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和之心行平常之事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志愿者工作分享
潘家恩
平常事、平和心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不是志愿者的具体工作内容或方法，而是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我们如何认识志愿者本身及志愿者的参与心态问题。它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使我们的工作可持续下去，还关系到我们会怎么看待自己的服务对象，怎么把握自己在这些行动中的位置和角色。
我们说现在志愿者们正在从事的这些工作，按道理来讲，都是一些很平常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应该干，也都可以干。既然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平常事，或是由一些平常事组成的，那么就应该对我们自己做事的过程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于2003年，是一项完全依靠民间社会力量办起来的公益事业。从建院至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以志愿者为主体来完成的，到现在为止学院十几个工作人员其中80%也都是志愿者，学院还是一个为各种志愿者提供教育培训和实践服务的平台。我们对来到学院的各界朋友也会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详细认真的介绍乡建历史，与大家交流学院的工作思路、我们这几年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接待，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这项事业。
因为如我们所知：一项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建设性事业绝对是充满艰辛，同时也是积重难返的。所以中国乡村建设将不可能仅靠十几个人，或仅靠几百个人能够完成的，而除了自己的探索外，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搭建平台、培训农民带头人和有乡村建设意愿的志愿者，以让更多想做事或者说有做事意愿的人在这里得到交流并寻找到认识与行动的结合点。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农村，去做乡村建设呢？其实我们的前辈晏阳初先生回答的非常好。他说，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空作误民的计划，所以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而我们要做的第一步这是离开象牙塔，跨进泥巴墙，走进没有围墙的另一校园，来到没有天花板的社会试验室。但是当我们这只脚刚迈出去后，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如何离开脚下这片土地的？
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们到农村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而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更需要发掘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离开脚下这片土地的？说起来很荒谬，现在正在从事志愿工作的很多朋友老家就是农村，本身我们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回报建设这片土地呢？为什么在自己的老家反而不好做工作，反而会遇到各种冷嘲热讽和阻力？为什么知识不断爆炸增多，农民越是感觉高不可攀？为什么我们的知识越多，所受教育越高，我们与乡亲们的距离越大、鸿沟越深？为什么我们在专业领域内出类拔萃，但面对家乡父老的简单需求，我们依旧感觉无力？为什么当我们以自认为的志愿者点滴义举来做点事时，我们自己和这个社会将会以另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无论它是肯定还是否定。
总之，经过了教育，学会了知识，我们自然的离开了土地和乡村。
乡村建设，谁是建设者？建设者在哪里？乡村没有得以建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很多，也有很多的大道理，但是否可以从作为乡村本来主人的角度来做出一种理解，反思让我们离开这片土地的逻辑，警惕让我们没法建设家乡的一种说法。
首先，正如我们都经历的，我们的教育是上升的，是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大学再往上走也意味着从农村到城市，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诸多不可逆，而这个逻辑与我们所要推动的乡村建设和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因为，我们本来希望教育是可以为乡村发展服务和注入新鲜血液的。
其次，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育和学习到的知识多是建立在高度抽象并已概念化的基础之上，而农民生活的改进、建设乡村的途径又都是需要既具体又实在的措施。在接受多年的书斋式教育之后，我们的思维变的跟公式一样的简单和完美，通常会十分烂漫化的看待错综复杂的“三农”问题，以得出诸如“（农民、农村）只要怎样怎样，就能怎样怎样”的胸有成竹。然而只要我们在农村认真的生活观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其实农村中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即使我们认清认准了农村的真问题，大多数时我们也会有意无意的外化了紧接其后的行动方案。比如：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写论文或其他文章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八股式的结构，那就是结尾一定要加上一大堆政策建议，给政府、给企业、给别人，唯独不给自己。然后就感觉一切已经办妥，到此为止。虽然往往大家都知道大多数的政策建议是不会有机会进入决策者（决策部门）的视野，而自己暂时也不会是决策者。但大家还是一遍遍地这样做，把问题的解决推给了除自己以外的政府和别人。
乡村建设，从厕所开始！
学院成立两年多来，我们接待了很多批志愿者，也接触了不少“有识之士”，在刚认识时感觉都非常的好，给我们的交流文章中常常有类似“三农大战略”之类的宏大叙事和三农重任在肩的铁肩道义，确实在说法上可谓同道中人。但当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接触后发现很多人都不屑于做事，尤其是小事，或者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做好一些小事。而我们都说乡村建设的可贵之处就是从小事开始，从“做”开始。无论是当年晏阳初先生教农民识字，还是教农民小朋友洗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前辈们勇于弯腰与紧贴地面步行的可贵精神。它更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乡村建设将关注到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而它本来就是由这样一件件小事组成的。
近八十年后，从同样的一件小事开始，我们将乡村建设请下了高高在上的大脑与嘴巴。学院是在一个废弃的中学校舍基础上修建的，原来全校共用一个又臭又脏的厕所。而这却是关系到全体学院工作人员、志愿者、学员及来访者在内不可忽略的实在事，我们刚来时因为百废待兴，根本顾不上。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来访者、志愿者也都抱着各自忍一忍的心态，我们也都不认为这有何不正常。
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建筑师谢英俊来学院为志愿者义务讲课，他发现这个问题后皱了皱眉头，对志愿者说，我们培训结束后留下来盖厕所吧。于是就有了一帮戴着眼睛从来没盖过房子的大学生在著名建筑师的带领下，一起盖起一个至今为学院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生态厕所。针对农村厕所脏、乱、差、并已日益成为病菌传播、影响农村生活质量这一普遍现状，同时考虑到北方严重缺水，不可能在农村中照搬高耗水同时需配套大量地下管道设备的抽水马桶。志愿者们共同修建的厕所采用了尿粪分离的处理方法，并利用本地生态建筑材料，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的理念。
这个例子一方面说明一行胜于百言，就在“说（看）法巨人，行动矮子”的人群中，志愿者如何在行动中寻找到改变的力量，如何在改变自己、反思自己中产生改良社会的动力。另一方面，既然乡村建设是一项综合的基础的生活的建设，那我们是否应该认识到，与我们目标人群相关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习惯等的改变，虽然很小，但是否应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工作内容。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晏阳初晚年说自己一生有两个发现，除了发现普通平民身上所蕴藏的重要“脑矿”外，他还在实践中认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知识分子的无知，而教育自己的正是农民。所以，除了去农村，农民化，与农民结合以外，晏先生还让我们抛下习以为常的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的眼镜。他告诉我们，和农民一起进行乡村建设，不仅要讲究方法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原有的思维与先入为主的认识习惯，改变我们对农民的固有认识，发现他们身上所可能蕴涵着的巨大潜力，改变对农村美好生活的想象，发现除了鼓起来的腰包外，脸上的微笑同样是农民幸福的重要指标；发现负担的减少与收入的增加对农民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发现农村中已有的各种资源，发现建设家乡不仅只是我们这些外来人的单方想法和愿望。
所以我们先应改变自己，努力使自己充分的农民化，但这并不只意味着看起来像农民，或者可以灵活地运用与农民打交道的各种方式方法，它还包括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地理解农民，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背后的文化支撑及他们存在的问题。同时，它也不意味着我们“化农民”，就应该跟农民一模一样，中国有八、九亿农民，多一个少一个不会产生多大的区别。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与农民真正结合，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知识储备和资源网络。既改造我们的知识，使之可以为农民所用，又提高农民自己运用知识技术的能力。既不浪漫我们的行动，夸大我们的作用，又不浪漫农民的需求和判断，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人，农民群体在城市文明与消费文化夹裹之下追寻现代化时的迷失与困境。
外地志愿者与村民志愿者
现在我们一般理解上的志愿者多为外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似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只有那样才具有从事志愿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些戴着眼睛的志愿者且不说对本乡本土的了解帮助有多少，就其数量相对与中国这么多的农村社区来说也必将是杯水车薪，并且大多数外来者始终是要走的。如何能够寻找培育社区本身的志愿者和当地带头人，这样才能为相关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如果客观的加以分析，很多外来志愿者所从事的工作，我们都应该可以找到或者培养起社区中的人（乡村教师、乡村各种带头人等，每个乡村社区不可能找不到一些有做部分志愿工作的热心人）来替代。
如：学院在村里办了电脑培训班，其中就要求前一期学员学成后成为后一期学员的辅导员，并要求前一期学员整理出自己的笔记，以补充后成为后期学员的讲义。这样无论是辅导还是学员自己整理的讲义，很多都建立在本地人的语言和理解之上，所以与他们有同样基础背景的其他学员接受起来就容易的多。
同时我们建议志愿者的各项工作能与村里的各种新老组织（经济组织如合作社、文化组织如文艺队、公益组织如老年人协会……）相结合，从而使我们的服务及能力建设工作拥有持续发展的载体和保障。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外来志愿者与本地志愿者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认为外来志愿者可以扮演催化剂、发现者和启动者（而非等同于“启蒙者”）的角色，重在调动社区本地成员的积极性并激活社区本身潜伏着的创造力。而本地志愿者本地组织工作的成本谁来支付呢？我想因地制宜，如果能够真正地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他们能够自己想办法解决的最低成本来进行运作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用印泥当化妆品、用顶针敲饭盆当乐器的乡村文艺队，我们也看到了类似河南退休工人全义务教农民腰鼓队的例子。
我们需要“眼高手低”，更需要全社会的耐心
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理解为一个行动者，但是否我们只埋头赶路就够了？我们是否还要经常抬头看路、不断学习并保持与外界的接触呢？我们是否需要具有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前辈所说的行知合一，不仅告诉我们行动要跟自己的认识相统一，还提出如何既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同时也具有一种付诸行动的能力，并可通过这些行动来体现修正自己的认知，但避免自娱自乐。
学院成立至今，一直以来就有四个类似的问题环绕在我们的周围：
1、你们还能存在吗？
2、你们还能存在多久？
3、你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4、你们能改变中国的大环境吗？
它不仅是对乡建学院提出的问题，它还代表了很多朋友对类似行动所做的质疑和态度，它更反映出了一种思维习惯和评价标准，它自然而然地把不包括自己在内的对方当做改变社会面貌的理应承担者，并引发了另外的一些说法、不屑和质疑。诸如：就凭这么些大学生志愿者，难道能够改变社会吗？当然不能！中国几十年来每年培养多少万个大学毕业生，每年有多少万的农业大学毕业生走入社会，那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多少？为什么“三农”问题又会由来已久呢？如果我们看到并承认这样的现状，就应该能够理解我们的环境与局限，那为什么要期待着把这么重大的任务推给少数一批尚显稚嫩的行动者身上呢？我们是否曾经想过，当我们在这样问或这样想的时候，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也有的一份责任推给了别人。
而这些，代表了当前主流社会对志愿者行动的想象与期待，她又从很大程度的构成了中国当代志愿者行动的社会环境。
也许我们曾经怀疑过身边的志愿者明星，也曾经感慨过社会的浮躁、物质与鱼目混珠，但可否一起收起我们拔苗助长般的期待和评价，从培植志愿者及志愿精神的土壤开始，给刚刚破土萌芽的中国志愿行动以难得的耐心。
在这行与知的跳跃通融中，在志愿精神土壤有待形成的现在。作为社会环境构成之一的我们，如何避免一种不由自主的悲壮的志愿者情结？如何避免由于道德制高点所产生的心理暗示而不能真正的置身人群？如何避免从自恋走向自怜而越发无力？如何能够卸下志愿者头上的光环？
也许，并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如果都能把所想的一些问题和所做的一些小事变成我们自己对生活本身的一种理解、所追求的一种方式和习惯。可能很多问题就不再成其为问题。比如说，乡村建设从厕所开始，我们不仅用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给学员和参观者做出示范。更重要的是，学院所有的志愿者和学员都需要从自己开始按要求使用并维护这个厕所，因为，我们认为它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份，很重要，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所以，我们既要大处着眼，志愿者需要对发展、教育、知识等大概念进行批判与反思，需要有更广阔的发展视野及对未来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全新想象；我们也需要小处着手，保持平和平常之心，不吝弯腰和动手，从小事和身边的事情做起，改造自己及所拥有的知识，使之真正有用并可为大众服务。我们更需要社会各界保持耐心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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