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三个关键词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践举例
潘家恩
新农村建设从实践中来，又时刻回应着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乡建前辈们努力从实践中发现总结问题，然后以此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和提出改良方案的前提。虽然当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但这种实践方法对现今的乡村建设实践却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立足民间和基层的乡村建设实践机构，我们从实践中发现了一些当代新农村建设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它也可帮助理解我们所进行工作的内容和背景。我们暂且将其归纳为“组织、可持续、文化技术” 三个关键词。
一、组织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主要场域是农村。“三农”问题虽然矛盾错宗复杂，而“大市场与分散小农”，“农村急待发展与三外素（劳动力、资金、土地）的纷纷外流”将是其中的主要矛盾。而促进农村社区内部的组织与合作将是缓解这一矛盾的基本思路。
自分田单干以来，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然而更多问题也接踵而至。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渐成规模的资本集团的竞争。另一直接后果则是社区凝聚力很难得以建立，乡村公共事业多陷困境，无论是农田建设、还是乡村道路等基本设施建设。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更日益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程度。
近年来，我们结合农民的现实需求，以农民合作经济为切入点，在现有乡村经济—文化的背景基础上，尝试探索一种农民组织的现实空间和互助文化。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发展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希望解决单户农民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同时还推动各种形式的妇女协会、社区老年人协会、村民学习小组，希望能创造一个帮助他们自己走向联合的机制与平台，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社区中，谋求一些问题的协调解决，如利用妇女协会解决社区内部的家庭纠纷问题，利用老年人协会解决社区养老及道德滑坡问题，利用学习小组解决各种经验（如农业技术、家庭教育等）的交流分享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农民走向组织联合后，不仅可以弱化风险、提高自身能力；更为当前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重新走向整合并促使资源回流提供了载体和主线。它使农民在组织中掌握资源，从而获得力量。比如组织起来的农民通过发展社区内部的资金互助，就可克服资金外流这一金融剪刀差；合作组织发展这一过程本身也将发掘培养各种本土人才，客观上促使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
组织既是手段，通过它可以帮助农民增收减负、提升社区内部凝聚力和团体意识；组织也是目的，组织起来使农民获得一种新的生活和更为稳定的乡村秩序、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本身就是新农村宏伟蓝图的重要特征之一；组织还是保障，当我们动员发展生态农业时，如果没有形成内部的组织约束而仅靠外界的制度监督，农民开玩笑说“有二十个警察也看不住我违规用（农）药”。
那组织是否就等同于农民合作社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那仅仅是农民走向合作组织这一大方向中的一种形式或一个产出。所以我们要看到并发展各种形式的组织，更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环境和农民自己的合作文化。学院举办的各期以“合作组织”为主题的农民培训，不是仅仅在课堂上讲授合作的好处、怎么合作等等书本知识，而是通过设置各种学员亲身参与的场景，比如：案例讨论、学员内部自我管理、集体唱歌、做合作游戏、团队训练、演讲激励、模拟合作社成立场景、模拟合作社遇到困难并解决……，让参与者在组织化的场景中找到组织合作的力量和感觉。总之，它通过“做中学”和“农民教育农民”，以促使农民在合作中学会合作。
我们说，“三农”问题不是或不仅是“三农”本身的问题，新农村建设也不可能仅做农村的工作就可解决问题。且不说当今城乡联系的越发密集而导致其互相渗透影响，如果没有城市的膨胀式发展，何以产生目前这么严竣的三农问题？所以，新农村建设一方面要组织农村，让农村本土的力量得以生长；另一方面要组织城市，组织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志愿者、普通市民、广大消费者，帮助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乡村的正常呼吸，城市也必将窒息”、帮助他们找到服务农村和城乡良性互动的具体措施。
组织也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手法。无论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还是民间乡村建设实践的募集资源、试点研究，总结推广，其基本办法都是促进不同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尤其摆在民间乡村建设者面前的，一方面是“土豆状”的分散小农，另一方面则是高度零碎并尚未被组织过的社会力量。而如何做好桥梁？如何能让城乡真正互动起来，则舍组织无他途。
我们知道了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却并不是说组织就是狗皮膏药，更不会一“合（组）”就灵。
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让我们的组织合作面临着诸多的先天不足。比如：组织起来后如何面对乡村社区内部可能浮现出来的原有矛盾（宗族、政治、家庭……），在国家法律尚未正式出来、本应拥有的支持措施尚未到位的前提下，组织起来的最初成本由谁承担？动力何在？……
我们的忧虑也在现实实践中找到了充分的案例，无论是河南南马庄合作社，还是河北翟城合作社、山东姜庄合作社，都有过第一笔被骗的生意记录。
农民要想走上合作互助这样的一条路，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还急需改变。
二、可持续
发展和进步正在和将要我们付出巨大的生态代价。生态的真正敌人是什么？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因为其不断扩张、不计生态成本的特性；也有人说是由人类本身不断扩张的欲望所致，它让我们无法停下征服同胞和自然的步伐。而我们认识到，除了人性及社会形态这些难以轻易改变的原因之外，由此衍生出来我们每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否也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实实在在的落到了每个人每一天的大部分行动中，同时也产生着更为普遍深远的影响。
新农村建设，来自资源的限制既明显又易被忽视。生态问题也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预言故事，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物种急剧减少；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它意味着自己及子孙后代是否还有田可种（土地板结），是否还有水可浇（水位下降、环境污染明显），是否还能种的起地（种子、农资、灌溉成本增加）等问题。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是否还有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吃到健康无污染的食品！
于是，环保运动作为环境问题的“影子”而产生发展起来，它指出了问题的严竣和紧迫，力图阻止“发展”——这列高速列车的前进步伐，但事关中国十几亿人口生计与发展的航空母舰又岂可轻易搁浅？
可否有一些相对合理的替代方案，即不仅轻易说“不”，更是努力做出有改进可能的“是”？不仅使环保成为有闲白领们茶余饭后表达爱心的义举，而也使其成为数亿农民们自觉自知关心脚下土地的习惯与意识；不仅使环保局限于治理几处大污染，保护几个珍稀物种，或发展多少个绿色产业，而也能使大家认识到普通农民安全无害地生产好一粒粮食、或者帮助农民有条件地完成一项安全生产，这也许同样是有意义、离我们更近的环保。
是否我们可以推动一种大众的、从生产领域开始的、农民可以参与操作的环境保护，或者也可以说一种从源头开始的可持续生产生活行为。因为环境保护本身就是相对于人类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来说，所以真正有效的环保也应从人入手，从这些行为入手，通过推动行为方式朝可持续方向转变来加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将环境与人二元对立。人本身作为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不是不生存发展，而是如何能够做出可持续原则要求下的行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更需要环保，不仅因为它拥有最多的人口组成，与生态更为直接的一线接触，它也是我们所有食物的真正来源，它更是目前我们所熟悉的环保行动所忽略、回避和倍感无力的。
充分考虑到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所有的工作将需要从他们的需要和已有的理解习惯出发。那么，在农村中，我们的可持续工作需要并可以做些什么？
比如，现在一提起新农村建设，大家都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村庄建设和盖房子，并提出了很多的忧虑，但如果暂时不考虑政府“一刀切”和“面子工程”的流弊，盖房子虽然不是新农村建设的全部，但也应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因为盖房子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说，本身就是千百万农民一生中的大事。而目前我们的农村盖房正在盲目地效仿城市，有很多不持续的做法。无论其所用建筑材料，纷纷放弃本地的天然环保建筑材料，还是外观上照搬城市早已过时的做法（如将瓷砖贴在房子外边等）。虽然已经有报告指出，我国建筑80%高耗能，城市污染40%是由建筑垃圾所致，如果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广大农村照搬城市这种高耗能型建筑，则将使当前已经十分严竣的生态破坏和耕地减少进一步恶化。但目前却很少有人对事关数亿农民“安居”的农村建筑问题作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改造意见。
学院所试验推广的乡村生态建筑正是基于农民这一基本需要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我们因地制宜，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农民可自己生产或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例如木、草、土｡减少建筑垃圾及加工、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时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长，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吸收二氧化碳，对环境有利的。另一方面，发挥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优势，结合各地传统智慧和现代建筑科学，真正盖出农民需要和居住舒适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温的草土墙体、高效节能炕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将建筑知识平民化、使用简单工具与技术，便于普通农民的学习和掌握。同时结合农民合作组织，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协作｡
再如农村厕所，这永远都会是一个不过时并关乎到农村中每个人切身需要的事情。一直以来，农村中的人畜粪便本身就是生态农业中的重要肥料，但如果我们未加一定处理，不仅造成农村居住环境的脏、乱、差、并已日益成为病菌传播、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而我们是否可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广城市“卫生厕（抽水马桶）”呢？且不说它将损失大量的有机肥料，抽取大量地下水这种高耗能处理办法而不可能在农村照搬，单说农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公共财政用来做类似城市的地下管道铺设？正是基于这一两难困境，学院修建了尿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并试图在不同地方因地制宜地推广类似技术。生态厕所严格实行尿粪分离，既确保粪便干燥后减少臭味，加草木灰等无害化处理后可直接还田，还节水并改进卫生条件。厕所建设充分利用本地生态可回收建筑材料（草、土、柳条），相比砖和水泥的制造过程所要消耗能源并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来说，这些本土自然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固定二氧化碳。不仅不污染环境，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将来向大气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费的，而这样相反的做法将可以得到生态补贴。小小的一个厕所，多角度地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理念。
这些生态建筑、生态厕所的不同做法，都承认并肯定农民在盖房子、改进厕所卫生这些方面实际而又普遍的需求，它也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而我们正在做的则是促使这些普普通通的生产生活能够与可持续相结合，在需求与可持续之间寻找到的一种平衡。从而使得环保不再高不可攀，除了在说法上有“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的类似意愿，我们还可以在生活中产生更多可以与可持续建立起联系的小事，可以有落入生活、结合生活的环境保护具体做法。
可持续不仅仅只是农业资源和环境本身的问题，我们既应该看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还不应忽略目前以消费为导向的流通模式正在强有力地推动农民不计生态成本地开掘资源，以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并形成所谓市场意义上的最优配置，而非考虑本地的实际需要，虽然它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了效率，但却也在生态意义上增加了成本。这些流通环节也如不持续的生产方式一样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是否我们也应该推动一种适度的本地消费，就如生态建筑的取材尽可能就地就近一样，既可减少由此导致的能耗，同时也确保资源在本地的流动。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所有的资源流通，就像虽然提倡本土建筑材料，但对其它建筑材料却没有偏见。我们的生态建筑示范屋中也有瓷砖，只是它是在卫生间里，而不像很多农民的房子一样贴在房屋外面。
本地消费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相对概念。
三、技术文化
晏阳初先生当年提出，中国最大的矿产，既不是金矿，也不是银矿，而是蕴藏在亿万农民身上的“脑矿”。所以，我们既要可持续地开发金矿银矿，更要开发取用不竭的“脑矿”。而农村中所真正需要的各种技术无疑是开发农民潜力，挖掘和培养乡村内生力量比较直接的一个工具。
历史先辈通过实践证明了科学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它不仅在推动农民致富增收，改进生产方式方面最为直接。它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帮助农民获得了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力量与自信。而农民在乡村建设的诸多方面中也表现着对科技最为直接的渴求，它更为我们这些更易接近科技的外来知识分子利用自身优势改变农民生活提供可能。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在当年晏先生做了大量技术推广并已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定州，八十年后当地老乡却找不到当年的很多好品种，而只能在回忆或传说里闪现曾经的高优技术。有村民说，现在的品种被改来改去改没了。暂且撇开其他因素不谈，作为技术的使用主体，面对漫天飞舞的各种技术服务，农民与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科学”，而当年的晏先生没有满足于概念化和精英化的“科学”，提出了“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将其请下了神秘而又高高在上的神坛，以便于农民的接受掌握。现今，农民所需要的技术需要简单化，但又不仅只是简化。如我们所见，今天大多数的现代农业技术也确实是简化了，简化到农民可以习惯并依赖于种“懒汉棉”和“卫生地”，但这却又有可能引发出另外的更多问题，在“方便”的同时，水源污染了，虫子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各种怪病出现了。而在这看似方便的背后，则是被开发商和市场所垄断控制的技术，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农民不仅无法真正的参与掌握其技术核心及成本支出，更不得不为此而付出最为宝贵的资源和代价。我们所看到的如土地板结、水位下降、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诸多问题，难道与此类技术及它的运作规则没有关系吗？
另一方面，技术有问题，但又不是单纯技术的问题。我们在村里推广生态建筑时，就有农民说，这样盖不行，如果这样盖，她那还只是上小学的儿子将娶不上媳妇。原因为何？她们认为这个房子用的材料太“土”，虽然她也承认土墙冬暖夏凉，她也看到自己所顾虑的问题（如：防鼠？防火？是否不牢固？等）正一个个被建筑师解决，但她还是坚持认为城里人和周围邻居都是用钢筋水泥，自己还是跟他们一样吧。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山西永济农民协会会长郑冰在1997年刚刚创办寨子村科技中心时发现，村民在购买农资时非常盲目，浪费现象严重。农民来买化肥往往先问：别人都买啥？而且有人一进店就说要买800元的化肥，郑冰问后知道他才有2.5亩地，合理施肥300元就已足够，但他却坚持认为化肥使用越多越好，还对郑冰不卖给他多余的化肥很有意见。
可见，除技术本身外，观念认识和周围的环境都影响着农民是否可以正确地运用对他和环境有利的技术。
文化呢？它不仅仅是指哪个村中能收到多少个电视节目之类的指标，它更是农村过日子的方法。一方面，我们看到农村中四、五岁小孩都能熟练演唱当下风靡全国的《两只蝴蝶》和《老鼠爱大米》，另一方面，农村中道德水准的整体性下降、乡村传统文艺形式和公共娱乐活动的逐步枯竭也是明眼人显而易见的现实。
两方面的对比提醒我们：全球化城市化进程中日趋开放的农村已经不是晏阳初时代的农村了。一推门、一开电视，中国农民已经生活并习惯于一个以消费、时尚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包围圈中，它不断为农民制造着各种可欲不可及的需要。于是这样的一种悖论得以产生：文化现象看似丰富的背后，是步步为营般文化资源的枯竭和功能的丧失。如何能够倡导一种新的文化，一种受众、形式和功能都全面多元的文化，一种真正与大众生活高度相关、自发的、活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
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文化是手段。文化活动在调动人参与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各种易于农民参与的大众文化活动即可起到组织农民、提高社区凝聚力的作用，它本身也可极大程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让其创造性地参与自身发展和社区建设工作中。通过组织腰鼓队，兰考陈寨村的妇女们达到自我组织、锻炼身体、找回自信等多重目的；通过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许多乡村文艺队挖掘出了村庄中潜藏着的文艺人才和文艺形式，还起到宣传新思想和移风易俗的作用。比如：很多农村妇女协会自编自演不同形式的《戒赌歌》和戒赌题材小品，演出后起到出人预料的效果。
文化也是目的。乡村建设归结到底是人的建设，是生活的建设。而一种健康的，能让文化的拥有者获得力量，与生活和环境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所追求新农民新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作为乡村建设的推动者，同时也是这些技术文化生产机器的零部件之一，我们需要彻底反思技术文化及我们自身的问题，需要改造我们的知识，重新定位科技、文化与农民的关系，重新思考农民接受技术的方式和特点。结合农民本土科技文化能人挖掘培养与农民组织载体的建立，发挥农民在其中的能动性，在与农民的互相改变，互相融合中探索出一套农民可以知情、参与和掌握的技术开发办法及属于农民自己的平民文化。
上述关键词既是我们从事新农村建设实践的三条主线，也是理解和认识这一实践的三个角度，更是我们所面对的三类具体问题。它们绝非孤立存在，也不可偏废一方，如何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和实践则是我们的工作思路。
比如，在盖生态示范屋时，考虑到北方冬天室内需要升温，如果能够在门窗上做出一些技术性的保温处理，则可以大大减少燃料煤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接近可持续。那如何做呢？首先，我们根据物理学中的保温原理并借鉴城市房子双层玻璃的做法，利用当地已有材料（普通玻璃、胶片纸、双面胶），开发设计出了价格低廉、简单易学的多层保温玻璃。为了便于在本地实践推广，我们让村中妇女协会的成员来参与制作，在做的过程中她们既学到了知识技术，也为技术的完善和本土化做出贡献，而妇女协会这一组织载体又为这些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提供了保障。
这种技术从实际需要中产生，体现了可持续方式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同时它又结合农民的组织及技术的改造，它不设专利，我们希望它会像民间农村成千上万的本土经验一样可以更为自由地加以传播和创造。
再如，我们所说的新农村建设，绝不是将城市与农村对立起来。我们虽然看到了城市、城市化及市场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更需要承认它将一直与乡村并存，它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农村自身的建设。在我们所支持的各地农民组织发展历程中，他们都面临着组织起来后依旧遭遇的诸多困境：既有由市场不规范引起的上当被骗，也有由于找不到相应市场而使生产出真正有机农产品的农民组织利益受损。
所以，目前我们正在以“有机生产、文明消费、公平贸易”为切入点推动生产者（农民、农民组织）与消费者在双方受益下合作，使得农民获得合理价格保障而有条件进行有机生产，也使城市居民在真正享受到食品安全的同时还从源头上确保了生态和可持续，更使得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和作为消费者的市民重新建立难得的信任关系。
为了实现这样的互动和可持续，除了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外，它需要我们既要组织农民，在内部形成有机生产的监督机制；还要组织城市消费者，教育消费者，更需要改变我们对农业及农业技术的认识，结合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各地的有机农业实践，发掘出一套便于农民接受和创造的本土化有机农业技术。
通过以上的讨论和一些我们正在从事的实践事例，它让我们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限制既来自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和大市场的不适应，也来自资源对人类发展的刚性约束，还来自被权力和利益所控制的技术文化，而这些限制常常是结合一起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也不可简单的拘泥一方。作为初步的探索阶段，我们在实践中产生了问题和困惑，暂时还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和完美具体的做法。暂且将其提出，以希望能引起更多的思考、交流与行动。
二〇〇六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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