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建设中的文化反思（中）
：常竹青
（三）历史上乡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
从文化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可能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文化本身的含义就不大好介定，以下抛开这些争论，主要就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谈谈历史上主要乡村建设派别的文化问题。
1、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及其文化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与其他乡建派别相比，梁漱溟先生一般被归为保守的、传统的，其试图通过复兴儒学来实现其救国的理想。在山东邹平，其乡村建设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通过引进“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来实现中华民族的“老树发新芽”。
（1） “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文化传统
①历史视野中的“政教合一”制度
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就实行的就是政教合一或者类似于此类的制度。在隋唐以前，应该算是叫单一的“政家合一”制度，即全国是一大家，皇帝或者天子是最高的家长，乃为天之子，皇后变是全国家庭妇女的领袖，所谓“母仪天下”，到了各大臣和地方官员，则成为该官员管辖范围内的家长，子民即是这种大家庭中的成员或者附属物，此所谓天下一家[1]。总之国家就是家国，国和家是不分的，这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2]。所以此后中国便形成了很强大的宗族体制，国家是大家，自己家是小家，小家的家规按照国法来制定，而中国的国法看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家规。政治就是家庭，家庭也宛如一个国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另一种基本的统治制度被确立，即“政教合一”制度。这时全国的政治体制变为：皇帝（天子）是全国最大的老师，当然天子也有老师叫“帝师”，相关地便有了“天子门生”，监考官成为考生的老师，后来变演变为下级称呼上级为老师这一传统[3]。响应地是全套的考试制度作为支撑，从乡试到殿试，官就是师，师就是官，教就是政，政就是教，而实际意义上的老师反倒沦为教书先生，成为政治的工具[4]。这便是中国历史意义上的“政教合一”制度。加上隋唐以前所确立的“政家合一”制度，中国近1400年来实际上实行的是“政家教合一”制度[5]。
②对比及评价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所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实际上是1400多年来“政家教合一”制度的延伸或者更新。其社会背景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统一的集权政治开始崩溃，家族制度也已经开始解体，而教育制度实际上在1909年之后已经瓦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梁先生的“政教合一”，有其合理的一面，从理论上讲，通过统一的政权，结合教育制度，来实现文化的复兴，改造中国社会的微观基础——家，核心便是贯彻儒家的思想传统。但是我认为梁先生可能对历史上的政、家、教三者的关系估计不够，高估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下将从今天的一些社会现状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③今天的政、家、教之关系
今天的政治与教育的制度与梁先生做设想中的“政教合一”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有建立了一套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教育制度，基本上实现了“政教合一”，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基础已经实现。不同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对宗族势力实行了一次改造，宗族已经瓦解，中国的家被充分原子化为无数个小家庭，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政家教合一”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基础性的变化，这一点可以通过人们对与家的概念的变化上反映出来，历史上的家是族的意思，往往意味着同姓和伦理关系的延伸，比如《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全贾家是一个整体，小家庭（一般仅包括夫妇、子女以及仆从）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必须依附于大家，不能够独立行事。而今天意义上的家则更表现为小家庭，关系简单，微型化，独立决策，独立行事，与同一家族的其他家庭关系淡化，甚至直系的长辈也开始淡化，响应地每个家庭拥有小块土地，成为独立的个体经营单位，我们称之为“小农经济”[6]。教育响应地抛弃了儒家思想，已经无法在新的制度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似乎一些表面的形式仍然存在，例如今天教育系统仍然是政治的工具，教育也仍然是民众改变社会地位获取利益的途径。这些仍然与教育本来的目的沾不上边。
上面的分析似乎说明了今天的教育制度必然是失败的结论，因为政、家、教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互之间不再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似乎我们都忽视了中国文化本来的精神面貌——传统精神的丧失。
近2000年来[7]，特别是中国自从政教合一之后，儒家便逐渐丧失了其本来的面貌，也逐步丢失了起精神传统，历代大儒所谓的对儒家的发展和创新，实际上都是对儒家精神的破坏，走向某中极端。孔子重礼，孟子重“仁”，汉代大儒董仲舒全面将儒家政治化，魏晋以后，儒家开始逐步深入家族内部，规范人的生活，伺候历代逐步严谨，最后竟成为束缚人思想、生活、生理的工具。源源背离了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的社会。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人们对带爱情的态度上来反映出，在《诗经》中有很多关于人之初天真浪漫自由的爱情与生活，表明孔子开始很崇尚自由，很开放的，但是后代的历代大儒便对自由爱情进行严厉打压，诸多爱情悲剧因此产生，越到了近代，这种现象便越严重，实际上表明儒家已经完全被家族化了，成了家长的利益工具[8]。所以，我们可以对儒家精神有一个简单的历史总结，儒家的两次结合，分别是对儒家精神的两次阉割，也是儒家精神的两次严重丧失。
综上所述，梁先生试图通过政教合一的制度，从恢复的儒家的精神传统入手，以实现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儒家本身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的精神。而政教合一制度就中国的传统来看，也是历代的必然选择，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采取的何种形式，而是背后所折射的文化精神。
（2）“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背后所折射的文化困境
①“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文化困境
“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是历史上乡村建设各学派都比较重视的内容，也是今天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梁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中提出“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文化做了一番研究之后的出的。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家族，没有团体组织，西方人喜好斗争，所以团体组织发达，中国人重伦理情谊，思维感性，而西方人重逻辑，思维缜密精确所以科学技术发达。中国的这两个弱点是中国后世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导致在与西方竞争中处理劣势。所以，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长处，创造自己的社会团体，普及科学技术。在邹平，梁先生先后创办了各种合作社，并且引进推广了一些外国优良品种。
但是在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却又讲到，中西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必须彻底才行。而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却又是从中国社会最根上的变革，也就是说要想让这种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发挥效用，必须全盘西化，相配套地全面创造其适应的环境。似乎这样是行不同的[9]。
②“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文化意义
从历史上讲，中国社会是一点也不缺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的，只不过是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的基础是社会互助合作，这是中西社会的共同之处，只不过在形态有差异吧了，近代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多强盗团体教会，工业革命之后，多工会和合作社，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的一般团体，是比较普遍的。而中国社会以宗族为基础，这是中国的一般团体，此外还有商业行会、乡党、宗教团体、强盗土匪等非法团体。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团体组织各有千秋，要说竞争的话，其实都不如强盗土匪团伙厉害。
再说科学技术，中国适合于农业，有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学技术，西方不适合开展农业，工商业发达，所以需要响应的工业科学技术来作为支撑，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社会的诸多特点决定了西方文明的霸道，气候恶劣不适合开展农业，只能通过工商业或者抢劫为生，必然需要更多的资源和市场，所以其本性就是强盗，是对外掠夺的，不若农业社会，容易养活自己，不需要成天争争抢抢，是内卷式的[10]。所以农夫必然打不过强盗，本身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优劣之分。
从这个角度来说，近代西方打败中国，主要的原因不是西方有多先进，而是中国没有西方人的强盗精神，而与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关系不大。
③儒家精神与强盗精神的冲突
通过上面的分析，问题的关键演变为儒家精神与强盗精神的冲突，而不是我们以往讨论乡村建设所看重的具体做法等问题。此处不做进一步讨论。
（3）“老树发新芽”与“文化嫁接”问题
梁先生的乡村救国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老树发新芽”，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即认为可以让中华民族这棵老树从新长出新芽，从而实现全面复兴。因此他提出一系列的乡村建设理论，并且积极付之于实践。
但是我的观点却是：梁先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应该是叫“文化嫁接”，还不能说是“老树发新芽”，因为其同时还强调“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可以这样来比喻，用政教合一这跟老砧木，嫁接取自于西方的两个树芽“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期望能够让中国这棵老树恢复活力。这是典型的嫁接。
不但梁先生如此，近代包括当代乡村建设都是“文化嫁接”，无法脱离这种乡建思路，只不过比梁先生更甚。有些甚至想将中国这棵老树拔掉，重新再种一棵，反动至极。
（4）结论：老树发新芽的重要探索
总之，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探索在文化意义上有着比其他派别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文化三阶段论，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与乐观预期，对我们当代乡村建设都有很大警示作用。
在当代的乡村建设中，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显得非常不够，今天尽管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但是这些改变不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远离，人们仍然普遍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信任。对西方的精神和文化仍然报有幻想和向往[11]。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几年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逐步回归传统，回归儒家等传统精神，社会文化趋势在上世纪末有了转机，“老树发新芽”的梦想不再遥远。
2、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建设文化思考
确切地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应该是“平民教育”，教育的比重要远大于其他领域的建设，就其将乡村改造的目的来看，是讲农民改造成一个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农民，做一个新民，即“不愚、不弱、不私、不穷”，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直接透过文化社会的改造进入直接对人的改造。
在定县的乡村建设中，集中折射了两种文化现象，一种是对人性价值的推崇和发掘，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核心，他说“要开发这个脑矿”，并且通过四大连环教育、综合推进，改造农民，这很像西方早期的启蒙运动；另外一种是强烈的某种宗教精神，确切地说是一种“民本精神”，这种“民本精神”在基督教的耶稣、中国古代的墨子、近代印度的圣雄甘地等中西圣人身上都能找着，他主张知识分子平民化，为平民谋福利。
在文化方面，晏阳初可能比梁漱溟考虑的稍微少一些[12]，有时后甚至显得晏阳初的方式更为西方一些，他全面引进西方的社会学方法，来研究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在社会生活、政治等方面也都比较推崇西方的某些方式，我向这可能是与晏早期出国留学有很大关系。
3、由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文化状态比较所引申的问题
通过上面的简单论述，值得探讨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两位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差异根源。两者的差异可以简单论述如下，梁漱溟在文化情结上更加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晏阳初则偏重于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至于改造的方向，大致可以肯定的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样子。但是如果考察两位先生的人生的话，发现两为的早期教育刚好相反。
在梁先生的自传中写到，先生从小就接受西方的教育，并且上的是英文学校，早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非常推崇，到了十八九的时候发现西方的道路[13]不能够救中国，后来其父亲因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丧失而投湖自杀，之后开始转向佛家，进而转回儒家传统。并且此后终生不变。而晏阳初先生则出身于四川的书香门第，接受过非常正规的儒家正规教育，此后出国，反而接受西方的思维，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终生不变。此后定居美国。
两位先生的教育和文化差异变化，很值得我们反思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作用。我个人认为大概是物极必反的作用，梁父极力推崇西方社会思想，但是却发现实际上中国根本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向西方人学习，最后反倒把自己的好的传统丢失，所谓“东不成西不就”，所以痛恨向西方学习而投湖。梁先生也有此变化之过程。而晏阳初虽然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但也了解了中国传统教育中不好的一面，加上在西方的所见所闻，自然开始厌弃中国传统，推崇西方之民主自由。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几乎在哪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这种现象。再比如鲁迅先生，其情况就与晏阳初先生非常相似，早期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伺候留学日本，便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一面有了深刻的反思和认识，其一生以笔为刀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一面做彻底的斗争，其对中医的态度即最能代表这种心态。
那么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状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很之入骨，认为非有个改天换地中华民族才有救，典型的例子是在对待汉字和汉语的态度上，苏诚忠先生在其著作《万国语言定理》中总结得比较全面：
“大部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字没有拼 音化的原因是封建统治的结果。是封建贵族为把持文化特权而故意将书写复杂化。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这样写道：“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现废汉文。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以至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很有人觉悟；所以创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主张层出不穷。”
“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已期便用，这是对汉字形体上施攻击的。” “我再大胆言道：欲使中国之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义意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载，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欲为暂时之改良，莫若限制字数，、、、凡较假之字。皆弃而不用，有如日本之限制汉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他对钱先生的评价是：“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庭’，‘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其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弃。国且无之，何有国语？为有先废汉文，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系用用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今语。”
胡适的意见是：“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14]
不光如此，就连当时的共产党也屡次欲废汉字而代之于苏俄的拉丁字母，解放后所进行的汉字简化改革，实际上是将汉语拉丁化的第一步！
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遭遇有了初步论述，此处不做进一步论述，总之，我的观点是近代所谓的中国自救史实际上同时也是一部文化自残史[15]。
需要说明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近代对自己文化的两种认识，前者偏重于找到了中国文化中精髓和积极健康的一面，据此梁先生非常自信地认为中国自己的文化完全能够拯救自己，老树可以发新芽，他看到的是文化的正的一面；而后者实际上看到的反面或者不好的一面更多，在文化精神上他们是不自信的，认为中华民族崛起需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行，不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科学，也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些并不是绝对的，之不过各有所偏重而已。（2006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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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来宗教为这种制度做了最后理论完善，即将理论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便虚托于天帝，所以道教又重新仿造人间建立了一个天国（天庭）。实际上，天上和人间便成为一体。
[2] 追溯国的含义，从《山海经》来看，似乎国就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家族，这是原始的意义。从三代的诸侯国来看，实际上跟分封制有很大关系，似乎已经超出了部落家族的范围，因为天子分封的时候往往都是分封的自己的子孙、亲戚、亲近之人，而不是生活在该地方的土著家族，我认为这表明中国的集权化进程已经开始了。此后的数千年，中国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是以这种家族为基础建立宗法制度之后，所行形成了先进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之上所建立的国家观念，我称之为“文化认同”。即与我文化结构相同的便是中国，不同的便是蛮夷，周围的少数民族为了让自己成为中国的一员，便往往称自己的祖先是某个远古帝王的子孙，表明文化渊源。所以这种关系是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关系，国家的范围便是相互做承认的文化范围。
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实际上来自于西方，跟行政范围有很大的关系，这跟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激烈的征战有很大关系。所以，西方的国家产生于战争，利益纠纷，那么现在各国所依赖于这种国家观念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体系，也是不可能和平的。
[3] 在今天的很多地方仍然存在这个传统，不过已经有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在某些地方例如陕西和北京，将长辈统一称呼为老师，老师这一称呼已经脱离教育意义，被社会化了。
[4] 从这一点似乎可以这样来分析，政教合一之后的儒家，实际上是被阉割了的儒家，儒家既是统治者的工具，也是民众参与政治获取利益的途径（工具）。这是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历史病原。
[5] 关于政、家、教三者的关系，我认为政是核心，家是社会根基，教是实现之工具。这些关系统称为伦理关系，这是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实质。
[6] 从这一点来分析，在中国古代并不是典型的小农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小农社会是在家族关系解体之后才出现的。从历史的考察来看，近代东亚日韩台的小农社会形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而中国大陆的小农社会实际上与社会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有很大的关联，在结果上，两者是相同的。因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仍然无力在中国重组这种小农社会结构。
[7] 严格意义上说，政教合一的进程始于汉代的“独尊儒术”，这时儒家思想已经开始以政府法令的方式影响家族制度构建。
[8] 作为一个权威家长，是绝对不允许子女随便自由恋爱的，因为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
[9] 这一点在上面的论述已有探讨。
[10] 黄宗智语。
[11] 包括西方社会主义。
[12] 或者说是抛开了东西文化之争。
[13] 包括社会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先生也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14]苏诚忠，《万国语言定理》第七章《中国心态》
[15] 由此，这对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者而言是个很好的警示，我们在引进西方的某些制度、思想或者技术的同时，可能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彻底破坏，甚至乡建的程度越深，对自身的痛恨和迫害也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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