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三农的一个另类思考
郭厚良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2）
自陆学艺先生提出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以来，已引起政治、经济、社会及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之所以反响热烈，是因为他把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使得问题一下子简化，研究和解决变得比教容易。应当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为中央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广大农民已经从中受益。还需指出，“三农”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共同问题，这些研究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基于自己的出身和作为生物学工的职业特点，笔者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这方面的问题给予长期和相当认真的关注。由于与专业工有着不同的视角，自然便产生自己不同的看法。笔者注意到，整个学术界对中国三农问题认识非常一致。例如，专家们一致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个好制度，要长期保持稳定。中国三农问题比较严重，解决难度比较大。当前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急需调整。中国城市化进程太慢，原因是城乡分治。中国需要加大力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通过减少农民，达到富裕农民。其途径是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农民进城。为了推进城市化，应改革城乡分治政策等等。一致认为，通过农民进城，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最后达到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应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总的说来，这些意见都是正确性的。但是，笔者觉得，这些意见虽然很正确，但并不能将中国三农问题完全说尽道明，笔者对这些意见别有一番分析。
问题一，中国三农问题有多严重？应当说，中国三农如此受到重视，除了陆学艺先生的理论开拓之外，李昌平先生也功不可没。他提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三真说：中国农民真苦，中国农村真穷，中国农业真危险。他这一呼，让人脊梁骨冒冷汗，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发表了一些相似的看法。例如，有人指三农问题是“小康中国痛”；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软肋”等等。以至有学者指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艰难之旅”。对这些看法，笔者大不以为然。应当肯定，李昌平先生反映的问题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很快采取措施，使农村的不少问题得到解决，从这方面看是积极的。但他夸大了三农的负面，从而产生消极影响。中国三农除了负面，也有它的正面。怎样认识这个负面，需将这个负面与它的正面相比较，看哪一面是主要的。李昌平先生不作这种比较，便把这个负的一面看成三农的基本面，并将它扩大到整个中国。于是，就上升为“中国农民真苦，中国农村真穷，中国农业真危险”。这很像文革时期造反派“无限上纲”那样一种作法。就中国三农的负面和正面而言，笔者非常明确地认为，正面是主要的，负面是次要的。澄清这一点非常必要。只有正确地认识过去，才能正确地面向未来。如果正面是主要的，我们对未来就有信心。如果负面是主要的，想想中国发展了几十年，农村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人们难免对前途悲观失望，何去何从便很难选择。这原本是一个不存在争议的问题，现在都被弄得含混不清。陆学艺先生在“三农论”中写得非常明白，中国耕地占世界的7%，却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中国已经由农产品严重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并成为农产品出口国，每年顺差50亿美元。中国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人们从火车上往外看，随处可见农村中楼房星罗棋布，变化是很大的。从哪个方面看，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在随着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而同步发展，何来真苦、真穷、真危险？固然，农村中确实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将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抹杀。这些问题并非只有中国有，各国都有自己的各种问题，社会就是在解决问题中进步。再说农业现代化，完全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个“艰难之旅”，而是为期已不很远。有学者提出，中国农业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体上进入了现代农业阶段，笔者同意这一基本估计。农业现代化，不外乎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或者再加上一个水利化。一些人对农业现代化规定了许多经济指标，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只要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就应当说农业已达到现代化。按这样界定，人们只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便能发现这些方面已开始有模有样。在中国农村的多数地方，耕种、收割都用上了大型机械；化学肥料取代了农家肥，除草剂也正在取代锄头，防治病虫用农药；高压电、电话线已牵进了农户，加工、排、灌都用上了电，家中有电灯、电视、电扇，有些还装了电话；种籽全部良种化。应当说发展很快，农业现代化还远吗？所以，当我们回首中国三农的时候，不能只将双眼死死盯住那些问题，而应充分认识到业已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和发展。中国三农完全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而是正沿着应有的方向顺利发展。虽然问题也不少，但不是主流。
问题2，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农业生产力得到解放。粮食等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但是粮食等农产品的增长引起价格下降，加之粮食等农产品本身价值有限，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进一步增收就成为问题。因此，学者们提出，农民必须改变产品结构，增加商品价值高的产品，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非农业产业，以提高农业附加值。理论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业，从全局上看，我们不能号召粮农放弃种粮食，甚至不能缩小粮食种植面积，以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那么，粮农如何调整产业？从局部看，少数粮农可以放弃或减少粮食生产，而经营高效益的种养殖或其他项目。他们的这种调整可很快奏效，收入很快增加。但这只能惠及少数农民。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个种粮大户，承包了百亩土地，他光靠种粮就致富，他完全不认为自己的产业结构有什么不合理。所以，对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根本问题并不在产业结构上，而在于虽然已增产增收，但占有量仍有限，达不到富足。笔者总是站在一个普通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是农民，他们只会种地，现在地种到这个份上，他们该怎么办？让他们去做农产品加工？或一边种地，一边又经商？这显然不现实。所以，虽然中国农业的确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对大多数一家一户的普通农民而言，这一作法的针对性并不怎么强。从宏观调控而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很快奏效，农业效益得到提高，但并不能解决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增收问题。归根到底，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资源的严重不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作为主要农业资源的土地，中国人均只有1.41亩。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么少的土地，怎么种他们也富不起来。但是，土地就这么多，那该怎么办？那就得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努力挖掘生产潜力，增加生产，进一步提高占有量。在这方面，可以作的事很多。做好了，可望大幅度提高农业效益。这是一家一户农民可以作，也是一定得作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作起来，还得为他们做许多事，逐步创造条件，才能慢慢作起来。广意上理解，这也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但其内含有所不同。
问题3，农村城市化。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农业资源的严重不足，学者们是看得清楚的。所以，大家一致认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由此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富余农民进城，推进农村城市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有几点值得商榷。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否太慢？人们普遍认为慢，并列举数据说明，中国的城市化低于同等国家的水平。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数字互相确切比较，一个较低的城市化数字也并不能认定真正需要的城市化水平。笔者认为，就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言，中国的城市化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大家都能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进了城。农民进城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负担，大批城市居民的工作被进城的农民挤占。即使是这样，仍有许多农民进城后无事可干，成为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果能动员一部分游民回农村去，城市中的乱象会大大减少。一方面是城市职工下岗，另一方面是一些农民进城无事干，这样的城市化水平难道不是高了吗？第二，人们一致认为，城乡分治的政策制约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一点笔者也难认同。大家知道，户口早已不是农民进城的障碍。农民进城，只需办一个临时户口就可长期居留，甚至不办临时户口也可长期留在城市。这已不是城乡分治，而是分而不治。因此，表面上的城乡分治，早已不对城市化构成制约。第三，对城乡分治本身，笔者也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它使得农民向城市的流动非常有序，那种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到农村招兵、招干、招工的方式原本是一种好方式，现在由盲目和无序的流动取代，使城市变得太拥挤，由此引起许多问题。城市的稳定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城市的稳定，不能急于取消城乡分治，可保持现在这种分而不治的状态。这一问题，只有当城乡差别缩小之后才能考虑。第四，城市化是否能真能达到减少农民进而富裕农民？笔者对此也不乐观。根据一位学者的资料，中国现有农业人口8亿多。其中，外出打工八千万，乡镇从业1.3亿。所以，实际农业从业人口6亿多人。推测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城市化水平达到60%。届时，中国的农业人口将是6.4亿。照此推算，即使45年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60%，中国的农业人口还是现在这个水平，并不减少，如何能达到富裕呢？因此，两眼盯着城市化不附合中国国情，主要目光应放在农村。
问题4，家庭联产承包。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集体化经营转变为一家一户经营，实行的效果是好的，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是，这个制度实行到什么时候？或是永远实行下去？无人知道。笔者认为，中央规定第二轮承包30年不变，这可理解为不是永远不变。有些学者提出，联产承包制是一个巨大进步，要长期保持稳定，不知这个长期有多长？笔者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看联产承包制，人们可能觉得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制度。但是，今天我们看联产承包制，情况就不同了。笔者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家原先的预期，这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带动农业。现在，在农村全面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的时代就要到来。农民既买得起，也用得起，国家也有能力大规模实施。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就成为发展现代化高水平大农业的障碍。有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没有农业的规模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一家一户经营有四个弊端：不适应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要素水平；不适应社会化分工；难规避市场风险；不利于农业科技进步。笔者对此完全赞同。有学者也意识到一家一户经营有碍农业的规模化，提出采取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的方式，将小农户变成大基地，变小规模为大群体，以走向规模化。这种规模化并非所需要的那种规模化，它的公司和企业一头是规模化的，但农户那一头仍是小规模的。由此可见，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有碍农业现代化，大家是有认识的。只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央的既定政策，故不愿从正面提出。这使得有学者认为，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当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是正确的，正是这个制度，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也正是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小规模经营反过来又成为农业进一步向高水平发展的障碍。因此，改革一家一户经营方式以适应规模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应提上日程。要找到一种稳妥的方式，逐步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过渡到规模化的大农业上去。
问题五，“他山之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国力极大提高。与国家的发展同步，中国的农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形势整体看好。所有这一切与吸收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不无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在学西方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自身的国情。以城市化为例，有学者说，三农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市化。的确，西方国家就是通过城市化将人口中集中于城市而使农业人口减少，使土地高度集中，使农民致富。但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将人口大量移民到美洲、澳洲、非洲，中国就不能。中国人口太多，城市容纳有一定限度，不可能使农业人口减少到西方国家那种水平。所以，城市化要发展。但城市化并非三农的根本出路。笔者赞成另一种说法：农业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才是根本出路。许多人都说中国城市化发展慢，这也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考虑不够。他们只是比对其他国家，一比就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其实，根据中国的实情，这样的城市化水平并不低。因为中国的城市并非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过剩。许多人都怪罪中国的城乡分治政策，说这个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这也是对中国实情的忽视。他们只看到国外都没有这个政策，却看不到恰恰是这个政策，保证了农民向城市的有序流动，使中国的城市发展稳步健康，这恰恰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城市的稳定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试想，若没有这样一个政策，在很短的时期内，农民迅速无阻碍地在城市集中，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在统计数字上，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一举超过其他同类国家。但这些农民在城里没有工作，这支庞大的无业大军将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他们若持有城市户口，就都要享受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那将是国家财政的极大负担。许多人有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外国人作得很成功的方法，我们就得照着作。我们采取一种作法，如果外国人没有作过，就怀疑这个方法不对。所以，虽然口头上说着要重视中国的国情，但一到具体问题上，就把中国国情忽略。科技日报曾经刊登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中国人应当寻找不同于西方而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策略。他显然对当今许多中国学者完全照搬西方的作法大不赞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三农正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快速发展，总体形势是好的。中国农民正在向全面小康迈进。但是，许多问题制约着中国三农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是中国具体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具体国情，只能探讨中国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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