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组织,在解决问题中发展
“现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大环境很好,整体形势也不错,但面临的困难依然相当多。这次来交流经验的农民代表,大多是当地合作社或者协会的带头人,发展过程中的辛苦,几乎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河南兰考胡寨村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感慨地说。
突破传统小农意识
王继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自己有过切肤之痛。2000年,王继伟在自己村里牵头成立了胡寨村种养协会,尝试种植市场稀有蔬菜。王继伟出去考察了市场,初次合作的村民们一起种了22亩的西洋南瓜,4个月后初尝胜果。到2004年,合作面积扩大到100亩。然而,市场瞬息万变,在迅速下滑的价格面前,合作农民手足无措,对如何处理产品产生了分歧。这一年,种养协会解散。
“关键时刻,农民身上的弱点,毁了这个合作组织。”王继伟说。因此,王继伟在经验交流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改变农民的小农意识,保证农民合作组织的稳定,把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会长郑冰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没有商业东西出现时,农民一心想着办公司办企业,办起来之后,种种小农意识往往就出现了。拿我们的涂料厂来说,厂里的农民去给人家干活,弄坏了人家的地板,不道歉,反倒跟人家吵架,我们的妇女手工艺协会,开始时,一次产品验收,200个班里有38个班质量不合标准,当我责令返工时,农民却不知道“市场无情”的道理,硬认为是我不给面子。所以,农民办合作组织,要突破一个一个的意识:学习意识、市场意识、团结意识……观念变了,才会有能力的提高,才谈得上发展。”
期盼资金和政府支持
交流过程中,农民互相之间问的最多就是:“钱从哪里来?”由于在合作初期,组织成本一般都非常高,在现在农村的经济状况下,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山东鱼台姜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马宜场说:“感觉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资金。虽然农户之间有资金互助,但是考虑到具体农民的收入情况、家庭情况,民间的集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很多农民觉得刚开始就要收钱,便往往抱着等待观望的心态;同时集资还受政策制约。而合作社的贷款能力也比较有限。”
另外,由于现阶段法规政策还不完备,很多地区的农民合作组织和政府在沟通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因而获得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大。对此,郑冰表示:“这需要两方面努力,我们不要光知道埋怨政府,感觉政府服务不到位的地方,我们需要主动去寻求沟通。我组织村民进行技术培训时,没有老师,我就去找农业局,让他们派技术员给我们讲课。后来市领导班子听说后都去看,对我们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支持。”
扩大联合沟通城乡
4月27日,30多家农民合作组织中的7家———山西永济农民协会、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等知名农民合作组织,宣布成立“国仁绿色联盟”(合作联合社),以合作社间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联合协作,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据悉,“绿色联盟”在农业生产上承诺采用绿色健康的方式来进行农业生产,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为了适应市场而联合起来。联合社创办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绿色联盟”的经营者是王继伟。
办这样的一个联合社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王继伟说:“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恶性循环,由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往往很低,农民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民必然选择用见效快的农药来减少投入,尽可能多地使用化肥来获得高产,其结果就造成农产品大量的农药和化肥残留,形成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成立“绿色联盟”,希望可以沟通城乡,让农民和城里人都得到实惠。”
郑冰说:“各地的农民合作组织原来自己就是在本地区发展,但是,和外界的信息交流和配合又是非常重要的。建立联合社,不仅仅打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家互通有无,一起抵抗风险,在北京打开市场,只是一家合作社很难在大城市立足。”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被农民正式聘为合作联合社的社长。温铁军说:“农民合作组织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市场问题。我们在帮助农民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感到相当大的困难,就是城市不动,光农村动不行。农民的产品必须要得到城里人的认可,城乡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很多学者也参加了联合社的揭牌仪式。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焦守田说:“现在要让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同时也需要依赖社会其他方面的力量,如大学生志愿者等。”
结语
农民合作组织的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也在继续。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郑冰进行报告、与农民进行经验交流的过程中,一些农民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郑冰则笑着说:“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吧。”这句话,似乎更符合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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