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生人。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每当有人问我年龄，我都含含糊糊的回答“奔三啦!”。奔三者，不到三十也。于是别人多半以为这是个二十五六，二十七八的小伙子，觉得尚算年轻。当然了，装嫩是装嫩，但我也没说谎，毕竟按周岁算，我才二十九么。即使是男人，潜意识里也总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
装嫩是个早晚会输掉的游戏，从昨天起，从几十个小时之前起，我就是坐三望四，略有资格倚老卖老的中年人了。于是立刻披挂上岗，对着年轻人摇头：
“有点年轻啊……不过年轻真好”。
这句话的的由头是一个知名的左翼青年来访，谈到这几天参与唱红歌、纪念毛主席、反对美帝和自由派奸党，召集一群左派青年声讨资产阶级文化，说的慷慨激昂，意犹未尽，邀我同去。
我平静地表示：
“偶尔为之无可无不可，拿这个当营生，就太幼稚了”
左翼青年的热情被泼了冷水，立刻翻脸：
“你以为你有多高明？人家不拿工资志愿作这个事，你不支持还说风凉话？”
我赶快道歉：
“真不好意思，其实俺也没那么狂，不会过了一个晚上就以为俺有多么沧桑，俺怎么敢笑你们——俺笑的是10年前的自己啊”
没错，我10年前也这样，或者说，我们10年前都这样。
这里说的“我们”，说的是2000年前后的左翼青年。那时的左派青年，基本上是20出头，在世纪之交前后来到大城市读书工作，逐渐通过网络这个载体聚集在一起，谈论政治。那年头网络刚刚开始冒头，资料不像现在这么多，大家还不是被网上的汹涌民情培养出政治情绪的，大家的政治情绪来自自己的少年回忆，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90年代。
和80年代的繁荣相比，90年代对于大部分城市居民来说可不是个好年头，剧烈的通胀、通缩，开始逐渐泛滥的毒品、妓女、黑社会。工人、教师甚至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十几个省都各有上百万的的工人下岗，全国几千万城市居民因为医保断顿而跟着李大师练功治病。省会城市的过街地道里，失业工人拿着螺丝刀抢劫，一次只抢5块钱。大家读小学的时候只交学杂费，读中学的时候发现重点学校有一半人要出上千块钱，读大学的时候要每年交几千块的学费。回到老家，县城的街道上看到自己的女同学在卖淫，男同学在给负责拆迁的黑社会当打手，县政府旁边的饭店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批判社会的情绪是不用人教的。
农村也不见得更好，农资年年涨，水利逐渐废弃，卫生所甚至卫生院纷纷撤回县城。地方税收被大部分拿走，只好在提留统筹上动脑筋。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一亩打五六百斤麦子，提留统筹要收走200多斤。眼看剩下的不够吃喝，不够子女上学。好多地方的乡政府因此被烧了一遍又一遍。
甚至国家也是一路认怂。轮船会被人在海上截住，台湾的空军居然比大陆还强，李登辉靠着美国洋洋得意，毫不在意解放军拼了老命的军演。到了最后，连大使馆都会被人轰了。这种事情把民族主义情绪也挑动的总想出头。和80年代末大家心向自由主义不同，大家都看到了苏联解体的惨状，都看到了价格闯关的结果，看到了朱xx这个经济改革先锋的成就。虽然学生们批判社会，但宁可从左边批判，也要对自由主义敬而远之。这就是当时小资和学生们左倾的社会基础。2000年开始巡演的《切•格瓦拉》，不过是对这种情绪略加提升罢了。
我们是批判的一代，所以只要不满政府且不是自由派的人，都可以结合。文革造反派 民族主义、下台老干部、新农村建设派、托派…………在政府无力安抚的情况下，大家站到了一起。基本活动如下：纪念毛主席，茶话会，读书小组，革命文艺，听老干部说套话，浅尝辄止的社会调查，去南街村学社会主义等等。一旦大家聚集起来，发言基本是抱怨政府，抱怨社会，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之类。那时没人唱红歌，但聚到一起K下歌还是有的。不管怎么说，这让学生们知道，成年人的生活不止是赚钱养家，嫖妓赌博，还有政治，还有一点超脱于世俗社会，试图改变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这些活动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到了05年左右，虽然民族产业已经开始从谷底爬起，但后知后觉的社会力量又开始加了一项话题——保护核心产业，提升民族产业结构。之后，除了反转基因、反宪章这种小修改，新增的话题不多。
10年后的今天，左翼青年兴致勃勃来给我的讲的革命生活，基本流程还是如此。好多话不等他说完，我就能说，XX也在XX活动吧，YY又第一个发言吧，ZZ年纪大了，还那么冲动么？ 这次散会有没有聚一下？谁结帐？是不是某某？得到的答案基本上不出我所料。10年过去了，基本上，左翼圈里的成年人还是那些。某些中年人变成了老人，某些老人不能来了。 但是，当年座上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变成30多岁的中年人，还是有不少20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继续一脸崇拜地听演讲，一脸激动地唱红歌。
年龄断层的原因很简单，到门槛了。几十年前有句话说的好。30岁之前不当左派没良心30岁之后当左派没脑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多岁的时候，刚看到社会的黑暗面，觉得很恐怖，本着基本的良心决定改造社会。到了30岁，社会阅历深了，觉得单纯的反对没用，必须有可执行的替代方案才行，但很明显，大部分左翼运动没有提供这种东西。所以，等到听抱怨听到厌烦，听口号听到羞愧，等到自己也要成家立业，加班赚钱，送孩子读幼儿园了，自然也就会慢慢淡出左派圈子。这样的人往往还会在bbs上对左翼思潮表示支持，但行动也仅限于此。换了几次手机号，搬了几次家，往往原来的左翼小组也自然就解散了。只有2000年前后已经四五十岁的人，这10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看不惯，越来越有空闲，才一直保持在这个运动里。总的来说，这个活动圈子和苏联久加诺夫的支持者一样，年轻人一轮又一轮的加入，不断有20岁左右的新人，也不断有30岁左右的人淡出，比例比较稳定。唯有老年人是坚定的参与者，但总数不断下降。
我这么说，估计好多左翼青年很不忿，也有不少我当年的朋友很不忿。他们会说，你马前卒瞎扯，谁说毛派没有提出可行方案？谁说共产主义者我们没想法？难道文革经验不是方案？巴黎公社经验不是经验？马列主义不是指导？对于这种批判，我得先说一句，眼下唱红歌的20多岁年轻人中，大部分人没有真的读过马列，大部分人停留在毛选+共产党宣言+的宣传文章层次。我这话不是乱说，最起码我知道七八个网上知名的左派id没读过资本论，当然了，一般的回答是“还没来得及”。我很感谢他们的坦率回答，但我也必须得说，每天在网上号召别人革命的人，最好还是要有点思想基础才行的。
现在的左翼运动，和10年前没有本质的变化，一个庞杂的运动，大部分人是因为反对社会的阴暗面加入，少数人为了政治投机而参与，还有一些人需要寻找政治归属感，需要听众，所以一直不离开。当然，变化还是有的，比如说因为大学扩招，年轻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但没有增加到质变的地步。另一个主要的变化是民族主义色彩上升，2000年前后的左翼，虽然也和民族主义掺杂在一起，但至少很清楚阶级斗争是自己的思想基础，把社会革命放在中国崛起这个目标的前面。所以杨帆、左大培这样的民族主义经济吹鼓手屡屡声明“我不是左派！”。唯恐别人说他们要搞社会革命。现在呢？倒是要讲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者不断声明，“我不是左派”，因为左派意味着为中国的帝国之路欢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这个“左派”圈子是越来越右了，甚至要比自由派靠右的多。
另一种对我以上厥词不忿的人，应该是一批同样对这个左派圈子有不满的同志。他们很不满大批左派连马列原著都没读过的现状，很不满民族主义成为“左派”精神支柱的现状。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转而读经救国，只是这次读经，不是四书五经，而是马恩列斯毛全集。既然有他们在，我如何能说没有人去给出一个可操作方案呢？
毫无疑问，我很支持读马列，很支持年轻人读这些大部头。虽然我不赞成反复读，皓首穷经，但如果你试图戴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对着大一新生喷吐沫大谈革命精神，总要去读读这些曾经指导千百万人翻天覆地的东西。光翻翻摘要，读别人的介绍文字，或许也可以，但总归少了一个和马克思的直接交流。我只是说，万万不可以为靠读经能读出个未来，靠读马列能够对整个社会应付裕如。如果你已经是真正的成年人，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年，实际负责过具体的项目，就应该知道，原则性指导和具体的项目操作到底有多远。马列原著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但那不是现代革命者的操作手册。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牛顿力学和牛顿的数学工具是现代工程学的基础（不是科学）。基本上，除了少数天文、测量、电子行业，基本上大部分工程科目，都是在牛顿时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是呢，推导过程暂且不论，微积分和牛三定律，引力定律，液体摩擦定律，折射定律，这些基本上是中学就该学到，最迟到大一就该烂熟的东西。为啥不是人人都能当工程师呢？ 因为世界太复杂，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所谓理论指导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以至于我们必须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学专业课，把这些在特定情况下推演出来的公式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现在，马列原著就算是牛顿力学在工程中的地位，也不能指望大家能端着本原著去改造世界。
当然了，不管咋说，读经救国还是高于左派大杂烩。因为大部分“左翼青年”甚至不去考虑什么基本原则，根本是从“常识”出发讨论问题。我刚刚就听到过一句总结陈述：“我当左派，是因为我想当个好人”
“当个好人” 啥是好人？ 怎么算“好？”这话问的貌似很愚蠢。啥是好人你都不知道，雷锋是好人，焦裕禄是好人，你这都看不出来，你有常识没？我承认大部分人按照常识来分辨谁是好人，不过，啥是常识呢？常识就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动物，在日常的生活圈子里建立的本能判断。比如说，不吃饭会饿，不喝水会渴，助人为乐的是好人，铁比棉花重……等等。但是，常识不是科学，是建立在日常生活里的经验，一旦超出这个经验范围，是否适用就要重新考量了。比如说，挖一个一尺深的坑很容易，抡起锄头铁锹就行，挖一米深，也不过是多费点力气。但如果你想挖个10米的坑，就不能随便挖了，人多也不行。因为10米的坑，边坡一般会出问题，必须事先有勘探，施工中有支护，施工完了设置挡土墙，否则连人带工具一起埋到土里，救都没法救。这就是说，常识不能随便放大。又比如，走路人人会走，但几万人一起走路，比如说参加什么大型游园活动，就必须在活动举行前就考虑到人流疏散问题。否则万一前面挤住了，后面的人不知道还往前涌，踩踏死人不是好玩的。常识说铁不会燃烧，木头不耐火，这来自我们平日点灯做饭的小火苗留下的经验。但是，在建筑防火的角度来说，钢铁热容量小，被火苗一扫，没等燃烧就升温失稳了，很容易垮掉。世贸中心就是这么栽的。木头呢，热容量大，而且被点燃了也是逐层剥落，反而比钢铁能多坚持一段时间。大家看纪录片，也经常看到许多燃烧的木梁还坚持在火场上方。这说明，在特定的燃烧规模和温度下，木结构反而比钢铁结构更抗火。在这个问题上，常识一旦放大到一定层面，反而成了谬误。
类似的，社会是几千几万人构成的，不能随便地拿“常识”来套。比如说在三五个人的家庭内部，搞公有制很简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即可，遇到需求用冲突的时候，互谅互让，总能过去。但类似的经验推广到整个社会就不行。成千上万人，且不说物资不足的时候能否互谅互让，就算大家有这个想法，也必须有一套制度能做到信息充分交流，否则“谅”和“让”都找不到需要物资的对象。好多左派想着公有制一用就灵，果真如此，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复辟？一个制度连维护自己的机制都产生不了？总而言之，设计社会必须是以科学为基础，然后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细节，一步步来。“当好人”也是如此。不掌握科学，不掌握社会的细节，很容易被掌握这些东西的“专家”“领导”忽悠，直接把事实拧过来你也不知道，还觉得人家说的符合常识。
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批判别人。也该说点建设性的话了。
还是从那句当好人说起。其实呢，我一点不鄙视这句话。这句话是普通人搞共产主义的基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要是你不相信共产主义是好人干的事情，又何必加入这个运动？甚至从历史上说，共产主义也是这么产生的。马克思之前就有空想共产主义，就是想当好人，过好日子，用善良去改变世界。这个想法本身没什么错，只是，在一个大工业时代，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没有小社区关起门过好日子的说法，你关门种地，人家可是开着坦克要来打你。更何况工业时代，一个小社区自己玩不成工业化，要想不过穷日子就得加入这个大体系。所以马克思一定要搞“科学共产主义”，核心就是不指望好人的美好愿望来构造理想社会，而是用阶级斗争来促进社会进步。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就是共产主义者抛弃“常识”，捡起科学的过程。我们要科学地“当好人”。
“当好人”，三个字 其实可以分解成2部分。1“当” 2 “好人”。 先定义后者，才能去执行前者。
啥是好人？这个问法听起来太土了，我们换个时髦说法，啥是普世价值？左派听到普世价值这几个字一定很警惕，这不是自由主义玩的东西么？但人家玩的东西，不等于我们不可以玩。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可以用来评判整个世界的价值标准。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人好不好，不能自己说了算，必须大伙都说好，才是好人。所以说，必须有普世价值，否则你连当好人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没有标准，何来好？现在美国人提普世价值，你可以反对，反对可以从2个方面说，一是说，按你美国的标准，你自己也不普世，二是说，你的标准本来就不好，不完整。这样才能否定人家的普世价值。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说你没有普世价值——你没有价值，谈什么评价？你的价值不普世，凭啥拿来评判美国人？美国的普世价值虽然是假的，大忽悠，但假的比没得好，你要是说不要普世价值，那人家就算再差，是0.01，也比你0要强无数倍。你把敌人的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也就是个0么，0比0，打平，求个不败。要赢美国的话，只能是我们也去搞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从哪来的？ 有人说，可以从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道德里推出来。说这话的兄弟，我麻烦他给我请一位纯之又纯的无产阶级先。几年前，我在北京火车站广场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谁是无产阶级，谁是人民”。我当即指着火车站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流说，这就是，你没别的选择。当时广场上有出门的打工族，有票贩子，有小偷，有为了一个塑料瓶子厮打的拾荒者，有警察，有学生……他们的想法千变万化，互相冲突，但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适合新社会的价值观来。人不一定总作道德的事，但作恶的人只要伪善，就已经说明承认了道德。这个价值观有原始社会的生物基础，有农业社会的文化基因，有工业社会的冲击，甚至现在和100年前都有很大去区别。所以，要提出一个好坏的标准非常不容易，要经历庞大的社会调查和辛苦的分析。不是一句简单的当好人就可以解决的。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的自由发展，但自由必须有边界，有个框框，普世价值就是这个框框。
普世价值的核心，不在于要什么，而在于各种分项价值之间的交换。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类对什么是正面价值异议不是很大，比如说平等、富裕、社会福利、安全。大家都认同这些东西很好，越多越好。问题是，如果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我们怎么权衡各种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打个极端比方，假如有一天人类决定集体出资搞小行星防御工程。那么，该拿出多大的投资呢？每年一万亿？每年十万亿？这涉及到你如何为生命和文明定价的问题。假如你说，文明无价！那么，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即便是每年百万分之一，乘以无限大还是无限大。所以，全部剩余物资都应该拿来搞行星防御系统，为此大伙住窝棚、吃粗粮在所不惜。什么音乐厅、体育场，好莱坞，都成了不必要的东西。这种世界，仔细想想，不如让小行星撞了好。
问题出来哪里？其实呢，文明本身就需要剩余物资和有闲阶级来支撑的，你把所有剩余物资都抽走了，文明本身的价值也会下跌。之所以物资被抽走，是因为你把“文明存在”这个价值定义到了无限大。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表现。理性的表现是，文明的安全很有价值，可以定很高的价值，但不能是无限大这种没法量化的东西。说“无价”很简单，定一个实在价则很难，这就是科学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不如煽情容易。但不讨人喜欢的科学很有用，你定出这个价格，才能拿去和其他的价值观作比较。
这个问题，说起来貌似有点大而无当。我们可以回到个人角度考虑一个问题。在大街上你随便拦住一个人，问他，你的命卖多少钱？他的反应肯定是你疯了，多少钱也不卖。但实际上呢，命是有价的，可以在社会统计数据里面计算出来。比如说，工作A是矿工，工作B是库房搬运工，两者劳动强度差不多，工作时间也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依然有差别，比较危险的工作收入要高一些。多出来的部分，就是为生命危险而付出的价格。两者收入之差别除以死亡率之差，就是普通人在社会中实际选择的生命价格。当然，实际计算起来远没这么简单。因为一个人选择工作，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也很难找到两个工作环境一样，只是安全程度有差异的工作。但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的职业，用统计数字来压倒随机性，或者把其他的因素也作为参数纳入计算。总归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的问题。又比如，我们说，孩子的未来无价，也说亲情无价。那么当老人需要一大笔钱治病的时候，我们会拿出多少积蓄去寻求好的医疗环境？留下多少积蓄给孩子作教育投资？这些问题的权衡，在各个家庭不同，但从整个社会来说，都可以用统计数字来衡量。
之所以要衡量这些数据，要用冷冰冰的数字去衡量温暖的感情，去构成神圣的价值观，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要用来指导社会投资的。分洪区的建设，就是这个社会在衡量各个地区的生命、财产之间的比率；房屋抗震标准，既不能高到谁也盖不起房子，也不能低到3级地震就垮，必须有个标准来指导。一个人，一家人，可以凭着感觉定这些事情，但一个社会要投资，要改变社会结构，要设计一种新社会，不能说跟着感觉走，必须拿着数据去下决定。革命也好，改造社会也罢，都是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量化，你怎么说服别人你作的对？怎么“作好人？”
这种思考方式，看似冷酷，其实是对价值观最好的描述。只有价值观明确，你才能说你要建设的社会是“好”的。才能论证你那个目标社会，比如说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一味的煽情，一味的说“XX无价”。啥都无价，咋作评判？咋作决策？。经常看到有人讨论“公平和效率”这种问题，动不动学大专辩论会，引经据典地吵上几十页。我看到这种讨论一般直接跳过。古代有云，三纸无驴，我跳过这种东西，主要是三页看不到一个数据（页码除外，）看不到一个对统计数据的引用，看不到一条曲线。形而上学的东西，咋吵都有道理。但没有一本本的年鉴支撑，没有庞大的社会调查和对社会的深入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另一个搞共产主义的大国，苏联，号称在五年计划和20年长期计划之上，还有一个更长期的伦理——科学可能性规划，用来指导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但很显然，苏联一直没弄好这个东西，否则也不会解体了。美国人搞普世价值，弄的虽然不好，但含糊的地方还有宗教填空，含糊一下。现在共产主义者咋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呢？等着这东西天上掉下来？
有了“好人”的标准，下一个是当好人。咋“当”？这就不是对价值观本身的评判了，而是怎么实践你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公平是按劳分配，这个是价值观了。但怎么实现按劳分配？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比如说，一群科学家一起研究一个课题，在一个人的方向上出现了重大突破。如何衡量他的成果，如何衡量他的报酬？80年代中国没少吵这类问题。很显然，此人的成功，既有个人努力的因素，也有别人配合的因素。在不同技术方向上探索，一个方向出现了突破，没有突破的方向也有价值；就像派出10个侦察兵，1个人发现了敌人，但其他9个没发现敌人，证明那9个方向很安全，也很重要。所以这里的问题不能简单的说有成果才有值得拿高报酬。这种问题虽然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作指导，但往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掌握足够的技术细节，没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别指望临阵磨枪就能分析好。这就是行政官僚所掌握的力量。有经验的行政官僚或许做不到最优分配方案，但他可以在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时间限制下，做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能够让整个体系持续运转，这就足够了——反对行政官僚的人，往往拿不出能让体系运转的方案。这些年，有好多工人占据工厂的案例，往往是资本家表示愿意谈判，但要求工人开会，拿出一个谈判方案，包括内部分配方案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工人自己根本拿不出方案，不了了之。要谈革命，谈共产主义，先要保证自己在这种场合下，比资本家更能制定方案，更能达成内部妥协。
还有民主，也同样涉及到复杂的制度和程序问题。因为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是简单的同意或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次投票都是简单的是、否、弃权，那么往往程序就能决定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制定程序，谁来制定？谁来主持？怎么定义一个程序比另一个程序更民主？能拿出比较数据么？没有数据如何服人？程序之外，还有个信息交流问题。如何保证所有人都充分交换了意见？三五个人的时候聊天就行，十几亿人的时候呢？电台怎么分配？网站头条归谁？须知美式民主用钱和院外集团来解决这些问题，起码是个规矩，有规矩就比没有好。总比无法达成任何决策，干脆不要民主要好。光坐在电脑前声讨美式民主是不行的，关键是你能拿出啥来替换它。
上面这两个问题仅仅是简单的管理问题，当工业技术问题也掺和进来时，问题还要复杂好几倍。一个技术问题，往往是监督起来比重做还要复杂。因为技术问题千变万化，这就是技术官僚的威力了。技术官僚因此可以很隐蔽地作一套既能运行，又能够给自己带来丰厚收益的制度。试图取代他们的人，发现自己或许能做到换人，但甚至拿不出一套可以勉强运行的管理方式，所以总是失败。现代工业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环节不能运行，就要出问题，就要死人，甚至是大面积死人。不信你让现代城市的水电停上几天，再换一群新手控制应急体系试试。光是下水道里污物不能及时冲走，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没人处理，带来的传染病爆发就可能在几天内就让城市往生化危机的方向发展。
现代社会是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数人的合作。没能力协调这些人合作的组织，不要说进行社会改革，维持社会不崩溃都很难。如果光指望自己知道几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去改天换地，如果打算用那个从来没检验过的巴黎公社经验去管理社会，那必然是巨大的混乱。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最坏的政府，莫过于无政府。现在整天谈革命的兄弟们，如果忽然把政府，把社会交到你手里，你有能力让社会继续运行么？有能力在维持运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么？反正现在如果交到我手里的话，我自认做不到“又红又专”，宁可把这个机会扔回去。这说明啥？说明我们的共产主义规划很不成熟，我们在叶公好龙。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进入政权就是这个问题，不仅没法控制旧官僚，甚至缺乏监督旧官僚的能力。造反派当一把手，老干部就消极怠工，造反派抓不住把柄，自己又没法直接接手，最后还必须站出来承担责任，承担社会舆论压力。左翼青年们如果打算把这样的事情再重复几遍。可以继续读经救国，可以继续唱红歌，声讨自由主义。可以继续指望高级官僚当自己的同盟。反正指望不上自己便是。
我有个左翼朋友，每次遇到他，要开一个玩笑——让他拿张纸画一张中国地图，要求不高，只要省界清楚就行。每次他都拒绝作这个测试。其实呢，如果说拿电脑游戏打比方的话，改造社会这个即时战略游戏很宏大，但翻来覆去就这一张战略地图。左翼青年们每天在自己设想的mod模式翻来覆去的演练，拿着哲学史天天研讨，为啥不能费点心背地图？因为那个层次太低？比不得哲学问题高级？
还是这个拒绝画地图的朋友，前几天谈到经济学中的排队问题。我主张，如果商品暂时的短缺不能解决，在收入差距合理的前提下，排队说明需要涨价，好让最需要商品的人优先得到。这个朋友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说我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法。我解释说，涨价在不降低总的效用的同时，起码节约了排队时间。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最在乎这个节约的时间才对。要反驳我，就拿个数学模型出来，最简单的模型也行，先定义一个指标为“效益”，再证明排队可以带来效益。
这位朋友去琢磨模型了，2天了还没给我回话。我估计他现在没准在看地图呢。
除了看地图，在谈革命的同时，需要补充的基础资料还有很多很多。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管理学、经济学……我当然不是在开晋升院士的条件。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东西精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左派真的有心思搞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建设共产主义，必须在整体上具备这种能力。作为个人，起码要对这些知识有个粗略的了解，然后对至少一门比较擅长，这才算是革命的螺丝钉吧。眼下当不成螺丝钉，总要往螺丝钉的方向发展吧。什么？你说啦啦队比螺丝钉好，还能趁机在同路的妹子身上揩油？那也好，唱红歌，追捧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的啦啦队也没啥不好，但千万别装成个螺丝钉，别人要拧你的时候一拧就断，那样大家都难看了。
我是搞工程的。我们这个行当，如果搞一个比较大的项目，在施工之前有设计，设计之前有技术设计，技术设计之前有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前面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前有预可研和项目建议书。当然，这年头不少大工程也都是糊弄，好多文件都是事后补上来的。但真要是大到三峡工程那种级别的工程，谁也不敢糊弄，每个文件都是用数据和考察堆出来的。共产主义这个工程，比三峡工程大多少？一万倍差不多吧。这样的项目，大家光想着当好人么？那样肯定会悲剧的。我觉得左翼青年谈到共产主义，不说心里有本可行性研究报告，起码要知道项目建议书怎么写，能填些什么数据。然后，花上10年工夫，能给这个文件填几个数据，才算没有白顶个“革命”的帽子。
在这里，我随便转一个普通项目建议书的格式要求，有兴趣谈共产主义的朋友，可以想想，如果这个建议书是给自己憧憬的共产主义运动作的，自己可以填上多少？可以有理有据有数据的填上多少？
一、总论
1、项目名称：
2、承办单位概况（新建项目指筹建单位情况，技术改造项目指原企业情况）
3、拟建地点：
4、建设内容与规模：
5、建设年限：
6、概算投资：
7、效益分析：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条件
1、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2、建设条件分析：包括场址建设条件（地质、气候、交通、公用设施、征地拆迁工作、施工等）、其它条件分析（政策、资源、法律法规等）
3、资源条件评价（指资源开发项目）：包括资源可利用量（矿产地质储量、可采储量等）、资源品质情况（矿产品位、物理性能等）、资源赋存条件（矿体结构、埋藏深度、岩体性质等）
三、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1、建设规模（达产达标后的规模）
2、产品方案（拟开发产品方案）
四、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
（一）技术方案
1、生产方法（包括原料路线）
2、工艺流程
（二）主要设备方案
1、主要设备选型（列出清单表）
2、主要设备来源
（三）工程方案
1、建、构筑物的建筑特征、结构及面积方案（附平面图、规划图）
2、建筑安装工程量及“三材”用量估算
3、主要建、构筑物工程一览表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一）投资估算
1、建设投资估算（先总述总投资，后分述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安装费等）
2、流动资金估算
3、投资估算表（总资金估算表、单项工程投资估算表）
（二）资金筹措
1、自筹资金
2、其它来源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销售收入估算（编制销售收入估算表）
2、成本费用估算（编制总成本费用表和分项成本估算表）
3、利润与税收分析
4、投资回收期
5、投资利润率
（二）社会效益
七、结论
说了这么多，左翼同志一定对我很不满，说这个马前卒阴阳怪气的干吗？装高明？是不是要组织个委员会，审查别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论资排辈啊？
各位切莫动气，不是，我只是提一个建议。说一个事实。而且，说一句招人烦的话，我也的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需要资格。在朋友圈里当个好人不用什么资格，但要无数人跟着你当好人。这其中就像一个人走路和成千上万人在火灾时疏散的区别。前者干的好，不等于后者干的好。后者干不好，是要拖上世界垫背的。那样不行。
共产主义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必然要靠学习，不能靠直觉，不能靠本能，这句话听起来政治不正确，不讨人喜欢，但就是事实。承认比不承认好。现在资本主义靠忽悠乌合之众来搞政治，讲“常识”讲“天赋人权”渲染自己的正义性。我们绝不能迎合乌合之众去说：“你们的直觉就是对的，尽管跟着感觉往前走吧，越走越有希望！”。那样就完蛋了。
前几年，曾有那么一码事。有个左翼领头人号召大伙搞很仪式化的毛主席纪念活动，比如见面喊毛主席万岁之类，我当面去问为啥搞这个明显有点恶搞性质的运动。得到的答复是：“这事儿的确有点争议，但是你要考虑到左翼运动内部水平不一，有些文化水平较低，年纪较大的就好这一口，我们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左翼好谈文革，殊不知，文革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大批孔孟之道，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拿出来翻来覆去的批。难道今天我们还打算用一群聪明人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往前走么？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自由主义来的好。
前几天，我把这样一段话给别人发过去，被人大肆抨击。
“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工人指出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大家可以查查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篡改别人的发言不打招呼。我在转载之前，很邪恶地删除了这段话里的几个定语。所以唱红歌的兄弟们以为我在影射什么人，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了，我承认，中国和苏联的经验都证明，人民支持共产党拿到政权，并不一定是因为理解共产主义。事实上，多数人根本不理解共产主义，只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能够消灭一个无论不可能更坏的旧秩序，能够在一片废墟上让这个国家勉强养活自己。这也算历史经验，但是，这种胜利一方面依赖于共产党有效管理社会的能力，一方面依赖于敌人的无比低能。这两个条件，我看今天都正好反过来了。历史经验可不能无视条件，随意引用。
今天已经是2011年了，未来如果有革命，将是第一次在识字率过半的世界出现革命，是在劳动者人人读书的时代革命，是有互联网的时代搞革命。总之人民是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需要一个成型的理想。本来这个世界乌合之众是越来越少，你偏要维持一个忽悠乌合之众的运行方式。结果就是有一天，你喊“搞革命啦！”。人民问你，咋搞？搞啥？拿出来个像样的方案来看看？你只能回答“跟着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种低级失误，传销骨干也是不屑于此的。
说了这么多坏话，马前卒貌似在诋毁整个中国的左翼运动，摆一副众人独醉我独醒的样子，真是装逼不怕雷劈。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最好等着看看我接下来要写的东西。10年以来，在中国左翼运动充当一个小角色，我尽管没干成什么事情，但肮脏、可笑的事情倒是见识了很多很多，我以后会陆续把这些事情写出来，毕竟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呢，在写之前，我得说说我对这些事的看法：
首先，我这10年还看了很多其他事情，共产主义运动，哪怕把打着这个旗号的都算进来，里面的肮脏事情并不比其他领域更多。其次，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在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崩溃的世界里的现实政治运动，而且是试图向政治领域伸手干涉的运动。政治是啥？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是财富最集中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插手，一尘不染可能么？除非死掉的才干净。我们只能说，目标很纯洁，手段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但绝不求干干净净。看到肮脏就逃避，就绝望的，是书生。能从垃圾堆里看到希望的才是能成事的现实主义者。
不求一尘不染是真的，但缺点必须正视。有问题不可怕，讳疾忌医才可怕。没人泼冷水的运动，最终收场必然是狂欢之后的散伙。但是呢，外人批评，好多人说那是恶毒攻击；左翼自己说？好多人怕当恶人，不说话，这样不行的。我今年30岁了，应该比上一个10年多点担当，不在乎当这个恶人。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作为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头。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要比读者警醒10倍，时时敲打自己。
30岁的恶人马前卒 2011 01 02 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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