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青年奔向延安
文/王春明
到延安去：一代热血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一批上海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亡，辗转13个月，艰难跋涉一万多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时的真实写照，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在中国西北从陕西省会西安通往陕北小城延安的崎岖道路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这荒芜的黄土高原上，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的爱国青年，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络绎不绝地奔向他们理想的天地、精神的家园——延安。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代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强烈愿望和豪迈行动。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时隐时现地行进在蜿蜒山路上向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时，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著名诗人何其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这些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他们 地域不同，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他们出身不同，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经历不同，有的一帆风顺，有的命运多舛……但是，他们却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为了拯救被侵略者铁蹄蹂躏的祖国和民族，他们从沦陷区、国统区不惜舍弃一切、甚至生命，奔赴延安，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有着可歌可泣的故事。
来自东北沦陷区的青年，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许多人是满怀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腐败政府的深仇大恨、饱含对白山黑水和父老乡亲的无尽思念、高唱催人泪下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抱定早日赶走侵略者的决心，来到延安的。
来自平津课堂的青年，许多人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和洗礼。他们不满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但是，反动统治者却叫嚷“侈言抗日者杀无赦”，用水龙头、皮鞭、镣铐和监狱来摧残他们的爱国行动、扼杀他们的爱国诉求。于是，这些在平津无法立足的爱国青年，由党组织安排，纷纷来到延安。
在奔赴延安浩浩汤汤的大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就是爱国华侨青年。当时，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告别南洋》响彻南洋诸岛，激发了广大华侨青年的抗战热情，当高唱到“你不见师横长白山，血流在黑龙江？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炎黄子孙怎能隔岸观望？”时，这些爱国的华侨青年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成为华侨青年的共同心愿和目标。于是，他们组成访问团、慰问团、服务团、记者团、工作队、救护队等团体，从遥远的南洋，跋涉千山万水，饱尝千辛万苦，闯过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来到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来到陕北的延安，把自己满腔的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甚至鲜血和生命，献给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
祖国如火如荼的抗战，召唤着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他们纷纷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投身抗战事业，先后辗转来到延安。
在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中，还有一部分是怀着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极大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阵营，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为了报效祖国，宁愿抛弃高官厚禄、荣华富贵。
这些爱国知识青年，大多是从各地来到西安再转赴延安的。而从西安到延安，还要经过两道关：一是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一是遥远路途的严峻考验。
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合法存在，但是骨子里消灭共产党的本质未变，唯恐共产党做强做大。于是在国统区通往延安的路途上，设置重重关卡，用以拦截和阻止革命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只要在盘查时发现可疑的青年，就立即扣押、关进集中管，用种种卑鄙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残害这些爱国青年，甚至强迫其充当特务。延安的第一个播音员萧岩和姐姐路岩在投奔延安途中，就遭到国民党的拦截而被扣押许多天，她们不屈不挠，终于在我党的营救下获释。著名作家魏巍是这样描述自己奔赴延安的艰险经历的：“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住、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去。”
从西安到延安，有七八百里的路程。当时，大多数的爱国知识青年都是靠两条腿步行。在这千沟万壑、河川纵横和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山间道路上行走，对于大多数过惯城市生活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在冰天雪地的冬日里，穿着笨拙臃肿的棉衣行走，走不了多久，就会汗流浃背，甚至湿透棉衣。但稍一歇息，西北风一吹，浑身便刺骨的寒冷。在酷热难熬的盛夏里，顶着似火的烈日，踏着被骄阳晒得发烫的黄土路，行进的艰难真是难以言状。有时还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洗礼，忍受饥饿甚至疾病的困扰。但是，为了追求抗日救国的真理，爱国的知识青年们甘愿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来铸就这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毛泽东对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
据有关史料记载，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就有2288人。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间，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就多达4万余人，其中南洋华侨青年有600多人。
强大的磁石效应：延安吸引青年的奥秘所在
那么，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个偏居一隅、物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穷乡僻壤，为什么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能如此强烈地吸引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它的魅力到底在何处？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高举起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大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伐。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各阶层民众要求抗日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抗日爱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在数月内便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沦为殖民地，几千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l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便立即筹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并于11月13日和28日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这两个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激起强烈反响。1936年12月，在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逼蒋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我党在解决事变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作用和所阐述的政治主张，赢得了社会各阶层民众、包括国民政府上层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称赞，使全民抗日的政策深入人心。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的步伐进一步加快。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同月，林伯渠正式发出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各省政府的通电，宣布陕甘宁“工农民主政府”易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延安。从此，我党不但取得合法的生存地位，而且取得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合法执政的权利。这就为我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战、广灵伏击战、雁门关截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以实际行动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但大灭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威风，大长了抗日武装的志气，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心。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撰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光辉著作中，分别详细地分析和比较中日两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中国的抗战要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持久的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进一步阐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及其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不仅是我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纲领性军事文献，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爱国青年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方向。
全国民众从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奋战中,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和各自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表现的强烈对比中,终于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曙光,逐渐地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逐步地得到增强和升华.也可以说，全国民众的人心开始迅速地向共产党和延安靠拢、倾斜、凝聚。这时，随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国民党政府也逐步放松了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 这就为大批爱国抗日青年从全国各地穿越国民党统治区奔向延安创造便利条件。
——党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追溯历史，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大多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主要创始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教授。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内一度存在严重的不信任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为纠正党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创造了条件。1935年12月9日，在我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充分显示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强烈要求抗日的迫切愿望，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日形势的迅猛发展，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严肃地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同时，纠正了过去排斥和不信任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列为坚持抗战的一支基本力量。以此为起点，我们党开始站在战略的高度，把吸引和组织知识分子作为一项迫切的重要的战略举措，摆在突出的位置， 向全国爱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真诚地欢迎他们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求各地区和军队都要端正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当时，全国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像与敌人争夺国土那样，竭尽全力地源源不断地向延安吸收和输送革命青年。大量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奔向延安，为以后改变国共对垒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大力创办抗日学校、培养各类干部的战略决策，极大地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的工作。1931年冬，中央红军学校在瑞金创建，1933年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实际，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及时做出“大规模的培养干部”的战略决策，并于1936年6月在瓦窑堡创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以此为起点，我党在延安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几十所培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才的干部学校。这些学校大都面向全国招生。其中，以培养军事干部的抗大和以培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干部的陕北公学最为著名。
1937年底，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知震撼了多少青年的心灵，不知燃起多少青年抗日救国的激情，更不知激励和吸引多少忧国忧民的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阻碍，来到黄河之滨的宝塔山下，成为抗日大军中的一员。
陕北公学首次招生就引起轰动。1937年9月，以成仿吾校长署名的招生简章在全国发布后，从全国各地来西安、三原、延安报名参加的青年络绎不绝。在10月19日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要求“陕北公学要培养抗日先锋队”，并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真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毛泽东不仅为陕北公学指明前进方向，更是为广大青年指明奋斗目标.从26岁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身边工作18个年头的田家英，就是经四川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赵世兰(赵世炎的姐姐)介绍，来到延安，成为陕北公学的首期学员的。
——以民主、清廉为主要特征的边区政权建设和弊绝风清的崭新的社会形态，极大地吸引着爱国青年。抗战爆发后，在中国政治版图上，实际形成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西南地区、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及华北、华中地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及所辖各根据地区域这样三个政权、三种社会系统并存的局面。我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政权，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事实上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战略、人事组织等主要方面均是独立自主的，是按照我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并展现出诸多与国民党政权不同的新特点、新风貌。一个按照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创建的未来崭新社会的雏形悄然诞生了。正如毛泽东所赞颂的那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老百姓发自肺腑的歌声，真切地唱出了鱼水情深、亲密无间的党政军民关系，表达了对我党和对民主政府的由衷爱戴。
——中外记者关于“红色中国”的大量报道、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参观延安后的见闻等公开发表，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吸引作用。第一个进入我党根据地的外国人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7月至10月，斯诺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在陕北根据地的中心、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对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徐海东、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人和高级将领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接触了大量普通的士兵和农民、参观了红军大学、红军剧社和红军办的工厂……回到北平燕京大学后，他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8年3月，译成中文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从这本书中，人们第一次了解了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仰、追求、襟怀和人格魅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访问红色区域，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地报道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战业绩，无情地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
第一个在当时全国著名报纸上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是来自国统区《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1937年2月，范长江在延安同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将领进行了交谈。回到上海三天后，就在2月15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后又发表《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文章。他的这些文章，在国统区产生了强烈反响。
当时，还有许多知名人士访问延安和边区。这些知名人士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对国统区腐败、黑暗的社会制度，早已深恶痛绝，对抗战的前途、对民族的未来，深感迷茫和忧虑。1940年5月，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重庆后，又来到延安。延安和重庆的强烈对比，使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由衷地赞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国内外记者、友好人士访问参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就有7000多人。他们把在延安和边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特别是把对我党的正确主张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雄才大略、领袖风采，真实、客观、公正地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们。全国广大民众从这些报道、见闻中，了解了被反动宣传诬蔑为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原来是一群以拯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以创造平等、自由、民主、幸福的崭新社会为目标，而且为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一切的社会精英、民族脊梁。人们终于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绝望中看到了希望。于是，到延安去，自然就成为了爱国青年们的自觉行动。
……
历史已经证明，千百万青年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历史还将证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千百万青年必将创造新的辉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于青年，祖国强盛的希望在于青年。
（摘自《中华魂》2007年第12期《延安精神专题讲座》之十八）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