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发生论

 

　　关键词：村民自治；群体行为；内源动力

 

　　各种社会行为过程都有起始段。它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始发行为制约后续行为。例如人们曾经发现狼孩、猴孩等等被野兽捡拾或偷走养育的许多兽孩，他们虽然具有人的生理器官，但在学步阶段养成四肢爬行习惯、由于始发行为习惯对后续行为具有强大制约力、他们重返人类后绝难学会直立行走。其二，了解行为发生是深切认识后续行为的基础，而我们对村民自治的行为发生还缺乏研究。因上两点而作此文。

 

 

　　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村民自治发端于游耕、游牧、游猎的终结，与定居农业自然村同时涎生。这是一个猜想，但不是纯主观猜想。当华夏农耕的主流进入定居农耕几千年之后，一些族群直到19世纪末叶之后才开始形成定居农耕村落。它们有的曾经闯入笔者的考察视域，给此文的有关猜想提供了初始自然村，“活化石”的经验材料支撑。          

 

　　以下讨论不含游牧等等演生的自然村（因为我没考察研究过），主要讨论游耕母腹中自然脱胎而出的幼时自然村，且将其略称为“耕幼村”。

 

　　1988年，笔者到黔西北某地农村考察，那里有苗族某群的众多山寨，我在当地驻留８买考察了４个山寨。据村民和官员介绍，几十年前土改时，当地该族群的几十个山寨只有一家地主，他家无床、无被、无鞋、无袜、无碗、无筷，睡以草垫秧被，行以赤脚裸腿，食以木盆马匙，被戏称为“光脚板地主”。老农们说，以前他们那里四周全是浩瀚森林，猛兽很多，山路艰难，极少有外人进入寨耒，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才有官员光临，在此之前，他们的村务从无外人插手过问而全由村民自主。我请高龄老农讲述他们童年时代的故事。其中的修路、掏井、婚嫁、举丧、刀耕火种等等许多故事向我展示了耕幼村“活化石”的生产生活的风貌。简呈两片风貌如下。

 

　　由于刺藤野草风长、牲踏破损、暴雨冲毁等等，一年半载便要全寨出动砍路修路，否则刺草封路等等难以行走。刀耕火种是游耕留给定耕的遗产，在传统农业中，成熟的定耕为犁耕即牛耕，它只适于坡度平缓、泥层匀厚的熟地，山林处女地必经刀耕、锄耕而后方可犁耕，因而他们童年时的大量刀耕锄耕说明那时（20世纪初叶）还处在定耕初期的杂耕阶段。老农们说，刀耕地收成很低，但犁耕地很难得，一是地点难找，二是挖树根、搬巨石、垒土坎很苦，搞成一块犁耕地要花几年工夫。

 

　　类似故事我在黔南、川西、滇东南、桂西北等地农村多有耳闻。从各地老农讲述的童年故事中，可概括出各地耕幼村有如下共同点即耕幼村的概念定义。

 

　　1，群体内部没有可资专权的贫富强弱分化。

 

　　2，群内治理没受外耒强力干扰。

 

　　3，内源公益丰富平等（如寨道、寨井、寨坝、寨桥、寨景、寨规、山林、草场、河塘、野产、公共信赖、互助网络等等内源公益众多且具全员覆盖品质，由全体成员平等共享）。

 

　　4，每户各有众多私务（男婚、女嫁、伤病、举丧、建房等等）必待众邻援助方能善了。

 

　　5，各户之间情谊深厚，没有深仇大恨。

 

　　6，群内只有单一的价值系统。

 

　　7，群内公务按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共同承担的民主方式运行、办理。

 

　　据老农们描述，上述民主是厚道、和谐、友善的民主，与当今农村斗鸡般的民主根本不同，而且极为简炼，不似如今繁乱。

 

　　上述第７条的民主是从前６条中必然产生出耒的，任意某个自然村或其他人群如果兼具前６条，第7条的民主自治就必然发生。此中道理十分简单﹔群体延续不绝者必定有秩序、有治理，在兼具前６条的既定条件下，唯一可能的是民主自治，除此之外，别无治理途径，这唯一可能性就是耕幼村的民主自治必然性。

 

　　考察所闻耕幼村往往诞生于远离它群且远离官府的环境。在杂耕条件下，单位面积的人口承载力很弱，有较多远程耕地，耕作半径大，考察所知最大半径为7小时单边路程，耕作期始往终返。这些耕幼村往往有密林、高山、深谷、猛兽屏障，保护其幼弱机体免受外力伤害。

 

　　本文猜想，全人类各民族的耕幼村都有或长或短的安全成长期，否则游耕者不会定居下来。在此安全期，各耕幼村内部不可能有贫富强弱大分化，村内治理不可能受外来强力干扰（干扰者成本大负效盍），如此等等上述７条的反面否定。换言之，我从华西南归纳出的前述７个共同点在全人类各民族的耕幼村中具有普遍性。由于大环境中的人口密度、交通条件、森林面积、猛兽密度、豪强行为、国家势力等等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这安全期随时间移近而缩短，反之，越古远越绵长。以上讨论的结论如下﹕民主自治曾在全人类各民族的耕幼村普遍发生。

 

　　有人认为“中外传统乡村从无民主”。这“从无民主论”可能取材于官权扩张、群内分化、豪强兴起的村治形态，但那是被阉割了民主器官的村治形态，若是以此为据说传统乡村无民主，便如同以皇家内臣为据说传统男人无交配繁殖功能一般。

 

 

　　学者们考察所见的近代村治，均非民主村治，因为村治民主在19世纪末叶之前基本被社会分化踏灭了。约百年前，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在中华拉开了“人群自治”、“团体自治”的帷幕。但幕布拉开之后，民主自治却千呼万唤不登台，只见众多冒牌货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

 

　　民主村治即村民自治的灭绝经历了漫长过程。取代它的有豪强治村、富族治村、精英治村、黑恶治村等等。这些治村者往往与官府相勾连，其实是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传送带：把官威传到民间，将民脂送达官府。因此，村治民主的灭绝要从国家行为中找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帝王将相封疆大吏对农民的控制欲望和奴役实践。

 

　　在古代，如同牲口是农民的基本财产一样，农民是国家的基本财产，是各军政集团之间主要的争夺对象。其中有和平手段的利诱招徕，更有每次猎获几万至几十万农民的武力抢夺。国家视农民为财产，必然要对农民进行控制且容不得农民的民主自治。而向往民主自由乃民之本性。于是，在村治意志中，官意和民意天然具有对抗品质。但民主自由的抗争力极弱，遇官即灭。对此，一些农民选择忍耐，另一些农民则流动逃亡。

 

　　中国古代农民流动的主流总是千方百计流往没有官府或者官府稀少官威疲软的地方安家扎寨; 官府则相反，它们或者拼力将农民驱往官府密布的政治中心地带，或者农民流居某处村多户众时，就到该处增设官府。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皇城多在北方，皇家也就所当然重点经营北方，其中又特别注重经营皇城及周边地带，以为固本护根。这固本护根的通用法宝是驱使大量农民聚居在皇城周边地带，构成村落密布、人丁兴旺的强盛景象，在皇城周近蓄备丰富的兵源、税源、工源以便随时征用。例如赢政、刘邦、刘曜各自都曾大规模地将数十万人驱往长安，加之其它种种手段，使当时全国的七八成人口密集于官府众多的北方。而唐代之前南方官府稀少，许多地方数百平方里广原没有官府行为的踪影，于是北民风起云涌渡江南下，至元末明初时，南方人口巨增至全国总人口的七八成，官府也随之巨增，这又迫使农民大量逃入西南山区、流往东南亚，如此等等。这是二者天然对抗品质的表演，是实施控制与逃避控制的活剧，是民主自由被持续追杀的动画。农民不可能在专控制中得到民主自由，故而逃离官府。许多偏远居落就是发端于农民逃官新建的避难营，而后随难民增多而成自然村。由于偏远荒凉，一些难民由犁耕倒退回刀耕锄耕，为了自由，他们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而这些难民营自然村或迟或早会被官府势力范围的扩大所吞没，他们又复受制控制、失自由。上述控制随着时间推移而扩张，终使农民逃无可逃，村治民主随之灭绝。

 

 

　　社会科学的发肓水平不如自然科学，重要表征之一是基本概念的规范水平和清晰水平低，同一个词语会有几个至几百个概念。为使社科实证研究和学术交流得以正常进行，需要对基本概念进行操作处理，且处理结果至少要兼具如下两种美德﹕其一，将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细化为清晰的可直接测度的变量;其二，遵重公共语言惯例。比如《三国演义》中张飞的头被士兵砍了，这个事实在公共语言中被表述为“他杀”、“仇杀”、“暗杀”、“谋杀”等等。如果我们用“张飞自杀”或“岳飞吟诗”表述这个事实，就悖逆和侮辱了公共语言，必使学术研究交流等等陷入荒唐。

 

　　公共语言中的“自治”、“自杀”、“自主”、“自动”、“自觉” 等等具有行为动力的同一品格，每个“自”都是指行为动力源于行为主体自身。据此我作如下定义﹕村民自治是村民群体内源动力推动的自我治理过程。在这个抽象定义中，模糊不清而需要细化的是“内源动力”，一当它清晰，模糊不清的“村民自治”概念就随之清晰。兹以实例对它细化如下。

 

　　据陆汉魁等人《探访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新华网广西频道2005年４月３日电）等等几篇文章介绍，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产生于1980年广西区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果作屯（自然村）。从几篇文章中，我概括出果作屯村民自治发生的如下要点：

 

　　1、始发者是屯内农民而非政府等等;

　　2、始发动机源于屯内民众需要而非政府等等外部需要;

　　3、自治组织的名称是屯内农民确定而非政府命名；

　　4、治单位的设立是屯内农民提出而非政府提出;

　　5、设立的自治单位是内源公益丰富的自然村而非内源公益空乏的行政村;

　　6、自治规约是屯内农民发起制定而非政府发起;

　　7、村民会议是屯内农民召集而非村委召集;

　　8、民主选举的策划者、推行者是屯内农民而非政府。

 

　　以上８条的本质如下﹕果作屯民主村治的始发行为动力是内源力，不是外部动力;把这种群体行为叫做村民自治符合公共语言惯例。

 

　　上述８条隐含着村民自治行为动力的变量清单，我将隐含的清单显化于后，顺便把果作屯的各变量取值列入表中。它们的取值“１”  是从那几篇文章中解读出来的实测结果，代表果作屯内部;假若实测结果中有来自村、乡、县等等外部动力，其变量取值代码依次为２、3、４等等。５号（变量）“内源公益 ”只是抽象概念，还需分解为变量才可测量。 现代村民自治强调的民主，其重点在于平民的公共参与，而内源公益从根本上制约着平民参与，它是内源动力中的核心动力。它的测量难度大，不似其它变量易测。

 

1           始发者             1

2       　  始发需求        　 1

3          组织命名者      　  1

4          单位设立提出者   　 1

5          （内源公益）         

6          规约制定发起者   　 1

7          村民会议召集者  　  1

8          民主选举策划者   　 1

9          民主选举推行者   　 1

 

    在前述抽象定义中，内源动力是模糊概念，经过如上细化处理后，它己经变清晰，可作如下操作定义﹕村民自治是如上内部始发者等等内源动力推动的群体行为过程。

 

　　至此，本文的村民自治概念可能己经兼具前述两种美德。兹用它观察现实生活。

 

 

　　此前十几年，我直接步入考察过滇、黔、川、桂的上百个自然村，使用上述操作定义解读考察资料时，根本看不到村民自治的踪影，且我的考察资料与大量文献资料完全吻合，据此推断﹕（1988至2001）当代村民自治尚未发生。但此处不描述自己的直接所见，因为那太耗篇幅且偏于一隅又不便读者查验。由于此处赖以立论的经验材料无变异，故而阅读文献的简接所见己足胜任，且这些文献涉及全国各地数万个村而具有更高的证据价值。在我阅及的两百多种相关文献中，有民政部主办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村民自治研究》第一辑至第十辑的每辑10种共100种文献，此百文中的相关经验材料是我言“当代村民自治尚未发生”   的便于查验的证据。电脑己经普及，只要愿意，读者可轻易上网查验我是否歪曲利用了上述文献中的经验材料。（此文写于2002年春，当时上网很容易查阅上述百文，不料该网改版，现在不易查阅了，但读者可用其它相关文章简接检验此文所言的真假。 顺便说明对原稿修改于2005年夏。）

 

    以上百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无可看出村民自治是否发生。另类则可看出，而此类文献相关材料中的村民自治无一例外全部尚未发生。

 

　　村民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人们特别关注民主选举，称之为村民自治的基础。在上述文献中，民主选举所占篇幅远远大于另外3种民主所占篇幅的总和。故而这里仅就民主选举的群体行为动力略加讨论。

 

　　在上述文献描述的相关经验材料中，民主选举的行为动力源于政府，诸如选举时间、地点、方式以及侯选人的年龄学历资格等等由政府拍板，选举过程的策划、宣传、动员、组织等等由政府双手 推动，若是它们松开双手，绝无所谓民主选举。如上推动的民主选举，充其量最好的也只是政府治理的民主选举，虽然具有进步意义，但绝不是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在上述情况之外，未见任何一个案例是内源动力推动的民主选举，未见任何一例选举组织、策划、推行等等过程受推于内源动力。

 

　　被认为是村民自治基础的选举行为动力既然是外部动力而不是内源动力即基础空虚，建立在此空虚基础之上的其它行为岂能是村民自治行为。

 

　　其实上述基础观念不准确。前面列举果作屯的许多行为以及未被列举的其它许多行为都比选举行为更基础，正是那些更基础的空虚产生出选举行为的内源动力空虚。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流行的村民自治研究和实践的路径不科学，此二者不科学都与基本概念相关联：各种文献中流行的村民自治概念颠倒了客观对象的本质，污辱、悖逆了公共语言惯例，在颠倒了的基本概念误导下，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主流和建设实践主流根本背反村民自治的真谛而南辕北辙万马奔腾。

 

 

　　和谐社会既需要政府治理，也需要民众自治，还需要这两种治理合作共荣。在二者的关系上，今后中国的社会进步将实现于人们期待的“小政府大社会”即政府治理权向民间自治权的转移过程中，村民自治将是上述进步的主角，这主角可能即将登台。

 

　　以往几千年，村治民主的不幸主要因于国家对农民的索取。反之，农业税的取消和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来临，就成为村民自治可能复活的根本原因。但此根本原因还不足以造就村民自治的必然复活。为此，还需对法制和实践等等进行众多改进。下面只简述其中的两个要点。

 

　　其一、它的复活有待国家把村民自治权归还给农民。例如村民自治单位设立的提出权、村民会议召集权、民主选举策划推行权等等都应归还给农民。

 

    村民自治单位的设立，其提出权在现行法制和实践中都由乡政府掌握。法制虽规定村委设立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但此“讨论同意”在实践中只是泡影。我从乡村干部和农民的介绍中得知，为了在本自然村独自设立村委，村民低声下气恳求、坚决强烈要求甚至闹事请求等等全都无效。事实上，村委会普遍设在行政村。而多数行政村规模偏大，往往含有十个以上自然村，其中一些自然村相距再三小时以上步行路程，村民互不认识毫无交往等等，内源公益十分空乏，直接民主必不可行，而是便于行政命令、暗箱操作等等。民间行为的直接民主只可能发生在他们的内源公益基础上。村民的内源公益是各户私利、目标、需求等等的同质，群体成员的同质水平与群体规模负相关，即自治单位的地域规模、人口规模与直接民主的可行性负相关。简言之，村民自治的命根是群体内源公益。而各地村民群体各自注重哪些内源公益是外人所不了解的，因此，如同新婚家庭的设立只能由当事人男女双方自己提出一样，村民自治单位的设立必当由农民自己提出，必当把此提出权归还给农民。其它（如变量清单列举的等等）自治权归还不再一一讨论。

 

　　其二、村民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自治招架不住外来强力侵扰，必靠国家力量为其保驾护航。在取消农业税和工业反哺农业等根本前提下，国家归还村民自治权并予保驾护航时，便是村民自治的复活日。这一天距我们大概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