和演出，经过协商勉强进去三鞠躬就出来了。其实也就是前面有人怀抱领导人的遗像，后面带的花篮，以表示对前辈的怀念。到李先念纪念馆时比较顺利，他们被热情接待了。清明节当天早晨7点他们就去参加上当地政府纪念王树声大将的活动。他们想进去祭奠，说啥也不准进入。场面很隆重，红安市电视台、武汉电视台和湖北省电视台的记者都到场了，人气儿高得特别。他们要演出，也不能如愿，好说歹说总算给他们20分钟，献上花篮三鞠躬后参观一下。他们不明白，李先念、董必武都是红安人，当地官方为什么单单纪念王树声啊?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王树声的儿子在这里(不知道是哪级)做官的。
晚饭我就在校长家吃的，书记夫妇也赶来同餐，因为我不喝酒，两家的家长也没喝。饭后我就到纪念堂右侧的办公室里休息了。
11月3日
早饭后，书记夫妇就来了。我们一起上二楼“华夏伟人室”向伟人塑像鞠躬，同时也瞻仰了10大元帅的塑像。之后上三楼“群英居”瞻仰了建国前的烈士和建国后的英模半身塑像。一楼是教室，就没进去看。因为他们也没去过刘庄，就陪同我一起去刘庄。校长家有个“老人代步车”，前面是单轮导引，也就是三轮车，但是也可以坐4人。校长的家长开车，很快就到刘庄了。
一进刘庄就感觉到了另一片天地。街道宽敞洁净，没有行人。两旁的楼房都一个模样，四层别墅，一层做车库或仓库。我们一直开到丁字路顶头往左拐，道南也是一片和前面一样的别墅式住宅。据说现在的刘庄村人已全部入住新村别墅，每户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居住条件优越，还可以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过着比都市人还惬意的生活。从当年的盐碱荒滩到如今的良田沃野，从过去的土墙小院到现在的花园别墅，传奇般的人物史来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带领着勤劳能干的刘庄人，赋予了传统农村新的涵义，缔造了一个美丽生动的人间神话。
我去晋州的周家庄看过，还两次去临颖南街村，都是农村继续走集体道路的典型。在河南临颖南街村参观时，我有个书面发言《三面红旗万岁》，参观河北晋州周家庄后在网上发表《人民公社魂魄在社员共富成现实》。虽然网被封，网上我的文集也没了，但这篇文章现在到百度上还能找到。南街村和刘庄村都是个自然村，在公社化期间是个大队;而周家庄是个公社，现在是乡了。江苏江阴著名的华西村我没去看的，但是从电视上已经看见了。华西村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不一般，我觉得有代表性有普遍意义的还是周家庄、南街村和刘庄。如果农村不搞分田单干，不学小岗继续学大寨，人民公社就不能解体，农业的现代化就成功了。除了个别偏僻的山区只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地方，区别对待给他们分田到户之外，集体劳动集体生产是农业水利化和机械化的保障。所谓的“改革”又倒退到建国初期，甚至旧社会了。硬说分田到户搞承包是进步纯粹是胡说。小岗是个自私自利，而且又懒惰的典型，根本代表不了全体农民。能代表农民本质的还是大寨人。就连我写的长篇电视报告文学《皇天后土》里的50年代的全国劳模、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纪英林也很能说明问题。
纪英林从高山打井抗旱开始，到1958年公社派他带领18个青年劳力到一个兔子不拉屎的不毛之地改土造田，成立个红石岭大队。为了积肥，他每年都利用大年初一这一天，到公社的直属单位起厕所。因为这天各单位都放假，很少或没有上厕所的。又因为是冬天，大粪冻成粪柱子了，刨倒了就是粪块子，往粪车上装很容易。所以人家真是做到了“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在农村人粪叫大粪，是顶级的有机肥料。所以，他们的土地肥沃就是高产，连陈永贵看了都佩服。到 1983年终决算时，人家的劳日值(10分工的分值)就达3元6毛5啊。他们工副业的收入和农业收入对等。可以说人家那时社员就达到小康了(我认为小康就是上中农的生活水平)。1984年，分田单干(名曰大包干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吉林省已经是汪洋大海了。从白城地区到县里都做纪英林的工作，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时任白城地委副专员、原任岭下公社党委书记的苏荣因为跟纪英林(兼任岭下公社副书记)有深厚的交情，省委就委派他做纪英林的工作，硬是把个好端端的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放倒了。如果纪英林和红石岭的社员能坚持下来，肯定错不了。
我在这里说纪英林的事迹和红石岭的遭遇，就是对比说明小岗为什么自己养活不了自己?那不是因为集体道路限制了小岗人的积极性阻碍了他们的发展，而是小岗村没有好的带头人，小岗人自私懒惰造成的。农民历来是需要教育和带动的，小岗人就没有接受党的教育，不听毛主席的话，懒到不用说拣粉粪积肥了，就是猪圈粪都没人起，没人要，跟红石岭正相反。纪英林惜粪如金，而小岗人视粪如废物。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各顾个的小岗人，居然还能冒着坐牢的危险有足够的勇气签名立下证据要分田单干。这个领头搞串联的人居然还有威信能招集17个人来跟他结成一条心。现在这臭名昭著的所谓的“18个红手印”已经上了共产党改革史了，可是为什么单干了30来年还是困难得要上级派来的“救星”自己掏钱资助这个、资助那个呀?等这个“救星”发现单干仍然解决不了小岗人的温饱，更谈不是致富了，便带领小岗人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决定走集体道路时，懒惰成性、吃惯了伸手饭的小岗人还是团结不起来，形成不了集体意志，逼得沈浩不得不让步改为招商引资，导致在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应酬中，不胜酒量而睡过去了，造成了一个好干部的英年早逝。然而，党内、尤其是高层还允许央视为小岗这个黑典型歌功颂德。岂非咄咄怪事!?这是“实事求是”吗?我就觉得跟那个把井冈山写成“井岗山”一样，明知道错了，就是要维护领导人的威望而敷衍下去，认错为对。我不知道这些认错为对的人还要维护多久?现在所说的“三农问题”怎么来的?不就是推行小岗村这个所谓的典型而造成的吗!什么水利设施失修也好，大型农机械废弃也好，农田改造停滞也好，都是“18个红手印”的恶果。如果说单干能行得通还提倡土地流转，集中到种田大户手里或者搞农产品生产合作社干啥?这在事实上已经自我否定了，就是嘴硬不承认已经错了而已。要搞社会主义，不管特色还是本色，农村不走集体道路、不办大农业就是行不通的!咱们神州大江南北，乃至白山黑水的黑土地上，还有些继续走集体道路的典型，为什么就熟视无睹啊?远的不说，就是中央所在地的北京，不是也有继续走集体道路的致富典型吗?为什么就装看不见和不知道呢?
因为这次南行之前就从网上了解了，刘庄虽然失去了史来贺，但是刘庄党委一直继承着史来贺同志精神，以让群众既富裕又幸福为指导思想，继续带领刘庄人开拓创新，积极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围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调结构，上项目，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又好又快。刘庄村多年来被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国家文明村”、“全国文明乡镇企业”等荣誉称号。我认为史来贺精神就是毛泽东时代培育的中国人精神的具体代表，如大寨人精神、王铁人精神、老愚公精神、雷锋精神乃至鲁迅精神、董存瑞精神等的集合。作为共产党人，还应该具备罗盛教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农民领袖，能有前面6 个人的精神，就足可以带领好一个村落的居民(过去叫阶级弟兄)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当地农业的现代化，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美满的好生活。所以，我是很佩服史来贺和跟他一起得到毛主席高看、党中央重视的雷金河、吴仁宝，尤其是陈永贵的。我没机会为他们著书立说、树碑立传，我就为跟他们类似的家乡人纪英林写了传记。至于南街村的王宏斌能用“外圆内方”的策略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保持到现在，并取得不断的发展，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王宏斌和前面的4位都是我崇尚的偶像。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农民兄弟，我为他们感到自豪。
我们的车左拐走不远就看见了刘庄村委会的牌子。我下车就奔村委会去了。我登上2楼，看见一个门开着，里面有俩人，我就进去说明来意，并且把我从网上下载的两份有关刘庄和史来贺的资料给他们看，以表明我是有备而来的。那个小青年接过去看看，告诉我，要参观就看史来贺纪念馆。这时候校长和书记的爱人也上来了。我说我不是一般的参观，我是想深入了解了解。用我们行话说，就是想多接触些村民，做采访的。毛泽东时代我当过工作队，我还想跟农民兄弟“三同”，把我安排到一户村民家住，最好是到一家困难户家里住，吃“百家饭”，我自己付饭费。小青年可能就是管接待的。他说我的要求办不到。他们这里没有困难户，都一样的。要了解情况，看纪念馆就都知道了。另外还有资料。他就操起电话跟纪念馆的人通话，让接待员接待我们，给我们一套资料。我说要给3套，继正学校的领导就在我身边。我就介绍给他，他很客气地说，真还没听说的。我说“你们都是新乡的，是邻居。他们为有你们这样的好邻居而感到光荣，早就想来的。他们都去大寨了，你们这里若不来看看就遗憾了。今天陪我一起来了，向你们学习，这是一方面的。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他们这个学校，是你们的邻居，又都是农民兄弟，能创办这样个学校，也是你们新乡，乃至河北省的光荣。校长立即把他的资料送上来。那小伙子翻看着，边看边连声说“是”。其实我尽管这样说，继正学校是无法跟刘庄相比的，更不能相提并论。我的目的就是让他明白，我们几个人不是通常的参观者，看看而已。尤其是我，是要做文章的。既然他已经重视了，而且热情接待了，我就该告退了。可是，我却问他看没看过央视刚刚播放完的电视剧《焦裕禄》?他说他没看。我说，你们该拍一部电视剧《史来贺》。他说他们有《史来贺》光盘。显然他没懂我的意思，《史来贺》光盘我虽然没看，但我想那肯定是关于史来贺的事迹或生平的纪录，不是由演员扮演的。焦裕禄就拍了电影，当时看就很不错了，挺感人的。但是又拍电视剧了，看了电视剧就觉得电影是很不够的，因为受时间限制，不能充分地表现焦裕禄的人生。我想，若是给史来贺拍部电视剧是很有意义的。那小伙子没再说啥。我让他把我的建议转达给村领导。
因为史世领外出了，况且他是史来贺的儿子，跟他说也不见得就采纳的。我把我的想法跟刘庄人(尽管是个小青年)说了，也就行了。我并不期待人家的采纳。我们就去参观史来贺纪念馆。临走前我让他给我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以便今后联系。
史来贺纪念馆的名称前面冠以“刘庄展览馆”，这样就是“刘庄展览馆·史来贺同志纪念馆”。建筑挺宏伟、别致，堪称刘庄一个景观。我们4人下车后就留影作为纪念，之后走进纪念馆。门口右侧有个接待室，那里的女接待员已经接到村委会办公室的通知，给我们3套资料。资料袋里有3本书(《一面不退色的旗帜—史来贺》、《“三个代表”的典范—史来贺》、《史来贺纪念文集》)和光盘。接待员不负责解说，我们自己看。
纪念馆正厅有史来贺坐着的白色全身塑像，类似毛主席纪念堂的样式，很成规模。史来贺，这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这是一个20世纪50年代就响遍全国的名字，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样，成为群众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2003年4月23日，他离开了人世，可他的名字，却被世人永远铭记。他曾经9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多次被授予全国民兵英雄、全国植棉能手、全国特级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地处豫北黄河故道，曾是个“方圆十里乡，最穷属刘庄”的普普通通的小农庄，中国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名字;可在河南乃至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中，它却创造了一个个惊人的奇迹，拥有异常显赫的声名。这一切，皆因为刘庄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一个好带头人史来贺。
纪念馆共分12个展厅：1、史书记生平;2、党的关怀、共和国的信任、荣誉成果;3、外事活动、国际交流、考察访问;4、与时俱进50年;5、史书记工作、生活场景再现;6、华星药厂;7、共青团、党的建设，军民共建;8、科学发展观、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新兴第三产业;9、妇女儿童事业、群众生活;10、未来展厅;11、报告厅;12、纪念品零售区。
因为整个纪念馆就是我们这伙客人，我们观看得从容仔细。校长夫妇和书记夫妇都是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跟他们一样，所不同的是我对史来贺的语录饶有兴趣。虽然这些话都是史来贺自己的话，但：我总觉得非常熟悉。
“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奉献，而不是索取。牌子、名声不值一个钱。能给群众办几件好事，比啥都值钱。”
“社会主义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冒不出来，要靠自力更生干出来。”
“集体空，没人听;集体有，跟党走;共同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多么简明易懂啊!多么朴实无华啊!多么具体生动啊!比起那些拗口的，加上很罗嗦修饰语的，其实一句话就点明了的，被跟班吹捧得深奥无限的，还需要连篇累牍分析才能被理解的“金口玉言”，我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共产党员是干啥的?就是给群众办事的。能多办更好，办不多，办几件就行，群众就认可、就买账、就拍手。不用满世界到处跑，还搞什么“调研”。老百姓心里想的是啥，难道不知道吗?
社会主义并不遥远，更不缥缈。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都进入社会主义了，有人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了，还要重新摸索。真不知道是往哪儿摸?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而继承人还要继续摸，我不明白要摸到哪里。
社会主义怎么来啊?是靠天吗?是靠地吗?都靠不来的。求爷爷告奶奶也没用。什么引啊、招啊，那都是权宜之计，引不好是引狼入室，招不好就是招徕祸害。唯有靠自己最把握。连个老农民都懂的道理，就是有人不懂，岂不怪哉?
让老百姓听话跟着走，容易!把集体经济搞好了，大锅里满了，小碗里都有了，就都没意见了，就都是顺民了。决不能让一个或几个人把锅端家去，让其他人饿肚子。用“特色”让少数人富起来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我们的农民领袖真的了不起啊!刘庄人给他塑像，给他建纪念馆，是当之无愧的!他生前没说让人记得，也没说让人忘记。记得和忘记那不是主观愿望所致，那是人民群众，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选择。老百姓不仅仅记住他们的恩人和救星，也同样不忘他们的仇人和灾星。记住了岳飞，就忘不了秦桧;记住了江姐，就忘不了甫志高。当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流芳千古，后者是遗臭万年;而相同的是都被载入史册里，想逃都逃不脱的。
再看看他们领导班子给自己的约束：
刘庄党员干部“约法三章” 不搞特殊 不准谋私利 不准脱离群众
用史来贺精神对照自己
史来贺书记一生信念坚定、勤政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功地经受了苦与乐、公与私、是与非和荣与辱的考验。他撑起来一把伞，为群众遮风挡雨;他俯下身是一头牛，为百姓鞠躬尽瘁，铸就了一座巍峨、高耸的爱民丰碑。
史来贺精神
党性纯洁 信念坚定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 无私奉献 廉洁奉公
干部实行“五免职”
对违反各种制度和村规民约者免职;对搞派性闹不团结者免职;对争名誉地位者免职;对提意见人打击报复者免职;对工作敷衍了事者免职。
农村干部“五不怕”
一不怕吃苦 二不怕吃亏 三不怕惹人 四不怕困难 五不怕熬夜
刘庄组织架构
刘庄党委下设9个支部 27个党小组 191名党员
书记 史世领
副书记 马玉学 史世会 张贵龙 刘名宣 杨红军 刘树林 王智义
委员 刘名海 王连忠 李安林 刘名领
刘庄村委会
下设6个村民小组 364户 1784人
主任 史世领
副主任 张贵龙 刘俊荣 刘树范 李良才
委员 王连太 刘清德 刘清元 刘名振 杨 勇 刘树彦 马玉峰
刘军伟 吕丽娟 职丽霞
刘庄纪委
书记 张贵龙
副书记 王智义 师书庆
委员 刘俊荣 刘名振 张贵忠
看来刘庄里刘家是大姓，史家是少量的。但是，史来贺就能把各氏人家各有肚肠的心聚拢在一起大干社会主义，发展成全国顶级的富裕村，不说是小康也小康了，农民兄弟都如愿以偿地享受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感念共产党、感谢党的缔造者毛主席，由衷地跟共产党走，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牢牢地砌上了一块永不脱岗、永不腐蚀、永不溃烂的根基。
有了这样健全的党政组织，有了制约干部的规定，别说是基层组织，就是从乡到县到市到省，乃至到中央，都该这样做的。如果各级组织的干部乃至顶级领导都这样做了，还有党员干部的腐败吗?还有冤假错案吗?还有上访大军吗?还用耗费相当于军费的巨资“维稳”吗?
我多么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在“调研”时也到史来贺纪念馆看看，对照一下自己，别总是喋喋不休地强调这样，强调那样。我们党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甚至跟人民群众对立了，说话人知道不知道?我觉得“维稳”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你自己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效应?你自己的内心是否牢牢地稳固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了?是与人民心贴心，还是与人民如冰火?人民的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你们想到了吗?“为人民服务”你们有几人还奉为自己的人生宗旨?
我不想再问下去了，我该想想我自己做得怎么样?我的儿孙做得怎么样?我们祖孙三代还够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愧不愧对“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们愧不愧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人家史来贺能把儿子史世领教育好，被村民和党员选上来接班了。华西村吴仁宝把儿子吴协恩培养好也被村民和党员选上来接班了。周家庄雷金河的儿子雷玉良是国家干部退休了，孙子雷宗魁被选上来继承了爷爷的事业。这表明人家对子孙培养的成功。作为我党各级领导者不该看看自己对儿孙的培养怎么样吗?他们是否违背了你的意愿或者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做了你所不希望的或者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坏事啊?子不教父之过，难道不该好好学习史来贺、吴仁宝和雷金河吗?
我们几个看完了全部展览，到史来贺工作、生活场景再现的展厅里，坐在他办公桌前和床铺上拍照，重温挂在墙上的“五不怕”和“五免职”后，离开了纪念馆，来到毛主席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纪念地。
1958年8月6日下午4时22分，毛主席在地方领导的陪同下，乘坐当时新乡市唯一一辆苏联造华沙牌轿车抵达七里营。毛主席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面带微笑，向周围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频频招手。在人们的簇拥下，毛主席走到公社大门前，仔细看着墙上的牌子，县委书记胡少华随即说：“这是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主席小声读了一遍“人民公社”。耿起昌问毛主席：“这个名字可以吗?”毛主席点点头，用肯定的语气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随后，毛主席走进公社大院，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得知是公社办的红专学校，表示满意。在听取了当地领导的汇报，并吃了一小块西瓜后，提出“出去看看”，正式开始了他在七里营历时近两个小时的视察。…
毛主席了解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下辖3.1万人，管理上并没有困难后，走进敬老院、托儿所、食堂、社办工厂和棉田。他来到村头棉田，兴致勃勃地走进棉花丛中，听说每亩能产1000斤籽棉，他郑重地说：“收到手里才算数!”当听到农民说“解放前每年只有30元的收入，去年收入84元，今年还准备维持这个数字” 时，他马上说：“今年要100元，100元。”老人家望着眼前的丰收景象，叮嘱随行的河南领导：“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毛主席离开棉田时，发现周围群众很少，得知许多老百姓因“安全需要”被“隔离”了，立即指示“希望见到更多群众”。等他重返村里，上万名群众已站在路边迎候，两个社员还抬着上写“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匾额。听说毛主席要接见，老师课也不上了，学生们冲出教室把教室的门都挤掉了，追着毛主席的汽车一直跑到看不见。
下午6点多钟，毛主席结束视察，即将离开七里营。有个村民离家办事回来，看见毛主席的汽车已开出二三十米远，他拼命追上去，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发现了，让司机停下车来，走下车朝他招招手，示意告别，在场的许多人流下眼泪，喊着“毛主席，下次再来呀!”
眼前，当年棉田边建了一壁纪念墙，墙前矗立毛主席塑像，周围栏起来以便保护。因为没人看守，围栏门挂锁，我们拍照后，发现水泥门柱上有人留下个苹果，我们也想留点表示，就想到老人家嗜好吸烟。书记夫人说校长丈夫吸烟，就到车上要了一支点着了，放在水泥门柱上，奉献给老人家。
晌午了，我们沿路找个饭店吃完午饭就往新乡赶。因为老人代步车不能进市里，找到个去火车站的公交车站，他们送我上车就分手了。
到新乡火车站售票处，我买到了K820次去石家庄的16车041号新空调硬座票。14点43开车，到石家庄就傍黑儿了。如果要去西柏坡就要到石家庄北站才有车，我就找到开往北站的公交车坐到北站。上车时就掉雨点了，下车时就小雨蒙蒙了。我远远地看见了一个灯箱招牌，是部队招待所的，赶到牌子处是一个胡同，胡同里头有个招待所。我高兴地进去失望地出来了，没有房间了。我就往回走，要到下车的地方了，看见一个灯箱招牌，是个小旅店。我踏着泥泞的小道进了老旧的现在称为“棚户区”的平房，看见一间小屋有个老头。他见来了客人当然很高兴，说是20元钱1个床位。他领我看看，小屋不大却放3张床，有个人已经躺下了，暖瓶里没有水要自己去打，上厕所和洗漱都要去外面。外面还在下雨，我也只好住下。来时路边看见有个饸饹面馆，我就回去吃碗荞麦面。回到房间另个床铺也来人了。这天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当我想到明天就去西柏坡了，食宿条件我都无所谓了。如果跟去井冈山和庐山的食宿条件相比，可以说是相差悬殊;但是对于一个从地垄沟爬出来的农民子弟，毛泽东时代跟贫下中农、公社社员搞“三同”吃百家饭的工作队员来说，该心满意足了。倘若跟革命老前辈当年的艰苦生活和历经的磨难相比，岂止是满足，而是幸福极了。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如愿以偿就是幸福。问我的人说我的回答不具体，我告诉他，幸福和快乐都是相对的，都是自我感觉。幸福和快乐是没有具体指标的，更不单单是以财富的多少和物资的享受为尺度的。毛泽东时代，都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看成是幸福，那是指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人来说的，他们很想见到毛主席，一旦见到了就觉得幸福，如果跟毛主席握手了，那是最大的幸福。我写的纪英林和我参观的雷金河、史来贺都把他们见过多少次毛主席作为一生的光荣记录在他们的人生里。可是，那些记恨毛主席、反对共产党的人，能把见到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最大幸福吗?他们当中即使有条件接近甚至伴随着毛主席的人，能认为这是幸福吗?所以幸福感来自于愿望的实现。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想活了，想求死，他能顺利地死去得到成全了他的愿望，他也感到幸福的。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不到70岁患病没钱医治了，求儿子给她买农药，儿子给她买了，她还谢谢儿子。她如愿以偿地离开人间摆脱了病苦，感觉幸福了。但是她的儿子竟然因为给母亲提供了毒药自杀而被判刑了。有的人不想死，比如我写的《人民公社魂魄在社员共富成现实》里的那个五保户，女主人李小弟虽然85岁了，即使卧床多年还不想死，有比她小7岁的丈夫李运学陪同，有队里安排的人来伺候，她仍然感到很幸福。南街村人逢年过节都分米、面、油、蛋，领导干部跟他们分得一样多，他们感到幸福;小岗人没这个条件，有个老头获得了沈浩送给他的一桶食油，他感激涕零，觉得是很大的幸福。为什么?他买不起成桶的食油，沈浩给送来了，他如愿以偿了，就是幸福!而我，早就想看看井冈山、看看庐山、看看刘庄，现在都看过了，明天就要去看西柏坡了，也是如愿以偿了，能不感到幸福吗?我该坦然的、甜美和微笑着入睡了!
11月4日
早晨6点多我就起床，洗漱完了收拾好所带的物品就去汽车站，也就是6点半。我到售票窗口买去西柏坡的车票，人家说去西柏坡的车已经开走了。我要买下次车，售票员说9点半开，车还没来，不能卖票。6点半到9点半还有仨小时啊，我怎么等啊?还好，门口有个私车司机在揽客，说是往返100元1位。坐他的车不用办门票，他手里就有，上午看完就回返。我怕被骗，他说回这里给他车费。我说回来时能把我送到火车站吗?他说只能送到这里。要去火车站自己再坐公交车。他说车上4个人的位置坐满就发车，让我进车里等候。等了近1个小时，他动员我下车进另一台车，是他的同行。我问为什么?他领来一对男女，说还有一对马上就到。我对他这样的做法很反感。因为我在他车里等了1个小时，再到另个车里不定等到什么时候，我不下车。但是，那对男女不能拆开，又没有单人来，车也发不了。已经上车的这对中的男士就说了，咱们3人共同承担那空位的100元，我出30，他俩出70。我说：“你能报销，我是自费。方才讲的是往返100元，多10块我也不出。”他说他们也是自费。因为司机还要等，他就让司机开车了，说那100元他拿。我不是舍不得30元钱，我觉得司机不讲诚信，所以我就是要抵制。去西柏坡一路无话。我也没计时间，只是望着窗外，到处是裸露着石头的秃山和沟壑，比我去过的张家口蔚县还荒凉。我想跟山西接壤的地方可能都这样的。这里的人靠什么生活啊?基本看不见农田，这样的地方，就是人民公社化了，也实现不了农业机械化的，没有成片的土地。到地方了，我看见一片水域，是个不小的水库。我明白了，这里的好地都被水淹了。西柏坡属于库区，建在库区的北坡上。
西柏坡旧址大院原来位于西柏坡村东头，有房屋40多处。1958年，因修建岗南水库，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旧址及西柏坡村一起搬迁。1970年冬在距原址北500米、海拔提高57米的地方开始对旧址进行复原建设。陆续复原了17处，房屋196间、建筑面积2760平方米，占地16440平方米。主要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董必武的旧居，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中共中央九月会议会址，中共中央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中共中央接见国民党和平代表和苏共代表米高扬的旧址，中央机要室旧址，中央机关小学旧址及防空洞等。在复原过程中，遵循了高度一致、修旧如旧、精益求精的原则，基本保持了原貌，屋内陈设按原状进行了布置，展品主要是当年领袖们的办公和生活用品。
我边看边拍照，却没人给我拍照。跟我同车来的男女走得快，我想请他们帮忙也办不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粥时、董必武的旧居，我都看了：
毛主席在用过的办公桌上，起草了三大战役期间的许多电报手稿，起草了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撰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许多光辉著作。
刘少奇同志在延安时就开始使用个木箱，后来把它带到西柏坡，曾用它放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和手稿。
朱德用过的金属桌椅是在孟良固战役中缴获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物品，朱德到前线视察时，由陈毅同志送给朱德。七届二中全会期间，陈毅、彭德怀、贺龙、邓小平等军事组的同志们就围坐在这套金属桌椅旁，讨论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
董必武用过的百寿杖本来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送给岳父六十大寿的贺礼，淮海战役时被缴获。拐杖身部错银镶嵌篆书“寿”字四行，每行25字，共100字，字型各异，故称“百寿杖。
等到看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时，相机内存卡满了。我急忙跑到外面找卖相机卡的，好在不收门票出入自由，门口对面的售货摊上还真有卖电池和相机卡的。我问多少钱?说是80元。我说我买的是40元，你们这里也不能翻倍啊?他说“60给你”。我来不及讲价了，给他张百元票找我40，给我个相机卡。我换上新卡，看见同车的男女在互相拍照，我就求那个男人给我拍照。之后我想回报人家，要给他们拍合影，那男人摆摆手。我不加思索说声“我还要补几个镜头，跟司机说等我一会儿”，便二进门。从进门就开始拍照，连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的场地都拍照了。新卡就不担心内存不够用了，我等于又重看了一遍，把觉得没拍照好的地方都补拍了。
到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处人就多了，有个解说员在讲解。我听了讲解，并查阅了资料，对这次会议有了全面的了解：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这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认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必要和正确的，是成功的。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对于这几种经济成分，党的政策应确定为：第一，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我一直听完了，人们散去后，求了一个女人给我拍照个留影。等我觉得没遗憾了，才走出去。到停车场我把水库也拍照了，还请身边的清洁工给我拍照了留影。
我上车时人家都就座了，司机说这里的客饭太贵，我说着急买回北京的车票，票到手再吃。那俩人也说回市里吃。车走不远，迎面开来个大客车，司机说，汽车站的车才来。我看看手表，已经12点了，如果我不是坐这个私车来，下午时间就赶不出来的，即使我能买到回北京的车票，到北京也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了。于是，我对司机心存感激了。
我如愿以偿了，也浑身轻松了，该闭目养神了。可是，我还的觉得有欠缺的，原因是我最后的留影是岗南水库，真正的西柏坡遗址被淹没在水下，我认真看的，可劲儿拍照的遗址是复建的，说穿了就是假的。我期盼多年总算看见的革命圣地却不是真的。我尽量往宽了想，就是井冈山茨坪的旧址不也是复建的吗?那里的所有建筑都被焚毁了，你所看见的不也都是假的吗?我极力说服自己。但是，又想了，人家茨坪的旧址毕竟是原地复建的，而西柏坡是异地复建的啊!于是，我想，当初为什么竟然在这里建水库啊?毛主席怎么就同意了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来，毛主席是不赞成祝寿和保存纪念地的。毛主席为了发展农业，特别注重水利建设。就是农业的“八字宪法”也是“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啊，把“水”排在第一位的。(后来听说建岗南水库是为北京供水的)这样一想，心结就解开了。觉得西柏坡能异地复建还是很值得、很有意义的。尤其是这样庞大的工程，照原样复建到这个程度，别的不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本来是个食堂，不是什么礼堂，食堂的排气天窗都是原样的，就表明建设者是多么认真啊!想到这里，我心里又不平衡了，这样的工程地方投入的资金一定不少，可是却免票参观;而庐山会议旧址原是蒋介石留下来的军用礼堂，虽然地方在维护和改建中也投入了资金，但是毕竟没法跟西柏坡相比啊。一样的革命教育基地，怎么就收50元门票呢?对此，我还是耿耿于怀。
回返的路上再没看见来车，可能是参观的淡季了。我忽然问了司机一句“你原来是做啥工作的?”我觉得他的年龄应该是有工作的。他回答是三线厂子的。这一问，他就“开闸”了，抱怨父母把他们几个儿女给带到这个鬼地方，也抱怨父母听毛主席的话听错了，于是，就抱怨起毛主席了。
我对三线厂子比较熟悉。我在老家工作的时候，辉南山里就有几个兵工厂，各有自己的生产品种，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5523厂。他们嘴上常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改革之后，他们想出山，我给他们介绍给市领导，双方达成协议在举行搬迁仪式时，市党政一把手闹矛盾错过了9点耽误了时辰，人家归属于首钢后就搬到南戴河去了。我就说：“毛主席在山里建兵工厂是备战的需要，不是错误。你父母响应党的号召献身国防是对的，而且是得到党和国家的信任，是无上光荣的。如果本人表现不好，祖辈有污点的，是没资格进厂的。当时叫保密厂，外人是不得靠近的。你的父母把你们几个新一代带到祖国的要害地方你该自豪的。那时候是戒备森严啊，你们和你们的厂子都是国家保护对象，外面人都不知道这个厂子是搞啥的。神秘呀!”我这样一说，他也觉得美不胜收了。他身后的女乘客搭言了：“那是搞啥的啊?”我说：“都是军品，他们厂你得问他。我们那边的有生产炮弹的，有生产发射火箭炮的，这也都是后来揣测出来的，他们厂里人也不否认了。” 司机情绪好多了，我就问他：“你认为现在怎么样?” 他说没办法，厂子下马了，老父亲还有点劳保工资，他们这样的就买断了，用买断的钱买台车，凑合活着。我问他如果毛主席还活着，你们家能怎么样?他说“那还用说了?”我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从老百姓的愿望出发的。要办工厂，发展军工企业，就要远离城市，在城里不安全，一旦出事就危及了群众的生命。前面说的那个我熟悉的厂子就发生一起爆炸，老百姓没有1人受到伤害。再说了，军工厂能摆在明面上吗?既然远离城市，就要把工厂办成跟城市一样的生活区，职工宿舍、学校、商店、医院、文化宫、电影院等一应俱全。家属尽量安排工作，不能进工厂就到辅助单位上班。孩子们升不上大学的进本厂的技术学校，毕业了也安排到厂里就工作。就是说工人一进厂，厂里就把职工的后顾之忧都给解决了。不存在就业难问题、住房难、读书难、治病难的问题。”“还有这么好的厂子吗?你说的太好了!”司机身后的女人听进去了，但还是不大相信。我想问她的年龄，觉得不太相当，就问她的属相，她说是属龙的。我就明白了，是1964年生人，跟我大女儿同龄，不知道也是正常的。我说：“是真的，我这辈子不说谎话。当时我们地方工作的都羡慕兵工厂的工人，也有的托人调入工作。后来战事少了，他们就军转民，由专门生产兵器转为生产民用品了。但是还不到开不出工资，跟国家要钱生存的程度。就是国家政策变了，他们可以出山了，就都进城或向城市靠拢了。我们那里的几个厂子有的奔长春了，有的入关了。南戴河和廊坊都有我们那里的保密厂。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发展的怎么样?”
司机见我这样熟悉他们三线厂子的当年的盛况和后来的命运，就留恋那个时代了，也不抱怨毛主席了。“我父母到现在还说毛主席好。”他好像不明白父辈为什么还这样。我说，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不说毛主席好的太少了，除非是工作不上进，不以单位为家，挨过领导批评的，就是父母在“文革”中挨触了，再就是改革后发财的。司机说“是的”。我也不知道身后的那位是做啥的，我的话能不能刺他的耳朵。我看他也60左右岁了，如果是机关干部大概也退二线了。就从他说的他们也是自费旅游的话来看，要么就是所谓“下海”的。我就以安抚司机的口吻和角度说：“小师傅，你就知足吧!你今天能收入500元，去掉消耗就算净剩300，维持温饱可以了吧。你除了保证安全外，你没什么担惊受怕的。别看那些发财的，其实他们心里没有你踏实。你是靠劳动挣钱吃饭的，贪占你没条件;你只要不心黑不宰乘客，对得起良心，你就能睡个安适觉。幸福不幸福是自我感觉，你感觉幸福就幸福。我们都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送到居住生产队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劳动改造。有个比我大1岁的老哥看我情绪低落就说‘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就他这句话使我振奋起来，坦然地面对被清理出局的现实。我哈下腰来跟社员一样早出晚归，雨天争着上工，早晚抢着加班，到我10月份归队时我就挣了3000多工分。而跟我们夫妇一起回队的还有5对，谁家也没像我这样认真踏实地当社员。有一个父亲是大队书记的比我还小，身体还好的李姓者就一天活没干，直到归队，接受教育变成了休养。而我挣的3000工分没参加生产队年终分配，我等于给贫下中农做贡献了。但我不后悔，事实证明了，我当社员也能养活老婆孩子。我的腰杆挺得更直了。所以，跟别人比什么?不比财富要比精神，比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的抵御能力，要比男人的气概和生存能力。财富家产都是身外之物，你有保管权没有领属权，你享受不了也带不走;留下来不一定是儿女的福分，也许成为祸根。我就赞成马宾老，国家分配的160平米的住宅象征性地出点钱就变成私产了，他就是不买，等自己离世了还给国家，就当无产者……”“马宾老是 什么人?”司机问。说起马老我就说不完了，只说一句：“是我们党最忠诚的老战士，‘鞍钢宪法’的始创者，97岁的革命老人。”
后面的交谈中得知司机的爱人就在家里主持家务，专门伺候孩子，时不时地去看看双方老人。他们现在的希望就是把孩子培养好，将来有个好工作，有个比较稳妥的岗位，即使不当国家干部，也能当上国家企事业的职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给私人老板打工受剥削，给多高的工资也不希罕。我说：“你的愿望是正当的，一点儿不过分。但是，要实现也很难，光供孩子读大学是不够的，现在大学生也一样找不到工作，毕业就是失业。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了，不扭转，过100年也是这样，而且要越发严重。那怎么办?就是要觉醒，要认清现在的局面是怎么来的?你们父辈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结果自己一心朴实做贡献的‘家’没了，不仅自己失去了依靠，子孙也失去了为国效力、为自己养家的权利。这样的后果是谁给造成的?一定要弄清楚。不要盲从地抱怨毛主席、抱怨共产党。不要盲从地说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好，新中国是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能让给其他政党吗?再说，我们国家的8个党派都是依附共产党的。让他们参政议政就够了。那些鼓吹实行多党制的人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想让国民党上台。现在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不是共产党所希望的，不是共产党腐败无能，是共产党里出了内奸、叛徒，出现了修正主义者。其实共产党也是受害者。我们要认清形势，想到共产党的难处，帮助党清除那些腐败分子，清除那些为了升官发财混进党里的假共产党员，尤其是修正主义分子和汉奸卖国贼。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走本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你的愿望就实现了，否则就要落空。”
一路上，我身后的男人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不知道是谨慎，还是否定。我们就这样在交谈中到石家庄火车站了。那一男一女付了300元并未急于去购票，而是进了路边的一家宾馆。我下车慢，司机照顾我下车。我交了100元，说：“谢谢你，把我也拉到火车站了。” 他说：“人家多花钱了，怎么好再给拉到北站啊?”我说：“那我该谢谢他们了!”他笑了。我说：“你看他俩是一家的吗?”他笑着点点头。我知道他心里清楚，点头是肯定我的疑问，而不是肯定他俩是一家的。他天天拉客人，什么样的关系他会看得出来的。我说他帮我拍照后，我要给他俩拍合影，他拒绝了。下话不必说了，如果是兄妹、叔侄关系，是不用回避的。是夫妻就更不用说了。他说女的回邢台，男的回北京。今晚可能不走了。我觉得司机还是讲究职业道德的。为了支持他的生意，我要了他的名片，可以转告去西柏坡的朋友，在没有客车可坐的时候多花几个，坐他的车还是便捷的。我们高兴地握别了。到售票口花42元买到了开往北京西的T5686次08车无座票。因为15点54开车，我从容地到广场地下商场的快餐部填饱肚子就进站了。
上车时，我到二层找个空座就坐下了，直到开车也没人来要座。我很舒适地回到北京，到家的时候还不到8点。这次南行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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