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总穿着圆口布鞋。鞋底白边鲜亮，一闪一现。
陕西关中、河南安阳、安徽肥西、山西夏县、湖北荆门、山东青州、江西永新、四川绵竹……他和他带领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出现，住进农家，按日付费食宿。
整日整日的访谈。“你家几口人”、“你跟爹妈分开过吗？一个月称几斤粮给他们？”、“哪年结的婚？村里有离婚的人家吗？”
一些农民反问这个身形魁梧的大汉：“你问这有啥用？”
2007年，他的新书《乡村的前途》出版。
他说，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
他重新解读了农民之苦。“农民的苦，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恒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激赏、质疑、斥责皆来。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这个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学者，正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三农学者之一，也正在成为一个观点异类的“少数分子”。
从师专到大学
1987年，贺雪峰就读于黄冈师范专科学校。
19岁的他，专业是生物学，却终日埋头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得了绰号——“八十年代的孔夫子”。
那个时候，他写了很多文章：《中国政治体制的新设计及其原理》、《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路径》、《改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单元》……“所有学过的知识都搜肠刮肚用上去了”，他现在回忆。
在师专，贺雪峰和几个同学办起“农村通讯社”。他一口气写下万余字的《农村通讯社纲领》，开篇就是：“在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农村问题，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农村问题便具备了整个中国的意义。”
带着对童年田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几个出身农村的年轻人朦胧地觉得：中国问题应该从农村开始。
那个时代，贺雪峰说，他脑子里每天都装着无比宏大的概念。“民主”，是最多的一个词。
1989年，他回到家乡。在家乡的小镇上，贺雪峰从父母开的杂货店里一次次“借钱”出来，又办起通讯社。还是一些青年人，教农民种食用菌、养兔子、种葡萄，继续着建设农村现代化的理想。
那时候，坐在小店的柜台前，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会被往来的乡亲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谁谁的儿子……”
十年之后。1999年，一个青年人找到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副主任的赵树凯，拿着自己刚刚完成的田野调查——50名村支书访谈手稿。
这打动了赵树凯，适逢他向香港中文大学推荐访问学者，想到了这位青年。
赵树凯当时只记得：他操着湖北口音，来自一个地级市的职业技术学院。
这就是贺雪峰。1990年，赋闲一年后，他在家乡开始了中学教师生涯。
1993年，贺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被导师张厚安带进了农村研究的大门。毕业后，他在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农村发展研究所。全无“显赫出身”的他，5年间在核心期刊发表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
2001年，贺雪峰回到华中师范大学，第二年便成为教授，时年34岁。
“西方话语和强烈的道德情绪，会屏蔽我们的视野。”
2007年10月，川西平原，一位在美攻读政治学博士的留学生慕名参加“华中乡土派”的调研。他在讨论中提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考察因素A、B与现实C、D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作用等。贺雪峰当即表示：对于中国农村，现在只怕连“A、B、C、D”是什么，都还不够清楚。
他曾不厌其烦地对学生说：“西方话语和强烈的道德情绪，会屏蔽我们的视野。现在需要的就是回到经验领域，在经验中不断发现悖论，不断去发问：这个该怎么解释？”
贺雪峰说，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是他今天做农村研究的真正想法。
上个世纪50－60年代，英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宗族是研究中国农村的合适单位；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村落共同体十分重要；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理解中国农村的基本单位是基层市场体系而非村庄。二十年后，杜赞奇、黄宗智等人重新确立了村庄研究的范式意义。
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样的？
2007年秋的川西调研让贺雪峰感慨：施坚雅正是在川西调研的基础上，完成其著作，然而这并不等于它在其他区域生效。杜赞奇、黄宗智等人，依据的是满铁时期的调查资料，而弗里德曼的来源，也只是华南农村的二手资料。
贺雪峰说，“这就是我们居住的国土，没有任何理由依据二手资料来构筑经典。”
在每一个地方，他坚持去最平常、最没有特异性的村落。在1999年前后，主要研究村民自治的贺雪峰感到，单纯的制度研究无法理解中国农村。贺雪峰开始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步一步地展开。最近10年，他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农村驻村调查。
2003年，一个乡镇泵站采纳了贺雪峰的改制建议——由受益的10个村民小组，选举产生10人组成的泵站管理委员会，村民自愿入股，用民主方式管理。看似理想的模式，可是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麻烦。
眼看插秧需要供水，管委会却收不上来钱。前一年没有交钱的人也一样享受了泵站的服务，这成了人们的心理样板。另外一个小算盘是：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雨水，如果雨水好，交钱就亏了。农民的说法是“怕饿死的就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因为怕饿死的人出钱放水，没有出钱的人一样有了水。最后，所有人都不愿再出钱放水，所有人都得饿死。泵站运行无法保障，越来越多的人家不得不自己打井灌溉，尽管，这要比泵站供水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这让贺雪峰深刻地见识了中国农民的理性。
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方式，他十分警惕。在他看来这种手段难以避免价值的预设；他也不倚重地方志，生怕陷入资料当中。他说，“农村的信息不只是农民的话语，更是无数人家的家具、住房、饭菜，无数农民的穿戴、表情和眼神，是农村内在生活的逻辑，是农村所提供的全部见闻。”
贺雪峰认为，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这让他获得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评价：“一村一理论”。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没有那么简单”。
37岁那年，这个没有读过博士的学者，成为博士生导师。
乡村的前途：农民，诗意地生活
2007年的一次学术会议，有学者发言：中国政治学多年来一直在西方学术的宰制下成长。如果说单一进化论是旧的教条主义，那么今天使民主拥有强烈的煽情色彩和玫瑰气息，就是新的教条主义。
贺雪峰落座一旁，深以为然地笑。
1980年代末那个热血的青年，今天已经被默默地贴上了“左”的标签。
2007年，贺雪峰在其新书《乡村的前途》中描绘了“低消费，高福利”的中国乡村图景，这亦被一些人作为对其“左”的注解。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农村税费问题的凸显，“三农”研究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界的一支显性力量。提高农民收入，成为从官方到学界的一致话语、政策设计和学术研究的一致目标。一度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应该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背后共识是一致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是减少农民。”
而贺雪峰说，“农民不一定特别有钱，却可能因为有了主体体验，而生活充实。”他认为农村应该保留带有乡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因为在农村葬礼上看到脱衣舞而眉头紧锁，他试图用村庄老年协会来对抗孝道的衰落和老人深入骨髓的孤独无助感，他甚至对生产性合作充满忧虑，因为经济效益的空间依然狭小。
斥责者问：“凭什么不让人家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位网友说：“只给贺教授您一亩三分地耕作，取消您的所有社会保障待遇今后去当农民吧！这样就会更‘深刻’了。”在“三农”学者中，他不强调农民收入增长、也不再紧盯着农民的政治权利，甚至不那么关心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他的学生中甚至有人动了心思，打算把农村厕所的地域差别、今昔变迁作为一个研究课题。
贺雪峰日渐引人侧目。一位知名农村研究者对贺的概括是：反市场。对此，贺的回应是：不能惟市场。“一个地球，不可能为全世界六十多亿人口提供美国式的高消费基础上的高福利。这应该是常识。”贺雪峰说。“当不可再生资源及环境负载极限到来时，与自然为敌的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将被淘汰，而9亿中国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拯救以与自然为敌的西方文明的可能方式。”对贺雪峰而言，“乡村的前途”背后是中国的前途。他不理争议，仍走田间，就是想要把这两个巨大的前途连缀起来。
■学人系列
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追求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总之，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却不是依靠高消费来获得的，因为农民没有可以高消费的收入条件。
——贺雪峰《乡村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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